[現代、現言、當代] 【李承鵬】手起刀不落《全文完》

江楓

手起刀不落  作者：李承鵬


悲劇，就是把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大家看；

喜劇，就是把無價值的東西炫耀給大家看；

至於鬧劇，那就是一則喜劇連續三次上演，魯迅說。

當《泰坦尼克》以無與倫比的摧情手法把全世界婦女同志們搞得花容憔悴的時候...

江楓

序：我們是否還有勇氣

在足球記者當中，“大眼賊”李承鵬是很特殊的一位，與他相識幾年時間，對他更多的印象還是來源於他的文字。《中國足球資論》一篇文章至今令我難以忘懷，“大眼賊”應該算是足球記者當中比較有文化的，這絕對不是在罵人，同行的心裡自然有數。我自己乾電視不過十年，總的感覺是文字能力日漸低下，讓我爲他人作序真是有些吃力。但後來一想“大眼賊”與我等都是同齡之人，有些感受還是非常一致的，寫出來就算是同齡人之間相互幫襯吧！也好讓前輩和後來者日後能夠了解在過去的七年當中，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的所思所做。

“大眼賊”當記者也該有10年的時間了。他是有“文學青年”的底子，百我更像一個“電視體育新聞青年”。我們都是幸運兒，因爲我們在最有精力和熱情的時候趕上了我們喜愛的足球在中國要向現代化邁進。“大眼賊”向我解釋了他書名的含義，一切都符合“大眼賊”的風格和我們這代人的特點。面對書名，我的腦子裡閃現的是一幅色調**的版面，舉刀的人臉上不是興奮的表情，而是扭曲，也許我的感覺太誇張了，但那的確是我最真實的感受。中國足球和我們服務的媒體爲我們搭建軍了巨大的舞台，讓我們比前輩更暢快地在創造，在享受新聞動作自身能夠帶來的一切快感。我們一直在自詡勇氣十足，願意爲了原則放棄秀多東西。我們曾經不怕失去今後說話的權利，只是爲了說句大家都想說的真話。那時的感覺是何等的豪邁，那時經歷的每一個夜晚我都會終生難忘。

職業化改革已是“七年之癢”，當年的熱情在消減，在別人看來理性的成分在增加，這就是成熟吧！我們越來越知道什麼應該堅持，什麼應該放棄。熱情在等待中慢慢地消磨，勇氣更深地埋藏在心底。兩年前的激情澎湃如若在今日肯定招人嘲笑，這是歷史的必然嗎？今後肯定會找到答案。我們曾經幼稚，曾經堅信我們手中有了真理就可以無所畏懼，一切醜惡的東西都會懼怕得要死，其實你自己比醜惡脆弱很多。你自己的聲音在你所經歷的時代是那樣的微弱。年齡在一年一年的增長，心境的變化越來越明晰，十年之後，中國足球和我們這些“六八式”都會變成什麼樣子我不知道。我怕等待換來的是迷失，我怕被後來者指爲於腐。每個人都只能屬於自己的時代，活在同齡人共同創造的情景之中。今後我們也許連手握尖刀解剖中國足球這個標本的機會都沒有了，但我依然希望一份勇氣能永存心間，老哥兒幾個千萬別剩下在一起靠回憶來享受著昔日的勇氣的份。不該放棄的，我們永遠不要放棄。

江楓

自序

我出生於新疆哈密一所小醫院，那天月全食，外邊搞武鬥槍聲大作。

父親行武出身，母親從事京劇藝術。兩歲時跟隨母親遷回老家成都，在這裡讀完小學、中學、大學，上學時不算用功，看了一些不相干的破書。

當初把足球想得很神聖，後來發現它只是一“混球”。於是很無聊………

贊同李敖的“寧當真小人，不做僞君子”。平生所恨，就是假仁假義的“君子劍”嶽不群。欣賞缺條胳膊楊過，以爲《神鵰俠侶》仍當世一大奇絕情書，“黯然

掌”更是當世第一“酷斃”武功——剛猛犀利，卻不失兒女情長。

從事體育新聞已逾10年，掌法依然未得大成，常常傷不了對手反傷自己，反作用力大於作用力，狀極狼狽。黯然之際，細細琢磨韋小寶之“逃命絕學”，想使筆頭變得圓滑狡詐，此爲處世之道。

前輩高人諄諄教導我，“新聞就是戴著鐐銬跳舞”，但足球新聞已是在刀尖上跳舞了。混口飯吃也不容易，不小心就會穿腸而過。好在還有一干人與我共舞，“鐵掌開山”畢熙東、“劍走偏鋒”王俊、“拷問足球”謝奕、才氣橫溢“五文弄墨”、五毒俱全“五味子”………以及幫我作序的大塊頭張斌，幫我作跋的“鐵嘴”劉建宏，我當他們是朋友、學長。

對於文字，有種特殊感情，我相信文字本身擁有一種絕大的力量。因此，那個堅信文字威力，被譽爲“如一個拒絕購票上車乘客”的薩特是我的偶像。從1990年7月到今天我用文字記錄我眼中的足球，在電視、網絡如此發達的世界，它也許幼稚得像原始人打的繩結，但我喜歡這樣。

“很難說清到底是中國足球伴著我們長大，還是我們伴著中國足球長大，但雙方成長的過程中都打上對方的烙印”，這是某一天下午我和劉建宏討論的話題。從我10年前大學畢業那一天，就開始寫足球，足球影響著我太多的東西，影響著我們這一代記者太多的東西，誰也不能擺脫它，就像它不能擺脫人們對它的影響。

“十年磨一劍”，但我清楚我的劍並未磨成。中國足球是一個極其社會化、特殊化、民族化的磨石刀，任何人都不知道最後磨出的將是什麼。在這塊磨刀石上，即使如文字這樣堅硬的東西也會發生改變，我曾經極嚮往魯迅那種“一手提筆、一手拎刀”的寫作境界，但這辦不到，我的文字在足球磨刀石上逐漸從當初的悲壯犀利滑到現在的戲謔與調侃，並最終出現在我在《手起刀不落》中的設計結局，悲劇之刀變成了喜劇之刀，我的刀只是虛張聲勢，斷然砍下去的——

這其實也是每一個作足球評論的人的通感。因爲“國情”。

1997年冬天的一個晚上，我與北京王俊在三里屯抑揚頓挫地唱，“人在江湖飄，誰能不挨刀……”。那年雨很冷，雪很大，我們一起在雨雪中遭遇了“十強寒”，我們很悲傷。直到若干年後，我們才明白，不過是在寫足球，不過是在玩足球，千萬別爲足球傷著身心健康。

