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現言、當代] 【霍達】秦台夜月《全文完》

江楓

秦台夜月  作者：霍達


《秦台夜月》

是由一時顯赫現代著者霍達曾寫的現代小說，計為四分章2萬字。

夜行列車隆隆南去，過了黃河鐵橋，

過了泉城濟南，過了五嶽之首泰山，

離家鄉越來越近了...

江楓

第一節

夜行列車隆隆南去，過了黃河鐵橋，過了泉城濟南，過了五嶽之首泰山，離家鄉越來越近了。

我的家鄉在歷史上曾是很有名氣的。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多次巡行天下，有一次途經這裡，發現有“天子氣象”，便犯了他的疑心病，下令在城中築起一座“厭氣台”。台下埋寶劍、丹砂，以“厭天子氣”。這還不放心，又在城東挖“秦溝”，並“盡去瓷城之磚，謂之剝皮，鑿城四隅如大他，謂之別足”，以為這樣就可以把這裡的風水破了，不會再出天子。誰知全然沒有奏效，這裡到底還是出了一位天子，便是那大名鼎鼎的漢高祖劉邦。贏政苦心經營的大秦，僅二世而亡，天下歸了劉邦的漢。兩千年的歲月過去了，被後人稱為“秦台”的厭氣台和劉邦的誕生地“漢高故里”都早已蕩然無存，只留下供千秋萬代感嘆唏噓的歷史。歷史畢竟不能當飯吃，我們家鄉的人並沒有由此得著什麼好處，日子一直清苦得很。這裡是蘇、魯、皖、豫四省的交界處，卻既沒有江南的魚米、膠東的海味，也沒有黃山的煙雲、洛陽的牡丹，只有貧瘠的黃土，飢饅的人民。在我記憶中，童年和少年時代，每年的絕大部分都是吃雜糧兼紅薯、胡蘿蔔和野菜、樹葉，只有短短的麥季和春節才可望吃到一點白麵。大約家鄉的風水的確被秦始皇破壞殆盡了，不然，何以這樣窮呢？一直窮了兩千年！儘管古人說過“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這種大鼓於勁的話，但“窮”畢竟不可愛，也不值得誇耀。

記得我在電影學院導演系即將畢業的時候，同學們出於種種考慮，都在找各自的“對象”。表演系的一位女同學看上了我，便委託一位月下老人（也是同學）約我與她面談。我們離校園很遠的一片樹林裡等她。剛下過的雪，被腳踩得咯咯響，我覺得很有詩意。她來了。老同學，用不著寒暄，一見面，就進入了實質性談判。

“你的家……”她問我。因為不同班，也不同系，她不瞭解我的家境，當然是應該問的。

我如實告訴她，我的家在遙遠的窮鄉僻壤，而且“家有八十老母”。這後一句話其實並不準確，我不僅有老母，還有老父，而他們也都沒有八十，只有五十歲左右的年紀。我那樣說，是有意學了魯迅的一句話。魯迅是孝子，常說“我有八十老母”，我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

她倒沒有細問這年齡問題，只問：“是在縣城吧！”

我說：“不是，在農村。”

“是農村裡的小鎮吧！”她又問。

“不是，是地地道道的農村。一個地圖上找不到的小村莊，總共四五十戶人家，不通火車，也不通汽車，買東西要到六七里路外的小鎮上去趕集。”我說。不知當時的心情是自嘲，還是自賞，總之，說的是實情。我覺得應該把實情告訴她。

她沉默了許久。我們踏著雪慢慢地在樹林子裡走，腳下，雪咯咯地響，我在等待。

走了好一段路，她才說：“我們家在北京，家裡只有我一個女孩，這件事，我得慎重考慮……”

不必考慮了，她的意思我已經懂了，我不是她理想的伴侶。不是因為我本人，是因為我的家。雖然她不必嫁到我那個小村莊上去，但只要我有那樣一個家，本來被她相中的人也立即遜色、貶值了。

…………

十幾年過去了，我早已結了婚，有了孩子，並且作為導演也已拍了幾部有些影響的片子，本不必再想那件往事了。但，每當我的心裡一閃過“家”這個字，便會記起她的那一次“審訊”。我不恨那位女同學，不能強求她愛我的家和家鄉。

最近，我正在執導一部新片《秦台夜月》。“秦台”是我們縣的別稱，“秦台夜月”是當地八景之一。影片敘述的是劉邦起兵之前在家鄉的一段故事，沒有寫到楚漢相爭，更沒有寫到他“威加海內兮歸故鄉”，而只寫他在家鄉土地上是怎樣生活的。劉邦年輕時也曾受到過飢餓的威脅，嫂子見他帶了朋友來，便有意用勺子颳著空鍋給他聽。他忍著飢腸走出了家門，幻想著“有朝一日……”後來劉邦做了個極小的官“泅水事長”，一次奉命押送刑徒前往驪山為秦始皇修造陵墓，剛剛走到距我們今天的縣城西邊二十來裡的地方，就逃亡了許多。劉邦心想，等送到驪山不知會逃亡多少，自己也會落下死罪，竟乘著醉意，索性把他們都放了。刑徒們不忍丟下他，便擁戴他揭竿而起。這便是劉邦起兵最初的篇章，當時，他還揮劍斬了一條擋道的白蛇。後人論及劉邦，常常指斥他的許多缺點，而我認為，他肯為家鄉人民奮起反抗暴秦，只這一件就夠了不起的了。現在，影片的內景部分已基本拍完，即將出去拍外景，還打算到我的家鄉去拍幾個鏡頭，那裡雖然已很難找到真正的秦漢遺蹟，但那片黃土確曾養育過劉邦啊！

但是，攝製組還沒來得及動身，我就為突然發生的一件急事趕回家來了。

列車隆隆，家鄉越來越近了。我的心不能平靜。家，在召喚我，一封“父病危，速回”的電報緊急召喚我，我丟下剛剛拍了一半的電影，歸心似箭地趕回來！老母已逝去多年，父親又危在旦夕，我巴不得立即趕到家裡去，去看一看日夜思念的父親，看一看惟一的手足同胞——我的姊姊。

父親，姊姊，對於你們，我是負了債的！

江楓

第二節

我的父母一共生了二女三男，卻一個接一個地夭折了，只剩下我們姊弟二人。當時日寇的鐵蹄正在蹂躪我們的國土，死一個人只不過像死一隻螞蟻，我和姊姊能活下來，真是萬幸。長大了，我們便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人們誇我的父母命好，“一兒一女一枝花”。尤其是我，父母指望我興家立業，傳宗接代，因此地位又遠遠在姊姊之上。

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我五歲。兩年以後，我上學了。學校在一里多路遠的一個村莊，是一個復班式初級小學，一、二、三、四年級統統坐在一個教室裡，由一位老師上課。講一年級課程的時候，其他三個年級就“自習”，實際上卻不得不旁聽。大都市的小學生都有資格嘲笑這樣的“學校”，而我卻在這裡得到了極大的好處：在一年級的時候就已經預先“旁聽”了二、三、四年級的課。儘管那時的老師水平不高，教唱“天空出彩霞”的時候講解道：“啥是彩霞？彩霞就是太陽！”我長大以後還是常常懷著感激的心情想念那所學校和那位啟蒙老師。

