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楓

左腳右腳與草鞋布鞋

早年——

“全民皆兵”運動轟轟烈烈，縣武裝部幹事下鄉大練民兵，從走“一、二、一”入手。

惜乎農民兄弟由於接受教育機會太少，缺乏集體配合的磨練，始終走不出整齊劃一的隊形，相當數量的“民兵”們甚至弄不懂“左”“右”口令的不同。本該的一字長蛇陣走兩下便慘不忍睹地變成彎彎扭扭的“毛毛蟲”。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左右左——唉！又弄錯嘍！”“武裝部”顆粒子汗直價冒。

“啥子左右左嘛，我們咋弄得懂這些‘洋盤呢’呢？”農民兄弟不免有抱怨，有的甚至鞋一蹬，一屁股坐在田坎上“罷練”，練兵計劃大有夭折之勢。

村長王老幺覺悟自然高於普通群衆，而且深諳“村情”，靈機一動附耳向“武裝部”獻上一計：“不如讓民兵左腳穿草鞋，右腳穿布鞋，‘左右左’搞不懂，‘草鞋布鞋’總曉得該出哪隻腳嘍……”

“武裝部”大喜，依計果然屢試不爽，一袋煙的功夫，大夥兒就在爲一彪合格的“民兵”——從“左腳右腳”到“草鞋布鞋”理論聯繫實際之後，皆大歡喜。

——扯回來說，這故事極眼下的中國足壇，洋教練就是“武裝部”，中國球員就是那幫土民兵。

洋教練初來時大抵是一腔熱血的，不管是“平行站位”“戰術紀律”還是“職業精神”，都要與國際接軌。但中國足球的農民兄弟們“髦”不起這個時，“左腳右腳”的接受起來非常彆扭，所以，所有的“武裝部”就得屈從於“國情”“村情”。

有那個可愛的村長王老幺，就會有“草鞋布鞋”的調調，“理論聯繫實際”遲早會顯靈的。

李章洙曾經高舉“師道尊嚴”的大旗，但農民兄弟們不買他的賬，所以李章洙教了鐵頭孫慶的厲害後，也不再“左右左”，改爲“草鞋布鞋”了。據說他與“快刀浪子”高峰小酌一杯已是很正常的事，並且很快就學會“京罵”與兄弟們“B”來“B”去……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桑特拉奇、科薩洛維奇、彼德洛維奇、內波姆尼亞奇，無一不變成可愛的“武裝部”。因爲“草鞋布鞋”可以相安無事，所以誰也不願意不識趣地“左右左”了。

陳亦明早就說過：“與國際接轉”遲早要變成“國際與我們接軌”的。

但並非所有的武裝部都那麼聰明，洋人很少穿布鞋，草鞋更是前所未聞，所以堅守“左右左”的大有人在，但他們都死得很慘。

我始終不明白塔瓦雷斯爲什麼要在昆明“抓嫖”，這種“掃黃打非”的事應該由公安（至少也是聯防）來管。他不懂“入鄉隨俗”，當然要被農民兄弟踢下田坎去。“昆明事件”至今還是個“懸案”，但穿不來“草鞋布鞋”的塔瓦雷斯在中國肯定走不上康莊大道了。

戴大洪曾痛心疾首地大罵“僞職業”，這實際上是在痛斥“左右左”朝“草鞋布鞋”的庸俗化——

那個“民兵”段子有個尾巴——“武裝部”回城後惟知“草鞋布鞋”而分不清“左右左”，之後精神恍惚劃成“布鞋派”。

因此，那些洋人們返回國內後指不準會有什麼後遺症，也許，桑特拉奇每天都要高呼三遍“爲了咱山東人榮譽”的口號；彼德洛維奇再也不會像憤怒的獅子般衝進場，他連過斑馬線都會小心翼翼；而“狂人”塔瓦雷斯痛定思痛，每天穿著“草鞋布鞋”在巴西海灘上游走不定……

從“左腳右腳”到“草鞋布鞋”，不知是“武裝部”的悲哀還是農民兄弟的悲哀。但“存在就是合理”，既然我們只能這樣才可在田坎上健步如飛，那麼就“草鞋布鞋”吧——有些刺耳，習慣便好。