這是對中國足球的一段簡歷，也是對自己的一段心靈簡歷。

江楓

我作證

——關於保衛戰

把“保衛戰”這個煽情的字眼引入足球，絕對是中國人的發明。

有兩場“保衛戰”是必須記住的，它們從某種程度決定著中國足球的發展軌跡——’95版“保衛”保住了全興甲A的名分，’98版“保衛”保住了中國甲A的名節。

我有幸目睹了這兩場保衛戰，因此我作證！

關於保衛

1995那一年，全年我都很激動。現在想起來，我那時肯定特像一頭兩眼放光的正處“青春發育期”的野豬。

我的躁動是有理由的。

在我們這片神州大地上，正掀起又一輪的“平民運動”，這就是職業足球運動。而1995年，這個運動事後被證明是達到了群情激昂如火如荼的最高境界。那是中國足球的“蜜月期”，沒有上級領導下令“要降溫”，也沒有球迷在看台上高唱“心太軟”，徐根寶正在黃浦江畔高歌猛進，金志揚也在北京城把欄杆拍遍，至於陳亦明，遠沒有現在這麼饒舌，沒有“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忙著從基因工程入手打造“南粵風格”……

一切都那麼光明美好,沒有懷疑,沒有謾罵，更沒有什麼“司法介入”……我腦中時時浮現出功夫戰鬥故事片中的台詞：同志們，讓我們打過長江去！

我所在的這座城市擁有一支讓人驕傲的球隊，我敢說，他們每一次出場受到的山濤海潮般的歡呼絕對都超過由拉塞爾·克勞領銜的《角鬥士》們！那時記者們還沒有與足球界反目成仇，除了親吻擁抱，真正是“一家人”的親密關係。所在每次他們身穿黃衣黃甲像角鬥士般衝進場內時，我都激動得直起雞皮疙瘩。這壞習慣我從小就養了，就連新學期教師叫我上台領新課本，或者在操場上齊唱激昂點兒的革命歌曲我都會這樣……

那一年黃衣黃甲部隊的戰績不是很好，但這並不妨礙我和我周圍的人產生同仇敵愾的情結，我經常幻覺自己處於一種“怒髮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把欄杆拍遍”再“笑談渴飲匈奴血”之類的境界中——這座城市需要英雄，他們正是與時勢作頑強鬥爭的悲情英雄——我對自己處在這樣的時代感到很滿意……

進入初冬，黃衣黃甲們非常不妙。於是這時候《足球》報嚴俊君以銀鉤鐵劃之勢拋出那篇著名的《保衛成都》。我得承認，這篇文章到現在我想來還覺得血脈賁張，那時候更是血已開鍋了！

所以我迅速投入到這場戰爭中去了。我們在《足球》有個叫“川江號子”的專欄組合，我寫的那篇名叫《血戰主場》，整個路子奔戰鬥檄文去，絕對的刀光劍影、武俠手法加革命機關槍式的寫作風格。我相信，如果警察不抓我，我真敢揀塊板兒磚砸到對手頭上……

當時的形勢嚴峻得就像一把鋒利的刀子，黃衣黃甲必須連勝兩場，而對手則必須輸掉一場。而對手後來果真就輸了一場，只要我們能拿下最後一場，最後的勝利就屬於我們，也就是“保組”了。

說到這裡，大家早明白我在說1995賽季最後一輪，全興VS八一那場比賽——也就是極其著名的“成都保衛戰”了。

關於那場保衛戰本身其實已不用回顧細節了，每一分鐘都像光盤一樣存在人們的大腦裡。總之，那場比賽已成爲經典片，如同《莫斯科保衛戰》一般珍藏起來，翟飆怎樣頭槌破門，餘東風怎樣手舞足蹈，“沈胖子”與孫賢祿怎樣相隔千里以不同的心情發出同樣的嚎啕大哭……

我說的是，事後我們對那次“保衛”賦予的崇高的意義，以及這個“意義”對日後中國足球又產生的意義。

那天晚上很冷風很大，球迷們一臉亢奮地走在城市那條最寬最長的馬呼上，手裡點著打火機或其它什麼可以點燃的東西。我聽見其中一個說：“當年女排得世界冠軍時，我也在這條街這麼走著，不過手裡舉的是拖把燃燒的火把，很亮很亮的”，然後其他人就羨慕不已……

據說那晚這麼走著的有一萬多，我想在家裡、酒館裡狂歡的10倍於此數。此時球迷感動比感冒還容易，大家一起手舞足蹈，一起喝酒買醉，一起稱頌偉大的勝利以及由此對中國足球的意義，一直到“今夜不能入眠”………第二天，滿城的報紙、電視都熱情洋溢著，沒人想到（或不願想到）其它。

時隔多年，我看到王小波寫的《沉默的大多數》，王小波說中國人有一種“集體的癔症”，不管心裡究竟是不是真實的思考了，反正要麼大喊大叫，要麼手舞足蹈，一個人感染一群人，一群人感染全體人，大家堅韌地狂熱地絕不後退地而且是毫無目的地往前走著……我理解王小波說的“沉默的大多數”並非不說話，而是精神上的一種緘默。

其實關於這場比賽前前後後的傳聞不少，從頭記得最清楚的不外乎兩則。一則是一四川球迷突然闖入當時的八一體工隊副隊長李富勝的寢室裡，就像古代百姓“攔轎擋馬”一樣跪在“青天”面前，哭並且說：“保衛成都吧”，然後縱身作跳樓狀……；另一則則是東北某企業家拎一麻袋鈔票夜入成都，企圖讓八一隊高抬貴手，也是哭並且說……

當然“跳樓的”與“送包裹的”均未果，更當然這些傳聞僅僅是傳聞。我感到噁心的是，散佈這些傳聞的某些人士時至今日每每說得口若懸河眉飛色舞，並充滿著崇高的虔誠的意味。

比較流行的看法是：成都必須保衛，因爲它有最好的球市，保衛了全興就保衛了球市，保衛了球市就保衛了中國足球的職業化改革。

我不知道這場“保衛”中是否有貓膩，我沒有證據在“假球與證據是密不可分的”今天，沒人敢說“這是一場假球”。因此，“保衛成都”一直被冠以具崇高意義，因爲它保全了“革命的火種”。事實也證明，之後幾年“成都”對於止住整個中國足球的衰勢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我必須說“但是”了——

