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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章 百餘次中美會談幾無結果,黑寡婦神州落難粉身碎骨
美軍繼朝鮮戰爭失敗之後,好不容易從越南戰爭的“泥潭”中拔出腿來。兩軍交戰必交惡。這時的美朝關係和美越關係降到了冰點。而作為堅定支持朝鮮和越南反對外來侵略的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也一直處於敵對狀態。朝鮮停戰協定簽定,也並沒有使干戈化為玉帛。1954年,解決朝鮮和印度支那和平問題的國際會議將在日內瓦召開。由於中國在解決上述兩個地區的問題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使得一直對中國持敵視態度並堅持“老死不相往來”的美國,只好同意蘇聯外長莫洛托夫的建議,邀請中國派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談,共商朝鮮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問題。這就應了中國“不是冤家不聚頭”那句老話,中美兩國自板門店談判後,又一次坐在了同一個會議桌上。
多年的敵對狀態,雙方在會議上對一些重大原則和是非問題針鋒相對、互不讓步是顯而易見的,甚至連相互交往的起碼禮節也塗上了濃濃的政治色彩。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這位反共的死硬分子,在會前向他的代表團成員發佈禁令,不准與中共代表團成員握手。然而,美國代表團成員中的有識之上卻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是一個無法迴避的現實,不管你承認它,還是不承認它,都不可能完全不打交道,否則日內瓦會議請人家來幹什麼?於是,就有了美國副國務卿史密斯對周恩來總理在會下拉近乎的不尋常舉動。
日內瓦會議即將結束的最後一天,史密斯主動來找周恩來攀談,他微笑著對周總理說:“會議即將結束,我感到非常榮幸和高興能夠在這裡和你認識。中國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上發揮了很大作用。我們希望不管朝鮮也好,越南也好,都恢復和平。”說罷,他抓住周總理的胳膊使勁搖了搖,然後笑眯眯地走開了。史密斯此舉雖遵守了杜勒斯規定的紀律,沒有與周恩來握手,但用搖胳膊的方式表達了與握手同樣的友好願望。
其實,美國在會議期間還有更具實質性的主動與中共代表團接觸的表示。
日內瓦會議期間的5月19日,周恩來正在自己的房間裡閱讀會議文件和有關資料,我代表團成員宦鄉推門走了進來,向周總理彙報了一個重要情況。他說:“今天,英國駐華代辦權威廉對我說,他願以私人身份就在華美僑問題和在美華僑問題作一箇中、美之間的中介入。”
周恩來聽了宦鄉的彙報,立即聯想到中國有一批留學生和科學家被扣留在美國,其中包括錢學森等著名的科學家。他們對於新中國來說可是寶貴的“財富”呀。
“美國方面是想要回我們在朝鮮戰場上俘虜的美軍和一批在中國犯了罪的平民。”宦鄉的話打斷了周恩來的思考。
周恩來說:“我們也有一大批留學生和科學家被扣留在美國,我們應利用這個機會讓他們回到祖國的懷抱。”他一邊思考一邊對宦鄉說:“在中美關係如此緊張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抓住美國急於要求在華被押人員獲釋的意願,開闢新的接觸渠道。……這個問題你需留心一下,看美國方面下一步怎麼走。如果美方再試探,可以同意經英方中介進行直接接觸。另外,可根據美方的態度,確定在什麼地方舉行談判。但談判中首先要聯繫中國留美學生和科學家被扣問題。“為了掌握主動,5月27日,我國代表團發言人向新聞界發表了關於美國無理扣押我國僑民和留學生的談話。同時表示,中國願意就被扣押人員問題同美國舉行直接談判。
美國立即作出積極的反應,在杜威廉的撮合下,經過6月1又和4日兩次接觸,最後達成協議:美國代表團指定其駐捷克斯洛伐克公使約翰遜為代表、國務院遠東司副司長馬丁為助手與中方接觸;中方由王炳南為代表、柯柏年為助手與美方接觸。根據美方的建議,中方同意接觸地點在“國聯大廈”。
6月5日上午10點,中美雙方在日內瓦“國聯大廈”進行了第一次會談。這次會談的地點是美方選擇的。由於當時美國還沒有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約翰遜為避免形成兩國政府正式談判的氣氛,有意選擇了“國聯大廈”裡一間沒有桌子,只有幾套沙發的會客室,給人以會客的感覺,可謂用心良苦。
第一次的會談進行了約半個小時。會談開始一陣寒暄之後,約翰遜提出,在華被扣的美國人共有83人,希望中方能讓這些美國人早日離華返美。我方代表王炳南表示,希望美方就今天提出的問題,提交一份具體名單。關於在美國被扣留的中國僑民和留學生問題,中方將在以後的商談中提出。
6月10日,雙方舉行了第二次會談。這次會談的地點由我方選擇。為了與美國代表團針鋒相對,中方在“國聯大廈”選了一個房間,有意在房間裡擺了一張大長桌子。我方坐一邊,美方坐一邊,形成兩國政府正式談判的氣氛。
會談一開始,約翰遜提交了一份所謂被中國政府扣留的美國僑民與軍人的名單,並要求中方給予這些人早日回國的機會。
對此,王炳南作了原則性的答覆。他說,“只要雙方都有解決問題的誠意,這個問題是不難解決的。在中國的美國僑民,只要他們是遵守中國的法律的,他們是會得到保護的。他們可以在中國境內居留,從事合法的職業。如果他們為了某種原因要離開中國回美國去,只要他們沒有未了的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他們隨時都可以走。實際上,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已經有1485名美國僑民離開了中國。至於在中國從事間諜和破壞活動的極少數美國人,他們被扣押是罪有應得的。你方交來的名單,我們將進行研究並在下次會談中予以答覆。關於美國政府扣留中國留學生的問題,我們準備在下次會談中提出。“6月15甘,中美舉行的第三次會談。王炳南首先答覆了美方6月10日提出的被拘禁在中國的美國人與家屬通信等問題。