江楓

生於悲劇性格

如果你愛一個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如果你恨一個人，送他去海外踢球吧！

那裡是天堂與地獄的結合部，他將在刀鋒上跳舞……

楊晨在頭痛，痛不欲生的痛，因此馬加特也開始頭痛，兩個“頭痛”的人引爆了中國球員海外踢球的生存內幕。這層曾經意味著“尊嚴”與“貞操”的紙，一夜間被血淋淋地捅破了！

對楊晨的聲援，如果還停留在“娘家人”式的義憤慎膺無疑是幼稚——聲討馬加特、聲討施拉普納，甚至聲討背後的“新納粹主義”將於事無補，我們必須正視——中國球員的性格是否是悲劇命運的根源。

性格決定命運。你不願在酒忱裡喝扎啤，你不願說出發音濁重的德語，你甚至不願意綻開一絲微笑表達自己的善意，然後別人就要“Finish”掉你！

馬克爾斯說，如果沒有獸性，你永遠成不了森林大帝；凱撒說，如果你不是羅馬人，你永遠統治不了羅馬城；而謝暈在1995年也說,不會吃六成熟的牛排,就很難真正做一個外國人。

“是我來適應德國，還是德國來適應我”，問題就這麼簡單。在品行上堪稱中國球員的傑出代表的楊晨，無法有從德國，當然就不能征服德國。這一點擁有八分這一外國血統，能把英語說得和上海話一樣純熟，並很鬧情緒穿著削肩手工呢大衣在機場與拖拉普納行親吻擁抱禮的謝暈在海上“四大飄零”中無疑是唯一的反證。

最勤勉的楊晨、最敬業的楊晨、最謙遜的楊晨，一切都符合著中國人關於“好小夥”品行標準的楊晨，就將這樣被“Finish”掉——因此我們必須檢視一下中國足球的教育是否危害著中國球員海外生存發展。

“中國式性格”，就像器官移植一樣必須遭到另外肌華表的排斥性。謝暈說，“生於1977”；我說，“生於悲劇性格”……在中國“醬缸教育”裡醃製的產品，很難調和外國人的胃口。我們必須學會像外國人一樣生活，才能學會像外國人一樣的踢球。這就是所謂的“足球文化”。

在水晶宮的草坪上，我曾經吃驚地發現夾雜在隆巴多等大腕之中的范志毅不再擁有那對高聳的肩膀。

在發自遙遠佩魯賈的各種“家書”書中，我悲哀地發現馬明宇不斷的“今天仍沒有上場”、“明天我將學語言”以及“習慣了多加咖喱的牛排”等信息。

什麼樣的教育環境製造什麼樣的性格，什麼樣的性格將製造出什麼樣的命運。

中國球員尚不及做好足夠的心理準備便匆匆上睡了，這像極了當年涌動“出國潮”時的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他們註定是要被犧牲掉的一代，改變生存環境的急躁心態與客觀存在的“卑微”門第之間的矛盾將讓他們產生強烈的受挫感，就像那部電影《移民》，要麼在堅守中消亡。要麼在跑姿中生存。

因此我們先前的樂觀是多麼的缺乏根據，我們以爲坐在悶熱的船艙裡橫渡了大西洋就到達了樂土，但隨之而來的則是更爲險峻的生存挑戰。記住美國黑人說的，漂白我們的皮膚用了整整百年。

唯一讓我們寬慰的是，我們還有“第二代”、“第三代”，在漫長的“服從”之後一我們也有“征服”的一天，如果這一天來臨，那麼楊晨、馬明宇們的失敗算是擁有一些英雄意味了……。

因此，讓頭痛欲裂的楊晨學學《北京人在紐約》中的王啓明吧！王啓明站在碩大無比的紐約機場大叫“我在美國就混了！”

或者，就像當年鄉下青年拉斯蒂涅站在巴黎高處面對夜色的狂呼——“來吧巴黎，讓我們拼一場吧！”

這，將是中國球員突破悲劇性格的唯一出路。

江楓

結束沉重

閻世鐸從哪兒來？又要到哪兒去？其實這也是意味著中國足球從哪裡來？又將到哪裡去？

與王俊生一樣，閻世鐸也是個“歷史符號”，不過這符號卻象徵著中國足球的成敗興衰。按斯蒂芬"蔣威格的觀點：“歷史，就是由細小的人與細小的瞬間組成。”因此，了角閻世鐸也是從一個側面了角中國足球今後的命運。王俊生憶成爲中國足球的B角。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要稱其一聲“王俊生先生”，因爲他畢竟給一在的A角——閻世鐸提供了很多歷史數據。這些數據，在某種意義上講，就像飛機上的“黑匣子”一樣彌足珍貴。