假如有“貓膩”呢？有“貓膩”成都也必須保衛嗎？用“貓膩”保住的東西是有價值的嗎？不幸的是，這麼多年世俗的眼光確是這樣看的——不就是一場“假球”嗎，如果一場所謂的“假球”能提升中國足球的人氣與球市，何妨來一兩場“假球”。

就像當年地下黨爲了套以敵人的情報，喝喝酒打打麻將甚至稱兄道弟亦無不可，做大事不拘小節嘛，哪來這麼多婆婆媽媽。幾年來我也曾試圖用歷史的大局觀看待“成都保衛戰”——“存在就是合理”，歷史的進程總是曲折甚至局部陰暗的，但它總能通向光明的未來……有些時候，這就是一種犧牲，犧牲就是崇高。

——但是，關於崇高，王小波又有一次觸及靈魂的反思。那年，發大水，上游衝下很多木頭，有個知青爲了保護公家財產不至於遭受損失，就冒著犧牲危險去拉木頭。水很大，木頭很重，那個知青又不會游泳，結果死了。而由於這是爲了大局犧牲了個人的“小局”，知青被追認爲烈士。領導說，這種大局觀就同崇高。

王小波說“這是僞崇高”。

救了一根木頭就有“大局觀”嗎？那麼球一根稻草又怎樣呢？犧牲自我達到“超我”才是崇高，但我們並沒有“超我”，只是超度了東北虎的亡魂。從這個意義而言，“保衛成都”就是那根木頭，而中國足球就是那個知青。

遼寧難道不需要保衛嗎？當年遼寧就有人反詰。保衛遼寧也會找到若干崇高理由的，他們畢竟是前鬆後緊中國足球的一塊奠基石。

我認爲，“保衛成都”是一種濫觴，一如夜雨之後山坡就長出無數的蘑菇，自那時中國足壇冒出無數的“保衛”——保衛延邊、保衛八一、保衛山城、保衛瀋陽、保衛天津……中國足球，進入空前的“一級保衛狀態”。

而“假球黑哨”，也就蔚爲大觀了，每個人都想保衛自己，結果局面成了每個人都在暗算別人。

我得再次聲明，我絕沒有認爲成都不應該保衛，更沒有認爲“保衛”中隱藏著什麼，這只是在討論一個概念上的問題。我只是覺得，當初我以及我周圍的人很亢奮的一舉一動，現在想來並不那麼崇高，而它對日後中國足球起到的意義，也沒有那麼崇高。

倒是，“保衛”給某些人藉口，“崇高”成了一紙空文。“保衛”打破了本來的心靈規範及力量制約，就像有了第一個以“獻給戀人”爲由偷摘了玫瑰花，園子裡必定失去本來的平衡機制，玫瑰園將一片狼籍………

“你給第一個錯誤安上藉口，然後將萬劫不復”，我相信這句話。

1995那一年，被稱爲中國職業聯賽的“黃金歲月”，不過我倒認爲它應該被稱作一個“瘋狂的戀愛季節”。我們在那一年兩眼放光、頭頂冒汗、心臟加速、靈魂出竅………我們與中國足球一起揮霍著激情，自欺欺人地製造著各種理想與頭暈目眩的光環。

但是戀愛本身並不能給人啓發，能給人啓發的是失戀。在我們已不像**的野獸走在大道上，嚴肅的回顧與討論一下“保衛成都”是有必要的。

江楓

克婁巴特拉的鼻子

恩格斯曾經有這樣一段精妙的論述：“如果埃及豔后的鼻了再高一分，或者矮一分，整個古羅馬的歷史將改寫。”

埃及豔后克婁巴特拉是天生尤物，古羅馬帝國的幾大強權人物龐培、屋大維都圍繞她進行著明爭暗鬥。沒有克婁巴持拉就沒有綿延的戰爭，沒有戰爭就不會形成今日歐洲的格局。

恩格斯想說明的是，歷史的偶然是形成歷史必然的重要因素。

’98賽季的最後一輪，中國足壇也出現了“克婁巴特拉的鼻子”——即使在現在，我們都記得彭曉方那“驚天的一腳”，試問，如果彭曉方那一腳高深莫測的射門“高一分”，或“矮一分”，整個中國足壇的格局是否會變？

從不掉級的八一隊在那一腳下掉級了，從不落淚的車範根在那一腳下落淚，從1995年開始就不相信真實的人們在那一腳下相信真實了。

隨著默默無聞的彭曉方的爆發，中國足球自’95以來那一重鐵幕被炸開一條裂縫。

我堅持認爲，從’95的“保衛成都”到’98的“驚天一腳”，中國足球走完一個輪迴。’95崇高是“僞崇高”，’98崇高是真正的崇高，既然起點由全興開始，那麼終點在全興結束，讓全興解開這個歷史大結是天意！

天意認爲，歷史的“必然”一定由彭曉方這個“偶然”完成。

那一年末端的傳聞很多，中國足球走到這一步已經成爲傳聞的集裝箱。由於3支隊的生死拴在全興這條細細紅線上，加之形勢幾乎決定李章洙與車範根兩個韓國人必有一人血濺五步，所以西部的兩個重鎮——重慶與成都就聚集著“億邁出雙黑色的眼睛”。

那天天很悶，成都和重慶之間的無線電信號以前所未有的頻率在厚厚的去層中穿梭。看台上手機呼啦摔跟頭一大片，兩邊都在密切關注著另一端的變化，“喂，偏了嗎？”“哎呀，情況不妙呀啊！”“………進了，是真的進了！”那情形，很像戰鬥片中緊張混亂的前敵指揮部。

重慶，球迷像喊著川江號子一樣喊著“保衛”成都，球迷們以一種奇怪的神情注視著這場“無所謂的比賽”。按弗洛伊德的觀點，人在能決定其他人命運的時候，比被其他人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候心理還要緊張、不適。這種感受，與’95“保衛戰”中的激越感絕對兩樣。

我得承認，當時我深信不疑全興將放棄這條比賽，“成都保衛戰”中的一切都歷歷在目，從江湖道義而言，八一是全興的救命恩人。無論是從中國式的政治背景還是中國式的人情世故來看，這不過是一場形式主義的比賽。

結果是驚人的。彭曉方的進球讓我像只受驚的青蛙彈射出去，本來八一還有無數機會，可惜打平就保組的八一像耗費生命一樣耗掉了最後一妙鍾………

比賽結束。車範根這位在《韓人有種》裡被我塑造成“具有標槍一般身形、鷹一般的眼神”的標準韓國男人竟哭得像一個初生的嬰兒。而他的麾下，就如蚯蚓一般不知是痛苦還是喜悅在草皮上抱頭扭曲著、翻滾著……