接著,他就美國政府無理扣留我國留學生問題與之進行了嚴正交涉。王炳南鄭重指出:“中國現有5000多名留學生在美國,有不少留學生要求回國,但遭到美國政府的百般刁難,禁止他們申請離境,甚至威脅說,誰要是違反這一命令,將被判處50000美元以下罰款或者5年以下徒刑,或者同時予以兩種處罰。這是毫無道理的。我們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停止扣留中國留學生,並恢復他們隨時離開美國返回中國的權利。至於居留在美國的中國僑民也同樣應享有隨時回國的權利。”
對此,約翰遜辯解說,“扣留中國的學者完全是按美國的法律行事的。”王炳南明白,他所說的法律是指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政府發佈過的一道命令,規定凡是高級物理學家,其中包括受過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器設計這一類教育的中國人,都不准離開美國。針對約翰遜的狡辯,王炳南反駁道:“這是無理的規定,應該予以廢除。”
在中美雙方舉行的第四次會談中,約翰遜仍然打出“法律”牌為美方扣留我留學生辯解,遭到王炳南又一次的嚴厲駁斥,雙方不歡而散。
1954年7月對日,日內瓦會談結束。從1954年9月2日起到1955年7月15日,有關僑民回國事,中美雙方繼續在日內瓦舉行領事組會談。然而,在前後共舉行的17次領事級會談中,由於美方缺乏誠意,會談未取得任何成果。
日內瓦會議上的中美會談雖然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它卻為此後u年中美大使會談打開了大門。
1954年日內瓦會議以後,美國並不甘心它在日內瓦會議上的失敗。作為對我國的報復,美國政府與台灣的蔣介石集團於1954年12月2日簽定了所謂“防禦條約”。這個條約的目的,一是美國企圖使其侵佔台灣的行為合法化,二是以台灣為基地,擴大對中國的軍事對抗和準備新的戰爭。為了表明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的決心,打擊美蔣的“共同防禦條約”,我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8日發動攻勢,一舉解放了一江山島,之後又解放了大陳島。
12月底,中國政府又扣押了13名在中國從事破壞活動的美國間諜。
面對形勢的發展,美國意識到軍事訛詐嚇不倒英勇無畏的中國人民,也認識到拒絕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是失敗的。為此,1955年1月,美國授意聯合國秘書長哈馬舍爾德通過印度的中介以他個人的名義訪華,實際上是想來試探我將如何判處13名美國間諜以及其他情況。我國政府同意了他的來訪。在會談中,周思來向他指出,聯合國在我代表權問題和朝鮮戰爭問題上的立場是不公正的。同時重申,是美國跑到遠東來製造緊張局勢,美國應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走軍隊。為了真誠地表示中國人民熱愛和平的美好願望,1955年4月23日,周恩來又就中美關係問題發表了一個歷史性的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
“中國人民不想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的問題。”
周恩來的聲明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贏得了國際輿論的好評。許多國家,特別是參加亞非會議的國家,都向美國施加壓力,希望美國能響應周恩來的號召,同中國政府直接談判。7月13日,美國政府通過英國向中國建議,中美雙方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從此,中美兩國開始了長達15年之久的“馬拉松”式的大使級會談。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級第一次會談在瑞士的日內瓦“國聯大廈”內舉行。我方代表是駐波蘭大使王炳南,美方代表恰好是王炳南在日內瓦會議中交鋒過的對手,美駐捷克斯洛伐克大使尤。阿。約翰遜。
為表示中方對這次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誠意和所持的積極態度,7月裡日,即在會談開始的前一天,中國最高人民法院軍事法院按照中國的法律程序作出判決,提前釋放阿諾德等11名美國間諜。
由於中方宣佈釋放美國間諜,因此第一次的會談氣氛較為輕鬆愉快。雙方較順利地達成了會談議程的協議:一是討論遣返雙方僑民問題,二是討論雙方有爭執的其他實際問題。
8月2日,中美舉行第二次會談。約翰遜稱,有36名美國平民仍被扣留,此事影響美國人民及政府對中國的態度。王炳南則說:“在美國的中國僑民,絕大多數的家屬都在中國大陸。長期以來,由於美國政府的限制和在實際上所造成的困難,他們不能自由返回祖國,無法回到各自的家庭。這個問題不僅是他們所迫切要求解決的問題,也是中國人民和中國政府所一向非常關心的問題。”
王炳南發言以後,約翰遜對美國阻撓中國僑民和留學生回國一事做了辯解,聲稱美國政府絕對沒有阻礙中國學生離開美國。
針對約翰遜信誓旦旦的保證和聲明,王炳南在8月4日舉行的第三次會談中以錢學森被阻撓回國為鐵證,戳穿了約翰遜所說的“美國絕對沒有限制中國留學生回國”的謊言,鄭重指出:
“據美國出席日內瓦會議代表團1954年5月29日聲明,截至1954年4月30日,持有中國學生護照的留美學生共計5242人。
因為從1951年6月到1955年4月(日美國政府禁止中國留學生自由回國,違者課以50000美元罰金和5年監禁,許多想回國的留學生都不敢申請。今年6月15日,錢學森仍然來信給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陳叔通先生,要求我政府幫助他回國。“他強烈要求美國政府立即恢復錢學森返回祖國的權利。
在確鑿的事實面前,約翰遜再也無法辯解,美國政府不得不准許錢學森等人回國。
