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紀實] [吳言] 背叛《全文完》

老杜

背叛  作者：吳言


我調到市玻管局報到的那天，恰好局裡召開全體幹部職工大會，局長讓我也參加會。

這樣我這個新同志便在全局四十八個老同志面前露了臉。

我臉上堆著提前準備好的笑容縮在會場一角，聽局長講話.....

老杜

01

我調到市玻管局報到的那天，恰好局裡召開全體幹部職工大會，局長讓我也參加會。這樣我這個新同志便在全局四十八個老同志面前露了臉。我臉上堆著提前準備好的笑容縮在會場一角，聽局長講話。

局長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同志，講話的聲音不緊不慢。他講話喜歡做手勢。一會兒將雙手伸出來，做一個弧形，向上舉一舉，像是抱著一個西瓜；一會兒將弧形向前平移，像是端著一個盤子；一會兒又將短而粗的五指併攏，向前推或者向下壓；有時兩個手掌又有節奏地向兩邊刨，像一個初學游泳的人在水裡撲騰，又像一對戀人突然賭氣：一個扭頭向左走，一個轉身向右行。

第一次聽局長講話，我就發現局長講話像吹號，稍不留心就吹哪個朝代去了。那天的全局大會只有一項內容：聽局長傳達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精神。這次常委擴大會議主要是研究如何加快我市城市化進程。局長一邊念厚厚的文件，一邊即興自由發揮。每翻一頁文件，他至少得另外發揮兩頁以上的內容，這樣一頁就變作三頁。如果市裡的文件是六十頁，到局裡就變作一百八十頁。

我發現挨我坐的一個女同志十分有趣，局長每翻一頁文件，她便在小本上寫一橫，局長再翻一頁，她又在小本上畫一豎，就成一個“十”字。會已開一個多小時了，她小本上才寫下三個“十”字，就是說局長才翻了六頁文件。局長有趣得很，每當一頁文件快要念完的時候，他就提前將那頁紙用胖胖的指頭肚捻起來，有時手太乾澀捻幾下捻不起來，他乾脆將指頭肚舉到眼前，“呸”地衝上面吐點唾沫，再捻。就彷彿戰爭年代我軍攻打一個碉堡，衝了幾次衝不進去，退回來重新制定一個作戰方案，再一衝就衝進去了。

問題是局長將那頁紙捻起來並不急著翻過去。這時候再看那個寫“十”字的女同志，就更有趣了。她眼巴巴地望著局長那隻懸在空中捻著一張紙的胖胖的手，一雙水汪汪的眼睛一動不動盯著局長那隻胖手看的時候，神態專注極了，美極了，長長密密的眼睫毛像一排持槍肅立的警惕的哨兵，眨都不眨一下；又像一群在樹梢頭站成一排的小鳥，翅膀撲閃都不撲閃一下。突然她的眼神黯淡了，掠過一縷懊喪，順勢向局長懸在空中的胖手瞧去：原來局長又將那頁文件紙翻回去了！

我們局長念文件時，有點像那些叔叔阿姨逗饞嘴的小孩：彎著腰將一顆水果糖懸在孩子嘴唇上方，孩子正欲張嘴去噙，卻又將水果糖向上提一提。局長每念一頁文件，快要念完時總要這樣向上“提”幾下：分明看他蘸著唾液準備將那頁文件紙翻過去了，卻又突然不翻了，在空中停一下，竟又翻回去了。就像一個人從六樓下來，站在一樓樓梯口發現下起了雨，作一番思索，就又轉身“噔噔噔”上樓取雨傘去了。又像一個人，從六樓的家中出來，站在一樓樓道口發現並沒有下雨，作一番思索，又轉身“噔噔噔”上樓取雨傘去了——萬一出門後下雨怎麼辦？還像一個愚蠢的將軍，指揮一隊士兵氣喘吁吁爬一座高山，爬到制高點後才發現錯誤地判斷了敵情，只好指揮累個賊死的士兵再撤下山。

我們局長將那頁擬翻過去的文件再翻回來，是要“補充說明”一個什麼問題。他往往是這樣說：“剛才這個問題我再補充說明一下！”這時候我發現那個寫“十”字的女同志乾脆痛苦地閉上了眼睛。她閉上眼睛啥時候再睜開呢？那就要等到局長再“呸”地往手上吐唾沫的時候。

總之那天開會我發現這個挨我坐的女同志一顰一笑、一舉一動都十分可愛，有一種內在的韻味兒在她周身溢動。包括她著急或生氣的神態，也與別的女同志著急或生氣的神態有所不同，有那麼一種撩人的味道。就像人跡罕至的大山深處湧流出的一股清泉，往下奔突時即使湍急了一些，但飛濺起的水花仍是那麼晶瑩透亮。

“局長傳達文件比唱京戲還慢！”此時這個女同志可愛的嘴唇噘了噘，這樣嘀咕了一句。她有點生氣了，合上筆帽，小本啪的一扣，不再寫“十”字了。我的眼光一瞥，剛好瞅見小本封面上寫著三個娟秀的小字：陶小北。於是我知道這個女同志叫陶小北，這是我到局裡“認識”的第二個同志。第一個當然是局長，局長叫閻水拍。

那天閻水拍局長先是講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他認為我們紫雪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至少滯後了十年。局長喜歡用“滯後”這個詞。後來我發現我們玻管局的局長們講話時都喜歡使用一個屬於自己的特定的詞。就像趙錢孫李幾代中醫世家，每人家裡都珍藏著一個“祖傳秘方”似的。我們的第一副局長餘宏進喜歡用“超前”這個詞。有一次餘宏進副局長講話，不到五分鐘時間說了十五個“超前”，比閻水拍局長使用“滯後”的頻率還要高一些。

人在講話時喜歡不斷重複使用某一個詞，是一種習慣。就像人在一生中除自己的妻子之外，總要在心裡默默去愛另外一至兩個女性一樣。這一個年齡段愛的若是一個名叫“滯後”的女性，再一個年齡段就有可能愛上另一個名叫“超前”的女性，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閻水拍局長認為我們紫雪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至少“滯後”了十年，當然得有個參照物。他是將我市與毗鄰我市的其他幾個省的地級市相比，而不是和省城相比，更不是和北京、上海相比。局長認為，若與省城相比，我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至少“滯後”五十年。而與北京、上海相比，則要“滯後”一百年。他說：“一百年前的上海，也不過是個小漁村！”閻水拍局長這樣說時，以手比畫了一個“小漁村”模樣，一邊比畫一邊有點鄙夷地撇撇嘴。他比畫出的那個“小漁村”也太小了一點兒，也就比一顆雞蛋略大一點兒。我當時閉著眼睛想了一會兒：一百年前的上海早已不是一個小漁村了！上海開埠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曆史。所以一百年前的上海顯然比現在的紫雪市繁華得多，人口也不止三十萬——我們紫雪市目前只有三十萬人口。看來局長的歷史知識還是欠缺一些，自由發揮時“想當然”的成分多了一些。

由我們紫雪市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講到當年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局長差不多用了一個半小時，難怪陶小北著急。我雖是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會，已與陶小北有同感：聽局長講話像爬山，好不容易悶著頭翻過了一座——以為要到目的地了，前面該是一望無垠的河川，甚至會看到裊裊炊煙，可翻過去才發現前面又橫著一座山。局長講一個問題就像帶著全局的同志們翻一座山，若講十個問題，就相當於翻十座山。翻十座山多累啊！尤其是像陶小北這樣看上去有點嬌弱的女同志，穿著那樣講究的高跟鞋。我瞥瞥陶小北的腳，那雙腳與腳上的鞋子十分秀氣，襪子十分講究。有些女同志穿衣服猛一看很講究，細看就露出了“馬腳”。就像購買商品房，看上去外邊瓷磚貼得很好，可進房間一看就不行了：要麼廚房的地板磚翹了起來，要麼衛生間頂板滲水，一拉抽水馬桶又會發出一聲巨響，冷不丁嚇人一跳。這些穿衣服只注重“貼瓷磚”的女同志，給人的感覺有點像這種“金玉其外”的商品房，低頭一瞧，會發現她們腳上的襪子皺皺巴巴的，而且褶皺之間的顏色不一樣。而陶小北這樣的女同志腳上的襪子則像一本漂亮的書上覆了一層質量很好的薄膜，考究極了！惹得人看著就想翻一翻。

難怪要在小本上寫“十”字，局長帶同志們爬山，她是最累的！興許一不小心就讓山頂的風給吹山谷裡去了。若將陶小北吹落到山谷裡，局裡的同志們就開不成會了，甚至晚上都不能睡覺，得打著火把跟著閻水拍局長到山谷裡找這個可愛的小蹄子。

局長那天至少翻了八座山（講了八個問題）。在我聽來，局長講的十大城建工程沒有一點兒宏偉感。不像北京、上海的十大城建工程，聽著都有一種恢宏的氣勢。我市的十大城建工程也不過就是在流經紫雪城的清水河上修兩座二三百米長的橋，硬化兩條街道，新建兩個廣場和幾個公廁之類。幾分鐘就能說清楚的事情，局長卻山上山下繞了多久。

十大城建工程之後是集中供熱。局長說，我市準備年內上馬建設一個小型熱電廠和汙水處理廠。他說：“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消息！”這句話相當於局長傳達文件時加的“編者按”。毛主席當年特別喜歡給《人民日報》的社論加按語，沒想到局長也喜歡在傳達文件時加“按語”。我後來發現，我們紫雪市不少領導幹部都有一種“按語情結”。那天局長加這句“按語”時眼睛放亮了一下。我那天首次參加我們局的全體會議，就發現了一個小秘密：我們局長的目光除了在加“按語”時放亮之外，再就是瞥到陶小北和另外一個漂亮女同志時目光會放亮。掌握這個秘密對我很重要。想那宋蕙蓮，瞥見潘金蓮在西門慶眼皮底下與西門慶的女婿陳敬濟調情，一個把一個手背上捻了一把，一個把一個小腳兒踢了一下，就默默地記在了心裡，想著日後以此拿捏潘金蓮。我雖然不準備拿捏閻水拍局長，但我至少得了解閻水拍局長。常言道，咬人的狗兒不露齒，先下米兒先吃飯。我即使不做“咬人的狗兒”，但我至少得將我這把“米兒”搶先下到閻水拍局長的鍋裡去。“下米”的前提是首先得了解閻水拍局長，否則揭錯鍋蓋，反倒會被蒸氣燙傷手。