A角的閻世鐸不可能徹底割裂與B角的歷史關係。雖然閻世鐸宣稱“跳出足球看足球”，但事實上誰也不可能真正“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閻世鐸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有特色的中國足球道路上走得更遠”，在這次採訪中，我發現基於他的背景、他的性格、他的工作作風他可能做到這一點。因此，袁偉民物色的這個人物不見得讓人驚喜卻有其合理性。

“我的帽子是拿在我手上的”。上任半年後說出的這句話，大概可以算作閻世鐸的準正式“就職宣言”，或許也可視爲對中國足球、中國球迷的一份承諾。閻世鐸不懂足球，但他懂政策、懂社交、懂管理，或者就像足協內的人士說的“懂當官”。當然，這個評價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

閻世鐸的核心思想就是把足球當成一盤大局，讓每個人都能“真誠以待，找到快樂”。他要結束一個“過於學生的時代”，讓足球變得快樂起來。這顯然是不容易的事，但這個提法本身無疑具有積極性和建設性。

但願我們與閻世鐸先生能一起兌現這張“快樂支票”。

江楓

外行如何領導內行

閻世鐸，1952年出生，祖籍大連，在大連當了式農兵學員，後進入北京體育大學攻下體育法碩士學位，曾在中央央校培訓，80年代中期在國家教育部體育司工作，當過老師，後進入國家體委“政策法規司”任司長，主持中國足協工作前是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主任。

有人說中國足球最缺兩點：一是教育，二是法制。讓當過老師學過法律的閻世鐸來管理中國足球似乎很合適。閻世鐸當年在國家體委是機關“三才子”之一，參與草過《體育法》，以“頭腦清晰、精通政策、能說會道”著稱。

但閻世鐸不懂足球，以前也不看足球，直到足協後才看熱鬧看了一回歐洲盃，所以閻世鐸不斷聲稱“我是新人，我是門外漢”，但閻世鐸第一天上任就向中國足協工作人員說：“跳出足球看足球。”他用他的方式。

閻世鐸在足協內部訓人時極嚴厲，亞洲盃申辦時就曾因申辦不到位拍桌子，據說，幾乎是達到提綱挈領直點要害毫不留情滔滔江水之勢，就連著裝，也在足協下明確要求，正式場合一律西裝革履，細心的人們可以發現，從今年下半年開始，中國足協穿“西裝”的多了，不論氣溫多高，只要正式場合都必須執行著裝要求。今年夏天，據說有一次在秦皇島參加會議，氣溫已高達36℃，但閻世鐸還是一身正規西裝出現在主席台，慌得一旁只穿了T恤的其他足協官員趕緊想辦法，找不到西裝的從其他人脘子上扯下領帶繫上……“如何樹立足協的權威”，閻世鐸說，從作風抓起，從公衆形象抓起。

但閻世鐸也很低調，有時還在比自己年齡大的足協官員前自稱“小閻”，有一個星期天去足協，正好鐵門關著，裡邊一工作人員問：“誰呀！星期天不上班。”他邊敲門邊說：“是我，小閻。”門打開後，驚出那位工作人員一身冷汗。在無錫，不少人請閻世鐸簽名題字，閻世鐸都拒絕了，他說：“我從不給人題字的。”

閻世鐸極愛看書，據說有時出差也帶著一本書。在北京，我問：“你最愛看哪種書？”閻世鐸說：“傳記，偉人們的傳記，最喜歡的一本是《馬克思傳》。”閻世鐸非常崇拜鄧小平，經常套用一些小平的話，亞洲盃申辦時，他就對正在給擁有投標權的亞足聯執委做工作的足協官員提醒，不要盲目樂觀，“小平同志說得好，不要輕信外國人”。

閻世鐸不懂足球，是足協上下皆知的，但現在人們漸漸發覺這個“不懂球的”卻“懂管足球”，閻世鐸昨天說了：“這並不意味我不愛足球，因爲我的格言是‘使命即愛好’，中國足球就是我的使命，因此我愛好它。”

閻世鐸是怎樣的一個人？其實這個問題是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足球的勝負而發生變化的。去年的這個時候，我採訪王俊生先生時他曾說：“這個位置就像衝浪”，我想閻世鐸也會隨著浪尖不停變化，中國足球無疑是一道大考題，不知閻世鐸將怎樣一一解答。也許，他會成爲一個勝利者，也許他會成爲又一個王俊生，爲了中國足球，我們希望他是前者。