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就錢學森回國事所進行的鬥爭告一段落後,雙方就被遣返僑民問題反覆進行了多次會談。經過多方努力,終於達成了這樣一個兩國大使聲明的協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承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人願意返回美利堅合眾國者享有返回本國的權利,美利堅合眾國承認在美利堅合眾國的中國人願意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者享有返回本國的權利,並宣佈已經採取、且將繼續採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儘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分別委託印度和英國政府協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平民返回本國。”
這是中美大使級會談中達成的唯—一份正式協議。
中美僑民問題達成協議之後,中美大使級會談便進入討論問題的第二階段。但美國在第二階段的會談中,採取了極為敷衍的態度,不斷在第一個階段已經解決了的問題上繼續糾纏不休,以致會談拖泥帶水,幾乎寸步難行。
1955年9月20日,中美會談再次開始。約翰遜繞開實質性的問題,首先提出要討論在朝鮮戰爭中失蹤的美國士兵的問題。
王炳南拒絕討論這個問題。他說:“關於在朝鮮軍事人員問題,應該讓板門店停戰委員會去談,我們沒有必要談這個問題。”
於是,約翰遜又提出第二個問題,“在台灣問題上,中美雙方應保證不訴諸武力。”
王炳南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嚴正地回答約翰遜:“美國侵佔台灣已經構成了國際爭端,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已影響到遠東和東南亞的和平、穩定與安全。造成這種局勢的,首先是美國在台灣的軍事存在,它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國應該放棄對我國使用武力,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
接著,他又繼續說,“台灣在歷史上、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中國人民願意用什麼方式解放台灣,這是中國的內政,美國無權干涉,更無權要求我們不使用武力。”雙方各執一詞,談判再次陷入僵局。
為了爭取主動,10月27日,我方就美國提出的“雙方保證不訴諸武力”的問題提出了一個協議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同意,它們應該用和平方法解決它們兩國之間的爭端而不訴諸武力;為了實現它們的共同願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決定舉行外長會議,協商解決和緩和消除台灣地區緊張局勢的問題。”
約翰遜拒絕簽署這個協議草案。近半個月後,美國又提出了他們起草的對案,稱“……一般來說,美利堅合眾國放棄使用武力。……一般來說,並特別對於台灣地區來說,除了單獨和集體的防禦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放棄使用武力。”
我方拒絕了美國的這一協議草案。指出,美國要求在台灣地區擁有“單獨和集體的防禦”權利,目的是要中國政府承認美國霸佔台灣的合法地位,讓我們放棄解放台灣的權利。
儘管如此,我方仍以極大的耐心,繼續又作一次努力。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了一個新的草案。該草案為照顧到美國不願明確提聯合國憲章條款和兩國外長會談的問題,只提“應該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它們兩國之間的爭端而不訴諸威脅或武力。”
但美方卻毫無誠意,約翰遜只是一味地拖延時間。在這之後的三次會議上,他都拒絕對我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體的評論,採取不置可否的態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仍繼續堅持要求中國方面承認美國在台灣地區擁有“單獨和集體的自衛的固有權利。”
1956年4月到5月間,美方和中方均提出一項新協議草案,但均未獲通過。
時間在一輪又一輪往復進行的會談中流逝著。由於美國對中美會談採取“拖而不斷”的方針,到1957年12月,各種會談已進行了73次,各種文本已堆積如山,但會談仍未取得任何結果。
12月12日,美方以約翰遜調任美國駐泰國大使為由,提出讓其副手埃德。馬丁參贊接替約翰遜參加談判,目的在於想使會談降級。當王炳南將這一情況向周思來彙報後,周恩來果斷地說:“既然美國不願意談,我們也可以中止談判。我們不願談判破裂,但我們不怕談判破裂。美國如果想打仗,我們也可以奉陪。”中美談判,終因美方設置人為障礙而被迫中斷。
中美大使級談判中斷後,美國為了不斷擴大對中國的威脅,在繼與蔣介石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之後,又於1958年7月積極鼓動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慫恿國民黨加強對大陸的騷擾,並從本國和地中海調派了大批軍艦、飛機,加強了第7艦隊在台灣地區的活動。在美國的支持下,蔣介石集團派出飛機,在大陸各地甚至遠至雲、貴、J米康、青海等省散發傳單,空投特務,轟炸福建,騷擾江浙,“反攻大陸”的叫囂和破壞活動,甚囂塵上。一時間,台灣海峽硝煙瀰漫,情勢險惡。
為了嚴懲蔣幫的猖狂活動,打擊美國囂張氣焰,我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58年8月23日開始對金門、馬祖等島嶼進行懲罰性的炮擊,至10月25日又宣佈單日打炮,雙目不打。炮擊十分猛烈,突如其來,嚇得蔣介石驚慌失措,魂飛膽散,連忙打點行頭準備搬家,把他的一個經濟部轉移到了鄉下。美國也一時慌了手腳,艾森豪威爾、杜勒斯以及許多美國高級官員十分驚恐,連夜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策,決定從西海岸調兵赴台,還從地中海調了一個艦隊到台灣海峽集結。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於9月3日拜謁艾森豪威爾於新港,發表了一項聲明,對大陸提出嚴重的警告,稱“中共對中華民國金馬外島發動瘋狂炮戰後,威脅著中華民國對該島的運輸補給,有賴美國第七艦隊的武裝護航。”杜勒斯進一步揚言要把美國在台灣海峽的侵略範圍擴大到金、馬等中國沿海島嶼,甚至以原子彈相威脅。
