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楓

歷史的符號

堅持或下課。這是個問題。

哈姆雷特的提問越來越俗不可耐，因爲“王俊生是否下課”不僅沒有“時代”意義，甚至也缺乏“新聞”意義。

王俊生只是個符號。雖然這個符號長達8年之久集中代表著中足球的形象，並留下諸多並不光榮的烙印，但《人類群星閃耀時》指出：符號會淡出，人類的悲劇卻不會淡出。

王俊生改變不了中國足球，正如中國足球改變不了五俊生——怎樣的歷史悲劇就會產生怎樣的歷史人物。18世紀的法蘭西產生荒淫無度、“哪管洪水滔天”的路易十六；19世紀的法蘭西就產生英武絕倫、改寫歐洲步伐的拿破倫。

頭髮稀少、一臉愁容的王俊生只會產生於“寸草不生”的中國足球歷史背景；新一輪中國足球“符號”的產生也必將取決於當時的歷史背景。

“不管有沒有愚蠢透頂的格魯希，拿破化都會遭遇‘滑鐵盧’，不管有沒有矮個子的拿破化，歐洲文明都會大發展”

——恩格斯說。歷史只按自己的規律前行，人，只是歷史的必備道具。

符號僅僅就是符號，有了王俊生的“小球中心”依然能“國運昌盛”，沒了王俊生的中國足球也難撥開陰霾頓感、獲新生。

所以沒有任何理由充分證明這次發生的“人事變故”是一場真正意義的“革命行動”——我們僅僅是將中國足球這具藥罐子換了“標籤”而已，僅此而已……

作爲習慣以某個人作爲某斷歷史時光“符號”的中國人，我們完全可能把過去的8年稱作“王俊生時代”。但本世紀最偉大的傳記作家、“被上帝派來俯瞰人類歷史”的茨威格有一天冷冷地說——

“一個時代的結束，並不意味著新時代的開端”——進入“后王俊生時代”的中國足球，也許會更加艱澀生冷。

謹以此文獻給已經下課的王俊生及即將上課的閻世鐸。

江楓

採訪後記

當我在夜色中離開中國足協那幢小樓時，我發現對王俊生的印象並沒有因這次採訪而清晰，以往對他的準確定位反而有些模糊了。也許他是一個很簡單的人。也許他是一個很複雜的人，也許是複雜的中國足球把簡單的王俊生變成了一個複雜的人。

由於7年來王俊生作爲中國足球形象的代理人，中國足球的性格因素必然會作用於王俊生的性格，而王俊生的性格因素同樣也會反作用於中國足球的性格——悲劇是共同置身其中的，王俊生與中國足球在悲劇舞，作爲球迷與記者何嘗不是這樣。

這篇文章既不想爲王俊生進行辯解，也不想對王俊生進行“血淋灑的鞭撻”，記者只是實尋王俊生的話，並試圖從一個個體尋找中國足球悲劇產生的原因。畢竟王俊生這個個體與中國足球這個群體之間的必然聯繫太多了；畢竟，這個很普通的人被賦予著太學生的中國足球的命運了。

雅凱對王俊生說：在偉大的事業面前，任何人都會無比渺小。王俊生也很渺小。

在我回頭看一眼中國足協這幢灰樓時，突然瞥到一輛灰白色的大衆越野車，滿身灰塵孤獨地停在路邊，這是當年施拉普納駕乘。我想，從施拉普納到霍頓，又一個輪迴，而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王俊生，一直伴隨著這個輪迴。

江楓

王俊生——堅守或逃避

一個伴隨著中國足球的失敗自己也很失敗的人；

一個雖然失敗卻聲稱堅守事業的人；

一個身背球迷無數罵聲卻聲稱自己是“中國球迷利益集中代表”的人；

一個應該對中國足球悲劇負責卻又最無力負責的人；

一箇中國足壇最不爲人了角，現在我們卻能揭開冰山一角的人。

北京初冬的風很大，似乎要把中國足球的心事一起捲走——“北京崇文區體育館路9號”在中國足球最傷心的一次兵敗後，在那幢著名的灰色小樓裡，記者對處於關鍵時刻的王俊生進行了一次艱難而尖銳的專訪。

我從1992年第一天當足協副主席時就準備著第二天“下課”，即便是今天也準備著明天“下課”；，但我不會放棄，我不能因爲有些壓力就逃避。

第一次中國足球的慘敗，幾乎都伴隨著“王俊生下課！”的激烈呼聲。“10"29之戰後”，這個呼聲已達到頂點——成千上萬的球迷不僅要下他的“課”，還要“打倒王俊生！”在上海兵敗那夜的冷風中，王俊生的背影蕭瑟得就像一支無力的蒿草。

不知爲什麼，王俊生把辦公室安在傑樓的最偏僻處，陰冷乾燥，讓人很不舒服，而房間設施的簡單，可以讓任何一名中國球迷吃驚。記者問：“你聽到了球迷讓你‘下課’的呼聲嗎？”

王俊生作出令我吃驚的回答：“我已經聽了7年了，我從1992年第一天當這個足協副主席開始，就作好了準備第二天‘下課’——即便到今天爲止也準備著明天‘下課’”。然後，王俊生露出很坦率的表情。

霍頓的“下課似乎已成定局，王俊生是否會“下課”成爲很受關注的一個話題。

記者問：“你淨以怎樣的態度面對‘下課’聲？”