然而，有一次我卻逃了學，說什麼也不肯去了。因為放學回家的路上，我看見一面牆上寫了一句很難聽的話，是罵我的。我用同樣的手段報復了一下，結果成了仇。我的“敵人”很有號召力，把所有的同學都拉攏在他的一邊。從此，我只好一個人走過那長達一里多的土路去上學，半道還常常遭到“伏擊”。唉，那時還沒有長成一個男子漢，被這小小困難嚇退了，不敢再去上學了。

父親很生氣，脫下鞋用鞋底狠狠地打我。我平生只捱過父親這一次打，但這一次就足夠我記一輩子了。我當時並不明白父親為什麼那麼生氣，原先我犯什麼過錯他從不打我，而這一次他卻不再寬恕。父親沒有上過學，雖然我的爺爺曾經是教私塾的先生，卻沒有讓他自己的兒子上學，一天學也沒上過。原因很簡單：他上了學，誰種地？誰餵驢？誰領家過日子？父親是爺爺的長子，從十來歲就挑起了整個家庭的重擔。幾百斤重的獨輪車累得他早早就落下了“癆病”根兒，一到冬天就喘得出不來氣；登高修房不慎摔下來傷了腰，一到陰天下雨就腰疼。但是，在那樣的重壓下他還渴望著讀書。一半是靠爺爺的薰陶，一半是靠自學，他掌握了相當的文化。“子日”、“詩云”讀了不少，《三國》、《水滸》爛熟胸中，還知道許多野史軼聞。他講的劉邦的故事足夠寫成一本書，還寫得一筆好字。附近村莊的人都把他當成一個“文化人”，代寫書信、春聯等，他也樂於承擔這種任務。農閒的時候，老少爺們兒常常圍在我家堂屋裡，聽他念“閒書”。但是，父親畢竟不是文化人，他並沒有文憑，沒有公職，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莊稼人，穿著一身粗布褲褂，布鞋也是我母親做的，口兒淺淺的，鞋底不分左右。我們那裡的莊稼人沒有買過彎底的“從腳鞋”。他和大家一樣，不留頭髮，頭皮剃得光光的。瘦長的臉龐，嘴角上老是掛著謙和的笑容，一雙棕黑色的瞳孔清亮亮的，閃著智慧的光。他的智慧沒有用武之地，得不到發揮，除了寫信、寫春聯、念閒書之外，他和大家一樣，犁、鋤、耙、種，收幹曬溼，是一個極好的莊稼把勢。

他大概不甘心讓我也做莊稼把勢才那樣打我的。“我叫你逃學！我叫你逃學！”父親臉上謙和的笑容無影無蹤了，鞋底毫不留情地打在我的頭上、身上、屁股上。

母親在一旁流淚，她不敢管，管父親照樣會用她做的鞋打她，這在我們那裡，屬於常識之內的事。

這時候，出去割草的姊姊回來了，挎著裝滿青草的“權子”（畚箕），滿臉都是汗水，身上的粗布花條褂子都塌溼了。她一看見家裡的陣勢，就慌忙扔了權子，撲倒在父親跟前，死死地抓住他的手：“大大，甭打他了，他小，擱不住！你打我吧！打我吧！”

“打你做啥？”父親的臉色鐵青，拿鞋的手還是高舉著，“我打這個逃學的，打這個沒志氣的孬種！”

“他不是逃學！”姊姊極力為我辯解，“是人家欺負他！趕明兒我送他上學，甭打他了！”

姊姊的話給母親壯了膽，她擦著淚，也向父親求情：“這行了吧！叫蓮妮兒天天上學送他，放學接他，省得他再逃學……”

父親高舉著鞋的手放下了。我龜縮在門旁，等著他的恩准。父親臉上的表情緩和了許多，是因為被姊姊的求情感動了，還是覺得這樣送的辦法未嘗不可一試？不，此刻他心裡生出來的念頭實在出乎全家人意料。

“叫蓮妮也跟他兄弟一起上學吧！一個孩子是上，兩個孩子也是上！”

姊姊震驚了，她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會有上學的命！“真叫我上學？我保準好好地護著俺兄弟，不叫旁人打他！我保準放學回來就割草，不叫牲口餓著！我保準……”她的眼淚刷刷地流，像是懷著深深的歉意，做出一連串的“保準”。

就這樣，姊姊和我一起上學了。她比我大六歲，十三歲的閨女了，跟著我從頭兒上一年級，還高興得了不得。其實她早該上學了，她和我一樣有上學的權利。可是在我逃學之前，竟然任何人也沒有這樣想過，包括她自己。閨女不中用，兒才中用，將來這個家是兒的，當然要省吃儉用供兒上學，天經地義。只是由於我，姊姊才獲得以“伴讀”的身份上學的資格。每當我看到她那高高的個子坐在七八歲的小孩中間，認真地學習最初的功課時，心裡總感到一種歉疚，彷彿我欠了姊姊的債。是啊，是一筆債，我在人生的旅途上欠下她的第一筆債！

姊姊的功課出奇的好，我們倆是班上最優秀的學生。放學以後，她又像彌補自己的過失似的拼命地割草。我幫著她割，江米草、萋萋芽、婆婆丁、螞蜂菜，很快裝滿了權於。有時候，在地裡還能找到野瓜。我家沒有瓜地，只有一棵棗樹，難得吃到除此之外的瓜果，發現一棵野瓜是足夠興奮一陣子的。“咆，這兒有個瓜！”姊姊欣喜若狂，摘下來，用衣裳襟擦乾淨，她一掰兩半兒，大半兒給我，小半兒自己吃。她吃得很慢，等我吃完了，又把自己的遞過來，“你吃吧！吃罷了該家走了！”

割草不誤讀書工。高小畢業之後，我們雙雙考上了縣立中學，這在我們全校也是僅有的兩名。父親笑了，他知道自己的心血沒有白費，以後就更有奔頭了。鄰居們卻議論紛紛，西院的大娘說：“人家爹有文化，會說，早跟城裡的校長拉好了！”那年頭還沒有“走後門”這個詞，可那意思也就是“走後門”了。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父親“會說”不假。他肚子裡有墨水，談古論今出口成章，人們背地裡給他起了個外號：“不說不說百十句”。可是他的日才沒有使在後門上，縣立中學的校長，他還不認得哩，一個“泥腿子”，即便去“說”，怕也不頂用。

我和姊姊上了初中，父親的擔子更重了。中學不比小學呀，書籍費、學雜費每個學期都得十幾塊，而且是雙份的。莊稼人哪來這麼多錢？我們只好申請助學金。我記得，我永遠記得，我的第一個班主任把我叫到辦公室去訓斥我的情形。

“你還想申請最高的助學金哩？你看看你那個樣兒！”

我站在辦公室，眼淚叭嗒叭嗒往下掉。樣兒？我的樣兒怎麼了？論五官、相貌，比你那瘦猴樣兒強多了！不，他嘲笑的是我穿著用姊姊的夾襖改做的不大合身的褂子，是父親用剃刀給我理的上黑下白的頭髮。這是一個農民的兒子的身份證，某些人據此就可以任意侮辱你！