我那天參加全局會議獲知，我們局共有四十八個同志（連同我應是四十九個），其中有六個女同志。六個女同志中就有兩個漂亮女同志，這在一般的機關單位還是不多見的。據我所知，我們紫雪市委、市政府下屬的機關單位裡，大多沒有漂亮女同志，只有某局有一個漂亮女同志，但已年過五旬，雖然據說當年曾是“一代人的偶像”，但在我們這些年輕一些的同志看來，已全然沒有感覺。

我調到局裡工作的第一天就參加全局幹部職工大會，是我的幸運。因此我建議年輕同志調到機關單位，先去參加一次幹部職工大會。就像我那天一樣，坐在會議室裡，來個“一覽無餘”、“盡收眼底”：局裡共有幾個女同志？其中有幾個漂亮女同志？都能搞得清清楚楚。我們局裡有兩個漂亮女同志，就是說還有四個不漂亮女同志。四個不漂亮女同志中，有一個顯得有點特別。這個女同志為什麼特別呢？我再用“研究”的目光一打量，就找到了原因：原來她比較冷漠，坐在那兒幾個小時面無表情，並且姿勢一動不動，彷彿一座雕像。這個女同志細看並不很醜，而且她的冷漠給人一種高傲的感覺。因為腰特別細，她的胸和臀顯得特別突出。我後來知道，這個女同志名叫康鳳蓮。我第一次參加局裡的全體會議，那兩個漂亮女同志使我有“驚豔”之感。康鳳蓮因年齡比那兩個漂亮女同志大一點兒，顯得有點“黯然”。但如果沒有那兩個漂亮女同志，康鳳蓮還是會吸引一些男同志的目光。一些思想不大健康的男同志甚至心底裡會想：如果和她上床，她在高潮到來時是不是仍然這樣繃著臉？

我們局長的目光落到這六個女同志臉上時十分有趣。他的目光落到四個不漂亮女同志臉上時，顯得十分坦然，好像一個男人下班回家後看到自己的妻子一樣。一邊看著妻子一邊順手脫下外套掛在門口的衣架上，有那麼幾分從容。局長的目光落到這幾個女同志臉上時，有時候恰好說到嚴厲處，疾言厲色的神態像一根釘子，一下子從女同志皮膚裡釘了進去，也不管女同志是否會有“痛”的感覺，好像女同志的臉皮是牆壁。局長的目光在這幾個女同志臉上逗留的時間相對要長一些，但逗留時間再長也沒有那種“溫柔”和“繾綣”，反而顯出一種匆忙和心不在焉。這幾個女同志的臉其實是局長的跳板，局長像一個跳水運動員一樣，上下晃動幾下，很快就要翻到空中去了。果然，伴隨著某一個手勢，在講話的某一個音節的間隙或片刻的停頓間，局長的目光不經意地一跳，便跳到了陶小北或另外那個漂亮女同志的臉上。局長的目光像蚊子一樣落在這兩個漂亮女同志臉上時，雖然時間短促，但內容卻要豐富得多。首先局長的目光裡有了一種躲閃，就像一個小偷，夜闌人靜時潛入別人家的臥室偷看人家妻子的睡姿，並試圖在那張光潔的面龐上印下兩個輕輕的吻。或者像一個心懷鬼胎的男人，明知朋友出差在外，卻去敲朋友的家門，不過是想去看看朋友漂亮的妻子。局長的目光落在陶小北和另外那個漂亮女同志臉上時，還有點像戰爭年代那些生離死別的場面：敵人已經在外面用槍托擂門了，一對革命的情侶還在屋裡緊緊擁抱不忍分離。最後女情侶毅然將懷揣重要情報的男情侶藏上閣樓，鎮定地打開門迎著敵人的刺刀挺胸走出。局長的目光在離開兩個漂亮女同志臉上時，就像這個女情侶被可惡的敵人綁著雙手離開自己的茅草屋一樣，那可真是一步三回頭、一步三回頭啊！

總之那天開會我發現我們局長就是這樣一個愛美的老同志，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正如人們常說的那句話一樣：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在愛美這個問題上，誠如蔣委員長當年所說：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總不能說年輕人愛美，老年人就不愛美；南方人愛美，北方人就不愛美。這樣說是沒有一點兒道理的。魯迅先生說過：“愛美”的人物在中國還多得很！所以我們局長愛美也是沒有錯的，因為美是共享的。

局長借開會宣讀文件之機用自己的目光“愛美”，我則坐在一角觀察局長如何“愛美”。局長就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一個淘氣的孩子，雖然沒有票，卻在電影院門外的人群中擠來擠去。在影院門外站一兩個小時，只為最後十分鐘隨著人流擁進去看一看那場電影的收尾——那時候每到電影快要散場時，守門員就會放開門。兩個漂亮女同志相當於那部影片，局長的眼珠在會場轉來轉去，只是為最後擠進去一飽眼福。或者像兩個寒夜裡趕路的旅人，袖著手疾走一晚上，只是為趕到百里開外一個路邊工棚裡暖烘烘的火爐前烤烤火。烤完火幹什麼？繼續趕路。

陶小北和另一個漂亮女同志，就相當於工棚裡暖烘烘的小火爐，誰不想伸出手去烤一烤呢？

局長“趕路”時顯出一種笨拙，而他又在竭力掩飾這種笨拙，故意將目光在幾個不漂亮女同志臉上“放”的時間長一些，而在漂亮女同志臉上“放”的時間短一些。但細心一點即可看出，其光強光弱還是有區別的。局長的目光在其他同志臉上瞟來瞟去時，顯出黯淡和無動於衷的樣子。而一落在那兩個漂亮女同志臉上，就像一輛性能極好的小汽車突然提速，刷地開著大燈從夜色中掠過。或者又如高爾基在其名篇《海燕》裡描寫的那種在烏雲和大海之間像黑色的閃電一樣掠過的海燕一般。一道極強的閃電有可能照亮大半個中國，我們局長的目光雖然不可能照亮大半個中國，但在那一瞬間至少照亮了我們局原本有點幽暗的會議室。

我們局長的目光若不是閃電，而是一個手電筒。那麼這個手電筒照到其他同志臉上時發射出的是弱光，可瞥到陶小北和另一個漂亮女同志時，相當於將手電筒的開關推到了極致——即使推到極致局長仍然下意識地繼續用力，就像一匹正在狂奔的駿馬，猛然被勒住韁繩停止奔騰時，煩躁不安地在地上刨著蹄子。局長當時恨不得一把將那個開關推到陶小北臉上去。結果手電筒射出的光束立即變作強光，射過來晃得人眼睛都睜不開，只得抬起手臂擋著。這樣的目光射到陶小北這樣細皮嫩肉的女同志臉上，說不準她們可愛的小臉會被灼傷。我不禁有點擔心地向兩個被局長灼視的女同志臉上望了望：所幸沒有被灼傷。什麼原因呢？原來局長的目光已收回去了，正在低頭用比香腸還肥胖的手指翻文件。翻一下，抬起手在唇上沾點唾沫，再翻。畢竟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局長不可能長久地盯著兩個女同志，“目灼灼似賊”般地放電。“主”和“次”局長還是分得清的：那天的“主”是開會，傳達市裡文件；“次”才是看兩個好看的女同志。當然也有分不清主次的局長。據說我們市裡有一位局長，喜歡可愛的女同志。有一天早晨剛上班，他就將局裡一個女同志叫到辦公室。女同志在局長辦公室站了一會兒，局長竟一句話沒說，只是笑吟吟地打量她。女同志很奇怪，問說：“局長，你找我有事嗎？”局長說：“沒啥事，就是想看看你，每天早上看看你，我這一天干起革命工作的勁頭就更大一些！”女同志是一個十分正派的女同志，聽局長這樣說，心裡有點著惱，但又不好衝局長髮作。因為這個局有一條規定，下級不能隨便頂撞上級，頂撞一次扣掉當月獎金。女同志轉身從局長門裡出來時還在恨恨地想：那你為啥不天天早上去看看你母親？不是說兒不嫌母醜嘛！女同志這樣想著，竟將自個兒想樂了，回頭衝局長辦公室的門扉瞥一眼，掩口一笑，千嬌百媚的樣兒。女同志離開局長辦公室後，局長好不懊喪，心想，當言不言謂之懦，剛才她像一根蔥兒一般直撅撅立在那兒，怎麼只顧衝她傻笑，竟沒敢將她撩逗一撩逗，眼睜睜把個機遇給錯失了。你瞧她像支鋼筆一樣站在那裡，笑模笑樣的，畫中人兒一般，眼睛裡都會說話，好不惹人愛憐。以後這支“鋼筆”再進來，即使不敢擰開筆帽兒寫一寫，也總得將她在自己的上衣兜裡別一別，掛一掛，不能讓她像平兒那樣，一邊和賈璉打情罵俏一邊便輕易走脫！這樣想著，局長更覺惘然若失，突然產生一個念頭：從後邊看這個女同志是不是像從前邊看一樣好看？於是急忙拉開辦公室門扉向外張望，恰好看到女同志回首掩口笑，回眸一笑百媚生，局長當時半邊身子就酥了。