王俊生敏感地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是——“你是否會辭職”？他答：“面對壓力，我告訴自己只有一個字——幹。我不會放棄，不會因爲這個位子坐著舒服就坐下去，一旦有些壓力就不想坐了，就想逃避。”

王俊生說：“從我當運動員開始，我就不是一個喜歡迴避現實的人，當上足協這個‘官兒‘的那天，我準備了勝利，準備了失敗，但從未準備過當一個逃兵。”

我瞭解到，其實王俊一併非沒有想到過“下課”，“十強賽”失利時他幾乎到了心理上最大的負荷點，但沒有人想在一片灰暗中撤退，王俊生也不例外，他還要搏一把——卻等來“九強賽”的再次失利……

我必須實錄在這次採訪過程中王俊生不斷重複的一句話——“足球對我意味著什麼，它是我必須忠於的事業。我怎能逃避？”

“我是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失敗了，沒有時間去考慮‘心情’，只能抓緊時間去考慮‘事情’——我現在要考慮霍頓的問題、聯賽最後三輪的問題、海埂集訓的問題、明年悉尼奧運的問題——‘下課’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要做好人民交給我的足球事業。否則真是對不起球迷的期望了。”

“不是說逃跑的時候，而是老老實實把工作做好的時候。”被很多人希望“下課”的王俊生居然說。

在中韓“10"29之戰”前夜，王俊生對幾個朋友唏噓不已：“有人說我是‘官兒迷’，說我想保‘烏紗帽’，我真沒有這樣想，我只是想把足球這事兒辦好。”

這段話與記者心止中的王俊生有極大偏差，我一向以爲，王俊生的“國家幹部”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他向那句著名的“我是幹部，等待組織安排”已成爲衆人揶揄的標靶。但既然他是在純粹朋友圈裡道白了內心世界，是否會“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的意味——

王俊生到底是不是“官兒迷”？王俊生到底會不會“下課”？王俊生到底怎樣看待中國足球的悲劇？……新聞發佈會上那個“套子裡”的王俊生是不會告訴我們的，這就是真正刺激記者堅王俊生進行一次“真正意義”專訪的動機。在對王俊生的近距離“站擊”中，我以爲，即使他說的不全是真實，至少能夠探尋到“套子裡”子裡的一角。

但僅僅從一次專訪中就想了解這名中國足球7年來失敗的代理人的真實想法是不可能的——走進王俊生的辦公室並不困難，走進王俊生的內心世界肯定困難。王俊生作爲中國足球職業改革的重要策劃人與執行人，他的性格、他的角色，甚至他的成長曆程，肯定會從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中國足球，而且王俊生對“事業的理解是有侷限的，甚至有偏差。他聲稱”忠於著的事業“，在內容與形式上都與中國球迷的要求有不一致的地方。

但中國足球的失敗是否僅起因於王俊生的失敗？我不知道，王俊生那間冷嗖嗖的辦公室裡，我說：一個王俊生倒下了，千百個王俊生又站起來了。王俊生一臉滄桑地笑了笑……

我是中國球迷集中利益的代表，不過由於角色不同或者性格方面的原因，表達的方式不一樣。球迷要的是結果，我負責的是過程，當過程不能滿足結果時，球迷罵娘是應該的。

說這番話時，王俊生臉上顯得竟有些虔誠的意味，我盯著他那眼袋很重的眼睛，想發現一絲虛僞……

一個已經被中國球迷數面萬甚至數千萬次咒罵的人竟然說出這句話，這種巨大的反差讓記者感到突兀與震驚。

當記者要求王俊生對九強賽做個總結時，他說：“日韓兩國的經濟實力比我們強，技佔術水平比我們高，要打敗他們，只有拼精神、拼氣勢，像個男人樣的踢球。”

記者說：“很多球迷也這麼看。”

於是王俊生說出了這句肯定絕大我數中國球迷大吃一驚的話：“我本來就是中國球迷集體利益的代表……不過由於角色不同或是性格方面的原因，表達方式不同而已，其實我的意見和群衆很多是一樣的，只是過去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話。”

在這次赴京採訪中，記者採訪到王俊生與球迷的兩個小故事。

一個“10"29上海之戰”，一位遠道而來的錦州球迷，不但球沒看成，鼓還被收繳了，人差點被銬起來，這位關東漢子流下了眼淚。後來有人告訴了王俊生這件束，他便親自在深夜與有關方面聯繫，幫他取回了鼓。後來那個曾經多次喊過“王俊生下課”的球迷，拉著王生，想說什麼說不出，扭頭便走。

另一個故事發生在北京，王俊生有次在街上被球迷認出，地人指著鼻子罵他，內容大抵是平時我們在看台上或球場外熟悉的“千古罪人”“洗洗睡”之類，家人就在旁邊，王俊生無語。

記者問：“你認爲你是中國球迷利益的代表，怎麼對待球迷的罵聲？”

“球迷要的是結果，我負責的是過程。過程不能滿足結果，群衆罵娘當然是應該的。”王俊生說，“其實要說急，我王俊生應該最急。”

不知道王俊生說他代表“球迷利益”時是何心態，也不知道當球迷看到王俊生說他們的“利益”時又是何感受——但我們知道王俊生和球迷雖然擁有“共同的利益”，卻又有著很不同的地方，中國球迷要的是“出錢”這樣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取鼓”“負辱”這樣的小滿足。因此，利益相同的雙方在這樣的時刻就如此尖銳地對立著。