“踩踐人做啥？助學金不給就不給！”父親咬著牙說。他蹲在棗樹下想主意。

有什麼主意可想呢？那時候已經實行了合作化，地、農具、牲口都歸集體了，不能賣；屋，正住著，不能執。賣啥？父親望著自家的籬笆院，找不到一樣值錢的東西。

“賣手藝！”他發著狠說。

其實，他也沒什麼手藝。鐵、木、紙紮，一樣沒學過。但他想現學現賣。沒用幾天，父親就在農閒的時候挑起擔子走鄉串戶了。賣什麼？賣烙餅用的“軸子”，即擀麵杖；紡線用的“錠子”；做針線用的“軲輪子”，即木製頂針。這些，都是他砍了自家的樹，用自制的旋床旋的。父親手巧，無師自通。不，是窮教的，貧窮迫使他這個快四十的“文化人”半路出家賣手藝。人們指著他的脊樑骨，說什麼的都有，父親本來臉皮薄，可是他，忍啦！

在縣立中學讀書，我和姊姊都不在食堂搭夥。每個星期六跑二十里地回家，第二天背上一個星期的饃饃上學去。每頓飯裝在布口袋裡兩個，送到食堂去餾一餾，餾熱了，拿回宿舍裡，就著開水吃。冬天還好辦，一到夏天，饃饃擱不了一個星期就長了白毛綠斑，照吃不誤。那年頭，我不知吞下了多少“黃麴黴素”！

到了二年級，連發霉的饃饃也吃不上了。家裡開始吃“食堂”，在柿子樹行裡支一口大鐵鍋，白水煮乾紅薯葉子，過“共產主義”的生活。我和姊姊呢？每回揹走的是一色的胡蘿蔔，比起我們吃紅薯葉子的母親，這已是神仙了。

那時候，父親的“副業”停了，不是因為“割資產階級尾巴”，那時候還不興割，是因為城東要興修水利，一個偌大的工程，徵用千千萬萬的民工。父親正值壯年，又是我家惟一的整勞力，自然是非去不可。

挖河的民工過的是“軍事化”、“戰鬥化”的生活，集體住宿，集體幹活，集體吃飯。啥飯？每人每頓四兩（十六兩進位）生豆餅就涼水，連支鍋燒火都省了。說聲“吃飯”，趕快狼吞虎嚥；說聲“幹活”，即刻抄起傢伙跑步前往。跑得慢的，來晚了的，不客氣，“跪下！”只聽得撲通跪倒一個，撲通跪倒一個……不要擔心，這裡決不會出現什麼“罷工”或“暴動”，民工們誰也捨不得那四兩生豆餅就涼水，老老實實地幹，有多大勁使多大勁，而且保質保量，讓頭兒去放“衛星”。

老天可憐我的父親，讓他在童年時代偷偷地喝了點墨水，在這裡派上了用場：量方。雖然也是四兩生豆餅就涼水，畢竟不用掄鐵鍁啊！

挖河工地離縣城不遠，抽一個什麼機會，父親到縣立中學看我來了。我聽說了，趕緊朝校門跑。

父親坐在傳達室門前的地上，背靠著牆，一動不動。他的破棉襖上蒙著一層灰土，臉色就像乾枯的樹皮，一雙清亮的眼睛也變得渾濁而呆滯。像一座木頭雕像。

“大大！”我叫著他，蹲下來。

他看見了我，靠在牆上的脊樑仍然沒有動，只是臉上泛出了一絲笑意，好像一個死去的人又活過來了。

“你的成績……咋樣？”父親問我。他最關心的就是這一項。

“都是五分，”我對他說，“最近的幾篇作文，都印成了範文。”

“那就好，那就好。”父親得到了最大的滿足。

“班主任對我也不那樣了，”我又補充說，“他對成績好的學生就好點兒，下學期，我的助學金有希望了！”

父親放心地噢了一聲，抬起那佈滿皺紋和老繭的手，在懷裡摸索著，取出一個紙包，遞給我。

“這是啥？”我問。隨手打開了紙包。立即，我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了：那是一塊生豆餅。

“我不要，我能吃飽嘍！”我把豆餅又塞到父親懷裡。

“光吃胡蘿蔔不長肉，這是糧食！”父親又固執地把豆餅遞過來，“學習耗心血，得吃糧食！”

不能要，無論如何不能奪父親的口糧！我堅決又把豆餅塞了回去。

“那……就給你姊姊吧！”父親說著，扭頭朝校院裡張望著，“她咋還不出來？”

“你還不知道？俺姊姊病啦！”我說。

父親一個激靈，腰離開了牆：“啥病？”

“脖子上長了個疙瘩，”我說，“回家好幾天了。”

“吔，脖子上……要緊的地方！可別是……”父親緊張起來，臉上枯槁、麻木、疲勞、飢餓的神色都不見了，“我得請個假，趕明兒就請假……”

第二天，是星期六。我像往常一樣急急往家跑。這一次，不光是為了拿胡蘿蔔，我還掛牽著姊姊的病。

到了家，見姊姊躺在堂屋裡間床上痛苦地呻吟著。脖子上的疙瘩不見消腫，也不見化膿，只是紅腫腫的像核桃那麼大。

“請了先生啦，一會兒就到。”母親對我說，像是為了寬我的心，“你先吃飯吧！熬好了糊塗等著你哩！”

“糊塗”，多麼形象的字眼兒，這是我們家鄉對雜糧熬成的黑乎乎的稀粥的稱呼，我們喝了多少年，糊里糊塗地喝，越喝越糊塗。這一頓糊塗，我喝了八碗。年成越孬，人的飯量越見長，肚子可不糊塗！

天黑了先生才到。那是個嘴比手靈得多的鄉間醫生，六十多了，也沒個正經職業，專靠民間東請西請混點兒看病的錢。他先烤了好一陣子火，直到熱得脫了皮襖，才草草地看了看姊姊的脖子，連聲說：“不咋，不咋，放了膿就好了。”說著，取出一個人們割雞眼用的那種三角形小刀就要下手。

“先生，先生，”母親嚇得打戰，小聲跟他商量，“你看，這瘡不像化膿……”

“等化膿就晚啦！”那先生胸有成竹，沒有商量的餘地。他叫母親端燈照著亮兒，他一手捏著姊姊的脖子，一手持刀，開始施行類似關雲長刮骨療毒的“手術”。

我嚇得扭過了臉，不敢看。只聽得姊姊“娘唉，娘唉！”連聲慘叫，那刀子就像剜在我的心上，剜在娘的心上！

就在這時候，父親趕到家裡了。他一定在路上一步都沒停地跑，一定走到村口就打聽姊姊的病情，一定在院子裡就聽到了姊姊的叫聲，腳剛剛邁進堂屋門檻，他就撲通摔倒在地下，不省人事！

1960年，是飢餓威脅最嚴重的一年，我升了高中。“有多大的本事使喚出來，你能上多高我供你多高！”父親說。可是對於姊姊，他有所保留了。他沒有能力供兩個高中生的學費，實在沒有。高中畢業還得考大學，兩個大學生他更供不起。儘管姊姊也完全有把握考上高中，並進而考上大學，也不得不退讓了。“蓮妮別上高中了，保你兄弟一個，你考師範吧！”他和姊姊商量。