為了阻止美國的護航,我國乃於“新港聲明”發表的同一天宣佈:“一、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寬度為12海里,此項規定,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的領土,包括中國大陸及其沿海及島嶼,也包括台灣及其周圍的島群,如澎湖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南沙群島及所有屬於中國而被公海與大陸分開的各島嶼及其沿海島嶼。
二、任何外國軍事用途的船隻與航空器,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允許,不得進入中國領海或飛赴中國領海的上空。“9月6日,周恩來總理針對美國的行動發表公開聲明,指出:“治灣和澎湖列島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一定要解放台灣和澎湖列島。解放台、澎、金、馬是中國的主權,任何外國不得干涉。若美國不顧中國的再三警告,把戰爭強加於中國人民頭上,則美國政府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嚴重後果。”
在聲明的最後,周恩來呼籲,“我們提議中、美兩國政府坐下來談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復被美國單方面中斷了的大使級會談。”
在摸不到中國底細的情況下,當天,美國政府就表示歡迎周恩來的建議,並同意恢復中美大使級會談。
中央決定再次派駐華沙大使王炳南出任中美大使級會談代表。在國際輿論的關注下,美國政府被迫指派美國駐華沙大使雅各布。比姆作為重開談判的代表,而且不再堅持會談地點必須在第三國舉行。由於王炳南與比姆同駐華沙,會談地點也從日內瓦轉移到了華沙。
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台灣海峽形勢十分緊張的情況下開始了。
會談地點選在華沙市內的海希裡維茨基宮。會場佈置得既簡單又考究。四張桌子排成一個長方形,雙方代表分兩邊相對而坐,代表團團長坐在中間,兩側分別為各自的顧問和譯員。
會談開始後,王炳南訪比姆大使先發言。比姆開門見山地提出:“美國要求中國方面停止對金門、馬祖幾個島嶼的炮擊。美國承認,中美長期以來對台灣及其附近島嶼存在著嚴重的爭議,美國並不要求任何一方在這個階段放棄自己的意見,美國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對方視為戰爭挑釁的行動,否則,軍事行動將可能擴大。”“中美的共同任務是緩和台灣和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
王炳南針對美方把台灣海峽的緊張局勢的責任有意推到中國方面的講話反駁道:“大使先生無權代表台灣當局講話,也無權提出停火的建議。台灣及澎湖列島是中國的領土,解放台灣和澎湖列島是中國的內政,包括金門和馬祖。中國在收復金門和馬祖等島嶼後,將爭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和澎湖列島。中美之間沒有打仗,根本不存在‘停火’問題,消除台灣海峽緊張局勢的關鍵在於美國軍隊撤出這個地區。”
比姆對於我方的有理有據的發言,無言以對。
後來,我方又提出了雙方共同聲明保證不訴諸武力威脅或者武力的建議,被美方無理拒絕。美方在對案中提出要我放棄對金、馬“使用武力與武力威脅”,而美方將設法使金、馬“不被使用於對大陸或其他沿海島嶼進行攻擊或其他挑釁行動”。這實際上是要在中國大陸和金、馬之間畫一條永久停火線,以便實現其割裂中國領土和製造“兩個中國”的陰謀。這一方案理所當然地遭到中方的堅決拒絕。
到9月30日,在第78次會談時,比姆提出了一個由杜勒斯親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會談中最後的“作品”——“中美會談聲明草案”。該“聲明草案”再次要求中國政府應停止對金門、馬祖的軍事活動。同一天,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進一步表示,如果中國願意在台灣海峽地區“停火”,美國可以勸蔣軍撤出金、馬。其意仍然是要在台灣海峽畫一條永久停火線,所不同的是這次把金、馬畫在這條線以西。美國想以這種“退一步”的辦法,使其侵佔台、澎的行為合法化,以便實現他“兩個中國”的圖謀。這不僅是中國政府所不能同意的,就連蔣介石對此也大為不滿。
有鑑於此,中國政府及時調整了部署,決定讓金、馬暫時留在台灣當局手中。10月6日,我國防部《告台灣同胞書》指出,金門戰鬥屬“懲罰性質”。10月13日國防部發布命令,宣告對金門炮擊再停兩星期,“以利他們固守”,並說明“這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
但是美國仍不死心,又派杜勒斯和國防部長麥克爾羅伊到台灣親自動員蔣介石從金、馬撤軍,為蔣所拒絕。這樣,美國無論在中美會談還是美蔣會談中,都未能使其“兩個中國”的陰謀得逞。
中美會談始終在缺乏信任和壓抑的氣氛下舉行,你談你的,我談我的,千篇一律,始終不見起色。
1960年9月6日舉行的中美會談,是第100次會談。為了使今後的會談有所進展,也為了讓世人瞭解會談所以停滯不前的真相,王炳南大使作了一個總結性的發言。這個發言以鐵的事實,揭露了美國“假談真打”的伎倆。
根據王炳南在第100次會談上的發言,《人民日報》於9月8日特發了一篇題為《中美會談一百次》的社論。進一步揭露了美國在談判中的毫無誠意和蠻橫無理。中國政府的正確立場,贏得了全世界熱愛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讚揚。