故事到這裡已經夠煽情了，重慶大田灣最終上演了一產喜劇片；而成都卻是一部災難片，我敢說，所有的革命戰鬥片中都看不到我們的戰士們這樣悽苦。

’95“保衛成都”與’98“驚天一腳”，不知爲什麼，我總願意把這兩件事聯繫在一起，我總覺得有些像《十二猴子軍》中因果循環的意思。這三年中，中國球迷沒有收穫到什麼，除了一份“玩世不恭”——現在我們是不是要回歸了？

與3年前一樣，第二天又有很多聲音在稱道彭曉方一踢之下的崇高意義。挫敗者已經退次席，彭曉方像個英雄一樣被推到前台。

我知道，這“崇高的一踢”實際是聲名狼藉的中國足球的一根救命稻草，它必須被凸現出來，並像一塊貞節牌坊立在路中央，因爲我們需要。

彭曉方在那腳射門後便消失在公衆的視線中，那腳射門即使從專業眼光來看也很漂亮，腳背壓得很直，擺腿很迅速，皮球像流星一樣劃入球門死角。

我想問彭曉方射門一瞬想了些什麼，但他的手機中一個女聲告訴我“用戶已出服務區”……我知道，找到他也說不出什麼，“那只是一種感覺罷了”，我採訪過的所有射手都愛這麼說。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這一踢的偶然性，但大家都不願否認“偶然中有必然”，我也一樣。“克婁巴特拉的鼻子”是偶然，但它“必然”影響著古羅馬的命運。

“小人物”彭曉方就這樣偶然之間“崇高”了中國足球，可能連他自己也不明白這一瞬間產生的意義。當然“假球”仍將頑強存在著，但從那偶然的一踢開始，“假球”便不敢披著“崇高”的羊皮招搖過市了。保衛什麼？連八一都不保衛了，還有什麼堅冰不能擊穿的呢？

所以，彭曉方一腳還清了自’95賽季以來中國足球的孽債。

斯蒂芬·茨威格說：歷史是由若干現代戰爭重大瞬間組成的，改寫歷史的，可能是大人物，也可能是小人物。

突然就想《鹿鼎記》中的韋小寶。麗春院出身的韋小寶從來沒想到過要崇高，他的至高理想不過是八間麗春院、麗夏院、麗秋院等等，那些“關雲之長，諸葛之亮”的招牌不過是他臨急時扯來的而已，他是小人物，犯不著跟“崇高”較勁。

但比起《鹿鼎記》中衆大俠、衆王公甚至皇帝老倌兒，韋小寶卻是最崇高的。殺鰲拜、誅太后、退反賊、收台灣，直至力拒羅剎鬼子讓我國疆土不被吞噬。

韋小寶不爲“崇高”而崇高，他的“崇高”都是陰差陽錯順手牽羊甚至逃之夭夭時建造的，手法低劣庸俗自不待說，每每“崇高”之後還追悔莫及，因爲他是小人物，犧牲了私利自然心痛肉痛。

但韋小寶仍然可愛。正如我在《關於保衛》中批判的“僞崇高”一樣，崇高與否不是你主觀的看法，而在人客觀的結果。一個小人物如韋小寶能在關鍵時刻改寫歷史，不管心裡是否“仁義道德”，只要讓歷史在“偶然之間”前行，這就是“崇高”。

所以，世上沒有崇高的人，只有崇高的事。

用這個道理來套’98全興VS八一其實很準確,我們不要誇大人對事件產生的崇高意義,而應該意識到偶然的事件讓人顯得無比崇高，彭曉方雖然是“偶然一踢”，但這件事卻是真正的崇高。

現在我們可以回溯一下。’95最後一輪——全興VS八一，“保衛成都”使各種“保衛”走向足壇；’98最後一輪——全興VS八一，“崇高一踢”使“保衛”成了一種笑柄，“假球”還存在，但人們已覺醒假球必須割除，這不僅直接引發了“打假掃黑”的呼聲，也間接促動了中國足協在次年就開始了“打假萬里行”——調查渝沈懸案。

兩場全興VS八一，洋溢著截然相反的歷史角色——頭一次“保衛”保衛了全興的甲A，後一次“保衛”保衛了中國足球的名節，歷史，是需要“克婁巴特拉的鼻子”來催化的。

我認爲，反思歷史的方式是可以多樣的。它可以是悲壯，可以是輕鬆，可以是批判，也可以是幽默。但有一點，它必須有趣，或者說有意義。金庸在《天龍八部》裡塑出蕭峰這樣豪氣干雲的大英雄，又在《鹿鼎記》裡勾畫出韋小寶這樣大俗特俗的小人物——金庸說，這兩類型實際上都是改寫歷史的英雄。我舉這個例子要說明的是，這兩個人都很有趣，很有意義，他們用不同方式在不同方面書寫歷史，也讓我們反思歷史。

但如果把“君子劍”嶽不群當成英雄就不應該，他是“僞崇高”，典型的“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所以，反思中國足球’95、’98末輪兩件大事就要警惕“君子劍”——那種先把全興VS八一的’95版煽情得淚流滿面，再把全興VS八一的’98版搞成先知自覺的革命行動就非常無意義，或者說無趣。“君子劍”一生都在江湖上扮“崇高”，最後也只落得個修煉《葵花寶典》修煉得人性全無……

彭曉方只是這麼偶然一踢，他可能一萬次都飛出界外，但這一閃卻直奔死角——歷史就是這樣，我們仍然把這偶然的崇高當成真正崇高。既然埃及豔后的鼻子不會高一分也不會矮一分，彭曉方那一踢也不會高一分或矮一分……

感謝天意，這也是彭曉方進球后迄今惟一的話。

江楓

一座荒誕的圍城

1998年9月27日，中國足壇“巨無霸”大連萬達隊在俞元聰一聲哨響中結束了足協盃半決賽。然後，王健林在黑夜中一聲怒吼：“我要退出，這裡太黑！”10月18日，當時的雅琪俱樂部老闆周建國也宣佈：“拍賣球隊，退出足壇！”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大地震，遠在北京的中國足協會分明感到椅子都震動了。