師範屬於中專，一律公費，畢業之後當小學教師。考了師範，這一輩子就永遠別想上大學了。姊姊明明知道，還是答應了，答應得心甘情願。這都是為我啊！

姊姊以極為出色的成績考取了公費的縣立師範。從此，家裡的“養分”就全澆到我一棵苗上了，甚至還盼望著姊姊三年畢業，當了教師，掙了工資，那時候還好供我上大學。

悲慘的命運又一次無情地降臨到姊姊的頭上，1962年，她在師範只上到二年級，由於國家的困難，師範下馬了。沒畢業的學生啥也不算，回家種地去！

那一年的暑假，我一回到家，就和已經重新成了“莊稼人”的姊姊抱頭痛哭。姊姊的眼淚滴在我的頭上，反而還安慰我：“別哭了，我開頭上學就是為了陪著你，你大了，不用陪了，我回家種地也……放心了！”

我抬起淚眼，看著姊姊。她的眼睛紅紅的，脖子上，鄉間醫生給她留下的那塊疤在霍霍地跳。姊姊內心也是痛苦的，只是她不說。她無力駕馭自己的命運，只能聽任命運的擺佈，走錯了一步棋，滿盤皆輸。她，為了弟弟，讓出了在她面前遙遙可見的、光華燦爛的前程，讓出了對每個人都只有一次的青春歲月。在貧瘠的土地上掙扎的農家兒女，要改變自己的命運，只有發憤讀書一條路。只要你考得好，什麼名牌大學都會向你敞開大門。北京、上海，什麼大都市你都可以去。完全不用費盡心機、踏破鐵鞋去磨蹭什麼“戶口、糧油關係”，你就一輩子捧上國家的鐵飯碗，再也不是農民了。這一切，本來都是屬於姊姊的。她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穩拿，卻被輕輕地一讓，全讓光了。

而我卻得到了，統統得到了。高中畢業後，我輕而易舉地考取了電影學院導演系。不是憑藉這方面的才能，我當時對電影還是一竅不通，憑藉的是一篇關於我的家鄉歷史的論文。我狂妄地宣稱：貧瘠的黃土可以產生最優秀的電影！這篇論文深得主考的一位電影導演的賞識，他後來成了我的恩師。父親對我報考藝術院校很支持，在他心目中，文與史、史與戲，是一回事，是十分神聖的事業。他的眼睛並不盯著清華、北大，兒子和他的追求是一致的，電影導演———當代最風流的職業，由一個普通農民的兒子得到了，最高的願望實現了。當我捧著北京寄來的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心裡首先想到的卻是姊姊，我感到又欠了姊姊一筆債。這倒不是因為我參加高考的路費是已經結了婚的姊姊從她丈夫的工資中給我的，不是。用紙幣計算的債可以償還，可是心債，一輩子也還不了……

江楓

第三節

黎明時分，車到了徐州。外邊在下雨，糟糕！離開家鄉久了，忘了這裡的冬天也會下雨，沒有帶傘，只好風雨兼程了。我得冒雨趕到西關的汽車站，坐兩個多小時的長途汽車到縣城，從那裡再徒步奔走二十多里才能到家。唉，這雨天！

一齣徐州站，迎面碰上了救星——長途汽車！一問，是我們縣的一個什麼“運輸公司”，個體戶的。車站就在火車站門口，方便得多了，而且票價同公家一樣。我喜出望外，趕緊上車買票，踏上歸程。

車上的人坐得滿滿的，都是家鄉人。聽著這熟悉的鄉音，坐著家鄉農民自己的汽車回家，使我感到異常親切。這兩年，報紙上、廣播裡不斷有各地農民“富起來”的新聞，總覺得與我無關。沒想到我們這個窮鄉僻壤也有了農民的汽車！

我的鄰座是一個黑臉大漢，一身油漬麻花的制服，手裡提著一隻舊手提包。此人非常健談，好像一分鐘也不願把嘴閉上。

“出差？”他主動向我打招呼。

“不，是回家探親。”我說。用的是標準的鄉音，對故鄉人，我一直是這樣的。

“哦，老鄉！在哪兒工作？”他愈見熱情地看著我這個戴眼鏡、穿制服的知識分子，很願意攀談。

“北京。”我說。

“北京的形勢咋樣？聽說江西的農民要進京辦公司，王府井大街要成農民街了？”他望著我，很想得到一個明確答覆，好像我是北京市長似的。

“我……說不好。”我據實回答，並不掩飾自己的孤陋寡聞。這驚人的消息我還是從他嘴裡第一次聽到，自然也不知確否。而且，我心裡惦記著病危的父親，也無意扯這些山海經。

“下個月，我上北京看看，找市政府拉拉，”他說，口氣之大更令我瞠目結舌，“我這個公司也想打人王府井！”

“你是什麼公司？”我忍不住問他。

“運輸公司。俺家弟兄仨，三部車。一部拉微山湖裡的魚，一部客運，一部跑上海做買賣。”他向我伸出三個手指頭，如數家珍。

我只好對他刮目相看了。“這就是你的車？”我指了指現在乘坐的長途汽車。

“不，不！”他不屑地搖搖手，“他這是小打小鬧，光跑徐州，掙有數的死錢，沒多大意思。我準備在北京搞個出租汽車公司，一色的進口小臥車，帶空調的！”

我簡直目瞪口呆了！他有多少錢？這麼大的口氣！

他似乎意識到我的不信任，把他當成吹牛大王了。笑嘻嘻地說：“你甭看我這一身不咋樣，秀才不在藍衫舊。咱不打扮外觀，穿舊衣裳，提個破包，到哪兒，誰也想不到偷咱的。這一趟上海，淨利這個數！”他伸出了五個指頭，不知是五千、五萬、還是五十萬。

惟恐我不信，他乾脆從提包裡拿出一張單據讓我看。我瞟了一眼，上邊大寫著人民幣兩千元整。

“這才兩千。”我說。心裡認定他剛才是吹牛了。

“兩千只是住宿費，”他微微一笑，“旁的都從上海直接轉賬了！”

我沒有話說了。他一趟上海，僅僅住宿費就相當於我兩年的工資！而且，他又是個體戶，沒地方報銷去，揮金如土，必定有殷實的家底。

“想不到……”我喃喃地說。

“嘿，你想不到的事多得很啦！到了縣城你再看看，咱縣成了小上海啦，新上任的縣委書記是個幹家，親自抓建設，大樓一座接一座，個個不重樣兒！”

“噢，好……”我聽得心裡熱乎乎的，生平第一次聽到家鄉人這麼自豪，即使有點“貧漢驟富”的賣弄也可以原諒。他們畢竟窮得太久了，窮怕了，猛然間富了起來，未嘗不可在人前誇一誇，況且我又是家鄉人。

可是，現在佔據我心頭的是我那生命垂危的父親！黑臉大漢說的這一切，同我的父親又有什麼關係呢？父親老了，風燭殘年，靠的是我的工資養活，而我，每個月才能拿到七十二塊五毛錢，上要養老，下要撫幼啊！那“萬元戶”，那什麼什麼“公司”，那不重樣兒的大樓，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無心再聽黑臉大漢的嘮叨了。