這就如同說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王俊生是中國足球最大的“生產商”中國球迷則是“消費者”，當“產品”始終不能讓“消費者”滿意時，“生產商”卻站了出來，聲稱自己才是“消費者”利益的集中代表，這多少有些滑稽。

在這次爲時三天的觸擊中，我時時感覺到王俊生的悲哀，以及中國足球各方在視覺上的矛盾——王俊生試圖用“過程-結果”論來詮釋這個現象，但“過程”與“結果”本質上應該是協調的，不知爲什麼“過程”的王俊生及中國足協很少滿足球迷的“結果”。我相信王俊生有足夠的誠意來表達他與球迷的關係，但也許，這個“過程”與“結果”本身就有南轅北轍的可能。

王俊生民是一個球迷，但既然被賦予了“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的身份，他就不能用“普通球迷”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工作。畢竟，他從事的是一項具有崇高地位的工作。

現在有關足球的報道，一提到“幹部”“組織”，別人就會聯想到我。

我性格內向，當隊員時就不願出頭露面。

我願意和新聞界交朋友。

陰沉的臉、冷漠的眼神、生鐵一樣的語氣——這就是王俊生留給新聞界最直接的印象。在各種媒體的報道和評論中，他經常成爲揶揄甚至批評的目標。

王俊生是怎樣看待這一切的？“現在有關足球的報道，一提到‘幹部’‘組織’，輥人就會聯想到我，網上的說法就更多了……”王俊生居然笑著說出這句話，“其實我真心誠意感謝新聞界的支持和幫助，但很多人認爲我拒人於千里之外，這是個誤會。”

記者問：“你是否考慮過爲什麼會有誤會？”

王俊生答：“我的性格決定我不會很熱乎地和別人打成一片，我在北京隊當隊員時就不願出頭露面。我從來沒有瞧不起記者，更不會恨記者，這隻和性格有關。”

記者說：“作爲足協副主席，你就必須變換一種親和的方式和新聞界交流。”

王俊生說：“現在我已經適應多了，我很願意和新聞界交朋友。但我的角色的壓力使我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樣性格外向、善於言辭。我很難說出什麼豪言壯語。”

記者問：“你個人是否認爲媒體經常添亂呢？”

王俊生答：“我從來都認爲媒體對中國足球的支持很大，中國足協應該多與記者交朋友，當年許放這一點做得很好……”王俊生的確試圖改變他的形象，在次日的新聞發佈會上，面對與足協關係緊張《足球之夜》記者的刁鑽提問，王俊生露出少見的親和：“這個問題雖然不在這次會議的發佈範圍之內，但我還是很高興回答你這個問題……”然後足足講了有5分鐘……

我的這次採訪是在國內26路教頭“京城會審霍頓”的會議期間進行的，在這次會後，王俊生居然向幾個前去採訪的記者問了“好”，我說：“這並不是你的風格，記者們覺得這樣的王俊生很好。”王俊生說：“我一直想這樣做，特別是與記者探討中國隊技戰術的不足。”說完，他很配合自己的話，不厭其煩地在紙上畫圖，講解李毅的跑位線路與技術習慣的不足，從而證明國奧隊爲什麼不用這匹馬作爲首發主力。作爲王俊生，這已經很不容易了。

敵人還朋友？對於王俊生和新聞界，這一直是個問題。雖然年初的青島足球工作會議，以王俊生爲首的足班子提出了“一家人”說不……不幸的是，沒過多久，雙方就出現劍拔弩張的局面。

如果要誇張地套用一句話形容這個關係——“做一天的敵人不難，難的是做一輩子的敵人”，中國足協與新聞界正是做到了最難的地步。

我不知道王俊生在面對記者時還有沒有樂趣，但我知道很多記者表示面對王俊生沒有樂趣，對此，我們雙方都應該感到悲哀。

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性格”，也不在於“角色”，事實上——雙方分工雖然不同，但目的與利益應該是一致的，這有些類似於球迷與王俊生之間的矛盾。

王俊生不是一個普通的採訪對象，他應該知道，在任何一家媒體前，他都代表著整個國家的足球形象。何況，媒體面對的是巨大的市場，肩負的是民衆的“知情權”。因此，他不能簡單地以“計劃經濟”時代的眼光對待媒體。這是對一個現代管理者的要求。

也許，當中國足協具備了與新聞界打交道也能遊刃有餘的能力時，其它的種種能力也就具備了，畢竟，足協這個機構不應是一個傳統的衙門。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我只同意“深化改革”。中國足協的觀念和機構體制都將深化改革下去。

中國搞“職業聯盟”的條件還不成熟，只能由足協牽頭，進行宏觀調控。

觀念與機構體制——影響中國足球突破的最大障礙。這是普通的中國球迷都能總結出的弊病。大多數人人爲，中國足協不願在這兩大障礙上“動刀”，就是想保住“官本位”。

於是記者的採訪進入到最尖銳的部分：“足協的觀念是否阻滯了中國足球的發展。”王俊生似乎不願意馬上接觸這種尖銳的撞擊，他是沉默了很久，才從各個側面變通地給出答案——

“職業化改革才第6個年頭，很我東西我們以前根本不懂，有些開始以爲對的後來證明是錯的，也有以爲錯的現在證明是對的。但我們不斷地在觀念上與具體操作中進行著改進。比如12分鐘跑、轉會制度，很多是沒有辦法的辦法，理想和觀念部是有差距的。在中國，總結足球很多時候不能離開一個大背景，很多事情得從足球以外——諸如經濟、文化、歷史——去找原因。”