王健林、周建國退出了，但這並不妨礙其他人衝進來。“外面的人想進來，裡面的人要出去”，這是一座荒誕的圍城。

中國足球資本論

資本的困惑

中國足球的“資本”，在這一刻突然困惑了……

先是苦心孤詣兩年的周建國宣佈“大撒把”，接著，代表中國足球尖峰水平的王健林決意退出足壇。兩例個案鄭重說明：支撐中國職業足球的“資本”，已產生信心上的動搖。

絕不能忽略這兩例個案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它們意味著——這些足球的“資本”（姑且如此定義），已對自身生存的狀態與發展的形式提出疑問。

不妨來看“資本大撤退”時扔下的理由——

雅琪的周建國說：“足球是能賺大錢的，但中國的環境不行，足球與市場的關係根本沒有建立起來——說到根本，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根本就不是一路的。”

萬達的王健林說：“黑哨太多、假球太多、中國足球要多黑有多黑。如果不徹底進行體制改革和機制轉換，2002年世界盃中國照樣沒戲。”

關於中國足球，沒有比周、王二君更精粹、更直接的評論了，在“職業化”五年來所有的球評中，這兩則已登殿堂——唯有“資本”的擁有者與運營者才明白中國足球的弊病所在。

事實上，這完全可以理解爲中國足球的“資本”向體制開火的宣戰書。

《現代漢語辭典》對資本如此解釋：用來生產或經營以求牟利的生產資料和貨幣。

意思豁然開朗：當王健林們攜生產資料和貨幣進入足球的生產或經營以求牟利時，這部分生產資料和貨幣可能成爲關於足球的資本。

但這時，問題便出來了——王健林們在苦心孤詣數年之後陡然發現，這個過程中居然少了一個極其關鍵的不節，那就是牟利。

馬克思告訴我們，不能牟利的資本不是資本。這說明，王健林們關於足球的“資本”永遠只能加上虛無的引號。因爲他們無法牟利。

需要說明的是：當貨幣不能通過一定的關係生產最大的利潤時，它仍不是資本。通俗地說，當王健林們只是每年斥資數千萬換回廣告效應時，或最多收回區區數百萬票房收入時，它仍然不是資本。馬克思早就說了：資本，擁有最大的侵略性。

明眼有都知道：王健林關於“假球、黑哨”的說法僅是一個導火索，沉鬱於王君胸中最深的苦惱在於“體制”他承受不了體制帶來的壓力。這一點，個體戶出身的周建國更爲直率，他說：我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就這樣投進了一個無底洞。

中國的足球是不是真正的職業化？不是。甚至連半職業化也不是，因爲——投入數千萬甚至上億元的老闆們根本無法按資本運營規律辦事，最多，他們只是一個贊助商，通過贊助換回點江湖名聲，或尋求政府的政策優惠。但即使這樣，也不是真正的資本運作，至多隻是官商合作。

當中國足球尚處於幼稚階段，“資本”的擁有者尚能接受扮演“贊助”的角色；但當足球的大盤飛速擴張之後，也就投入的資金飛速擴張之後，“資本”擁有者的心態必然失衡。

這裡，必須提及默多克，那個澳大利亞傳媒鉅子。這位62歲的老人憑藉資本對足球發起的侵略與攻擊已昭示天下——足球是個聚寶盆。於是，在中國以貨幣支撐足球的老闆們必會怦然心動，準確地說——他們要在給足球投錢之後再賺錢。

於是，悲劇將必然上演。因爲中國足球的體制如鐵幕般擋在面前，體委、足協、觀念、規則不停地要否決他們的要求——“資本”困惑了。

但體制與觀念就像一座冰山難以擊破，中國的“資本家”們任何努力都很無力。中國的體育觀念，是從“鍛鍊身體，保衛祖國”衍生而來的，它有深厚的政治背景。

足球的“市場經濟”從一開始便會遭到不斷的挫折，從計劃經濟而來的中國足球，要達到“市場化、產業化、職業化”的目標，真是的猶如“從此岸到彼岸”那樣遙遠，中國足壇還沒有形成“資本化”的溫床。

因爲資本本身不是某種實物，而是通過此物體現出來的某種關係——馬克思說的。

恍然間，已仙逝一百多年的馬克思站出來，指揮中國足球筆曰：“記住皮爾的故事吧——皮爾到澳洲去淘金，貨幣、綿羊、奴僕，什麼都帶了，但他最後仍是一貧如洗——因爲他忘帶必要的生產關係。”

足球的“資本”很困惑。

江楓

資本的反擊

記住馬克思說的，資本永遠具備侵略性與擴張性。

因此，按照偉大哲學家的思路——資本，在一番困惑之後，必然會發起強烈的反擊。

必須用睿智的眼光注視王健林“資本大撤退”的真實背景——

絕不可以膚淺地把這個歷史事件認作“要求公平競爭”或者“地方情緒的作崇”；更不可以把“資本的撤退”當成“資本”本身的軟弱。

就像只有傻瓜才把“波士頓傾茶事件”當成北美人鬧著“海水沏茶”的亞作劇。歷史格局的重大變化，往往是起於一個“針眼”般的小事件。

誠然，中國足球各俱樂部開支的無限膨脹，如“黑洞”般吞噬著企業的激情。俱樂部的老闆的心情，恐怕都只有一個字——“累”。

但是，簡單把“資本大撤退”理解爲企業人不敷出、難以爲繼，就只看到了冰山的一角，這是周建國說的。

必須承認，這些年輕的企業家們擁有著極其強勁的生命力，無論是王健林，還是周建國，他們既然可以把30元變成3億元，就可以把本身蘊藏極大市場潛質的足球變成聚寶盆。

但是，目前他們卻退卻了，問題不在自身，而在缺乏一個“撬起地球的支點”。換言之，先前他們的成功得益於“市場規則”的支點；惜乎不幸，進入中球領域後，這個支點傾斜了，他們所有技巧與氣質在扭曲的“遊戲規則”中無從發力。

通俗地說就是，這幫商場中的精英不適應在“中國足球的生產關係”中生存，舊有的機制，像一根溼冷的絞索般套在他們脖子上。

比如，市場的分配原則是“多勞多得”，但老闆們不可能主“少勞”的腕和們少得；再比如，市場的競爭原則是“物競天擇”，但老闆們卻無法讓具有“感召力”的無老們“下課”。

再比如那些令人髮指的“假球”“黑哨”，以我想來——所有出錢的老闆們都不會讓自己的“生產資料和貨幣”被糟踐，他們不想在足球經營中戴首“綠帽子”。

問題的最核心在於，他們一夜間發覺自己從事的是一件違背經濟規律的事。這使得每個投資者的事業心受到極大傷害。

於是，我們便越來越接近事情的本質——其一，他們並非實力不濟撤離足壇；其二，在“資本侵略性”的作用下，他們必將反擊。

眼下外資紛紛撤離俄羅斯，原因是他們不適應此間的市場秩序，從而進行了“戰略大撤退”。而中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舉步維艱，在於管理者無法適應新形勢下的生產力要求。