我在農村中學教書時就聽說過這個笑話。當時只知道是紫雪市政府的一位局長，莫非這位局長就是我們玻管局局長閻水拍？他叫來“看一看”的女同志莫非就是我們局裡這兩個美女中的其中一個？這兩個女同志一個叫陶小北，另一個我當時尚不知道她的芳名，因為她與我隔得遠一點兒。雖然她手裡也捏著一個小本，但我卻無法看清她小本上的名字，只能展開想像的翅膀：也許她叫什麼小南吧？一個小北，一個小南，挺有趣的，給人的感覺北邊和南邊都有美麗妖嬈的女子。我一向認為，女同志在美麗妖嬈之外，還應該堅貞不屈，無論是面對威逼還是利誘，都能做到質本潔來還潔去。如果這樣，閻水拍局長這個老頭拿她們能有什麼辦法？閻水拍局長又沒權利給她們上老虎凳，也不可能派兩個科長用皮鞭將她們抽得死去活來。所以在這些機關單位裡，一旦那些漂亮的女職員與她們的上司有什麼苟且之事，也不能全怪上司，很大程度上怪她們自己。我在那所農村中學教書時，有一個漂亮的女教師，為了評一個“工會積極分子”，就和校長有了一些曖昧之事。看來女同志還是經不住誘惑的多一些。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人們不再強調什麼“操守”，女同志也不再像過去那些烈女一樣，將貞節看得像生命一樣重要。巴金小的時候，看插圖本的《烈女傳》，看到一位年輕女子用刀砍斷自己的手，不解，問他的媽媽。他的媽媽告訴他，因為一個陌生的男子拉了這位女子的手，她覺得自己“失貞”了，所以當著那個人的面把自己的手砍下來。如果閻水拍局長拉拉陶小北或局裡某位年輕女同志的手，這位女同志二話不說就將自己的手砍下來，還不把閻水拍局長的膽兒給嚇出來？看他再敢不敢拉她們的手，再借他一個膽兒他也不敢了吧！

真巧了！後來我知道另一個漂亮女同志真叫“小南”——李小南。那天開會的時候我就發現李小南是最認真的一個，她當時不停地在小本上記。她將一個小本放在併攏的膝蓋上，笑吟吟地抬頭凝神看一會兒局長，咬著唇俯首記一會兒；再抬頭笑吟吟地看局長，再咬著唇俯首記一會兒。從她鋼筆的飛快移動中看出，她可不是像陶小北一樣寫“十”字，而是在記閻局長的講話和市裡的文件精神，足見這是一個對待工作十分認真的同志。她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和兩片紅紅的小嘴唇，微笑時，會露出一排白白的小牙齒。按照《金瓶梅》這本書上的描述，李瓶兒這娼婦就有這樣白白的小牙齒。當然李瓶兒身子也很白，當年西門慶對她就是因“白”而起姦淫之心。李小南和李瓶兒雖然五百年前是一家，但並不是說李小南就是李瓶兒。李小南其實是一個很端莊的女同志，雖然生得漂亮，卻看不出有什麼狐媚之氣。我們局裡這兩個漂亮女同志氣質都是不錯的，不知她們是否曾就讀於南開大學？南開大學的創始人張伯苓老校長對南開師生有一條校訓。顏色：宜和，宜靜，宜莊。陶小北和李小南給我的第一印象，符合張伯苓老校長的這個要求：也和，也靜，也莊。李小南當時凝神聽局長講話的神態可愛極了——像陶小北不好好聽局長講話在會上“搗亂”一樣可愛。從這兩個女同志身上我總結出，可愛的女同志各有其表達可愛的方式。比如有的孔雀喜歡開屏，你隨便逗一逗它，它便扎煞開了翅膀；而有的孔雀卻不喜歡開屏，你圍著它再逗，它就是不搭理你。可開屏的不開屏的都是孔雀，傻瓜才認為開屏的是孔雀，不開屏的不是孔雀。“開屏”只是她們的表達方式。比如林黛玉，她的表達方式就是動不動使小性子。而薛寶釵，則寬容和厚待上上下下的人。至於潘金蓮，那娘們兒稍不遂意就會躺在地上放刁撒潑。因此我認為，李小南和陶小北只是天性中的表達方式不同而已。李小南開會時的表現就像一隻溫順的小羊羔，乖乖地臥在那兒，任局長已顯蒼老的聲音撫摸。李小南平時在工作中肯定特別聽領導的話，屬於“黨叫幹啥就幹啥”那一類。若她是科員，她就特別聽科長的話；若她是科長，她就特別聽局長的話。而陶小北的可愛則在她的調皮，還有那麼一點點任性。高興了可能很聽領導的話，不高興了就可能不很聽領導的話，有時甚至還會沒輕沒重頂撞一下領導——當然領導被這樣可愛的女同志頂撞一下也不會計較的，甚至會很寬宏地呵呵一笑。有首歌名叫《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被陶小北這樣的女同志頂撞，有點像被“青春”撞一下腰，即使有點痛，但快樂大於疼痛。撞這一下還有“活血”功能，尤其是像閻水拍這樣的老局長，被撞之後周身的血液循環會加快，有時甚至會熱血沸騰，反倒會掩蓋和消解腰椎間盤突出帶來的疼痛。

若李小南是一隻小羊羔，陶小北就是一隻可愛的小狗。高興了你興許可以撫摸她，不高興了就會“汪”地咬你一口。

總之第一次參加局裡的全體人員會，局長和兩個女同志給我留下極深印象。當時正是小學生寫作文時喜歡描寫的那種“春暖花開”的季節。我記得那是1991年的春天，小平同志“南巡談話”前一年，我就是在這個美好的年度裡調到市玻管局工作的。這是我人生的一個極大的轉折。對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某一個春天或某一個夏天的某一天（當然也可能是某一個秋天或冬天），一次大的轉折可以扭轉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走向，比如我們所熟知的秋收起義、遵義會議或者重慶談判之類。而對一個人來講，某一次看似不很重要的轉折也可以扭轉這個人一生的人生走向。比如在那個明媚的春天我調到玻管局工作這件事，還有那次我一調到局裡參加的全體人員會。陶小北美麗的面容像那年春天格外明媚的陽光一樣，照亮了我的一生！有了陶小北，我才知道，任何一個卑鄙的人，都會有明媚甚至是崇高的一面。

我後來深切地體會到，在一個無所事事的行政機關工作，猶如走進一條漫長而黑暗的隧道里，有時會有一種絕望的感覺。如果玻管局是這樣一條隧道，陶小北就是穿透這條黑暗隧道的一縷強烈的陽光！有了這縷陽光，我才有了走下去、走完這條隧道的決心。

陶小北當時坐在我們局大會議室靠西一排沙發偏南的一角。順著她俊俏的臉龐從我們局六樓會議室的玻璃窗望出去，可以眺望到紫雪城西郊的一片桃樹林，點點紅花格外招人眼目。清水河畔，還有一片片白色的棗花和梨花，在河畔綠色的垂柳間若隱若現，就像陶小北和李小南在那兒衝你扮鬼臉，令你心馳神往，浮想聯翩。我突發奇想，我們玻管局的閻水拍局長，有點像一名花圃的花工，拿一把大剪刀，這兒剪剪，那兒剪剪；脊背上還揹著一個小藥箱，這兒噴噴，那兒噴噴。即使老了也不肯放下那把剪刀和那個小藥箱。我們局裡開會，其實就是聽任局長修剪樹枝和噴灑藥水。局裡的四十多個同志就像四十多棵小樹，局長在這個頭上“嚓”地剪一下，在那個頭上“嚓”地剪一下。在有的人頭上手腳很重，在有的人頭上手腳很輕，有時不僅僅是輕，幾乎到了“輕柔”的程度。

那天開會局長還講到環境汙染尾氣排放大氣指數之類，甚至說到我們紫雪市的飲用水汙染也很嚴重，“大腸桿菌”已超過國家規定標準的數百倍。尤其是致癌物質“亞硝酸鹽氮”超過國家標準若干倍。市裡有一個水廠就建在國民黨時期廢棄的舊煤礦上，水源流經煤礦坑道後被嚴重汙染。局長甚至說，煤礦坑道里有很多糞便、礦工丟棄的舊衣服和死人的白骨！聽得大家毛骨悚然。

總之聽我們玻管局閻水拍局長講話，好像在聽一位歷史教員授課。剛還在唐代，不知啥時就到宋代了。元、明、清之後到民國，你以為辛亥革命講完該是八年抗戰了，而一到抗戰時期，全國解放就有指望了。可閻局長偏不，辛亥革命只說了一半，又折回春秋戰國時期，再講到辛亥革命得多久？性子急的人恐怕會產生從六樓跳下去的想法。可奇怪的是我們局的四十多個同志並沒有人產生這樣的想法，大家大都在認真聽，至少有四十個以上的同志每人拿一個小本在認真記。只有五六個同志不拿小本，有時還互相悄聲說幾句話。但他們說話的聲音一般都比較低，湊在一起耳語。有個別同志若沒有控制好聲音的分貝，閻局長便會咳嗽一聲，突然停下不傳達了。閻局長並不看這幾個說話的同志，這幾個同志卻不敢說話了。就像一窩原本唧唧喳喳的雀，被雀媽媽一責備，便不敢吱聲了。又像一個龐大的樂隊，第一小提琴手突然停止了演奏，其他樂聲亦戛然而止，會場一時鴉雀無聲。閻局長此時摸出一支香菸點著深吸一口，才又低頭傳達。那幾個說話的同志再不敢說話，懷抱著雙手仰在沙發上閉著眼睛開始假寐。

那天參加局裡的會議，我發現我們局裡的會議秩序還是不錯的。我剛調到局裡的時候，紫雪市還沒有手機，所以會場上聽不到手機響。大家心平氣和，即使有人聽得頗煩，也只是閉著眼睛睡睡覺，過過“白日做夢”的癮。大多數人始終堅持在小本上記，有的人小本記得密密麻麻。我當時因為沒有帶小本，不能將局長講話記下來，有點不安。摸遍口袋也沒有帶紙——雖帶一點衛生紙，可大家知道這種紙幹別的還可以，記筆記卻不行。最後我略作思索，乾脆摸出一包香菸。這包香菸我只抽了一支。我將另外十九支菸取出，正欲抽出裡邊的錫紙記局長的講話，突然有一隻纖細白皙的手向我伸過來。我因注意力十分集中，被這隻突如其來伸過來的纖手嚇了一跳。定睛看時，才發現這隻手裡捏著一個小本，是陶小北將她的小本給我遞過來了，當然她已將寫下“十”字的那一頁撕掉。我當時十分不好意思，加之我一隻手裡還握著十九支香菸，顯得笨拙而慌亂。陶小北笑吟吟地望著我，悄聲說：“我不記了，你記吧。”我於是一邊悄聲說謝謝，一邊惶急地將十九支香菸重新塞進煙盒。由於用力過猛，至少折斷了三支。我有點不好意思地衝陶小北笑了笑，從她手中接過小本，低著頭翻開記起來。