“很多人認爲，1994年的職業化改革是中國足球的第一次‘革命’，如果要‘二次革命’，那就是足協機構的改革，中國足協這個機構是否需要改革？”

“我不同意‘二次革命”這個提法’。王俊生在這個問題上顯得很堅決，“機構改革不是‘二次革命’，而是在肯定職業化改革大方向是正確的前提下，繼續深化改革的問題。足協機構肯定要改革，但現在不是改不改的問題，而是如休深化改革。我們一定會根據實際情況去改革。”

——“比如說我們考慮要恢復國家隊教練委員會的機構去選下屆國家隊主教練；而且，中國足協內部近期內肯定要做一些機構體制上的變動與改革。”王俊生明確地傳遞著信號。

記者問：“很多人在設想建立職業大聯盟，足協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王俊說：“國外的先進經驗，我們肯定要學習。但必須看到，國外的職業聯盟是在上百年職業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個條伯在中國並不成熟，我們的俱樂部性質各異有國有企業的，也有私營企業的，甚至還有其它性質的，如果由每個俱樂部各選一人組成職業聯盟，很難真正將各方利益統一起來。因此目前只能由中國足協牽頭，進行宏觀調控，這是‘國情’。”

我不知道這個尖銳部分的採訪是否取得了真正意義的答案，但我知道，作爲王俊生，他能回答的最大程度僅限於此了——觀念更新、機構改革，這不僅是足球的難題。

王俊生說過，球迷要的是結果，他負責的是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改革。但是當“過程”長期不能滿足“結果”時，對這個過程的反思就是必然的，王俊生也必須反思。

“懷疑是真理之母”。球迷的咒罵，其實不是罵王俊生，也不是對足球改革的懷疑，而是對催生了職業化改革的觀念和機構是否還適應改革6年後現實的懷疑。在這個意義上，在中國足球屢戰屢敗的背景下，球迷的懷疑是有充足理由的。

把足球改革大方向同改革的具體環節等同起來，就好像把大樓的設計和施工混爲一談一樣，事實上好的設計絕不代表好的大樓。中國足球，“樓”還沒修好。

王俊生說：“我幾乎每天都要深夜兩點才結束當天的工作，早上六點又得起床。”——每天只睡4個小時，經常接觸王俊生的人在這次採訪中也對記者說，如果中國足協只有一個人沒進過止拉OK、桑拿房的話，那就是王俊生。王俊生確實是一個很吃苦、很正氣、很能隨壓力的人。但我想，拿破化每天也只睡4個小時，但每天睡4個小時並不意味就成爲拿破化。

這可能就是中國足球問題的關鍵，從某種角度來看，王俊生是一個好乾部，——但是僅僅靠吃苦與忍耐是當不好元帥的，簡單積累有時候就是達不到質的突破，20度的不是開水，99度的水仍然不是開水，如果缺乏一種力量（或觀念），水將永遠達不到100度。

對中國足球而言，99度和100度之間的差距，也許並不是簡單的1度，而是100度——這1度的溫差，實際是巨大的100度“觀念差”。

搞足球就像衝浪，風尖浪頂很累人。也許下課就可以歇一下，養養傷了。

戚務生在“亞洲盃”失利之後對王俊生說了一句著名的話：我累了，我需要休息——難道你不累嗎？

王俊生經歷的失敗比戚務生多，很累的戚務生下課了，王俊生呢？雖然在這次採訪中王俊生一再聲稱他不會逃避，他興地放棄，但王俊生並不能控制命運，命運將怎樣安排王俊生的未來呢？

事實上，王俊生並沒有度過這次危機，據說這幾天有關領導仍然在他項上架了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又據說他在新聞發佈會上說的“我不同意請外教”給自己加了道“緊箍咒”，更據說一些國奔馳“霍頓走人我不幹”的說法實際上讓王俊生逼近死地。

王俊生說：“搞足球的就像衝浪，風尖浪頂的很累人，那種上上下下的滋味不好受。”這次採訪中，王俊生不止一次地提起已故中國瞳協副主席許放，許放和他是好朋友。“許放是累死的啊！”王俊生唏噓不憶，“許放死後，我都不敢喝酒了，怕對心臟、肝臟不好。他走得太早了，我也累得很啊……”他是不是已經有某種預感？——並不成功的王俊生會不會在某一天解僱霍頓之後又被組織“解僱”呢？

這可能是王俊生最危險的一段時間，霍頓的去留與國鄶的態度都會他的命運——10天、7天、5天甚至1天，王俊生在給自己“讀秒”。在這個敏感的時刻發表這篇敏感的採訪稿，會不會對王俊生的命運產生微妙的影響？記者想，王俊生的命運不是一篇稿子能決定的，正如從來沒有一篇稿子決定過中國足球的命運。王俊生的命運是和他的事業的興衰聯繫在一起的。何況，王俊生不是“不穩重”，而是“太穩重“了；中國足球也不是說得太多，而是說得太少……這是假的根源，也是不爭氣的根源。魯迅說：對於諸多問題，中國人先是“不敢”，後便“不能”。多好的剖析。

臨近採訪結尾時，王俊生突然說：“等我下課了，就可以治一下傷手了。”

這是不是這個悲劇人物對命運的預感。

江楓

漂亮寶貝

在國內戰線上越來越衰的遼寧撫順隊，正致力於把這支球隊做成甲A甲B最漂亮的球隊，在這個前提下，“乖乖虎”李金羽毅然決然地飛向浪漫法蘭西.