但“撤退”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就像所說：收回來的拳頭打人更痛。中國足球的“資本”，用撤退來表達一種反抗，用撤退來積蓄力量，用撤退來告訴世人——中國足球的運行機制不發放，“資本”將永遠寧日，足球將永無支撐。

還是得運用一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著名論述：生產關係，永遠要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如果舊的生產關係不能適應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它就必然爲新的生產關係所替代。

這個過程本身應該是一場革命，但它的最開端，卻體現爲一咱反抗，一如王健林們以“資本大撤退”形式策動的反擊。

王健林說：“如果司法部門介入，我們將證明中國足球有多黑！”

周建國說：“要以‘犧牲’喚醒後來人。”

我一直認爲這是革命最初級的形式。因爲它代表著一次認識的飛躍，否定以前的東西，就意味著一種反擊。就像英國、法國幾百年前對王權、對封建生產關係的反抗形式一樣，粗糙幼稚但是必由之路。

恩格斯說：第一個衝出手工作坊的人，不可能想到他在建立一種新的關係，但他的所作所爲對今後產生了巨大作用。

換言之，即使王健林從此踏上不歸路，但林、李健林們仍然會蜂擁而上。也許，那時，中國足球的內層結構會在歷史的篩選下被迫或不被迫地承認“資本”的主導地位，並認真按照市場規律運營中國足球。

所以，別把王健林的“資本大撤退”當成中國足球“黑暗的一頁”，從積極的一面分析，中國足球的“資本”們覺醒了，他們不再以“二房”的身份委身低矮的足球屋檐下，他們不僅需要名分，更需要在運營過程中真正的控制權。

於是，關於中國足球“資本大撤退”現象的一個觀點便昭然若揭——“撤退”就是反擊，反擊先得“撤退”。雖然這種“反擊”最早處於被動和劣勢地位，但它必然會奪得戰場的，一如歷史上歐洲“資本”之於封建體制橫跨數百年波瀾壯闊的拉鋸。資本告訴我們：“資本“永遠言敗，因爲誰都要服從市場的規律。

江楓

資本的革命

我們已經明白，中國足球一直犯了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忽略資本的主導地位。

足球，當它並非以一項競技運動而是以一種經濟形式出現時，它的進一步擴張就必須依賴一動資本的進入。我們知道，下個世紀的主導經濟是“注意力經濟”，而而正是特點鮮明的“注意力經濟”，它必須也只能通過“資本的核動力”推進。

通俗地說就是，足球不僅僅是用來花錢的，而是用錢再來生錢的。

必須再一次提及那個澳大利亞籍傳媒鉅子——默多克，一個極端狂熱的航海愛好者，拇指被纜繩切斷也樂此不疲；他此生最大的樂趣卻是賺錢，賺更多的錢。因此他以最大的熱情去投資10億美元購買偉大的曼聯隊，並用“天空”電視等是市股份控制英超轉播王國。

雖然很多保守的英國人極力反對這樁買賣，但事情不會以普遍英國人意志爲轉移，它只會無緊不摧的醬的意志爲轉移；CNN的老闆也橫插一槓，表示“願意出更多的錢購買曼聯”。美國人不會玩足球，但美國的資本家門卻會通過足球賺錢。特納說：足球，我診斷它就是一口口富油井。

足球確實能賺錢，它廣闊的市場空間不僅會吸引大量的資金，而且它更肯意義的後果是——“足球資本”的進擊會擊垮原來舊本的陰礙生產力發展的所有格局與關係，從而建立一套完全與現代經濟規律吻合的模式，最終“資本”也會戰勝舊有的機制。

餘傑在《火與冰》裡告訴我們——歐洲經濟蕭條時期，各教堂舉步維艱，不少神職員紛紛在教堂開餐館、辦舞會、演戲劇、擺攤點。德國科隆的一位主教無奈地說：

“賺錢，往往比禱告更有用。”

我相信，科隆的這名主教發出的是“上帝的聲音”，在商品社會裡，賺錢就是真理。

回過頭來看看雅琪、萬達的“資本撤退”，我在前文已論述了他們必然會經歷“資本”的困惑和“資本”的反擊兩個階段，按照資本在市場經濟“戰無不勝”的必然規律，規律中國足球的“資本”最終會建立起來，也就是真正職業俱樂部必將戰勝現有畸形的聯姻式的“職業”俱樂部。對此，我非常樂觀。

這是“資本的革命”，也是職業化建立的第三個階段——當然現在很多人仍然將這兩例個案歸結於“假球黑哨”和“經營不善”，或者是中國企業的資金匱乏，甚至簡單地把中國足協會這個失卻權威感的機構也拖進來批駁。因此不少於寫手們也不惜筆墨地往這方面用力。但他們偏了！真正的問題在於中國足球未能建立完整的“市場體系”，“資本”尚未佔據主導地位。所以，無論什麼“大款”、“巨賈”投資中國足球，他都逃不脫“撤退”的必然命運，世界著名的飛利浦也揚言要撤出中國足協會杯就是一個警鐘。

那麼，什麼是職業足球完整的“市場體系”呢？不妨把眼睛放遠一點，看一看歐洲著名球會的運作吧——

都知道AC米蘭的後台老闆是貝魯斯科尼，但實質AC米蘭並非“貝氏米蘭”，他只是控股，佔據“出資方”的大哥地位。

再說莫拉蒂，意大利石油大亨，雖然他可以不停地從自己的支票薄上籤出數千萬美無限爲國際米蘭購買巨星，但他不會出所有的錢，也沒有必要出所有的錢。

還有拜仁、紐卡斯爾、阿森納，背後都有一個主要的老闆，又有若干隱形、不隱形的老闆。

這就是“股份”，雖然仍沒有達到其他股份企業的細化、完善，但這已足以保證資金的相對充足與管理的科學、系統。

英國人在這方面的資本動作給我們的足球革命提供了最好的榜樣，隨著一批精英資本家的進入，足球不再是“利物浦碼頭工人”的遊戲，而是醬家旗下一台運轉飛快的印鈔機。足球進入股市，這是英國足球資本革命的一座里程碑，一切都按照資本動作的方式進行，它是一家企業、一家金融公司，或者一隻“概念股”，股值可升可降，足球競技的特點在這個領域反而淡化了。比如說英超顯貴紐卡斯爾，雖然近兩年它均未能保養頂冠軍，但它的動作、它的管理以及票房號召力絲毫不低於其它球會。“紐卡斯爾股”也作爲一個真正的上市股活躍於倫敦的股票交易廳。曼聯、阿森納、切爾西、矣費頓，它們都是股票化的東西，球隊只是一種承載形式。