車子進了縣城的時候，雨已經停了。我急急下車，奔進國營汽車站，要買回家的票。如今，那二十幾里路不用腿跑了，可以乘車到離家不太遠的小鎮，然後再徒步回家。

上午的班車過了，我只好買下午一點的票，還有一個多小時，好難打發啊！

我走在那條極熟悉的東關大街上，這條街變得我幾乎認不出了。兩旁的大樓一座接一座，果然不重樣兒。馬路盡頭，是縣城的中心部位，也就是兩千年前秦始皇埋寶劍、丹砂的地方，蓋起了一排壯觀的樓房，80年代氣息。遠遠望去，真的以為是上海或北京的某一條新建的大街呢？

故鄉，在遊子心中喚起的是喜悅，也是酸楚。我一生中金色的時光，父親一生中年富力強的歲月，是在苦難中度過的。如今父親老了，這一切對他都失去了意義。

我從“秦台”故地折回來，重新朝汽車站走去。路旁各式各樣新開的店鋪，鄰街攤販高聲叫賣的家鄉小吃，樊啥的傳人正在兜售的本縣傳統狗肉，收錄機中播放的鄧麗君歌曲，這一切，都不能吸引我，我心裡只有家，趕快回家！可是，家在哪裡？已經沒有家了。我出生的那兩間茅屋，院子裡的那棵我和姊姊親手栽的脆棗樹，都已經沒有了，這個家，已經不復存在了。父親現在住在姊姊家裡！

姊姊從縣立師範肄業回鄉不久就出嫁了。那時她已經二十好幾，在鄉下，誰家的閨女也不會等到這會兒再出嫁。經同村的二大娘做媒，姊姊嫁走了。那一天，我們全家都像辦喪事，一點兒喜慶勁兒也沒有。姊姊撲在母親懷裡哭了一場，告別了這個家。按照家鄉的風俗，我手裡提著一把茶壺送姊姊出了村，一直送了很遠很遠還捨不得分手。姊姊沒有坐花轎，那過時的東西早不興了；也沒有坐汽車，那新派的東西也還沒有傳到我們這個角落。她坐的是馬車，一輛平時用來拉莊稼、拉糞用的馬車。

我們終於分手了。十幾裡地，我不能送到頭，家鄉的風俗也不允許，男家娶妻要鬧新房的，一個小舅子怎麼能參加那種尷尬的場合呢？我站住了，手裡捏著茶壺，木然地目送著馬車轆轆遠去……

姊夫是一箇中學教員，高高的個子，臉又黑又瘦，戴著一副眼鏡，沉默寡言。起初，姊姊對這個陌生人完全沒有感情，但不久，她就變了，向我說了姊夫的許多好處。這，我完全相信，後來我和姊夫之間的感情幾乎像親兄弟一樣。他比姊姊大六歲，像個大哥哥似的，處處讓著她。可是，他無法排遣姊姊心中的痛苦：一個師範肄業生，就這樣成了他家的一個媳婦，和東鄰西舍那些文盲大嫂一樣，侍候公婆，生兒育女，餵羊餵雞，縫補漿洗……如此而已。自己花了十幾年心血學來的知識，糞土一樣扔掉了；而丟掉了多年的活兒，從來也沒想到還會撿起來的活兒，又佔滿了她的雙手。那雙手，那雙曾經寫出過許多篇優等作文的手，餵雞餵羊去吧！撫養孩子去吧！上地裡送糞去吧！失去的夢，攀登知識高峰的夢、上京下海的夢，甚至當一個鄉村小學教員的夢，統統都忘了吧！

每逢寒暑假，我都要到姊姊家裡去看看。姊姊被家務、農活和一群孩子纏累，老得很快。從她身上，已經很難看出和左鄰右舍的大嫂的區別了，她變成了一個道道地地的農婦，在重複著我不識字的母親做過的一切。姊夫常在假期裡開各種各樣的會，我去了不一定能見到他，而姊姊則忙著為我做飯，我坐在堂屋裡和她的公公說話，耳朵裡卻在聽著從廚房裡傳來的嘔當嘔當的風箱聲。我輕易不來，姊姊定要做點好飯菜，拉著風箱，往鍋底下塞著柴禾，嘔當好幾個鐘頭才算完事。而吃飯的時候她又不能陪我，婦女不上席。姊夫不在家的時候就臨時請村上的“文化人”來作陪，說著搜腸刮肚找出來的閒話。而我是來看姊姊的啊，卻一句體己話都顧不上說。在我同陌生人吃完她費了不少勁才湊齊的“四個碟子”之後，她才和孩子們坐在鍋屋裡享受殘湯剩飯。姊姊，我的姊姊！她把自己看成一個廢人，全部的希望都寄託在我身上了，巴望著我大學畢業好掙錢奉養父母，承擔起做兒女的責任。

母親沒有等到這一天就在貧窮之中去世了，家裡只留下父親。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正是大學生糞土不如的年月。四十六塊錢的工資要養活自己，還要結婚、生孩子、奉養父親，一分一分地計算也難以安排。我這個農民的兒子唸完了大學還穿著家鄉的土布褂於，褲子上打著補丁。要在北京安一個家，哪怕置辦最簡陋的東西，也要四十六塊的多少倍？我和妻子在一間十平方米的鬥屋裡舉行了只有我們兩人參加的“婚禮”。結婚好幾年連鍋、案板、菜刀都沒有備齊。

父親憐惜我，沒有到北京來拖累我。他仍然在貧瘠的土地上掙取連口糧都換不出的“工分”，年年決分都要“透支”，由我向生產隊償還父親勞作一年仍然欠下的債務。進一步孝敬父親我就沒有餘力了。也許家鄉父老把我看成“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人了。我可怎麼向他們解釋呢？電影導演在前些年是挨批的角色，這幾年處境不同了，但也只是“有名無利”的職業。我跑遍全國各地拍片，每部影片都花去幾十萬、上百萬元的成本，為國家賺回成倍的利潤。可我自己從去年開始每月工資才漲到七十二塊五毛，並沒有“富起來”啊！

父親終於完全喪失了勞動力。“癆病”時常發作，一個人躺在那兩間茅屋裡，如果半夜裡一口氣上不來，死了都不會有人知道。感謝我的一個當“赤腳醫生”的堂弟給他打針吃藥，替他挑水做飯。可是，這總不是長久之計，人們都會問：“他兒呢？不會找他兒去？”

我無法再忍受心中的愧疚，一再寫信敦促父親到北京來治病。

1981年秋收之後，他終於來了。

我拿著電報，去車站接他。從家鄉小鎮上打來的電報幾經週轉到我手裡已經過了鐘點。出站口如流的人群、無數張面孔我一個都不放過，但裡邊沒有我的父親。我逆著人流往裡擠；在紛紛攘攘的車廂裡尋找他，一直到最後一節車廂，才在已經快走空的座位中間發現了一位老人。他穿著黑布夾襖，守著幾個大大的粗布包袱，在焦灼地等待著他的兒子。

“大大，你來了！”我急切地叫著從小習慣的稱呼，去攙扶我的父親。

白髮蒼蒼的頭從車窗邊轉了過來，那雙棕黑色的眼睛朝我注視了一會兒，父親才認出我來。在他的心目中，兒子永遠是小時候的樣子，自從翅膀硬了飛走之後，一年一度、數年一度的探親已留不下十分確切的印象。而且兒子也在變老，面前的這個戴著眼鏡、鬢髮斑白的中年人是他的兒子？他得憑著記憶中的印象幾經印證才敢確認。