足壇“小虎隊”向歌壇“小虎隊”的的迅速墮落，標誌著這是一支價值取向出現混知己的年輕組合。比“木村拓哉”還要“酷”的張玉寧，比蘇有朋還要“乖”的李金羽，比“唐朝樂隊”還要搖滾的李鐵，日復一日地完備著作爲“漂亮寶貝”的精髓。

因此，所有關於“巴西叢林”艱難歲月的歷史都不能提醒它，所有關於“九強賽”刻骨銘心的失利都不能刺激它。它，要完成的只是如何變得更漂亮更性感更具個人魅力，以使台上台下的一幫燃著打火機捧著簽字簿苦苦追尋苦苦守候的追星族爆發出一大片震耳欲聾的“哇！真是酷呆了！”

如何解決這支帥哥如雲酷哥如雨的小虎隊的心理“疾病”成了像流水席一樣換上換下的遼足主帥們的老大難問題。“老爸”張引不行，他“教父”式的風格只能讓兒子更加恣意乖張；李樹斌也不行，這位“鄉村教師”長相的人能“苟全性命於亂世”已不錯了；而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命運早爲他的歸宿做出非常準確的定位。

所以，直到王洪禮作“神醫”狀出來搭脈之際，我仍不抱希望，因爲我覺得這支“小虎隊”仍未進入“精神上的成人期”。對他們而言，髮型知己了可能比陣型知己了還要糟糕，手機型號落伍可能比戰術打法落伍還要可怕，個人氣質的張揚則一定比球隊氣質的體現更重要。

我一直不喜歡李金羽在場上的各種做作造型，幸好他進球不多；我更不喜歡張玉寧豎起衣領陰沉著臉的模樣，明是一“東北”生的孩子卻一定要扮成“東京”來的酷哥，這樣不真實。他們原本在球場上有更大造化，但正如謝奕在九強失利後撰寫的那篇著名的《生於1977》生於1977的他們缺乏容志行、遲尚斌、戚務生等“革命老前輩”們吃大苦耐大勞的韌勁。

當然這種說法“髦”得很不時，但當這支甲A外表最“酷“的球隊以一種最”面“的方式敗成一堆豆渣時，你只能得到這種痛心知首的結論。

被鄒侑根有些’95馮峰意味的驚豔一槍刺破喉嚨後，“漂亮寶貝”們仍不認爲有保級之憂。這不是一種“捨我其誰”的氣質，而是一種脫離物質基礎的“自大狂”，即使不在名次上降組，他們在精神上也降級了，我認爲。

歐洲盃前，禿頂的齊達內爲一家香水公司做了一檔廣告，但這並不影響法國隊奪得冠軍；甲A第19輪前，一臉明星相的李金羽據說是爲一家鞋商拍攝廣告去了，但我認爲這一定會影響遼寧隊的保組。“漂亮”，就像一紙“VIP”標籤，你可以把它它在歐洲盃上熠熠生輝,也可以把它貼在一把夜壺上，但怎麼看怎麼噁心。

比如李鐵：明明一土孩子，老戴一副窄邊眼鏡扮“酷”，還不斷吹頭上那一撮長毛；又比如李金羽：明明一吃高粱花兒看秧歌舞長大的土胚子，趕著勁兒在鏡頭前搔首弄姿，末了還到處“絕對雙羽”，怎麼看怎麼像插了孔雀行的蘆花雞。

做“大英雄”還是做“漂亮寶貝”，對於“生於1977”，生於“追星尖叫”的小虎隊，這是一個問題。

江楓

嚴肅話題

如果曲樂恆不踢球，他就是一個東北楞小子。

但他踢球了，一口氣在超霸杯踢進3球。隨後他出了車禍。

李金羽爲“小妹”打進那個球后的場面很煽情，煽得我當晚就寫下了《被寬恕的手球》——我以爲這樣的手球也會感動上帝，因爲“情如朝露”，套用一句去年曾很流行的話就是“總有一種力量讓我們淚流滿面”。

然後第二天劉曉新也特感動地寫了“上帝之手”，像我們這種容易被感動的人不在少數，我們總覺得快要降級的遼足需要“情感滋補”。

但趙牧有些反對意見，他問我：“要是曲樂恆不是一個球員情形會怎樣？”這是一個可惡的命題！

如果“小妹”不是一個球員，他只是一個東北楞小子，那麼這起車禍就是神州大地每天發生的若干起悲劇中的一例——警察會迅速抓獲“肇事者”，曲父曲母會要求嚴懲“元兇”，酒精含量也會被精豐地查出超不超標，而重要的是捐款是萬萬得不到的，尤其是以這樣“煽情的方式”得到。

沒有球員會爲一名下崗工人捐出獎金，沒有記者會爲一個“東北楞小子”大費筆墨。一切不過因爲曲樂恆能在“超霸杯”一戰成名，魯迅分析了“小姐的汗”與“腳伕的汗”之高下，這個道理也適用於現在。