請記住著名的“英超大聯盟”的全稱吧！在英國考察期間，我吃驚地發現它竟是“英格蘭職業足球有限股份公司”，而英足總也是以股份形式加盟“大聯盟”參加動作分紅，它們絕不是什麼政府職能部門，這些部門的主管也絕非什麼“國家幹部”。這就是玩足球。

英國足球登陋股市啓示了衆多歐洲球會，上市與醞釀上市的球會比比皆是。爲什麼？歐洲人真正意識到——足球確實應該被當成一個企業來經營。

這裡，必須把歐洲的“足球彩票”作爲一個有力的論據。其實，意大利職業聯賽之所以能成爲世界第一聯賽，同他們發行了50多年的足球彩票密不可分。意大利足協每年從彩票中盈利近10億美元，不但令各支球隊獲益匪淺，而且上繳大量資金給意大利奧委會，用以養海其它運動項目。正是這些每張只值人民幣一兩元錢的彩票的存在，意大利才能蒐羅全世界的精英，使他們的聯賽變得更精彩，也更能賺錢。假如中國足球擁有這樣的彩票，假如王健林們能夠從這樣的彩票中獲利頗豐，那麼區區一個俞元聰、一聲“黑哨”、一場假球就能陰擋“資本”在經濟營中賺取利潤的嗎？恐怕那時用棒子也趕不走王健林們！

從這個角度來看，“高俅與宋徽宗玩球”的故事遺害很深。中國人的觀念——踢球是爲了看的，看球是爲了玩的，玩就是要花錢的，人們忽略瞭如此重要的目的——贈錢。

但不必擔心，資本的主導地位最終會在與舊機制的較量中佔據上風。因爲誰都不能拒絕“賺錢”。

有人可能要提出疑問，“歐洲的很多俱樂部也有資金不足、難以爲繼的現象，這怎麼解釋呢？”

原因有三：其一，其它新興體育項目的悄然崛起，如攀巖、蹦極、沙灘排球轉移了球迷的部分興趣；其二，俱樂部之間的惡性攀比損害了自身利益；其三，低級比賽太頻繁，在贏利不足的情況下增加了俱樂部的負擔。

但這與歐洲足球俱樂部的內部動作機制無關，它只是足球本身的風險性與對“資本”理解開發不足造成的。

值得中國足壇深深思考的是：當意識到這些負面之後，歐洲人已提前探索下一步的動作方式了——這就是備受爭議的“歐洲超級聯賽”。其精英人物便是AC米蘭老闆貝魯斯科尼與默多克，兩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傳媒鉅子金融奇才。

當生產關係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時，新的生產關係必將取代舊的生產關係。

因此，歐洲人才會醞釀更賺錢、層次更高、負擔更小的“超級聯賽”去取代舊有的各國聯賽。雖然歐足聯主席約翰松大罵這些發起者“有野心，試圖分裂歐洲足壇”，但保守的約翰松並沒有意識以，“新的關係”終究要到來，貝魯斯科尼所代表的“資方”必然會不遺餘力地確定“資本”新一輪的“主導地位”。

這太使中國的足球人汗顏了，我們一直在談論著“技術”“身體”等表象之時，王健林們還在用“假球黑哨”爲“藉口”時，貝魯斯科尼、默多克、特納等“資本動營”精英們已在超出我們若干層次的高度駕馭足球了，他們知道，這才是推動足球前進的原動力，在這個層面之下才是“技術”“身體”等具體的細節。

舉一個極其敏感的話題——假球。其實有足球就有假球，它是足球附帶的必然惡瘤。中國在“打假”，歐洲也在打假，但意大利、英格蘭、法國誰家都運轉良好。爲什麼我們是屢打無效，甚至越打越烈，別人卻說打就打，效果頗佳呢？

因爲——

別人是用法律的武器打假，老闆們不能容忍花錢養的隊“紅杏出牆”，這在經濟領域內會按經濟法則辦事；我們則是用溻的面孔查假，“職業”的俱樂部沒有“錢的刺痛”，就大抵會選擇“息事寧人”——要知道，沒有實行職業化前，中國足球的“假球”也多，只不過那種不是“錢的交易”，而是“人情交易”。老一輩的人應該能清楚地回憶起……

不過，令我們非常欣慰的是，國內各大俱樂部的老闆們，或者說“資本家”們已經開始反思現行足球違背經濟規律的狀況了，他們都在仿效先進國家的例子，“踢開”體委鬧革命，追加資金收購原屬體委的那部分財產。成功與否不敢定論，但由資本家運作足球，用經濟方式生產足球，這種趨勢將在今後明朗。有意思的是，上海、山東、四川、北京等地的俱樂部資本改革，竟受到了政府的幕後支持。“所有成功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特別在中國。因此，真正把中國足球資本化運作的那一天雖然還有很長的路程，但它確實已朝這個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方向起錨了……

現在，我們完全可以得出結論了——關於王健林的“大撤退”，關於中國足球的“假、差、黑”，關於每一個傷心欲絕的話題，我們都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能僅從表象談表象——鄧小平同志關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適用於現階段中國每一個領域，足球，不能逃避。它得認真地研究市場規律，認真地按市場規則行事，不但打破舊有的、不適應新形勢的“計劃的東西”。否則，所有的後來人還得“大撤退”。

這，就是關於中國足球的資本論。

江楓

圍城

“城裡的人要出去，外面的人卻要進來，人生與愛情，莫過如此，莫過如此……”

錢老爺子這句話絕對具備“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威力。我清楚地記得，我最早是從陳道明、葛優演的那部電視劇裡聽到這句名言警句的。那天我們小區裡發現一偷自行車的賊，被攆到一空屋子裡，賊兇悍，手執利器企圖奪路而逃，而警察也想一涌而進，但雙方均有忌憚，警匪之間長久處於對峙之態……這時哪家的電視裡就傳出：外面的想衝進來，裡面的想衝出去……