“噢，我知道你一準來接我，就坐在這兒沒動窩。包袱忒沉，得等你接啊！”父親的臉上漾出笑意。颳得乾乾淨淨的臉一笑，兩邊的皺褶拉成好幾條深深的溝紋。

“包袱？你帶這麼沉的包袱做啥？”我提了提他身邊的包袱，埋怨地問。

“窮家難捨，我都搬來了。”

“那房子呢？”

“屋，扒了。樹，刨了。連床，都賣了。你寄的盤纏沒動，我還能給你添點兒過日子的錢呢，這回來了，就不走了！”

父親一一歷數著他的行李，告訴我哪件裡邊是什麼。除了他自己的四季衣服，還有用了多年的被褥，幾件捨不得丟的小玩意兒，還有一口袋綠豆，一口袋芝麻，一罐香油和一包脆棗，那是我家的棗樹最後一次收穫。

我只好僱了一輛三輪車，用超過這些包袱價值的車錢把父親的家產運回了我在北京的家。父親見了他日夜惦念的孫女、孫兒，用抖抖索索的手抓了脆棗給他們吃，眼裡湧出了兩行老淚：“吃吧！咱家的水土好，這棗兒甜。吃吧！就這一回了，往後就吃不著了！”

夜裡，在一間半斗室裡住下了老老少少五口人。床鋪不夠，就搭行軍床吧！就是搭地鋪也不回家了。

父親住下來了。他要在生命臨近終點的時候住在兒孫身邊，過一過大都市的生活。天安門、故宮、頤和園、長城，都逛一逛。歷史博物館也得看一看。閒著沒事到公園裡打打太極拳，玩玩鳥兒，像那些退休的幹部、工人們似的。兒子的書櫥裡有很多閒書，他可以好好地看一看，甚至還可以寫寫字。年輕的時候他替人家寫了不知多少春聯，而最得意的一副是貼在自家門上的：“讀書寫字真樂事，種竹栽花最恰情”。一個農戶貼這樣的春聯？那是他的志趣，他的愛好，他的精神支柱，他一輩子沒有實現的願望。

他在北京過得很愉快，從頤和園的排雲殿，他沿著山路走走停停，一直登上佛香閣。從萬壽山的制高點上俯瞰整個北京，他陶醉了，隨口吟出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杜甫的名句。在天壇的迴音壁前，他像孩子似的把耳朵貼在那弧形的牆上，諦聽我在另一端親切的呼喚：“大大，大大！”這最悅耳的鄉音，使他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在故宮，他久久地注視著“金鑾殿”上的皇帝寶座，彷彿在心中丈量從農民到帝王之間的十萬八千里距離，而這距離，剎那間縮得近在咫尺。他也許在回味陳勝在當農民時說的一句話吧：“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我不是在用知識分子的心理溢美自己的父親，不，父親是博學的，他甚至在憑弔歷史古蹟的時候，好幾次指出了寫在牌子上的說明詞中的謬誤之處。我告訴他：等我手頭的這部電影完成之後一定拍一部歷史片，父親說的這些說不定能用上。

父親在北京的日子是美好的，卻又是短暫的。西山的楓葉紅了的時候，父親的“癆病”犯了。他無力地躺在床上，半閉著眼睛，嗓子裡呼著微弱的氣息，帶著噝噝的疾音。瘦骨嶙峋的胸腔艱難地起伏著，那裡有許多話要說，卻說不出。

擔架！救護車！輸氧！緊急搶救！我被嚇懵了，惟恐死神奪去父親的生命。

父親又活過來了。他在陰曹地府的門口轉了一遭重回人間之後已不再留戀北京，而急於回去，回家去。也許他知道自己不久於人世了，要把遺骨埋在故鄉的祖墳上。也許，是地下的母親在冥冥之中召喚他吧！

北京的冬天天氣奇冷，我的心也像冰凍的土地一樣板結，沒有什麼可以使它融化了。帶上必備的藥品和須臾不敢離開的氧氣袋，在萬木蕭疏的季節，我把苟延殘喘的父親送回了家。不，已經無家可歸了，是送到姊姊家，然後，隻身返京。“對望無言惟有淚，幾番徘徊意踟躕！”父親後來在信中這樣回憶我們的離別。我不能留在他身邊照料他，“等”他死，我還有工作，還有事業，還得走，只有把父親交給姊姊了。說不定哪一天，父親會突然死在姊姊家裡，連通知我回去都來不及。我的心縮成一團，有什麼辦法？一切都拜託姊姊吧！她，曾經將陽關大道讓給我，自己跨上了獨木小橋。而這一次，我卻把重擔都“讓”給她了。心債，我的心上，欠了姊姊多少債啊！

我終於捱到了下午一點，登上了從縣城往西開的長途汽車。不，路不長，只有二十多里，我過去揹著胡蘿蔔徒步要走兩個小時，現在，汽車只要三十分鐘。可這三十分鐘我卻覺得長似一年。“父病危，速回”！每一分，一秒，我都在趕，在搶，誰知道父親是不是還活著？也許，姊姊為了不使我過度傷心才把死訊說成病訊？也許，姊姊怕我不回去摔“老盆”才這樣把我“騙”回去？哪兒能呢？我豈有不回之理！哪怕父親還剩下最後一口氣，我也要趕回去見他一面，哪怕父親已經閉眼，我也要按傳統的儀式披麻戴孝，摔“老盆”，把父親的靈樞送進祖墳，與母親的遺骨合葬。我要在墳前做雙倍的懺悔！不，我相信父親不會死，他已經奇蹟般地在姊姊家又活了三年，前不久，還親筆給我寫來了長篇書信。不會死，他一定還活著，在等著我——他惟一的、最愛的兒子。

汽車到站，我又上了鄉間土路。從這裡到姊姊家還有五六里路，我踏著雨後的泥濘，沿著當年漢高祖起兵斬蛇的“白帝河”，沒命地跑，奔向那個在地圖上找不到、在我心中卻永遠抹不掉的小村莊。

走進村子，我的心咚咚地狂跳，我擔心會聽見哭喪聲。沒有，村子裡靜靜的，大人都出去幹活了，只有幾個小孩在牆邊路口上玩。我懷著惴惴不安的心，一步一步走近姊姊家的大門。到了門口，我幾乎要窒息了，好像預感到姊姊正在裡邊撫著父親的屍體痛哭。啊，生離死別，我在藝術創作中極為陶醉的生離死別降臨到自己的頭上了。在電影中，我總不讓任何一個角色痛痛快快地死，不讓他的親人在死前得到“大團圓”的結局，想方設法折磨觀念的心，巴不得讓他們的眼淚流成河。現在，在一幕話劇中我成了劇中人，才知道自己曾是那麼殘酷！

院子裡沒有哭聲，一點聲音也沒有。大門口也沒有貼那種×形的草紙，絲毫也沒有出殯的跡象。父親真的還活著嗎？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像跨進鬼門關似的快步走了進去。父親，我來了！

江楓

第四節

走進臥室，我竟然沒有看到父親。姊姊家的兩間東屋間壁土牆上挖了個下方上圓的小門，套間裡惟一的小窗上蒙著舊塑料布，屋裡一片昏黃幽暗。兩張床靠牆擺成“丁”字形，佔據了房間的大半。臨窗的床上堆著黑乎乎的被褥和棉衣。父親，我的父親在哪裡？