江楓

“升降級”不是主要問題

“跳出足球看足球”，這是閻世鐸上任後的名言，也許只有像這樣“跳出”的人才適合管理中國足球，他沒有顧忌，他說：“大家都在關心‘升降級話題’，其實在我心目中，這根本不是主要問題，中國足球問題不少，哪裡一個‘升降級’就能解決的。

這句話，是這次採訪閻世鐸最理性的話。不論是“呼吸法”還是“休克法”，都不是解決中國足球出路的根本方法，作爲中國足球的“掌門人”，絕對不能僅僅以競賽形式的變化來尋求突破。閻世鐸說：“它只是中國足球若干問題之一，我認爲中國足球的首要問題是搞好後備力量的建設，像日本那樣，常年有一萬餘人在巴西訓練，比起楗力寶隊，人家是幾百人裡挑一個，當然迅速崛盧了。人才匱乏的問題，才是閻世鐸關注的首要問題。

江楓

與日本不是一個檔次

“一個專家告訴我，以前中國一支省級隊就可以橫掃日本，但現在我看情況恰恰相反過來了。”閻世鐸很憂慮。

“我高興的是亞洲盃上中國隊的作風，而非成績，雖然半決賽我們只輸了一個球，但我認爲要真讓日本國家隊來打，肯定不止一個，我不掩差距——中國足球與日本足球根本不在一個檔次”，這是歷民中國足協掌門人都沒有勇氣，但閻世鐸這個勇氣。雖然這與他“總局辦公廳主任”的強硬背景有關，但閻世鐸能如此向媒體總結亞洲盃，證明他至少不是一個“護短”的人。“所以，我認爲最關鍵的是要學日本抓好青少年培訓。”

江楓

我們不是日本鬼子

“我們不是日本鬼子，中國足壇也不是‘國統區’，我們與你們是‘一家人’。”閻世鐸也是個有些幽默意識的人，他也深知“得輿論者得天下”，因此非常渴望發送與新聞界的關係。

在無錫、北京，閻世鐸是以“讓記者更充分理解中國足協，著眼大局，搞好共同事業”的理由接受記者的採訪的，他迫切地要扭轉過去的“對峙局面”。“我不主張搞‘統一口徑’，但我們畢竟有著同樣的目標，這還不像搞新聞的和搞王鑫的說不到一塊兒去。因此，大家要真誠相待，不應故意相互找碴、設套”，然後閻世鐸說了一段很“江湖”的話：

“大家要做得‘夠意思’，千萬別一見面就鋪疑對方是哪部分的，是八路軍還是鬼子，天天打地道戰、地雷戰。中國足球有陽光，不是陰雲密佈的國統區，我想要是哪天記者先生們歡呼。‘咱終於把足協搞掉了’，日子並不會好過。”

閻世鐸曾對足協新聞辦說：“今後重大事件，都沒獨家新聞，這也是爲了公平競爭”，這是他的風格，這次“升降級”問題，他幾乎做到了。不過這位“掌門”有足夠的理由支撐他的做法：“國家頭的機關關能讓記者隨時推門就進？我們不僅讓進了，有時還泡了方便麵讓記者在足協辦公室吃。”

江楓

快樂足球主義

雖然拿王俊生與閻世鐸做比較有失禮貌，閻世鐸也極力反對這樣比較，但“出身”與背景的差異閻世鐸的語言表達[與闡述觀點能力無疑是突出的。在無錫他拋出“快樂足球說”。

“我們爲什麼要踢球？老面姓爲什麼看球？不是爲了沉重感，而是爲了快樂。中國足球，要踢一種快樂足球。”爲了強化他的“快樂”涵義，他竟雙的高舉配合語言。“我以前從沒研究過足球，但我也看歐洲盃，看人空踢得多熱鬧。法國總統爲什麼要在歐洲盃決賽時坐在看台是？因爲這是老百姓喜歡的事兒，大家是爲了快樂才聚到一塊的，別老是把沉重、陰暗、鼻涕眼淚搞在一起。”

“政法司”出身的閻世鐸接著迅速把“快樂說”提高到“政策”高度：“我在足協專門組織大家學習‘十五大’的文件，因爲上面說到要‘提高人民群衆的生活質量’，從我的角度理解就是，老百姓快樂了，生活質量就提高了，中國足協就會該讓老百姓從足球中感受到快樂。”

大多數中國球迷未必關心理論，但大多數中國球迷都需要“快樂”。閻世鐸明白這點，更想做到這一點。

江楓

閻世鐸的承諾

就在閻世鐸上任的前三天，袁偉民在一次聚會上幽了一默：“我給大家介紹一個人，這個人也許現在還默默無聞，但我保證三天後他將成爲中國的一個大名人。”他推出的人就是閻世鐸。閻世鐸很納悶：“局長，爲什麼讓我這個門外漢專搞足球啊！”袁偉民說：“可以出名！”