我到局裡工作之後，發現開會是最能鍛鍊人的忍耐力和意志力的。局長一講就是四五個小時，有時一上午還講不完我市的城建工作。問題是我們這個局並不是城建局，而是玻管局啊！那天傳達文件到中午十二點，閻局長抬腕看看手錶，對大家說：“上午就到這兒吧，下午三點接著開！”剛說完這句話，他又扭頭徵詢局裡辦公室主任的意見，他對辦公室主任說：“三點是不是有點遲？乾脆兩點半開吧！下午的內容還多。”他這樣說著，並沒等辦公室主任回答，又將頭轉向大家說：“那就下午兩點半，請大家準時與會！”

局裡的同志們像是從牢房裡釋放出來的一堆囚犯，紛亂地站起來。此時閻局長卻又站著對大家說：“同志們再等一等，還有一件事情忘記了。這（他指著我）是咱局裡新調來的魚在河同志，分配到辦公室工作。”於是大家都笑著看我，我也笑著看大家。我的笑容有點僵硬——四十八束目光像導彈一樣一齊射向你，你臉上會不會有僵硬感？而且我的臉還有點發燒——因為有六個女同志也笑吟吟地看我，其中就有陶小北和李小南。我打小在女同志面前就有點兒羞澀，在漂亮女同志面前尤甚。見了婦女略有幾分顏色，手腳便不自在，有時沒來由的臉會彤紅。看電視時見那些領導同志在文藝晚會結束後健步走上臺去接見那些花枝招展的女演員，我心裡就發虛。心想，即使給我這樣的機遇，我也不敢上去握那些女演員棉花一般的手，所以常認為自己是狗肉上不了抬桿秤。不過那天站在那兒，我還是硬撐著裝出很有底氣的樣兒，彷彿剛從美女堆裡鑽出來一般，像賈寶玉一般不知見過多大的場面，對陶李二美女毫不以為然。不過只一瞥我就發現這兩個女同志像姐兒倆。兩人身材差不多一樣高挑兒，至少有一米六八，陶小北又要比李小南略高一點，那就是一米七了，或者一米七二。而腰卻細。這種女性一般被人們稱作窈窕淑女。問題是我們局裡並不都是君子。我這樣想。其實窈窕淑女最終往往會落入小人之手，就像鮮美的肉總是落入虎口一樣。當時陶小北和李小南恰好站在閻局長身旁。我才發現閻局長特別矮。如果用一張紙矇住閻局長的臉，他就像她們手裡牽著的一個孩子。我後來曾經思忖：若當時陶小北和李小南不看我，我的臉會不會發燒？我想也許不會發燒。僵硬是一定的，但可能不會發燒。漂亮女同志與不漂亮女同志給人的感應就是不一樣。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射過來，像通紅的爐膛裡躥出的火苗一樣燎烤你。你若是一口鍋，鍋裡沒水時鍋底會被炙烤得刺刺作響，有水時一會兒就沸騰起來，直往上冒熱氣。不漂亮女同志的目光則與男同志的目光沒有什麼兩樣，就像一個瓦數很低的電燈泡，即使拉亮仍有一種昏暗感，對人體形不成多少刺激。

那天局裡開會之前，我只認識令人尊敬的閻水拍局長。這個老同志雖然講話時間長一些，年齡大一些，頭髮少一些，臉上的皺紋多一些，可對人還是挺和氣的。對我這樣一個新同志也不擺架子，令我心裡生出一些感動。

開畢會的第二天，閻水拍局長叫我到他辦公室，向我交代工作。同時還叫來了辦公室主任趙有才。閻局長對趙有才說：“以後小魚就在你手下工作。”又對我說：“以後有啥事隨時向有才主任請示。”又對趙有才說：“小魚這個同志筆頭子不錯，以後局裡的會議講話就由小魚來起草。”又對我說：“你們主任的口才在咱局裡是一流的。在市直機關舉行的小平理論辯論會上得過第一，為局裡爭得過榮譽。”又對趙有才講：“這兩天你們辦公室開個會，讓小魚和大家互相認識一下，便於以後配合工作。”

我發現閻局長說話喜歡對這個說一句，再對那個說一句。就像說快板書，將這隻手上的竹板拍一下，趕快再將那隻手上的竹板拍一下；又像敲架子鼓，在這面鼓上敲一下，趕快再在那面鼓上敲一下，忙乎得不行。這樣一遞一句說話，從工作方法上講，顯出閻局長的有條不紊，忙而不亂。

“那就這樣吧，啊？”那天閻局長只有這句話是同時對我和趙有才說的，意思是他的工作交代完了，我們可以走了。我正欲轉身出門，閻局長卻又說：“有才你先走，我跟小魚還有幾句話。”我以為閻局長還有啥事情給我交代，沒想到趙主任出門後，他只是拍拍我的肩說：“小魚啊，你這個名字叫得好，不過還有一點兒不足，‘河’是黃河還是清水河？若叫做魚在江、魚在海、魚在洋，那氣勢就更大一些。當然若叫做魚在岸、魚在溝，意境就更差一些。你若有弟兄幾人，從岸叫到洋，那多壯觀啊！”閻局長仰頭呵呵笑了兩聲又對我說：“不過話說回來，還是叫魚在河更穩妥一些，也更中庸一些，凡事既不能太謙卑，也不能太張揚。太謙卑容易被人忽略，就像腳底下的小蟲子，誰在乎你？踩死就踩死了！太張揚又容易忘乎所以，容易露出馬腳，容易被人逮著，授人以柄。在行政機關工作，你這個名字恰到好處，裡邊蘊含著一種做人的玄機啊！”閻局長略微停了一下，又說：“我見到你這個名字就有一種親切感：你叫魚在河，我叫閻水拍，你在河裡遊，我在水裡拍。這不，你這條魚一下子就游到我這灣水裡來了！”

閻局長和我說話時挺著肚子背抄著雙手，顯出一副凡事胸有成竹的樣子。而我一直含著笑謙恭地縮著肩站在他面前。閻局長個矮，我個高。我這樣弓著腰縮著肩，倒顯得閻局長個高我個矮。其實高和矮原本是相對的。你個高，能有泰山高？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為什麼有些年輕人常常不知天高地厚，在行政機關工作深一腳淺一腳的，說不準哪一天一跤跌倒就馬趴下了，就是因為沒把高低問題搞清楚，自以為自己個兒很高。你個兒高，能有泰山高？能有天高？所以那天我一直使勁縮著身站在閻局長面前，閻局長說完後我趕忙說：“閻局長您這麼平易近人，還這麼幽默，能在您手下工作真是一種幸運。”我當時險些將“幸運”說成“幸福”，又覺得“幸福”有點太誇張，話到嘴邊才改作倖運。“不錯，不錯，今天就這樣吧！”閻局長向我笑一笑，擺擺手，意思是我可以走了。出門後我還在納悶兒：閻局長讓趙有才主任離開，將我留下，就是為了談談我和他的名字？說說“魚”和“水”的關係？這種關係我小時候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那首歌裡早就論述清楚了：魚兒離不開水，花兒離不開秧——我深知，從到玻管局工作的這一天起，我就再也離不開尊敬的閻水拍局長。

不過我當時出門後還是覺得有點兒好笑：閻局長說我的名字與他的名字有相近之處，若將他的名字改作“閻拍水”，那才有趣呢！想到“閻拍水”這樣一個名字帶來的某種意境，我有點忍俊不禁，在走廊裡兀自撲哧笑了。恰巧李小南從洗手間出來，她剛洗畢手，正低頭往地下甩手上的水珠兒，有點兒奇怪地回頭望了我一眼，彷彿在說：這個傻傢伙怎麼一個人偷著樂？

趙有才主任是在局長找我們談話的第二天召開辦公室全體人員會介紹我和大家見面的。我們玻管局辦公室共有十二名同志。主任趙有才，四十多歲。你若想知道哪個是我們趙有才主任，到玻管局這座陳舊的辦公樓的三樓來看一看就知道了。我們玻管局這座辦公樓修建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幾十年風吹雨打，伏臥在那兒像反映衛國戰爭影片裡那種笨拙的蘇聯坦克，又像一個飽經滄桑、寵辱不驚的老人。就在這樣一幢老態龍鍾的辦公樓裡，每天從早到晚活躍著我們四十九個同志寶貴的生命。而在這四十九個同志中，就有可親可敬的趙有才主任。那個身子瘦瘦的、總是像一條白灼蝦一樣哈著腰，手裡總是拎一份文件（有時也會同時拎兩份文件），在樓道里跑來跑去的人就是我們趙有才主任。我們玻管局的辦公樓一、二層對外出租。一層是一些商業門市，二層是一個律師事務所和省裡一家小報的記者站，三層以上是我們的辦公室。每層有兩個套間，六位局級領導分別在三、四、五樓的套間裡辦公。按市裡發文時的排名次序，一二把手在三樓，三四把手在四樓，五六把手在五樓。難怪趙有才主任的腿細細的，一天到晚樓上樓下跑，腿不跑細才怪呢！

老杜

02

副主任陶小北，二十六七歲模樣。古書裡一寫到這樣的俏佳人，就說“年方三九”。大家已經知道，這是一個像林黛玉或者晴雯一樣的可人兒。如果你沒有見過林黛玉和晴雯，那也沒關係，章子怡或者周迅你總該知道長什麼模樣吧？陶小北就有點像章周。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人見猶憐，而況令閫”。先生這裡借用了一個典故：晉代桓溫納李勢女為妾，桓妻性兇妒，知此事後，拔刀率婢女數十人前往殺李，但在見面後，卻為李的容貌言辭所動，乃擲刀說：“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陶小北的舉止容貌言辭做派與李勢女無異，即使有人納她為妾，悍妻持刀而來也會像桓溫妻那樣擲刀於地，並拍著她的肩膀說，我原準備一刀結果了你，可見面之後，發現你竟是如此惹人愛憐，竟連我也喜歡上了你，何況我家那個好色的老東西！