姊姊一家人跟著我走進來。

“外爺爺在這兒唻！”我的外甥女指著臨窗的床上對我說。

啊，我這才看清了，父親原來音圍坐在那堆起的被子、棉襖中間！他佝僂著腰坐在床上，頭無力地耷拉在懷裡抱著的氧氣袋上，一動不動。猛然間，我竟然不敢相信那是一個活人！

我撲在床上，抓著父親的手：“大大，大大，我回來了！”

父親仍然一動不動，任我摸著那雙幹得起皺的雙手，對我的呼喚也毫無反應。不，他聽見了，只是沒有力氣做出反應。一頂舊絨線帽遮住了他滿頭的白髮和寬闊的前額。揹著西窗的微弱光線，他的臉上一片昏暗，眼睛無力地半閉著，上唇和下顎都長滿了雜草似的鬍鬚。他輕輕地喘著氣，夾雜著哩噬的疾青。父親從來不是這個樣子。他不喜歡留鬍子，不願意顯出老相，總是把臉颳得乾乾淨淨。他在農民中長期保持著與眾不同的衛生習慣，刷牙、漱口、洗澡，從不馬虎。而如今，他連這一點力氣都沒有了，僅靠氧氣袋維持生命的殘軀，一動不動地佝僂在床上，像是隻等我回來做永久的告別。

“這回犯病犯得怪厲害，還怕等不到你回來哩！”姊姊對我說，“吊針打了三天三夜啦！”

“三天三夜？”我看著一動不動地佝僂著的父親，“一直就是這個姿勢嗎？”

“三年都是這樣！他不能倒下睡，倒下就憋得慌，三年就這樣坐著，腿上都磨出繭子啦！一天天地受罪！”姊姊說著，抬起衣袖擦淚。

我的心痛苦地戰慄。三年，父親竟是這樣度過的？為什麼每次寫信都沒告訴我？我自以為儘量地寄錢可以減輕姊姊的負擔，可以減輕父親的病痛，可是這三年的僵坐，我怎麼代替啊！我自以為時時刻刻都在惦記著父親，用夜以繼日的工作來壓制自己的懷念之情，可我畢竟每天從半夜到凌晨還有一夜安眠啊！而父親，卻連片刻的平臥歇息也沒有，就這樣似醒似睡、半死不活地坐了三年！為什麼父親不讓我在夢中看見他這備受煎熬的身影？他的信，那一封封寫得很長、字跡又很工整的信，竟是伏在膝蓋上寫的，字裡行間向我報著平安！

“咱把大大送醫院吧！”我對姊姊說，“住院治療，不惜一切代價，我帶著錢呢，帶了五百塊！”

姊姊擦著淚說：“多少錢也沒有用了，他不能動，幾十里路送醫院能把他顛打壞嘍！還不抵在家，俺啥工夫都不缺，醫生天天上家來打針、給藥，我白天黑夜守著他，端屎端尿，醫院裡能行？”

姊姊說得對，我不忍心再讓父親受顛簸了，“就把錢留在家裡吧！凡是能買到的東西，凡是咱大大想吃的東西，都給他辦到！可惜我來得太急，啥吃的都沒帶！”

“不缺，啥都不缺，”姊姊說，“他的胃弱，也不能吃旁的啥，就是吃稀的，雞蛋糕子，蜂糕茶。怕大便幹，還得常喝蜜。”

父親床前的草囤子上蓋著塊木板，權當桌子。上面擺著點心盒子、蜂蜜瓶子……雖然上面落滿了灰塵，可在我們家鄉沒有人把灰塵當成什麼有礙衛生的東西，吹一吹就行了。我看著這一切，揪心似的疼痛。如果父親住在我那裡，總比這裡強得多啊！可是他現在已經不能經受千餘里的汽車、火車了。何況我那裡有天天到家裡來看病的醫生嗎？有整日整夜在床前值班守候的人嗎？沒有。這裡是父親惟一的安身之處了。

“俺這給他生了個爐子，他這屋最暖和了！”姊姊說。語氣裡有盡孝的自慰，還有一些自豪。

的確，我們家鄉在冬季從沒有生爐子取暖的習慣，家家都是屋裡屋外一樣冷，充其量在來客人時才抓把柴禾烤烤。現在父親的床前生著一隻燒蜂窩煤的鐵爐，大概是全村最優越的了。那爐子還兼做炊具，無蓋，無煙筒。

我又不安了：“別中了煤氣。”

“不要緊，門跟窗戶都不嚴，中不了煤氣。”姊姊說。

可不是嘛，我們家鄉的房子都是那種老式的雙扇門，關起來也露著好大的縫。門媚上還有一塊空檔，是留給燕子飛來飛去的“燕路”。窗戶不安玻璃，也不糊紙。只有父親的這扇窗口蒙上塊塑料布，被西風吹得呼扇呼扇的。唉，既要取暖，又要透風，這糊塗的生活哲學！

父親醒來了。不，他根本就不是在睡，他一直在傾聽我們說話，只是沒有力氣插嘴。此刻他蓄足了力氣，終於張開了嘴要說話了。我期待地望著他，他的眼睛卻照樣地半閉著，並不像凝視著歸來遊子的樣子，只是嘴唇在動：“這一崩兒（一段時間）……沒見你的信，小報上說，你在拍劉邦的電影？完了沒？我還……能撈著看不？”

父親的聲音極為微弱，而且被喘息時時打斷，但在我心中卻激起了巨大的波濤。我沒有想到，父親在自己隨時都有可能死去的時候，在盼望已久的兒子突然來到面前的時候，他關心的首先是兒子的藝術！啊，我那該詛咒的藝術，它像磁石一樣死死地吸著我，耗去了我二三十年的歲月，把我作為一個兒子應盡的責任差不多都推給了姊姊。為什麼，為什麼父親卻不恨我，也不恨我為之獻身的藝術？連我自己有時候都恨哪！好幾次，在攝影棚裡，水銀燈下，我突然走了神，從緊張的拍攝現場“閃回”到父親的病床前。我愣著，愣著……一個鏡頭拍完了，沒有我發出“停”的口令，攝影師不能停機，膠片沙沙地空轉著。“導演，導演！你怎麼了？”所有的人都吃驚地望著我。父親，藝術，在我心中打架，顧此而失彼。父親卻並不恨它，因為那也是他的嚮往，他的寄託，他渴望著我在藝術上有所成就，了卻他一生的夙願。而在他病魔纏身的時候，在他勉強棲身的這間土屋裡，他心中閃耀著光輝的，還是藝術！這時，只有在這裡，我才注意到，這間小屋的四面牆上都貼滿了父親的書法。那是用鄉下僅能買到的孩子們釘練習本用的紙寫的，但字卻寫得很認真，傾注了父親的心血。一幅，一幅，我動情地看著。在那個下方上圓的套間門旁貼的是一副我極為熟悉的對聯，“讀書寫字真樂事，種竹栽花最恰情”。啊，支持父親艱難地活過來的不獨是我，還有他丟不下的藝術！