後來睡在我上鋪的那個兄弟一度每晚抱著這本書唸唸有詞，他正在失戀，所以長嗟短嘆的頗有感觸。不過，很快上鋪就沒有了聲息，因爲他再一次奮不顧身“衝進去”了。據他宣稱又一座城池遭到“失守”，但實際情況可能是他被浮了，每天低眉順眼地跟在那個開銷極大的“花瓶”後面，像個傍著鬼子的“僞軍”……

那時,我就發覺不論“衝進”還是“衝出”在人生每個領域都不可能避免，而中國足壇的那些事兒，更是讓我把錢老爺子的話奉爲顛撲不破的真理。

比如說王健林。本是一修房子的，在建設“新大連”的進程中幹得好好的，不幸的是他一不留神衝進了一座真正的圍城——中國足壇。據說王健林爲了衝進這城很花了點心思，沒進城那會兒，真是熱血沸騰一腔報國之態，就琢磨著怎麼在城頭飄舞著革命的獵獵紅旗……

但錢老夫子的話顯靈了，雖然王健林同志得了一個又一個冠軍，但正如婚姻，哪怕生了再多的胖大小子也挽救不了內心的空虛。於是王健林又想“衝出來”。

當然夫子找了很多理由，比如說“假球黑哨”，比如說“傷透了心”，但我以爲這都是在找茬兒，但與所有想打離婚的主兒一樣，說出的理由都似是而非，“存了私房錢”、“碗洗不乾淨”、“霸佔電視頻道”……

不想待在城裡是因爲城裡沒勁，沒勁的根源在於沒有“新的增長點”，這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物質方面的問題我已在《中國足球資本論》裡分析過了，精神方面一語概之就是“沒了感覺”，就如王朔在《一聲嘆息》裡嘆息：摸著你的手，就像左手摸右手。

柏拉圖早就說過人本是男女同體的，上帝把人劈成兩半，然後男的、女的都拼命去找自己的另一半，但一個人同時具備兩種性別有些噁心，所以這個過程是持續的“分”與“合”，“合”與“分”，永不停。按現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因爲不瞭解而結合，因爲了解而分手。

婚姻前的人（也就是沒衝進去的人）那種熱烈勁兒其實是一種“解讀”，巴不得把對方解讀得一清二楚晶瑩剔透，但人體大多是缺點的，別說看到大腸小腸裡蠕動的東西，就是一絲不掛站在眼前也有些膩味，時間長了，自然想“衝出來”。

王健林與中國足球太瞭解了！我相信他對中國足的“解讀”肯定不止看到，還看到大腸小腸裡蠕動的東西，所以他頓時就“沒了感覺”，沒了“精神增長點”。

留在城裡是因爲城裡還有可留戀的東西，如果感覺美好，即使賠點錢，我想王健林還是會守住這城的，但王健林終於看不到希望，率一干人等像李自成商洛突圍般衝將出去了。

與王健林先後發生圍城故事的還有周建國，周建國衝進城裡才發現這是一座空城，他原本是一折騰服裝的，“賠錢賺吆喝”的買賣絕不會做（我們都知道，什麼“流血大降價”之類的純屬營銷技巧，暗地裡狠賺錢），所以，進這趟城周建國極掃興。所幸周建國出城時順手拉了別人進來，好歹免了大損失，不過他現在回頭瞥一眼那城，可能不免都打個寒噤。

雖然現在“下課”的教練、“退出”的老闆極多，但誰也不用擔心城裡沒人，外邊鉚足經營思想兒往裡衝的人著哩，更牛的教練、更闊的大款接踵而至，就連跑足球的記者也越來越人滿爲患。著名的海埂基地就是一座“圍城”，每到封訓，大鐵門便冰冷地關著，大狼狗就很酷地守著，外面的記者拼命想往裡鑽，裡面的球員卻挖空心思往外衝。據說有一晚上雙方在“城頭”上碰上了，差點擠下城外那條髒兮兮的護城河裡……都說離婚率雖然攀升，但我卻覺得結婚的人一點不見少，滿大街都開著婚紗照相館，照片上一對比一對笑得甜……

我認識一鐵桿球迷，曾爲中國足球流過淚酗過酒砸過電視的那種，有一天幡然醒司發誓不看中國足球了，好歹“衝”了出來，卻發現女兒不再收集吳倩蓮、郭富城之類的照片，轉而小瘋子一般拼命圍著遼寧那支“小虎隊”索要簽名，開品“大羽”閉口“玉寧”的，氣得他差點抽丫頭號片子一耳光唉——“衝進去”了，這叫“後繼有人”。

前幾天，我遇到睡在上鋪那兄弟，他又在我面前唸唸有詞長嗟短嘆的。我知道了畢業後“花瓶”投降了一“大款”，而“僞軍”則就地解散。“上鋪”對這段歷史有些痛心疾首，總結出一個特別庸俗卻也特別深刻的“圍城”道理——

“其實人體本身就是座圍城，吃鈑叫‘外面的想進來’，屙屎叫‘裡邊的想出去’，光出不進要餓互，光進不出則要脹死，所以必須進進出出保持平衡”——

這道理適用於中國足壇。

江楓

誰把誰玩了

正如《大話西遊》片尾處紫霞傷心欲絕說的：“我猜到了開頭，卻沒猜到結尾。”……當初所有加入中國職業足球大熱潮的人都沒有猜到現在的劇情。

假球、黑哨、夜不歸宿、狗咬人、人咬狗……一切都像出喜劇甚至鬧劇，摸不到它的“無厘頭”。

第一次感受到所謂“假、黑”是觸目驚心義憤填膺的，我當時是典型的“熱血青年+文學青年”，我的勇敢導致我的無知，那篇1996年寫的《斬斷黑手》掀起了軒然大波，我很慘，從供職的報社捲鋪蓋走人……所以我很珍惜這篇惹禍的文章。不過現在的環境比當時寬鬆多了，比《斬》文尖刻、犀利的“匕首”比比皆是。感謝環境！

不過現在最好的方式還是“冷幽默”，只有冷不幽它一默才會引起共鳴，鬥爭的方式是多樣的。

所以，後來的文章味道變了一些，《假球與放屁》、《**與半裸》、《狗咬人的新聞》、《爲什麼有流言》是往冷幽默方向努力的結果。殺人有時候用軟刀子好些，當然我還不至於在“殺人的幹活”，我只是在球場邊打個噴嚏，吐口口水或者像加斯科因那們打了兩個巨響的飽嗝……

我覺得這樣很好玩，既然足球可以玩我，我爲什麼不可玩它呢？就像《大話西遊》的台詞：大家不過玩玩兒嘛，何必那麼認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