但問題又不能極端化，否則這個社會的一切都無法解釋。全世界被艾滋病感染的有數千萬人，唯獨“魔術師”約翰遜被大炒而特炒；全中國的鬥歐事件每天都數不表，但獨獨“魏大俠”一打便會“享譽”全國。

因爲這個社會需要一種“典型綸”來渲染，典型的人典型的事才會有“典型意義”。爲什麼沒人會無事找事地爆炒隔壁壁老二的“軼聞趣事”？爲什麼沒人成天張羅著爲“沈大高速”的遇難者募捐？

所以，在矛盾的碰撞下我得出三點認識；其一，我們不能“廉價煽情”；其二，我們可以“典型報道”；其三——這是至關重要的觀點，就連遇上；車禍的中國球員都能得到普通中國人不能得到的關注與厚愛，被“典型”著的球員們又拿什麼回報社會呢？總不能是“假球”、“放水”以及“永不出錢”吧……趙牧的凝問，有些嚴肅意義。

江楓

被寬恕的手球

當曲樂恆可以在病榻動一動小指時，當“張老爸”只能枯坐斗室萬念俱灰時，“遼小虎”等來彌足珍貴的第一場勝利。

準確地說，這場勝利本不各於他們——因爲李金羽攻入的致勝一球，是靠手打進去的。

李金羽們曾發誓：一定要拿下這場比賽，百折不撓馬勝利的獎金捐獻給病榻上的曲樂恆。所以這個手球便成爲真正的“上帝之手”。主說：任何規則都抵擋不了人道的規則，他悲憫地用小指把這個球撥進網窩。

用勝利來挽救生命絕對是“古希臘式正劇”。雖然“手球”是卑微的，但李金羽的手球卻是高尚的，如果布拉特在場，他願意爲挽救一條生命哪怕改變一百次足球規則。

李金羽在“進球”後衝到場邊雙手設計了一個“心字模樣，李鐵則掀開內衣露出“小妹快回到我們中間來”。“小妹”是曲樂恆，心是誠心。虎亦有情，遼小虎的真情足以喚醒自己陷入“植物人”狀態的夥伴。

這可能是遼小虎唯一具備高意電味的違規了，這次違規足以讓我們忘卻他們所有的“泡妞”及“泡吧”。

我不知道張老爸看到這一幕是否會老淚縱橫，更不知道“曲小妹”會否如電視劇中那樣突然甦醒。但我知道中國足球的垂垂黑幕之下有一種東西正被喚醒，而它足以剋制被赫拉釋放出的“潘多拉魔盒”中所有的魔咒。

——天災不可擋，一如李瑋峰老父的車禍、曲樂恆的“死亡碰撞”，以髒亂中國足球的“永不出線”；因此我們祈禱人情，祈禱忠義，祈禱在越來越被“鋼筋混凝土”包裹窒息的時候有一種東西潤滑靈魂——中國足球太需要一種高尚的意味了。

沒有人會爲了這個手球去向中國足協申訴，即便是睚眥必報的塔瓦雷斯；沒有人會去懷疑當值裁判的公正性，因爲這樣做會使自己的心靈蒙上污垢。

“寬恕他們的手球吧！爲了情如朝露。”主說……

江楓

高原守衛者

戚務生在退，一直退到去貴高原。從“十強賽“的金州到紅士堆起的昆明，潮水般涌到山下的洋人，幾乎斷了他的生路。因此他只能背靠高原，以高原稀薄空氣造就的“神話”抵禦外敵。

但是，黎兵那記“戰斧式攻擊”劃破空氣的時候，“高原守衛者”的信心幾乎也被劃破——這種純粹的“馬達維亞遠射”，以“金州當事人”想起2比4那肝腸寸斷的一幕。

戚務生想說什麼，但他的喉結只是上下動了一動；區楚良想理清什麼，但金州昆明黎兵馬達維基亞，時空交錯，使他只能眼色蒼茫。

好了福迪來了，這位塞內加爾選手全場所有準確的攻門都沒有得到正確的結果，但他最後一秒鐘睥發力卻以詭異的線路挽救了戚務生。這一秒，確保高原沒有被夷爲平地。

威務生想笑，想他沒有笑出聲來，他嚥下了笑聲說出一句：“足球是圓的……”笑，對他這樣的艱難守衛者而言是一種揮霍。

中國教練品牌標誌的威務生，必須守住這片“紅土高坡”——高原是一種象徵，它不僅象徵著空氣日益稀薄的生存環境，也象徵著中國教練的頂上榮譽。爲此，他可以回覆到金州的“塵滿面，鬢如雪”……

無論是戚務生還是金志揚、遲尚斌，都必須以“高原守衛者”的形象存在。雖然這股力量對甲A已沒有什麼說服力，他們卻可以兩度對強悍的全興上演“最後一秒鐘的叛逆”，這不知是守衛者的幸運還是不幸。

米羅西在撤出高原之際，驕傲地說一句：我們仍留在第一集團。米羅西有煩惱，但這是“富人的煩惱”，他擔心的是與冠軍有多遠，戚務生們擔心的卻是與懸崖有多遠。

“高原守衛者”已沒有退路，我兩度看到——一一秒之間，他們就在金州與“高原”作出生死選擇。

“老爸”的墓地

在曲樂恆以極限度撞向死亡的時候，遼寧也以同樣快的速度滑向深淵。這時，那個被江湖稱爲“張老爸”的老人正在大把吃藥，吃心臟病的藥。

“張老爸”曾經很驕傲，他常常志得意滿地看著“兒子們”怎樣在場子上把對手九十年代得服服帖帖抱頭鼠竄。這時候，他會像所有的江湖“老爸”一樣愉快地罵兩句：“臭小子們，還真給我爭氣！”然後猛呷兩口香菸，讓煙燼長長的並不至於散落……