“人見猶憐”的陶小北有一雙明澈的眼睛，比我們紫雪市那條清水河明澈多了。對啦，陶小北的眼睛有點像我們紫雪市沙海深處那座紅海湖水庫。這裡就得說一說紅海湖水庫。我大學剛畢業時，與幾個男女同學騎自行車到那座人跡罕至的水庫玩過。那水庫裡的水多清澈啊！一到水庫邊我們就被這種幽藍幽藍的清澈所震懾。水庫四周是茂密的喬木和一眼望不到頭的灌木叢。不時有野兔從灌木叢中箭一般掠過。據說市裡為了開發我市的旅遊資源，已將紅海湖開發列入“議事日程”。但一些有識之士不贊成開發紅海湖。一位頗通文墨的老先生甚至在《紫雪日報》撰文，認為開發就是破壞！老先生言辭激烈地說：“我們寧肯騎自行車或者步行去紅海湖的水邊靜靜坐一會兒，在萬籟俱寂與煙波浩渺的湖邊與湖水說說話，與灌木叢中奔來跑去的野兔說說話，與在湖水上空低徊盤旋的大雁和白天鵝說說話，我們的心靈因此會變得純淨美好起來，因為我們的心已經置放在了大自然母親寬厚溫暖的懷抱中。而所謂的開發，不過是修一條柏油路到湖邊，湖裡放幾條破爛不堪的遊船，湖邊建一座像廟堂一樣不倫不類的收費站。開發帶給紅海湖的，就是沙灘上隨處可見的摔碎的啤酒瓶，以及衛生紙和避孕套。這樣的開發將會讓天鵝揮淚而去，大雁泣血而飛，野兔傷心地消失，紫雪市的市民再也找不到一個放牧心靈的處所。”老先生最後請求市上的決策者在開發紅海湖問題上一定要慎而又慎，以免留下千古遺恨。老先生甚至警告說，若草率決策開發紅海湖，就是踐踏紫雪市全體市民的心靈！

老先生言辭有點偏激，但表達的卻是紫雪市民的心聲。我當時看到陶小北那雙波光粼粼的眼睛時，突然想到了幽深的紅海湖。我覺得純淨的女子就像未被開發的紅海湖，自有一種引人入勝令人怦然心動的味道。這樣的女子會令你情不自禁向她走去，但走到“湖邊”卻會駐足止步，再不敢隨意邁步，更不敢隨地吐痰，只是靜靜地站在那兒觀賞。陶小北就是這樣的女子，她身上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高貴。而女人一旦“放開”，就像紅海湖被肆意開發一樣，原有的美感會頓然消失。我在那所農村中學教書時，有一個綽號叫“公鋪”的女人就是這樣。“公鋪”當年本是很漂亮的，很多人說她像某個影視明星，但因為閱人太多，三十多歲就變得衰敗不堪。這種“衰敗”一眼就能看出來。就像寂靜的紅海湖突然闖進一群強盜般的開發者，這兒修一條路，那兒建兩處房屋，甚至會在湖邊搭幾頂帳篷，怎麼看都覺得不舒服。

陶小北大學一畢業就分配到玻管局工作，我調來的時候，她是我們玻管局最年輕的副科長。

我們玻管局辦公室第三個同志就是李小南了。李小南與陶小北年齡不相上下，好像是同年生。至於哪個比哪個大出幾個月或是幾天，我始終沒有搞清楚。其實我們在一起工作不久之後的某一天，在辦公室裡閒聊時她們就告訴過我，但我一直沒有記住。倒不是我的記憶力很差，屬於那種未老先衰的年輕人，而是我曉得，在這種行政機關工作，該記住的東西必須記住，不該記住的東西則完全沒有必要記在心上。記住她倆誰大誰小幹啥？我又不準備去追求她倆，更不會在心裡嘀咕該娶年齡大一點兒的為妻呢，還是年齡小一點兒的做太太。那樣柳如眉能饒了我？我不僅不能記住她們的生日，整天面對這兩個在我眼前晃來晃去的姣好的面容，還要做到視而不見或者熟視無睹，總之心中不能泛起半點波瀾，更不能水波盪漾。我知道一“盪漾”總要壞事。男人的情感一旦決堤，首先淹沒的往往是自己。由此足以說明當年我地下工作者面對美色的考驗毫不動心，真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情。後來我們紫雪市開始流行手機短信時，我曾收到一個短信，說的就是這方面的事情：一個地下工作者因叛徒出賣被抓了去，敵人嚴刑拷打他沒招，後來敵人使用了美人計，他招了。當他準備再招的時候，全國解放了。一個原本可以成為英雄的人物瞬間變作狗熊，或者像我們上小學和中學時寫批判文章辱罵孔丘等人使用的語言一樣：成為“不齒於人類的狗屎堆”。

而使一個英雄頃刻變為可恥的叛徒的，就是陶小北、李小南這一類美人。因此我要對她們百倍地予以警惕。就像另一個手機短信所描述：一男一女外出遊玩，晚上不得已同居一室。女的畫條線警告男的說：越線者是禽獸。次日女的發現男的果未越線，甩他一耳光說：想不到你連禽獸都不如！我剛調到玻管局工作時，在心裡早已暗暗下了決心：我寧肯被陶小北或李小南甩一個巴掌，也不做那個禽獸！

李小南是我們局裡的出納員，正在積極爭取入黨。她是那種很溫柔的女性，也很嫵媚。她臉上有兩個淺淺的小酒窩兒，笑起來像個洋娃娃，讓人愛不釋手。我們已經知道李小南皮膚很白，臉上閃耀著那種青春的光澤。若將李小南摟在懷裡，定像摟著一根潔白的冰棍兒。也許摟一會兒這冰棍兒就化在摟她的人懷中了。如果用公文式的語言描述李小南，這是一個團結同志、勤勤懇懇、任勞任怨的好同志。再換作文學語言，我們就會發現李小南很豐滿，尤其是其胸部十分飽滿，且上翹。陶小北胸部也飽滿，也上翹。但她倆給人的感覺卻有不同：陶小北的胸部像一個軍事禁區，各類車輛路過那兒就得繞行；李小南的胸部則像一個國營農場，彷彿拖拉機都能“突突突”開進去。不知什麼原因，我一到玻管局就對李小南產生某種偏見，這種偏見也許毫無道理。好在我只是心裡這樣想，別人又不知道我心裡怎麼想，所以也不影響我們玻管局的安定團結。

我這樣津津樂道地介紹我的兩位女同事的某個敏感部位，會讓別人認為我魚在河思想趣味低下。一個思想健康的同志是不會總在兩位女同事的胸部盤旋的——我又不是一隻鳥，也不是一架準備給被圍困的士兵空投食品的飛機。哪咱就不說這兩個女同志了，說馮富強。

馮富強是我們辦公室的第四個同志，這個同志比我大一歲。如果馮富強、魚在河、陶小北、李小南是胞兄胞妹，那麼馮富強就是我們共同的兄長。或者換一種說法，如果我是巴金，馮富強就是巴金的大哥李堯枚或三哥李堯林。馮富強對人很熱情，無論對生人熟人，臉上從來沒有一絲半點冷漠的表情。啥時見了這個同志，總見他眉開眼笑。即使在有一股異味的衛生間碰到他，或者在寒冷的冬天碰到他，他的笑容也會讓你心裡暖乎乎的，瞬間忘卻了不好聞的味道和砭骨的寒冷。馮富強的一張笑臉和康鳳蓮總是繃著的臉恰好形成鮮明對比。想在康鳳蓮臉上看見一絲笑紋，比下著連陰雨的天氣裡看見一縷陽光都難。以至於我們局裡暗暗流傳著一句歇後語：康鳳蓮一笑——千金難買。彷彿康鳳蓮是兩千七百多年前周幽王時期的美人褒姒似的。

總之康鳳蓮的臉總像繃緊的鼓，而馮富強臉上則總像正月十五鬧秧歌時舞動著一塊紅綢。馮富強很會跟人套近乎。那天我們辦公室開會，介紹我和大家認識時，因人生面不熟，大家互相都很客氣。別人都稱呼我“魚在河”，趙有才主任更是口口聲聲“魚在河同志”，惟獨馮富強口口聲聲喚我“在河”，顯得有多親熱，彷彿我們早就認識似的。

馮富強是局裡的打字員，一個男同志為什麼幹打字員？這是因為他的身份是“工人”，不像我們一樣是“幹部”。造成我們之間這種身份差別的原因是：趙有才、陶小北、李小南和我都是大學或中專畢業。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學或中專畢業生國家都是要正式分配的。不管分配到哪個單位，身份都已成為“幹部”。我們這一代人一生都在為改變“身份”而奮鬥。我原本是農民，後來因為考上大學變為幹部。作為農民的我，身份比馮富強卑微，因為他是城市戶口。而我一旦變為幹部，身份又比馮富強高了一些，因為他是工人。

馮富強雖然是城裡人，但他高中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或中專，在社會上折騰了幾年。那時已有“下海”和“大款”這樣一些使用頻率較高的字眼，就像我小時候總是聽到“上山下鄉”、“貧下中農”、“兩報一刊社論”這樣一些字眼一樣。字眼即時代，時代通過字眼而變遷。馮富強原本想通過下海變作一名大款，就像當年的地主分子想通過改造變為一名貧下中農一樣，其難度都是比較大的。馮富強在海里撲騰了幾年，並沒有變成大款，還嗆了幾口水，最後只好灰溜溜地爬上岸。那麼爬到哪裡去呢？他最終來到我們玻管局打字，因為他的父親很多年前曾和閻水拍局長在一個單位工作過，好像是在市政府統計局。當時統計局要提拔一名副局長，閻水拍和另外一個科長競爭很激烈。上級部門下來考察，考察的主要方式就是搞民意測驗，即讓局裡的幹部們投票。馮富強父親在關鍵時刻毅然將自己那一票投給了閻水拍，閻水拍因一票勝出做了副局長。

馮富強雖然在人生道路上遭受過一些挫折，卻並沒有變得“苦大仇深”，仍是一副笑模笑樣的表情，這一點就值得我學習。從進玻管局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學習每個同志的長處，這樣才能不斷取得進步。

趙有才，陶小北，李小南，馮富強，康鳳蓮。我已經介紹了我們玻管局辦公室這麼多同志。下面該介紹一下我自己了：魚在河，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出生於紫雪市紫東縣某鄉某村。八十年代初北方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到一所農村中學教書，十年後調到市玻管局工作。