閻世鐸果然出名了。中國足壇這個“名利場”可以一夜間推出一顆超新星，但閻世鐸立即感動感到勞累，“我從此沒了週末星期天，中午與盒飯爲伴”。

坐在“辦公廳主任”椅了上的閻世鐸肯定對足協掌門的椅子怎樣難坐沒有具體感受，但他是搞“政法”出身的，也就是職業“當官”的，他選擇了“低調進入”，無論上任之初的“東北行”，還是上個月的“西南行”他都拒絕發表任何有失審慎的言語。然而前天深夜，在無錫他卻向我吐露了一番上任以來真正帶“施政告白”意味的語言：“從上任那一天起，我的帽子就是拿在手上的，我絕不會爲了頭上的帽了顧忌什麼。我從不會輕易產生一個觀點，不會因爲他人的觀點改變已形成的觀點，爲了事業，我將義無反顧地走下去！”

這很容易讓人想起朱總理那番震動神州的話：“無論前面是萬丈深淵，還是地雷陣，我都將義無反顧……”治理中國難，治理中國足球也難，“閻掌門”是否要模仿朱總理獲得更大的勇氣？

我把這種感覺告訴一名足協的官員時，他說：“閻是個做事的人，也是敢做事的人。”

我有個疑問，中國的足球並非“敢做”就能做好的，“我來！我看！我征服！”不過是句豪言罷了，閻世鐸怎樣面對完全可能遭遇的失敗？

“今後，如果我有錯誤、有失敗，我一定向人們有個交待！”他的前任們沒說過這番話，淨世鐸說了。這可算做是中國足協掌門人在無錫向全國球迷的一個承諾。

但願閻世鐸是個重然諾的君子。

江楓

非常換人

中國足協和它的上級機關國家體育總局在最近時刻有兩次“非常換人”很容易讓“政治嗅覺”敏感的人連打噴嚏……

其實“換人”這個提法在官方眼裡政治並不準確，“板凳”的變化，只意味著“組織上決心安排一個更適合他的戰鬥崗位”——老的故事片裡常這麼說。

但偏偏很有人莫名其妙地高興起來，這足以說明這次“換人”的群衆基礎是多麼的薄弱。

比如說群衆認爲換掉王俊生就是終於爲“十強到九強”的失利找到了責任人，五俊生“罪有應得”。

再比如說閻世鐸從後台走向前台就是正本清源、撥知己反正，閻世鐸可能開始一個新時代。

群衆不會對更高層的變動發表更多的意見，因爲他們缺乏這個能力。但“群衆”這次真有“大獲全勝”的感覺，“非常換人”遂了他們的心願。儘管“改革歷來是自上自下非自下而上”，但群衆不懂這個真理，所有人還以爲是偉大的群衆呼聲促成了這次換人行動。

閻世鐸從未搞過足球。雖然足協領導人未必要搞過足球，這道理就像喝湯的未必要會做湯，但閻世鐸的履歷似乎沒有哪一條能證明“喝過湯的”。如果人能選舉一個足協“常副”，我還得選舉王俊生，他至少還可“以暴制暴”，醫得住滿堂亂竄的耗子。

換人的目的應該是積極的，但以閻替王（或稱重新分配工作職責）似乎沒有絕對理由證明這是中國足球“幸福生活”的開端——因此，唯一的要能性就是“換人以平民憤”。但有趣的是王俊生並未“下課”，他即將展開4的任務是“狠抓思想工作”，就在足協崗位上。

“你說要在屋頂上開一個窗子，衆人者要都要反對；倘若你說要推倒這屋子，衆人便會說，不如在屋頂上開一窗子吧”——魯迅說這是中國人解決民情的“變通處”。

閻掌門問：你快樂嗎？

有一天，閻世鐸在足協突然說：“就像是四人打牌，我現在並不出牌，我在觀察你們出牌，到時候，我出的牌一定讓你們吃驚，而且讓你們吃不了，聽不了……”

閻世鐸本人並沒有證實這個故事，但與閻世鐸共過事的人們說：從他過去一貫的行事風格來看，現在的“閻掌門”並未露出崢嶸。因此不露聲色的閻世鐸確實在看別人“出牌”，到時他一定會甩出一把技驚四座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