這樣的“幸福生活”太約持續了兩年。頭一年他從甲B飛快衝上甲A，第二年又在甲A差點得了冠軍——要不是最後關頭在京城出了點岔子，他還真成就了“凱澤斯勞滕”神話。“老爸”爸說：第三年我再來。

但第三年“老爸”感覺不對了。“兒子們”不僅爭不了氣，江湖好漢一上來便要向他們謀取“虎皮”。

那天晚上，當黎兵這個從遼寧發跡然後輾轉江湖的作曲他發出致命一擊後，“張老爸”垮掉了。“張老爸”覺得天色很黑、江湖很老……所以他就只能像電影裡一樣倒在地上喃喃道：藥、藥……

東北人這次嘴裡不僅噴出“大茬子味”，還有更難聞的“下課”。他們顯然忘了前兩年大呼“張老爸萬歲“的情景了，他們只想拿一把大鐵鍬飛快把可惡的“老爸”掩埋掉。

我不知道爲什麼遼足俱樂部一定要“張老爸”堅守陣地，這是不人道的。他們以前曾經讓更老的“老爸”——蘇永舜犯過心臟病、吃過心臟病的藥，這是不是一種規律？

遼足是所有“老爸”的墓地，更早之前還有倪老爸、李老爸差點葬身此處，他們都是中國足球的一杆杆大旗，我很給悶——這就是“計劃經濟”足球的特質？

但遼足分明打著“市場經濟”的大旗，上面赫然寫著“股份制”。隱隱約約，我就瞧出大旗上幻出另六個字來——“掛羊頭，賣狗肉”。

賈平凹曾著一書名曰《高老莊》——意指這是華夏民族的淵源所在。莊裡“本族”集無數鄙陋及醜德於一體，而近親繁殖、文化封閉導致莊裡人肢體天殘地缺……

遼足就是“高老莊”，就是中國足壇的縮影。狂呼“改革開放”、狂呼“市場經濟”最早的它已成爲中國足壇最愚昧最落後最紛知己的一處所在。

“老爸”靠近親繁殖起家，“老爸”最後又死於“近親繁殖”，“老爸”以爲遼寧這塊活土可以給他豎一塊“貞節牌坊”，想不到遼寧這塊墓地卻給了他一塊靈牌——這是“高老莊”的悲劇，亦是中國足壇的悲劇。

因此，當黎兵對遼足一劍封喉之時，我爲“高老莊”這殘忍的墓地行將倒閉感到一絲快意。

江楓

老金

老金，不是一個活得很容易的人。

老金的腰有病，這使他常以略略前傾的姿勢硬挺挺走著。於是人說，老金很傲氣。人們通常不喜歡走路很驕傲的人。

老金還要說“精、氣、神”，在需要鬆馳需要噱頭需要享樂的時代，他這杆大旗顯得很過時。所以，老金只有在休息室大吼一通“精、氣、神”之後，一個人扛著它踽踽獨行。

但這都不是老金活得不容易的最深刻原因。老金說：“向洋人學習並打敗他們。”我知道，這話要讓老金累上一輩子。

我想，老金不是跟洋人過不去，而是跟自己過不去——別人大罵一通洋人然後去過“幸福生活”，或者指點江山在多上溜達去了，再不濟都要在媒體開個“足球總監”之類的委任狀，就老金一個人痛心疾首地承認“中國教練不行”，然後往死裡折騰自己。

’95黃浦江畔，老金與徐根寶、陳亦明、遲尚斌四大教頭“青梅煮酒”，那時是中國人的天下，中國家庭的“四大豪門”正過著“幸福美好的生活”——但後來洋人來了，可惡的洋人把他們美好感洗劫一空……

昨晚，是老金的“三連敗”，老金這輩子不知要遇到多少“三連敗”，但這一夜讓他刻骨銘心，因爲他在敗給桑特拉奇、彼德洛維奇等名師後，力戰仍不敵無名米羅西，對決全興洋帥，這已是三連敗。

老金的名頭是中國教練的一個品牌，老金的心情是中國足球的一個縮影——看著高舉大旗的老金爲首的中國教練節節敗退，我的心情一樣難受。

“神辮”敵不過短銃，義和團敵不過長槍隊。用“現代足球理論”武裝的鐵甲戰艦逼得老金們走投無路。連瀋陽海獅這樣破爛的隊經涅波一指點都要打老金個5比1，“中國豪門”衰落了。

所以老金不容易，死撐下下去更不容易。我常想，如果老金當初學的是乒乓球、羽毛球專業，再不濟也是個“援外”的中國名牌。

不過老金還是中國教練最有個性的“爺們”，他畢竟知道大刀長矛敵不過洋槍洋炮，他積壓物資了要剪了“神鞭”長辮去學一手好槍法。但時間有些晚了，在老鑫這個時候，是學啥都學不成啥了。

若干年後，我們或許會在北京某個衚衕裡看到老金同——那時他應該叫“老金頭”，回顧教練的滄桑，他對孫子說：“師教練長以制夷，剪去辮子吧……”