下面六個同志分別是小牛、小馬和小虎，老喬、小胡和小高。前三位是局裡的小車司機。小牛開一輛麵包車，接送全局同志上下班。小馬開一輛“二一三”，供五位副局級領導輪番使用。小虎開一輛桑塔納兩千，是局長的專車。

小虎當然不姓“虎”，但大家都叫他小虎，所以一到局裡時，我也跟著叫他小虎。至於他到底姓什麼，局裡好像沒多少人關心這個問題。沒人關心的問題我就應該去關心。我很快搞清他姓穆，大名叫穆鵬程。

後三位是門房老喬，通信員小胡，炊事員小高。小高是局裡惟一的臨時工，老喬是一位已退休的老職工。

這就是我們辦公室的十二位同志，剛好一個班的建制。

那天趙有才主任將其他同志一一向我作了介紹後，又將我介紹給大家。說我是北方大學的高材生，恢復高考制度後考上的第一批大學生，水平硬得很！並說我在中學教書時一直帶的是高中畢業班語文課，不少學生經我培養送進了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趙有才主任如此介紹我時，我有點不好意思。我工作十年的那所農村中學教學質量極差，不說北大南開，十年間沒有一個學生考上正兒八經的本科，比如我的母校北方大學。每年只有一兩個學生考入我們紫雪師專。當時我有點奇怪：趙有才主任為啥不說北大清華，而說北大南開？隨即我才知道趙有才主任的女兒考取了南開大學。“周恩來當年先後就讀於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他對別人說起女兒時顯得很驕傲，因為周恩來和他的女兒是“同學”——雖然年代隔得久遠了一些。

那天開會時告訴我趙有才主任的女兒在南開讀書的是李小南。她對我說：“魚在河你知道不？咱趙主任的女兒也在南開上學呢！”此時馮富強插了一句：“南開大學是不是在南京？”陶小北臉上一下樂開了花，對馮富強說：“不是南京，是另外一個‘京’，馮富強你猜是哪個‘京’？”

“北京沒聽說有個南開大學啊！若在北京應叫‘北開大學’，為啥叫‘南開大學’呢？”馮富強看來真不知道南開大學在天津。

陶小北向來很少評價局裡的同志，但她卻老早就對我說過，馮富強是“不學有術”。“不學”是指他不甚好讀書，肚子裡的知識是老鼠尾巴生瘡兒——有膿也不多——可別的東西卻不少！陶小北說，別看他一天到晚樂呵呵的，肚子裡的水兒多著呢！當然他肚子裡的水兒不是“墨水”，那麼是什麼水呢？那天我和陶小北討論馮富強肚子裡是什麼水時，大辦公室裡只有我們兩人。陶小北用娟秀的字跡在一張稿紙上的兩個空格上方打了個引號，然後在後一個空格里先寫下一個水字，讓我在前一個空格里填一個字。說心裡話我當時心中對陶小北充溢著一種愛意。最令我難忘的是她的一雙玉腕。當時她伸手往空格里寫那個“水”字時，將一隻玉腕向我伸過來，差不多伸到我眼前。這樣我看到的她的手腕長度就是平時看到的兩倍或者兩倍以上，因為她向前探手時，衣袖自然縮了上去。她的手腕既飽滿又柔軟，皮膚特別細膩，散發出一種體香（不是任何化妝品的香味），我不禁想起古詩裡描述的：“有暗香盈袖。”我當時差點就產生將這隻香腕拿到鼻子下嗅一嗅的衝動。當然我並沒有嗅她的手腕，我畢竟是一個有著頑強的意志力的同志。我只是裝模作樣按她的要求往那個空格里填字。我先填一個“香”字，組合起來就是“香水”。馮富強肚子裡顯然不產香水，若產，他就不會到我們局裡來打字了，早成大款了。填完這個“香”字我看陶小北，陶小北笑著搖頭。我乾脆不填了，和陶小北迴憶起了上大學時的趣事。陶小北也畢業於北方大學，只是比我低四級，我畢業時她剛進校，我倆才應該算是同學，要比周恩來與趙有才主任的女兒相隔近得多。剛上大學時我們也填字玩。在“我”和“你”中間空一個字，讓對方填。一般是男同學和女同學玩。在裡邊填一個“看”字，就是“我看你”。填“恨”字，就成“我恨你”。還有填“揍”、“打”、“罵”、“捆”的，有一個男同學乾脆填個“咬”字，可繞來繞去就是不填那個“愛”字。大一和大二玩這種文字遊戲大家玩得不亦樂乎。到大三大四很多同學都不玩了，真“咬”去了。一旦真的咬過，再玩就了無趣味。而我們班同學玩這種遊戲在某一天戛然而止，卻不完全是因為都去“咬”的緣故。那應該是一個完全的意外。一個平時性格有點倔的男同學，被一個長相很一般的女同學纏著玩這種遊戲。男同學應付了兩下不玩了，女同學卻興猶未盡，一邊撒嬌一邊纏著男同學再玩。當時正上晚自習，男同學心裡默默喜歡著的一個女同學正和另一個男同學熱烈地討論著一個什麼問題。這個男同學一邊心不在焉和這個女同學玩，一邊偷眼覷那個心儀的女同學。突然那個女同學和那個男同學不討論問題了，兩人收拾書本站起來，很親熱地一塊兒走出了教室。這個男同學的目光正酸溜溜地追隨那個女同學而去時，和他玩填字遊戲的女同學猛拽他的胳膊，要他繼續填字。男同學氣惱加厭煩，一股無名火從心中升起，抓起鋼筆便在空格里填了個“操”字。女同學一看，掩面哭泣著跑出了教室，當即就向學校反映男同學耍流氓。這個男同學因此受了處分。此事發生後，班上再沒有人玩這個遊戲了。

那天我和陶小北填字玩時，填完“香”字後又填了個“汗”字。陶小北撲哧笑了。她知道我不會寫出那個“壞”字，也就作罷。兩人之間又多了一份默契。

這是以後的事了。那天辦公室開會介紹我和大家認識時，我和陶小北當然還談不上有什麼默契，只是對她有一種好感，覺得這個同志值得信賴，從她開全局大會給我遞小本時就有了這種信賴。戰爭年代一些革命同志互相信賴也是從一些小事和細節開始的，互相重重地握一握手，並不需要說什麼話，能成生死相依的戰友了，關鍵時為保護對方甚至願意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

那天開會同志們一邊互相介紹，一邊開玩笑，顯得十分熱鬧。一下午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最後由我作一個表態發言。我發言時故意顯得很靦腆，甚至有點語無倫次，還略微有點結巴。其實我一點也不結巴，我的口才特別好，我在那所農村中學教過的學生完全可以證明。但我深知，行政機關表面的嘻嘻哈哈後面，往往蘊藏著刀光劍影。明處舞槍者，暗中使棒者，說不準哪一天就會著一悶棍，不防著一點哪成。室裡的十二個同志中，我的學歷最高，只有小北是我“同學”。李小南畢業於紫雪師專。趙有才主任畢業於紫雪農林學校，是一箇中專生。馮富強高中畢業。小虎和小胡初中畢業。小牛和小馬初中未畢業。小高是小學畢業。老喬小學未畢業。堆出於岸，流必湍之。即使沒有人“湍”我，我也要防著有人“湍”我。我到玻管局工作之初確定的方針是，像陶小北、李小南這樣的女同志，不能跟她們黏糊，但也沒必要處處提防。主要應該提防那些男同志。而我們局裡卻有四十三個男同志。我們辦公室的十二個同志中，有九個男同志。若我第一次在室裡同志面前亮相便“一二三四”侃侃而談，必犯行高於眾、眾必非之的大忌！這方面我是有深刻教訓的，我早已不再是剛從大學畢業的那個血氣方剛的毛頭小夥子了！我深知，我的某個缺點或過失，室裡的八九個男同志知道了，等於讓全局的四十多個男同志都知道了。正像那個笑話裡講的：一男子對外出務工的兒子行前叮囑，掙不下錢不要緊，千萬不可把“那種病”帶回來。若染上那種病，就害了你媳婦；害了你媳婦，也就害了你爸；害了你爸，也就害了你媽；害了你媽就把全村人都害了！

因此那天我發言時故意前言不搭後語，甚至將“一二三四”說成“一三二四”或“一四二三”，顯出思維混亂條理不清。我在室裡負責政務工作，是一個重要崗位。局長和副局長大都是從這個崗位提拔上去的，局裡不知有多少雙眼睛盯著我呢！據說這次調我到局裡來專門負責起草會議材料，是閻水拍局長一手定的，其他幾位局領導並不同意，認為局裡別的科室還有幾個文字水平不錯的同志，選一個調整過來就行了，何必專為此調一個人進來呢？但閻局長堅持要調我進來。因為局裡那幾個同志寫的材料，閻局長看不上：“就事論事，沒有高度。”閻局長這樣評價他們寫的材料。閻局長年輕時也是“搞材料”出身，據說當年是市政府系統有名的“筆桿子”。閻局長對別人說：“搞材料關鍵是一個‘高’字，一入手就要站得高，高屋建瓴、高以致遠嘛！”閻局長說起“搞材料”，話語間就有一種稔熟感，彷彿“材料”曾是他的一任妻子，就像王映霞之於郁達夫，陸小曼之於徐志摩一樣，曾陪他們度過一段美好時光。

在研究調我進來的局務會上，閻局長對幾位副職說：“新來的市委書記為啥對我局工作留下不好印象？就是因為那份材料沒有站到一定高度！”說到這裡，他停下來瞥了餘宏進副局長一眼，彷彿餘宏進副局長就是那份沒有“高度”的“材料”。點燃一支菸接著再說時，閻局長的語氣就有點氣咻咻的，他說：“那份彙報材料像什麼？像一本流水賬！市委書記又不是賬房先生！市委書記就是市委書記，站得比我們更高！我們若在六樓，書記就在十樓、或者十二樓；我們若到十樓、十二樓，書記就到十六樓、十八樓去了！”