1960年,美國舉行大選,肯尼迪取代文森豪威爾當選總統。
1961年9月上旬,美駐波蘭大使比姆率調回國,出任美國軍備和裁軍署副署長,由曾任上海總領事的卡伯特出任華沙大使,接替比姆。卡伯特成了與我進行大使級會談的第三個對手。儘管美國人事更替頻繁,但中美大使級會談仍然在毫無生氣地進行著。
1964年,王炳南奉調回國出任外交部副部長,改由王國權大使在華沙與美國大使繼續進行這時斷時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人僅在中美兩國的實質性問題上,依然~直沒有結果。
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很大震動。中國政府發表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聲明。根據中央的指示,在1964年11月舉行的第123次中美會談中,王國權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協議聲明草案。美方代表毫無思想準備,根本不敢表態。直到1965年2月的第124次會談時,美方才作出反應,以不能沒有監督為藉口表示反對,暴露了美國堅持搞核壟斷的用心。
1968年11月26日,我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就第135次會談的會期問題發表講話時,進一步闡明瞭中國政府在中美大使級會談中一貫堅持的兩項原則:第一,美國政府保證立即從中國領土台灣省和台灣海峽地區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拆除它在台灣省的一切軍事設施;第二,美國政府同意中美兩國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但是,美國政府一直拒絕就這兩項原則同中國政府達成協議。
中美大使級會談進行了15年,會談達百餘次,除了就中美雙方平民回國問題達成一項協議外,在涉及中美關係的一切實質問題上毫無結果。但這卻是中美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保持聯繫、進行溝通的唯一正式渠道。每一次重大國際事件發生後,中美兩國都可以在大使級會談中表明自己的觀點,提出各自的看法,使一方對對方的態度、做法有所瞭解,這就是中美大使級會談維持了15年之久的原因所在。
雖然中美兩國15年來一直在延續著外交談判,但由於美國政府視共產主義為洪水猛獸,對社會主義中國採取敵視政策,因而他們在打“談判”牌的同時,始終沒有放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滲透和顛覆活動。這其中,以派U-2飛機對我國不間斷進行間諜偵察為甚。而這一間諜偵察活動,又是因美國懼怕我國研製核武器而引起的。
1945年8月9日和13日,當兩團遮天蔽日的蘑菇雲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冉冉升起後,人類戰爭便進入了核時代,美國也因此而佔據了核俱樂部的第一把交椅。手中最先擁有核彈頭的美國一開始便想搞核壟斷,好在世界上耀武揚威,唯我獨尊。可好景不長,蘇聯不久便打破了美國在核武器上的壟斷地位。無可奈何的美國,又將下一個限制發展核武器的目標對準中國。因為美國深知,這位在1949年崛起的東方大國,一旦擁有原子彈後將對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構成極大的威脅。
面對美國的核威脅,1958年,中國在蘇聯的幫助下在北京郊外開始建立實驗型重水反應堆,在這之後又相繼建立了另外幾座反應堆,啟動了計劃已久的核武器研製。其間,中蘇關係開始破裂,蘇聯停止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中國人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繼續研製原子彈。美國情報部門得知中國準備研製原子彈的消息後,朝野一片恐慌。為了遏制中國發展核武器,艾森豪威爾給中央情報局下了死令:一定要嚴密監控中國的核計劃。於是,一場以U-2飛機為主角的高空間諜戰在蘇聯領空展開角逐的同時,又在中國領空拉開了帷幕。
U—2飛機是美國洛克希德公司為美國情報機關專門研製的高空偵察機。U-2飛機問世後,深得美國情報機構和軍方的青睞。為此,此機得到不少“雅號”,如“蚊龍夫人”、“天使”。
“神秘女郎”、“黑衣女諜”等,也有人管它叫“黑寡婦”。
U-2飛機問世前,美國也曾對中國和蘇聯進行過高空偵察,可由於中蘇兩國幅員廣大,一般的偵察飛機即使從中蘇周邊的美國海外軍事基地起飛,也很難進入兩國的腹地,而從安全和情報觀點分析,這類難以觸及的地區往往隱藏著更有戰略價值的秘密設施或建設工程。為此,美國情報機構和空軍絞盡腦汁將情報觸角向中蘇內地延伸。1950年初,美國空軍就在對流層的噴射氣流帶施放間諜氣球,搞起了代號為“白鯨”的放飛行動。這種號稱“大氣觀測用品”的氣球下的吊籃內附有自動穩定裝備,能使氣球在高氣壓下順氣流持續飄行,而另一端懸掛的自動相機則在十幾晝夜的飄行中不斷對地面目標進行高空拍照。可氣球天性散漫,一旦升空,便隨風而行,大部分根本無法按人設計的路線飛行。“白鯨”放飛行動持續了五年,返回率只有百分之久而尋到拍攝目標的還不及百分之一。更令美國人頭疼的還是那模糊不清的照片,許多根本無法辨讀。無奈之下,美國人只得求助於武藝高強的“黑寡婦”。然而,“黑寡婦”儘管“武藝高強”,也有先天不足。為追求高速輕捷,U-2飛機的淨重僅有12000磅,機體材料為鋁合金,可卻缺乏強勁的結構支撐,機身外表又僅有0.02英寸厚,加之機翼設計仍未徹底擺脫高空浮力不夠的力學結構束縛,所以飛行員在高空稍有不慎,就可能亡命九霄。這等玩命的差事,美國人豈願多冒風險。於是有人想出了一個聰明的辦法:由美國出飛機,讓蔣介石的飛行員駕駛。這樣如果機毀人亡,死的是中國人;萬一暴露了馬腳,責任由蔣介石承擔,豈不兩全其美。
然而,事情並不像美國人想得那樣一帆風順,蔣介石手下的軍政委員也不是那樣好擺佈的。1958年春末的一天,美國中央情報局駐台北辦事處主任克萊思回美國接取情報任務。上司向他透露了一個核心機密:據可靠情報分析,中國正在甘肅、青海或新疆研製原子彈。中蘇分歧不斷擴大,中國人有可能加速核武器研製進程。為此,中央情報局經美國總統批准,準備利用台灣空軍駕駛U-2飛機穿越“竹幕”,深入大陸內地偵察照相,全面蒐集中共重要工業設施、軍事部署的情報,全程監控中共原子彈和遠程導彈的發展過程。