江楓

別怪麵包

中國的教育體制多年來受到非議，有人拿了尖銳的話形容——頗有“新八股之風”。其中最讓人攻擊的就是高考制度，每年“黑色七月”千軍萬馬爭過獨木橋，不溺死幾個才怪。

今年高考舞弊現象益重，考場“千客”甚至動用了現代高科技通訊產品，爲什麼？因爲中國人“一朝題名富貴來”的思想在作怪。

高考，是改善一個人甚至一個家庭生存狀態的第一關。我高考那年，整個考場的同學們不再有“花朵”般的清純活力，小臉都瘦得一指寬，顏色綠瑩瑩的就像中了“玄冥神掌”那樣的陰毒功夫……

這是“填鴨式”教育的副作用，我們都成了鴨子被吊起來，後來王小波形容“地獄”的情景就是：整一個北京烤鴨店作坊，鴨子們都被吊起來的煙燻火烤……

我想，如此“殘酷”的壓力都能忍受，他（她）必然是有走而鋌險的可能，雖然那時沒有手機、呼機等“一個都不能少”的先進，進但世故在袖裡、寫在粉腿甚至其他私處的傳聞不時傳出。

但因此指責“高考”本身卻有失公允。比如說某人建議取消高考，認爲殘酷的高考導致了學生們首先水準的下降，“假考”出的是“假人才”，不如讓大家“開卷有益”……

倘若有人偷了麵包，你不能怪麵包被放在那裡，偷麵包的人自然要挨板子。

這種局面就很像現在的足壇，從章健提出“呼吸法”後，不少人就跟著一個鼻孔呼吸起來，取消升降級如同取消高考，前者可以消除“假球黑哨”，後者可以消除考場“老千”。

我認爲這是中國人“曲線救國”的又一發明，爲了挽救道德水準的下降，不惜翦除“首先考場”本身。這是僞道德。

沒有面包難道就不有小偷了嗎？沒有小偷就沒有強盜了嗎？從法律而言，麵包連個“誘因”都構不成，誘因是飢餓及漠視法律的人品。

昨天結束的全國足球懇談會，“取消升降級”成爲一片務虛中最務實的話題，我認爲這個提議很可怕，因爲它是蒙著一塊“更好建議聯賽”的布登場的，在這種邏輯下，“小偷”就可能成爲“蒙面大盜”。

當然，必有人會有《悲慘世界》那個偷麵包的小孩來證明些什麼，但我認爲時空條件完全不同，那時是一個“權力層”對付一個飢餓小孩，這時卻是一幫成年人玩一場不公平遊戲。

張吉龍曾說“升降級是中國聯賽領先日韓的制度”，我同意這個說法，如果爲了辯護某種莫名其妙的道德，就忘掉那塊麵包，你不餓死才怪！麵包與升降級，恰恰是缺乏道德水準的人們必不可少的道德考場。

江楓

流氓現身

“足首”閻世鐸上台後史無前例地引入了“流氓”這一詞彙定性“西安事件”。

“流氓”不是“盲流”，盲流“宋丹丹”與“黃宏”聯手只能產出“海南島”、“吐魯番”以及“長白山”，它某次列車上出不了人命。

《現代漢語辭典》對“流氓”的解釋顯然老掉牙了。“不務正業”、“爲非作歹”、“遊手好閒”甚至典型60、70年代的“耍流氓”這些包含不了“流氓”的時代意義。

“流氓”突如其來，加上“足球”頭銜的流氓會在一種邪異的群體情緒煽動下千萬直接破壞。

我們一直願意用“人民內部矛盾”來解釋很多站突，似乎球場上鬧事的不過是“地方主義情緒”在作祟，地方情緒的背後又是“地方榮譽感”在作支撐。

板子打輕了！所謂“地方情緒”，仍是一種外套。某省某市某地的樹木被亂砍濫伐掉了，怎不見一兩萬人上街鬧事；某廳某局某處長期濫用職權營私舞弊怎不見群衆揮著標語要求“罷免”？

是流氓，就要鬧事。據說英國足球流氓的祖先都是中世紀的落魄騎士，中國的足球流氓是不是祖先都曾嘯聚山林，“風緊”然後就“扯科”？

我看《水滸》裡每章每回都打著“替天行道”的幌子，但包括宋江之流沒少“替己行道”。鬧事的流氓們每輪每場就要高喊“還我公平“的口號，但扔瓶子、燒報紙之類的齷齪事也沒少幹。

——對“公平”無原則地誇大，就是對公平原則的踐踏。

因此，閻世鐸說同說出“流氓”二家，是他對中國足球改革的一大貢獻。他撕開了“地方情緒”的外衣，如同現在把“耍流氓”與“強姦犯”嚴格區分開一樣。

重創尼維爾的那群足球流氓沒什麼藉口，“我們就是要整死他！”但一小撮中國流氓總是要打著“公平”的大旗耍流氓——看來壞人也有中外方式，這恐怕又得歸結於“國情”。

中國人一向明白何謂公平遊戲規則。前兩天“中國功夫VS美國拳擊”，美國人在“不得踢、不得摔、不得抱腿”的規則下一敗塗地，偏偏場上屢屢奏響著“黃飛鴻”、“霍元甲”之類的壯我聲威的調調，看台上觀衆盡是張張亢奮的臉，蹦跳得像一群快樂的青蛙……

他們極大滿足了，原來他們就是要“勝利”——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我想，這就是“一小撮現身爲流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