閻水拍局長想起一份材料毀了他前程的事就窩火，好端端吃了一個窩心腳！當時市政協空出一個副主席位子，市裡準備在閻水拍局長和另外一位老資格局長中間選一個報上去。閻水拍局長當時五十三歲，再上一個硬臺階（指擔任市委副書記、市政府副市長）已無指望，只能上一個軟臺階（指任人大、政協的副職）。而且軟臺階也只有這一次機會。新來的市委書記是一個不按部就班的書記，上任第二天就一個人悄悄去察訪環境衛生，隨即就以城市“髒、亂、差”為由免了城建局長的職。那段時間市裡的局長們個個捏著一把汗。這天書記突然要玻管局兩個小時後當面向他彙報工作。偏偏閻局長頭一天到某縣下鄉去了。接到市委辦公室通知是中午吃飯時間，趙有才主任哪敢怠慢，嘴裡噙著一口飯就給閻水拍局長打電話。那天中午縣裡領導為閻局長接風，大家剛坐到席位上，閻水拍局長接到了趙有才主任電話，飯沒來得及吃，向縣領導說聲對不起便匆匆往市裡趕。可從這個縣到市裡最快也得三個小時，小虎都將桑塔納車開到一百四十碼了，閻局長還嫌慢。結果還是慢了：閻局長趕到市委，彙報剛結束，局裡的二把手餘宏進副局長手裡捏著一份彙報材料正從市委樓裡出來。閻局長將那份彙報材料看完便暗暗叫苦。果然第二天市委大院便傳出新來的市委書記對玻管局工作不滿意的說法。市政府別的局一些幹部甚至說，市委書記指著鼻子將閻水拍那個老傢伙訓斥了一頓，老傢伙從市委樓裡出來時，腦門子上全是汗。閻水拍局長那天腦門兒上是有汗珠，但那是趕路急熱出來的，卻不是被書記“訓”出來的。

這件事過後不久，那個市政協副主席的名額就報省裡去了。報得當然不是閻水拍局長。據說常委會上大多數人開始傾向報閻水拍局長，但新來的市委書記皺皺眉頭，講了他的意見，大多數人便又都附和市委書記的意見。開常委會彷彿像夫妻倆去商店選購某件電器——書記是極有權威、說一不二的丈夫，常委們只是一群妻子——妻子說這個牌子的電器質量好，丈夫皺皺眉頭，說還是那個牌子質量好。溫順的妻子便小鳥依人般地同意買丈夫所說那個牌子的電器。

閻水拍局長此生即與“地廳級幹部”這個臺階訣別，只能再幹幾年到五十七歲時，在“縣處級”這個臺階上退居二線。這件事成為閻局長心頭的一個隱痛，因此對平時就不怎麼看重的餘宏進副局長更多了一番成見。第一次給領導彙報工作，有點像一個裝扮一新的嬌羞的新娘蒙著蓋頭去讓新郎揭。領導就是新郎，彙報材料就是新娘的臉，看上看不上全在揭起蓋頭那一瞬間。你這個餘宏進是怎麼搞的？我閻水拍做了政協副主席，興許你餘宏進還有兩天局長當。現在？想當局長？做夢去吧你！

閻局長心裡這樣一發狠，餘宏進副局長此生頭上那個“副”字就很難去掉了。就像一個男人，從結婚那天起就盤算和妻子離婚，可直到嚥氣那天還沒有離成。

因此局務會上研究調我到局裡工作，有幾個副職持不同意見時，閻局長很不高興，他當時不耐煩地打斷一個副職的話說：“就這樣定了！”隨即他又轉向趙有才主任說：“有才你明天就發調令，將魚在河同志調過來！”

我就像一件掛在商店裡的衣服，閻水拍局長一句話，這件衣服便被挪到市玻管局這個“衣架”上來了。

後來我對玻管局幾位領導熟悉之後，發現他們和閻水拍局長之間的關係有趣得很，尤其是召開局務會的時候。無論研究什麼問題，閻水拍局長總是讓大家先講意見。幾個副職便唧唧喳喳講半天。就像一窩小雀，在雀媽媽覓食歸來前餓得喊作一團；或者像一個在鄉間走街串巷說書唱戲的草臺班子，吹拉彈唱各顯其能。其中有一個最來勁兒：腿上綁著沙袋，一邊在腳下使勁蹬，一邊微閉著眼睛搖頭晃腦敲打著琴盤。可最後決定任何問題，都得閻局長出來重重地敲那一下。閻局長一槌下去，問題決定了，曲終人散，臺上臺下頓時鴉雀無聲。

從到局裡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有如履薄冰之感。我調入局裡工作之前，閻局長對我的“筆頭子”讚許不已已風聞全局。若我“嘴頭子”再好一些，必遭人記恨！因此我必須一開始就表現出我的不足：口才不好，甚至略微有點口吃（當然不注意聽又聽不出來，只是偶爾有點），書生氣十足，有時顯出呆板木訥，別人講個笑話半天反應不過來，理事能力也差一些。果然那天我第一次亮相便達到了預期目的。開完我和大家的見面會後，我有點內急，急忙跑出去蹲到了衛生間。一會兒，小牛、小馬和小胡進來撒尿，他們一邊撒尿一邊議論我。一個說：“這個魚在河是個書呆子！”一個說：“講兩句話連個條理也沒有，和趙主任的口才差得遠，正說吃米突然就說吃麵去了！”另一個說：“還是個結巴，雖然不很明顯，可細心聽還是能聽出來。”一個又說：“見了女人還臉紅，一下午看都不敢看陶小北和李小南那兩個小妖精。”一個又調笑另一個說：“也許人家魚在河真是那種目不斜視、坐懷不亂的正人君子。不像你，兩個眼珠子像釘子，恨不得釘那倆美人臉上去！會開好沒開好不知道，眼福是飽了！”另一個回答說：“這你不懂，飽眼福是一回事，關鍵是看得多了，她們就有感應，就會發熱，興許哪一天會主動用眼神撩撥你呢！”一個又說：“還撩撥呢！做夢娶媳婦——想得美！等你哪一天當了局長看人家會不會撩撥你！聽說過這樣一個笑話嗎？一男對一女說：我能追求到你嗎？女笑著指指桌上的電話按鍵。男大喜，說：只要我不停地‘重撥’？女搖搖頭說：不是重撥，是免提！”

最後不知誰又說了一句髒話，幾個人笑作一團。當時他們站成一排衝尿池撒尿，我從衛生間小門的縫隙間恰好看見幾人褲腳漸次抖動著，嘻嘻哈哈說笑著離開。直到出了門，還聽見一個對另一個說：“不過男人追女人，‘重撥’還真起作用！我追我老婆時就靠的這一手，要不早沒戲了！”

另一個說：“那你從今天開始，試著重撥陶小北，看能不能撥通？只怕撥到鬍子白了，聽到的還是忙音！”

老杜

03

那天在衛生間最後聽到的那句話，讓我怦然心動，想了許久。真是一句有意味的話！那天下午直至回到家，柳如眉將飯碗塞我手中，我還在尋思這句話。我不由得在心裡想：假若我要去“撥”陶小北，能撥通嗎？

如果我要去“撥”陶小北，我就撥一生！即使最終聽到的仍是忙音，也不遺憾。一個人一生中，重要的不是撥或者不撥，而是能否找到一個值得一生去撥的對象。找不到是不幸，找到了呢？

那種“第六感覺”告訴我，我找到了！可我能去撥她嗎——我不能！對我來講，只有一心一意跟著閻水拍老頭兒在玻管局幹革命，才是幸運！或者乾脆就是幸福！我那天在辦公室向閻水拍局長表白心跡時，其實完全可以不用“幸運”這個詞來過渡，而是直接表達為幸福——難道置身於玻管局這樣一個革命大家庭裡，不是一種幸福嗎？也許這才是一種真正的幸福！關鍵看你如何理解幸福二字的含義。對我來講，每天在閻水拍老局長領導下，和趙有才、馮富強、陶小北、李小南、康鳳蓮這樣一些同志共同為我市的玻管事業而努力、而奮鬥，難道不是一種幸福嗎？幸福是什麼？幸福就是去做你喜歡做的事情。正如愛情，你若愛上一個人，就是她的缺點也會被你喜歡，比如陶小北。如果玻管局就是陶小北呢？我完全可以將閻水拍老頭兒想像成不過是陶小北長長的頸項上的一個小小的斑點，或者修長的身體某個部位的一顆黑痣，那我怎麼會不喜歡這個可愛的“斑點”或“黑痣”呢？

是的，對我來講，玻管局就是陶小北，我要全副身心去愛她！天上沒有玉皇，地下沒有龍王，玻管局，我來了！

老杜

04

我調到局裡來的時候，已經三十一歲，這個年齡才在行政機關起步，已經沒有優勢。

我從北方大學畢業後，原想分配到紫雪市委或市政府工作。當時首選的是市委辦公室和市委組織部，其次是市政府辦公室或者計劃委員會，當然分配到經濟貿易委員會也行。那時候我根本不知道市裡還有一個玻管局。那時市政府的工作部門，就是計委和經委聲名在外，這兩個部門是典型的“計劃經濟”的產物。當時是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國家剛剛在農村開始全面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不再像六七十年代那樣餓得眼睛發綠，一手拖著衣衫襤褸的孩子，一手端一隻搪瓷碗到處討吃要飯。但城市改革尚未開始，市場經濟這樣的提法遠未在報刊上出現。政府靠“計委”、“經委”這樣的部門牢牢掌握著手中的權力。有一段時間，這兩個部門幾乎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程度。那時包括交通局這樣的部門也歸經委管。當然那時候的交通局可沒現在牛逼，還像個粗使丫頭，在市政府這個“大戶人家”里根本走不到臺前來，只負責洗碗和擦地板。交通局“吃香”是在“九五”期間，那時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力度，每年投入幾十億元修公路，像交通局這樣的部門一下“牛”了起來，成為市政府最要害的局。這是後話。我畢業分配時剛剛進入“六五”，最牛的不是交通局，而是計委和經委。我發現無論計委、經委、交通局，還是我們玻管局，都有點像民國初年的遺老遺少，誰要強行剪掉他們頭上的辮子，他們會一頭撞死。改革開放二十年來，我們紫雪市的六次機構改革為啥都是先硬後軟、不了了之？就是因為機構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剪掉黨政部門一些多餘的辮子。你拿剪刀剪計委，計委不讓剪；剪經委，經委不讓剪；剪交通局玻管局，交通局玻管局也不讓剪。硬要去剪，說不準這些部門就會像前清遺老一樣護著辮子以死抗爭。或者就像尤三姐，那樣烈的性子誰敢去碰她！於是就不敢碰了，操剪刀的手縮回去了。經過六次機構改革，市上的“辮子”越剪越多。比如經委，就下屬重工局、輕工局、化工局、紡織局，包括我們玻管局，當時稱“一委五局”。後來我們這裡發現了一些銅礦資源，又成立了一個銅管局，叫“一委六局”。後來鄉鎮企業露出一些好的發展勢頭，成立鄉企局，叫“一委七局”。又後來有一個名叫“紫雪市東方炸藥廠”的全市最大的鄉鎮企業發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數近百——轟隆一聲震天響，九十八人上天堂。安全生產於是被提上議事日程，趕快又成立安監局，隸屬經委系統，稱“一委八局”。“一委八局”時期是經委系統的鼎盛時期，當時的經委主任被稱作“二市長”，與紫雪市真正的市長形成對壘之勢，紫雪市市長被稱作“大市長”。