克萊思領到命令後,豈敢怠慢,馬上回台灣,同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維聯繫。不料,俞大維認為美國人關注的大陸核計劃情報對台灣沒多大用處,本應由美國空軍去冒險的差事,讓“國軍”當炮灰,划不來,因而沒有買克萊思的賬。萬般無奈之下,克萊恩驅車前往蔣家大公子蔣經國住處,向蔣經國求援。
當時任台灣“國防會議”秘書長的蔣經國聽了克萊思介紹情況後,對美國的合作計劃很感興趣。畢竟是“皇太子”,蔣經國的韜略遠在俞大維之上。雖然,蔣經國對大陸的核計劃也沒什麼興趣,可他更關心大陸內地的動態,因為蔣家一直沒有放棄重返大陸的企圖,如果有朝一日真的回到大陸,那內地不也是他蔣家的天下嗎?於是小蔣同意了美國的合作計劃,但要求得分點兒美國的“殘羹剩飯”給台灣。克萊恩當即表示可以留用一些美國不需要的偵察情報。蔣經國甚是歡喜,馬上奏明老蔣,蔣介石大筆一揮,批准通過了這份合作計劃。
這項美蔣合作計劃批准後,就在絕密狀態下緊張地開始運轉。台灣方面由蔣經國主持。台空軍作戰署長雷炎鈞和情報署長衣復思奉命到桃園、新竹、嘉義和台南等基地挑選12名飛行員到流球美軍基地接受體能、生理、心理測試。最後選定6人赴美受訓。到1971年,共有27名國民黨空軍飛行員赴美受訓。
赴美的國民黨飛行員始終在極為保密的條件下接受訓練。國民黨空軍到達美國後,立刻更換美國空軍軍服,並被警告不得擅自離開基地。當這些飛行員駕機訓練時,附近機場的調度指揮們便被告知“英語不流利的飛行員正在使用對話頻道”。據接受訓練的王太佑回憶說,當時上課只能聽講提問,不得抄筆記,更不准將任何訓練教程帶出教室。儘管國民黨飛行員的英語功底還算不錯,可要聽懂這麼多複雜的課程卻有些難度,可美國人以保密為由就是不編譯U-2飛機的訓練教材。
經過近一年的訓練後,美國人認為這批國民黨飛行員已可以駕機飛越台灣海峽、深入中國大陸進行間諜偵察了。於是,1960年7月,美國向台灣當局提供的第一批兩架U-2飛機秘密運抵桃園機場。台灣則在從美受訓回來的飛行員中挑選了6名飛行時間在2000小時以上,具有高空偵察經驗的人員組成了隸屬於國民黨空軍總部情報署的“第35氣象偵察中隊”。由於剛到的U-Z飛機全身漆黑,沒有任何識別標誌,當時35中隊的飛行員陳懷便設計了一個黑貓圖案,黑色的貓身代表U-2飛機,十對貓眼則象徵著高空攝影機。這隻黑貓很快就成了35中隊的隊徽。
飛行員們又特意定做了一批標有黑貓圖案的夾克衫,所以人們就稱這個中隊為“黑貓中隊”。“黑貓中隊”名義上隸屬國民黨空軍總部情報署,實際上該中隊是由美國人直接控制。飛機的維護。
看管部由美軍擔任,停放U-2飛機的機棚,連國民黨空軍的聯隊長和大隊長都進不去。
大部分美方人員是洛克希德公司僱員。他們來台前與中央情報局簽有工作合同。其他的維修、調度、導航、攝影等專業人員也多來自美國軍方,不過這些人為保密起見,一律不穿軍服,相互間也以“經理”相稱。對來自不同基地的空勤人員,美國中央情報局要求他們給親朋好友寫信時仍寫原來的基地,再由原基地投寄回國,以免被人發現桃園有美空勤人員。但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美國情報機構費盡心機想將被稱之為“黑寡婦”的U-2飛機藏在桃園,可沒過多久這份天機便被大陸方面探究清楚。海峽對岸的人民廣播電台向台灣空軍喊話,表示駕駛U-2飛機投誠者可獲相當於28萬美元的獎勵。美台方面懷疑基地附近有中共間諜。他們哪裡知道,這個“間諜”就是大陸的沿海防空雷達網。
經過一年多的再次訓練和調試,“黑貓中隊”於1962年1月13日開始出動U-2飛機對大陸實施高空偵察。
由於中國大陸核工廠和核試驗場均分佈在中國的西北部,偵察這些地方距台灣都有幾千公里的航程。U-2飛機在這麼遠的距離上執行偵察任務,飛行員的體能和飛機的性能都消耗極大,如果中途發生故障,根本無法返回台灣。機毀人亡是小,關鍵是不能讓大陸抓住任何證據,否則中央情報局不好向世人交代。特別是1960年5月,一架U-2飛機在蘇聯被擊落,蘇聯人藉此大做文章,掀起軒然大波,艾森豪威爾臉面丟盡,美國人對高空間諜活動更為謹慎了。為了增加U-2飛機出航的保險係數,美蔣雙方曾考慮在大陸周邊國家尋覓一處供U-2飛機起降的機場。
他們選定了泰國和印度。但在當時情況下,這兩個國家均不願意替美台背這個壞名聲。別無選擇,“黑貓中隊”只得從桃園基地起飛了。
由於我國當時已裝備遠距離多管雷達,對U-2飛機的追蹤率相當高,所以U-2飛機在桃園起飛後,一般先向東朝琉球方向飛,以逃避我沿海雷達網的監控。等升到5萬英尺高空後,才在鵝鑾鼻附近調頭由汕頭附近飛進大陸,穿過所謂的“竹幕”,開始了兇吉難卜的航程。
中國大陸方面早已查明美蔣勾結,利用U-2飛機對我核試驗進行高空偵察的陰謀,但U.2飛機的飛行高度的確令解放軍空軍各類殲擊機望塵莫及。六十年代初,我軍擔負防空任務的兵器中只有薩姆一2導彈才能對付“黑貓中隊”駕駛的“黑寡婦”。
中央軍委根據空軍的建議,當即決定調薩姆一2導彈部隊,在U-2飛機經常活動的航路上機動埋伏,待機殲敵。
在總參謀長羅瑞卿的主持下,我軍多次召開防空系統領導人會議。大家在仔細研究U-2飛機“竹幕”的飛行路線後,發現U-2飛機在1962年上半年11次的飛行中,有8次經過南昌,於是便決定將3個地對空導彈營以“地質打井隊”的名義在南昌佈陣,列網捕殺神秘的“黑寡婦”。
1962年,桃園基地的U-2飛機平均每月出勤三次。每次總借我沿海空軍殲擊機換防時進行。我軍摸清了這一規律,所以在空軍導彈部隊某部2營到位後,就拋出了誘餌,引蛇出洞。1962年7月,一大隊我空軍輕型轟炸機從南京換防到南昌。第二天,又一大隊轟炸機飛往南昌以南。上述活動均被沿海島嶼上的國民黨雷達所掌握。台灣軍方以為我軍一定有所調動,便與美方協商,決定派U-2飛機前往偵察。-9月8日,“黑貓中隊”飛行員楊世駒接到出勤令。他駕U-Z飛機從桃園起飛後,先往南飛昆明,再轉回南寧、桂林。正當他準備繼續向前飛往南昌時,飛機油路系統忽然發生故障,只好從桂林轉頭飛回台灣。當時,2營的官兵十分納悶,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這架U-2飛機眼看就要進網,卻猛地調頭飛向廣東,而且還在天空七拐入繞地留下一串串弧形,然後一個急轉彎,掠過廣州市區便逃之夭夭了。他們不知道楊世駒是因為油路故障才沒有繼續北上,走上死亡之路。而第二天接楊世駒班的陳懷則代他走完了這條不歸之路。