對於我那部拍了一半又不得不為了父親的病危而放下的影片，我現在沒有心思談它了。但我不願讓父親傷心，只好說：“快了，明年春天就可以拍完了。‘秦台’和‘白帝河’準備到家鄉來拍，到時候，我用小車接你去看我怎麼拍電影！”

父親半閉著的眼睛閃了一下，顯出了一些光澤，顯然得到了一些慰藉。他盼望著看到兒子的這部電影。

“咱大大的病眼看著見好！”姊姊興奮地說，“見了兒啦，喜的。你一回來，啥病都好啦！”

我卻沒有這麼樂觀。我雖然相信父親的心情會因為我回來而有所好轉，病也許會輕一些，但“病去如抽絲”，哪會一下子全好呢？維持吧！盡全力維持，能延長父親的壽命三年五載、一年半載也好。

“我盼著好，我還沒活夠……”父親的話多了起來，雖然說得吃力，但總想說。彷彿他的生命中又注入了新的動力，他要與病魔搏鬥，長久地再活下去，“看著你成名，看著你姊姊出去工作，我的心事就全了啦……”

“工作？姊姊要出去工作？”我沒聽明白。

“噢，還沒顧上跟你說，”姊姊說，“俺這一撥兒師範肄業生上級要給落實政策了，補發畢業證，安排工作，可能是當小學教師。”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這是真的？失掉了二十多年的夢想竟然要實現嗎？這對於姊姊簡直是僵死的生命重新復甦！我激動地望著姊姊，從心底裡祝賀她命運中這個儘管來得太遲了的轉折。

“真的，”姊姊說，臉上並沒有過分激動的神情，也許她“初聞涕淚滿衣裳”的時刻已經過去了。她憂心衝忡地望著父親，“可我咋去哇？咱大大病得離不開人，我情願把這個機會放棄了！”

放棄？她說得那麼輕鬆！不，那是經歷了痛苦的內心搏鬥之後無可奈何的選擇。父親，工作，這兩者她只能選一樣。但在這關頭，她只能要父親，日日夜夜侍候父親，而放棄她失而復得的理想！這二十多年，她雖然不存任何幻想，但並沒有忘記自己走了一半的路啊！每當她在路上遇見過去的老師或是在外地工作的同學，她都要經受一次刺激，不敢接觸那種詢問的目光，一轉臉走了過去。她死守在農村，沒有任何出路，雖然如今的農村也出了一些能人、富翁，可她沒有那種本事。她能搞什麼什麼“公司”嗎？能當什麼什麼“專業戶”嗎？能去跑長途運輸當二道販子嗎？不，她沒有經商賺錢的本領，只有纏手的一群孩子、一身的家務、承包的責任田、臥病的父親，還有爛在肚子裡的師範二年級的文化知識。要用，也只有這一次了。而且，她要追求的，父親要追求的，也不是去做腰纏萬貫的“經理”，而是吞吐知識的樂趣。現在，機會終於來了，而姊姊卻又要輕而易舉地放棄！又要“讓”嗎？啊，又到了該她“讓”的時候了！

“不行！”我急切地對姊姊說，“不能放棄，照顧父親的事，咱再想想辦法！”

“啥辦法都想了！”姊姊說，深深地嘆息，“誰也不能替我。你能行？你姊夫能行？你們有工作的都不行。孩子都在上學，也不能耽誤他們的學業。只有我能守著他。工作的事，反正也沒想過，丟了二十多年的東西，不想啦！我也老了，四十多歲的人，幹也幹不了幾年了，算了！”

“不，哪怕一年，一天，你也應該過一過另一種生活！”我說。說得很堅決，很懇切，卻想不出實現的辦法。

“我也是這樣說，”我的外甥女給我沏了一杯糖開水，放在我面前，說，“我想體學不上了，回家侍候外爺爺，叫俺娘出去工作，可俺娘不願意……”

“甭說了，那不行！”姊姊瞪了女兒一眼，“你明年就該考大學了！”

噢，外甥女現在正上高二，又到了姊姊肄業的時候！姊姊怎能忍心讓女兒再走自己的老路？怎能忍心用女兒的前途換取自己這棵老蔓再去開一朵太遲了的花？不，她不肯，絕對不肯。她心甘情願把那誘人的未來留給女兒，“讓”給女兒！

看來，進退維谷，姊姊的確無路可走了。父親靜靜地聽著我們的話，嘴唇在輕輕地嚅動，他又在積蓄力量，要說話了。

“是我誤了你……誤了你一回，還要再誤第二回嗎……”父親喘息著說，眼睛又恢復了先前那暗淡無光的老樣子。看得出，他對姊姊懷著與我同樣的負債感。是的，間苗、掐頂，一次次地改變姊姊命運的決定，都是父親做出的，那不是一筆一筆的債務嗎？這一切，我本來都認為是我欠姊姊的，因為都是為了我。可是，父親都攬在自己身上了。從他那歉疚的眼光裡看得出，他對於女兒懷著深深的愧意，愧自己的無能，誤了女兒的一生。現在，女兒又到了需要他幫一把的關鍵時刻了，不是需要他的錢、他的力氣，只需要他健康地離開病床，就一切都迎刃而解了。而這，難道是他自己能夠主宰的嗎？

“大大，大大！”姊姊滿臉是淚，俯在父親床邊，“甭說這話！大大，這是命，我認命！為了大大，我啥都能捨，心甘情願！”

“命？”父親半閉的眼睛中滾下了渾濁的老淚，喘息著說，“……五十而知天命，你還不到五十啊……”

…………

不知不覺，夜已經很深了。

父親不再說話，頭耷拉在氧氣袋上一動不動，像是困了。我和姊姊悄悄地退出來，在外間屋裡的馬槽前對坐著，談論著面臨的難解難分的矛盾。外面下雪了，雪花打在門上，打在窗戶上的塑料布上，沙沙地響。這一夜，在這個小小的村莊上大概只有這一間小屋裡亮著熒熒如豆的煤油燈光。姊姊家的那匹老馬咯嘣咯嘣地咀嚼著草料，一夜都沒有停，伴著姊弟兩人無盡無休的綿綿夜話。

我終於沒能說服姊姊，她打定了主意：不去工作了，讓孩子安心上學，讓父親安心養病，讓我回去上班。她就守在家裡，哪兒也不去了，什麼也不想了。而我，卻還沒有死心。

天色微明的時候，油燈滅了。父親半閉的眼睛終於合上了，嗓子裡噝噝的疾聲停上了。他不再佝僂著腰，安詳地平臥在黑乎乎的褥子上。這是他三年來第一次平展展地安睡，也是最後一次。他，再也沒有醒來。用膠布粘在鼻孔上的橡皮管不知什麼時候被他拔了下來，扔在一邊，那一袋氧氣還沒用完，成了無用的廢氣，在無聲地吐向昏暗的斗室。

夜裡的一切爭論，都無須再繼續了，父親用最後的一點氣力結束了這爭論，償還了終生的債務，輕鬆地走了，到極樂世界去享受讀書寫字、種竹栽花的樂趣去了。他去得很急，很匆忙，連我的《秦台夜月》也等不及看了。

大雪停了，慘淡的月光下，小小的村莊，無盡的田野，一片潔白。

白色，聖潔的顏色。在西方，是新嫁娘禮服上的輕紗；在中國，是哭靈的兒女身上的孝衣。

寫於1985年春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