9月9日凌晨6時,陳懷駕駛U-2飛機又從桃園基地起飛,自福建平潭進入大陸後經福州,沿鷹廈鐵路,過傾昌,然後向南昌直飛而去。我軍的多部雷達已緊緊盯住他的飛機。地空導彈部隊進入臨戰狀態。
陳懷的U-2飛機飛過九江後,左轉180度,直撲南昌。
8時32分,南昌導彈陣地,3發薩姆一2導彈離地而起,U-2飛機一頭撞進由3600塊彈片編織的死亡之網中。
U-2飛機殘骸墜落在南昌市東南泥公里外羅家集的一片稻田裡。整個機體被彈片炸得蜂窩一般。陳懷雖跳傘成功,卻被彈片擊中,落地時已奄奄一息。趕到現場的解放軍將陳急送醫院,可終因傷勢過重,搶救無效死亡。按照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的指示,2營戰士用棺木將其埋葬在一座長滿小樹的山坡上。
南昌之戰獲勝,國人揚眉吐氣。新華社9月9日發佈消息:“美製蔣匪幫U-2高空偵察機一架,於9日上午竄至華東地區上空,被我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擊落。”
當時,我國對如何擊落U-2飛機守口如瓶。台灣及西方的軍事專家和新聞記者一直在挖空心思地刺探我軍使用何種武器擊落先進的U-2飛機。雖然U-2飛機早在1960年就被蘇聯國立防空軍擊落過,可美國一直以為克格勃在飛機上做了手腳。國外許多人對中國軍隊能擁有擊落U-2飛機的能力和手段持懷疑態度。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有外國記者又提出這個問題。外交部長陳毅幽默地說:“我們是用木棍桶下來的”。
U-2飛機擊落後,台灣當局和美國方面分別發佈消息,掩蓋事實真相。雙方都稱是洛克希德公司在獲得美國政府的出口執照後,將兩架U-2飛機出售給台灣的。言下之意是,整個事件與美國政府無關。
中國人民當然不信這一套。《人民日報》發表頭版社論,指責美國加強U-2偵察機的偵察活動,“是美帝國主義為加深遠東緊張局勢和加速其在世界各地的準備工作,以從事新戰爭的一項具體步驟。”
U—2飛機事件也引發了美國盟國輿論界的不滿。日本各大報刊均以頭版頭條報道此事,並稱這是一個可怕的信號。《朝日新聞》說,這次事件是國際局勢惡化的不祥之兆,並呼籲美蔣停止對中國大陸的高空偵察活動。《讀賣新聞》也警告說,這件事將為東方陣營國家提供“有力的藉口”,在聯合國抨擊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面對國際社會的指責和質疑,美蔣方面開始是死活不認賬,被逼得無奈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竟耍無賴說,“有關U-2飛機的問題,我們該說的都說了。我們已一再表明那是‘中華民國政府’自己的事”。一腳將球踢給了台灣。
為了揭穿美蔣的謊言和畫皮,被我俘虜的原國民黨空軍RF101型偵察機飛行員吳寶智親自出來作證,揭露美蔣聯合用U-2飛機偵察大陸的事實真相,給了他們致命的一擊。
在鐵證面前,美國政府不得不出來做出某種姿態,緩解國內外的壓力。肯尼迪在白宮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暗示,美國將不同意台灣方面再採購新的U-2飛機赴大陸執行偵察任務。(台灣另一架U-2飛機在飛行訓練中墜海爆炸。)但這只是為緩解壓力而故意施放的“煙幕彈”而已。事過不久,美國在1962年12月,又將兩架U-2飛機提供給了台灣空軍,並加緊了對中國大陸核計劃的偵察。
經過一段時間的偵察,美國人已經掌握了薩姆一2導彈導航系統的工作頻率,在新提供給台灣的U-2飛機上安裝了電子預警系統,在飛臨地空導彈陣地時,該系統可捕捉到導彈的信號,向飛行員示警,並通過飛行的晃動擺脫導彈的追蹤。
1963年3月28日,一架U-2飛機從南朝鮮起飛,經包頭。
烏魯木齊後飛至我甘肅某基地上空偵察我核設施。在該基地的國防科工委所屬地空導彈部隊某部第4營兩次捕捉住目標,卻由於U-2飛機已加裝預警系統,未待導彈升空,目標早已逃之夭夭。
6月3日,又一架U-2飛機前往蘭州偵察,故伎重演,4營再次失掉殲敵戰機。
打擊U-2飛機接連失利,使我軍覺察到敵機已擁有對付導彈的手段。通過戰例分析,地空導彈部隊人員發現,U-2飛機每次都在地空導彈制導雷達打開天線的20秒後開始擺動,看來如果在20秒內發射導彈,仍有可能擊落敵機。
然而,按照薩姆一2導彈作戰規則,打開雷達天線一般在目標100公里以外時,從打開制導天線到發射導彈至少需要7-8分鐘。為了有效地打擊U-2飛機的囂張氣焰,我地空導彈某部2營的幹部和技術人員反覆進行研究,經過數十次開機試驗,終於將打開制導雷達天線的距離減至38公里,發射準備時間壓縮到10秒以內,創造出“近決戰法”。這樣,U-2飛機即使接收到導彈的制導信號,也來不及改變方向迅速逃脫。
1963年11月1日清晨,又一架U-2飛機從桃園起飛。飛行員葉常核是位很有實戰經驗的王牌飛行員,曾兩次當選為“克難英雄”,一次獲“飛虎獎章”,並受蔣家父子多次接見。這次是他第4次駕駛U-2飛機赴大陸偵察。
當完成偵察任務的葉常核駕駛飛機經江西上饒上空時,我導彈部隊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葉常祿的“蒞臨”,再一次為某部2營創造了立功機會。2營作戰參謀陳輝亭根據敵機航速推測U-2飛機已到35公里處,已超過上級作戰會議要求的對公里。
營長嶽振華毫不遲疑地下達命令:“開天線!”
天線打開後,三個跟蹤顯示器上都沒有發現目標。指戰員們正全神貫注地在屏幕上搜索。
當高低角引導顯示器右下端露出半個米粒大的信號時,操作手趕緊打手輪鎖定目標,導彈進入自動跟蹤狀態。8秒內,3顆導彈全部升空。
U-2飛機內警報聲響。已意識到危險臨近的葉常橡急做轉彎機動,躲過第一枚導彈的攻擊,可第二發導彈接題而至。隨著“轟”的一聲巨響,U-2飛機空中解體。葉常稼被甩出座艙,失去知覺,飛機的殘骸墜落在廣豐縣萬羅山。
葉常橡毫無知覺地在空中墜落了兩三分鐘,才甦醒過來。他趕緊打開降落傘,降落在一個小山丘上。落地後,他還想逃跑,可雙腿和兩臂已被彈片擊傷,無法動彈。這時解放軍和民兵包圍過來,葉常像束手就擒。
葉常校被擊落的當天下午,國民黨空軍總部宣佈:“我空軍高空偵察飛機一架於11月1日下午在匪區上空執行例行偵察任務時失事。”矢口否認葉是被解放軍擊落的。5個月後,國民黨空軍正式宣告葉常橡“壯烈成仁”。國民黨軍隊出版的《忠烈傳》中稱葉常橡“忠心可問天”。
葉常橡駕駛的U-2飛機被擊落,我對飛機殘骸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其最大的收穫是在葉的飛機殘骸中發現了一個新的天線,並找到了名為“12號系統”的電子預警裝備。航天工業部和國防科工委電子研究所等單位組成的“抗干擾研究小組”將U-2飛機上的這套“12號系統”安裝在伊爾一12飛機上進行操作實驗。發現只要收到導彈雷達的信號,在導彈陣地ed公里外,這套系統就會亮起省油燈警告飛行員,進入60公里以內則會亮紅燈指示飛行員儘快逃離,並配有高頻尖叫聲示警。
我科研人員清楚了“12號系統”的功能後,擬定了以重複頻率的反制方法與敵周旋,即以假頻率跟蹤敵機,“12號系統”不會反應,等導彈發射時,再改用真頻率引導導彈,這時‘勺2號系統“反應已來不及了。並將這種重複頻率的電子反制系統稱為”反電子預警1號“。
進入1964年後,我軍仍在尋機打擊U-2飛機。5月8日,屢建戰功的地空導彈某部2營奉命撤出內蒙古土默特旗陣地,風塵僕僕,揮師南下,前往福建漳州設防。
就在大陸空軍張網待獵的同時,美台方面也在策劃新的偵察行動。六月間,台灣空軍派出“頭號王牌”飛行員李南屏,駕駛U-2飛機轉飛菲律賓庫次角空軍基地待命。李南屏受領的主要偵察任務是:大陸第一次核試驗進入最後現場組裝階段的有關情報和大陸支援北越的補給情況。
李南屏在台灣軍界赫赫有名。早在1957年,李便駕駛一架RF-84F偵察機飛越台灣海峽,對上海進行高空偵察,在被我軍戰機擊傷後,竟僥倖逃命。1963年,李南屏赴美接受駕駛U-2飛機的訓練。回台後,曾12次駕駛U-2飛機對大陸進行間諜偵察。蔣介石先後4次召見這位“克難英雄”、“飛虎英雄”。
7月7日,李南屏駕駛U-2飛機飛向大陸。為了配合他的行動,台灣方面先後出動一架U-2飛機和一架RF-101偵察機,竄入大陸,藉以分散解放軍的防空注意力。但這些花招早已被我地空導彈部隊識破。
在漳州導彈陣地上,我軍指戰員正嚴陣以待。
12時25分,李南屏駕駛U-2飛機進入大陸後,直奔漳州而來。
12時36分,U-2飛機飛至距導彈陣地32公里處,隨著指揮員嶽振華的一聲令下,3發薩姆一2導彈勃然騰空。
這時U-2飛機上的預警系統發出警報。李南屏看到儀表盤上高頻重複脈波信號燈急問不停,一邊向台灣驚呼:“12號高頻燈亮起!”一邊操縱飛機以30度的大坡度轉彎脫離,但為時已晚。我軍的“反電子預警1號”採取了反預警措施,未等李南屏逃脫,近在咫尺的導彈早已轟然爆響,李南屏的飛機在萬米高空粉身碎骨。
1964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地在西北地區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也許是因為蔣軍的連連失敗,還是什麼別的原因,這回美國方面沒有讓台灣空軍出動U-2飛機,而是美軍親自出航,蒐集核塵樣本。
美國經對中國的核塵樣本分析發現,中國人是用鈾235作核裂變材料,而非美國人事先估計的懷。為了更準確地掌握中國大陸的核發展計劃,美國人認為有必要對蘭州和包頭核材料工廠進行更密集的高空監測,並在U-2飛機上安裝紅外線夜間攝影機和電子干擾“13號系統”。
這種全自動的“13號系統”是美國使出的又一“殺手銅”。
該系統只要接到大陸空軍的雷達信號,就開始傳送錯誤的信號,誤導地空導彈的追蹤雷達,編造U-2飛機的航向、高度和速度,讓薩姆一2導彈誤入歧途。“13號系統”本來是裝備在B-52轟炸機上的,古巴導彈危機後,洛克希德公司將其稍加改造,裝在經常飛臨古巴的U-2飛機上。1964年9月起,中央情報局開始在桃園基地的U-2飛機上安裝這套設施。靠這套設施,“黑貓中隊”的王錫爵於1964年11月26日赴蘭州進行偵察間諜活動,躲過我地空導彈的追殺,倖免於難,飛回台灣。
蘭州之戰失利後,我軍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決定在制導雷達上加裝新研製的反干擾系統,以對付U-2飛機的欺騙式干擾系統。
1965年1月10日19時56分,“黑貓中隊”的張立義駕駛U-2飛機從山東沿海竄入大陸,向包頭進發。臨行前,上司曾告訴他這次航線是一條嶄新的航路,決不會遇到解放軍的導彈。可事實上,我軍早已在張出發前便獲得情報,並做好了截擊準備。
U-2飛機經黃華、大同,很快便進入內蒙古地區。張立義看了一下表還有一刻鐘就要到達目標了。他為自己的一路順風暗暗慶幸。他萬萬沒有想到,我軍的導彈正在下面等著他。
對時15分,3發薩姆一2導彈噴射的火舌劃破夜空。張立義在2000米的高空始終未接到“13號預警系統”的報警。面對顯示器上出現的亂糟糟的小亮點,張立義疑惑不解。他心想如果遭到導彈攻擊,顯示器上就是一道平穩的亮線。正當他準備打開“13號系統”時,一團火光已竄到機翼下,整個機身劇烈抖動,密封的座艙內一片漆黑。張立義明白飛機已被擊中,便打開了座椅的彈射裝置開關。
跳傘後的張立義,落地甦醒後,發現四周都是搜索他的人影,便躲藏起來。可在人民佈下的天羅地網面前,他成了我軍的又一個俘虜。
在此後的近兩年時間裡,桃園基地的U-2飛機又多次潛人大陸領空,卻未受任何打擊。美蔣甚為得意。他們甚至認為中蘇關係惡化,中國空軍已失去導彈來源,無力同U-2飛機抗衡。
殊不知,在此期間,我軍制造出與薩姆導彈相媲美的紅旗一2地空導彈。空軍組建了更多的地空導彈部隊,一張張防空網嚴陣以待,隨時準備殲滅來犯之敵。
1967年9月8日,一架U-2飛機又從桃園基地起飛,侵入我東南領空,準備偵察嘉興機場。駐滬空軍導彈部隊接到敵情後,立刻做好迎敵準備。
U-2飛機飛臨嘉興機場後,不斷向地面的制導雷達施放干擾電波。當U-2飛機與導彈陣地相距32公里時,3發紅旗一2導彈發射升空,將這架U-2飛機擊落。飛機內的國民黨空軍少尉飛行員黃榮北眼前一片漆黑,地平線在他腦際中消逝,他成了我空軍擊落的最後一名“黑貓中隊”飛行員。
進人1968年後,國民黨空軍停止使用U-2飛機對大陸進行縱深偵察,台灣空軍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U-2飛機合作暫告終結。
美國在插手亞洲事務的同時,從來就沒有放鬆過中東地區,並在中東地區屢屢挑起事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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