如果說當時的經委、計委一類部門是一個極有權威的丈夫，包括我們玻管局在內的這些局就是它的一群姨太太。或者說，如果經委、計委是一把考究的茶壺，我們這些局就是擺在茶盤裡、圍繞在這把茶壺周圍的一群茶杯。學貫中西的辜鴻銘老先生就有一個觀點，這個有趣的老頭贊成一夫多妻制，他用以支持這個觀點的論據就是：一個茶壺都有幾個茶杯！

好在我們紫雪市不生產茶壺，如果要有幾個茶壺生產廠家，經委系統又會多出一個局——叫“茶管局”或“壺管局”——那就成“一委九局”了。

我調到玻管局工作後，經歷了六次機構改革中的其中兩次。總的感覺是機構和部門越改越多，像螞蟻一樣在市政府大樓裡爬來爬去。大樓裡裝不下這麼多部門，有些部門就設在外邊，每個部門單獨修一座辦公樓。市政府就有“內設部門”和“外設部門”之分。若市政府是賈璉，內設部門就是王熙鳳，像我們玻管局這樣的外設部門就是尤二姐。

其實我也認為“辮子”還是不要剪掉為好。若六次機構改革中的某一次將玻管局剪掉，我調到哪裡去工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大學剛畢業時，我只是一根毛髮，當時十分渴望“附”到某一張“皮”上去，但卻怎麼也附不上去。不說計委、經委這樣炙手可熱的部門，就連“壺管局”也拒我於門外。對一個無權無勢出身農家的年輕人來說，當時要分配到“壺管局”一類部門工作，真是比登天還難。我的父親母親均不認識方塊漢字，他們一生都像錢鍾書先生晚年那樣足不出戶，從未離開過我出生的那個偏遠的小山村。錢先生足不出戶是為著書立說、啟迪後人，我父親母親足不出戶是因為他們沒錢買車票，且一旦進入縣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東南西北。他們一生就像抗戰末期的日本鬼子龜縮在炮樓裡一樣縮在我們村裡。他們雖然生性膽小怕事卻一生飽受欺凌。我們村只有“袁”、“魚”兩姓，袁姓是大姓，魚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們姓魚的頭上拉屎就拉屎，撒尿就撒尿。我父親母親不認識任何職位的領導幹部，他們認識的最大的一位領導幹部就是我們村那位姓袁的支部書記，在我的分配問題上父親母親不可能給我幫上一點忙。

我們班四十五個同學中，我的分配結果最差。其他同學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還有一個一下跑到了國務院。而我卻像一隻沒頭的蒼蠅一樣，拿著寫得工工整整的簡歷和自薦信以及大學期間所獲“三好學生”證書，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樓道里竄來竄去，最後卻像一顆皮球一樣，不知被誰踹了一腳，骨碌碌滾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條山溝。那條溝叫袁家溝。

當我揹著一個鋪蓋卷，像一個逃荒的難民一樣走在我們袁家溝的鄉間小路上，根本沒有像當時流行的那首歌裡唱的：“多少落寞惆悵都隨晚風飄散，遺忘在鄉間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當時心中的那種酸楚、痛苦和憤恨一點也沒有隨晚風飄散，反而在晚風中越聚集越強烈。一想到在國務院上班的那個同學，我就羞愧難當，恨不能將腦袋像雞巴一樣塞褲襠裡去！悲憤交集的我，就這樣在那所像婊子一樣破敗的袁家溝中學一呆就是十年，一直從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應該說我算是一個比較有志向的年輕人，並沒有在生活的打擊面前沉淪下去，反而有一種愈挫愈奮的勁頭。當時正是作家路遙的小說《人生》一炮打響的時候。《人生》當然是好小說，路遙也是我十分景仰的當代作家。我對《人生》開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屬於“格言”範疇的話亦深有同感。這句話是這樣說的：“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我大學畢業時像一袋垃圾一樣被扔到袁家溝中學，就是這緊要處“幾步”中的其中一步。不過後來當我人生閱歷更豐富之後，我發現“緊要處”何止幾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緊要！比如成克傑、胡長清、王懷忠等高官，年輕時也是一些有志青年，並且“緊要處”的幾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時卻一步閃失，跌入了深淵。

我分配到袁家溝中學教書時，雖沒有隨波逐流沉淪下去，但還是有一些悲觀思想的。學校畢業叫“踏入社會”。“社會”是什麼？社會只是一個黑洞，一個巨大而空曠的黑洞。踏入社會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閃失，就會碰在堅硬的巖壁上，讓你頭破血流。《圍城》裡那個好高騖遠的方鴻漸，從國外留學歸來，在那艘法國郵船上與鮑小姐風流一番後，一腳踏在祖國的土地上，無異於踏入了一個黑洞，從此四處碰壁。到三閭大學教書，回來在報館做事，諸事不順，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孫柔嘉吵架。當然若方鴻漸的妻子是唐曉芙，他就不會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對自己心愛的女人是有一種包容性的，只要她不做出牆紅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後，發現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點像方鴻漸心中的唐曉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曉芙個子高一些。

總之在袁家溝中學工作時，我覺得人生總的來說是一場悲劇，沒有哪個人能喜劇一生。比如蔣介石，有宋美齡那樣優雅美麗高貴的妻子，有過那樣大的權力，把那些軍長師長說砍頭就砍頭了，可最後卻憂鬱地跑到一個小島上，臨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親的墳塋。還是《圍城》這部書的最後一句總結的好：“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含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這句話去吧，人生對於自己而言，就是兩個字：感傷！這倆字夠你咀嚼一輩子。對別人而言，也是兩個字：諷刺！我魚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若畫出來，讓別人看了，不是一幅絕妙的諷刺圖畫嗎？

當然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溝中學教書時，雖有所悟，卻沒有悟得這麼深。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人，只是本能地在社會這個黑洞裡作無謂的掙扎。那些年，我幾乎每天都在思謀著調離袁家溝中學。可以這麼說，從報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盤算著調離。調離之後我就用不著看我們村那個支書袁長鳴的臉色了。這個壞蛋雖然對我比小時候客氣了一些，可仍然動輒呵斥我已顯老邁的父母親。我們村離我工作的學校不過二三里地，但我不願回家住，我住在學校。每天睡在袁家溝中學那間簡陋的辦公室裡，被肆虐的老鼠鬧得睡不著覺的時候，特別是在寒冷的冬天那些北風呼嘯的夜晚，我腦子裡總會漫無邊際地湧出一些聯想：如果不努力向上奮鬥，像個無賴或者二流子一樣趴在袁家溝中學這個破婊子身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後，自己還是袁家溝中學一名辛勤的園丁，只是馬齒徒增，由年輕園丁魚在河變作老園丁魚在河。突然有一天鄉政府通知，國家教育部長或省教育廳長要來袁家溝中學視察工作。臉上的皺紋比袁家溝的溝溝岔岔還要多的自己像個老鼠一樣和其他呆頭呆腦的園丁立隊拍著手歡迎“部長”或“廳長”時，突然發現“部長”竟是自己分到國務院的那個同學，或者“廳長”竟是自己分到省政府的某個同學，將會是何等的尷尬和失敗。

這些聯想在一個又一個夜晚折磨著我。如果我大學的同班同學是一批經檢驗合格的熱水袋，分配到國務院和省政府的同學就相當於被陶小北或唐曉芙摟在了她們熱乎乎的被窩裡，肌膚相觸，夜夜溫柔，時刻纏綿；而我則被莫名其妙扔到了我們袁家溝中學號稱“公鋪”的那個女教師骯髒的被窩裡，那些鄉教育專幹、供銷社主任一類的嫖客隨手就會將礙手礙腳的我扔到冰冷的土炕上。總之我覺得自己當時的人生毫無意義可言，如果我是一個熱水瓶，這個熱水瓶正被置放在一列高速奔馳的火車的頂部，隨時都有摔下去的可能——弄不好我的一生將會被摔得粉碎！

當然這些僅是我當時的一些聯想。我在袁家溝中學工作的十年，別說“部長”和“廳長”，連個縣教育局長的鬼影也沒見過。有一次好不容易來了個縣局的幹事，校長召集全體教師到那間比“公鋪”還破敗的會議室裡，讓幹事給大家做“重要講話”。在全體教師熱烈的拍手聲中，縣局的幹事草草講了幾句話後便匆匆散會了。臨出門時幹事順勢踢了一腳臥在會議室門口也和大家一起“開會”的一條狗說：“你們學校開會狗也參加？”跟在後面的校長尷尬地說：“這個傢伙，不知什麼時候跑進來的！”說著便責備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說：你這後生坐在門口咋不把狗趕出去？我從那時起就懂得，只要是一個“領導”，關鍵時刻就可以隨便地諉過於人。現代漢語詞典對“領導”一詞的解釋是：“擔任領導的人”。這個詞解釋的含混不清。比如解釋老鼠，你總不能解釋為：“擔任老鼠的動物”。實際上應該這樣註釋領導這個詞：“就是那種隨時都可以把責任推卸給別人的人。”過去學校開教師會時，這條狗每次都“參加”。有時它還大模大樣一邊笑一邊點著頭從全體教師身邊穿過，溫順地跑過去臥到正在講話的校長身旁。總是穿一件黑呢子上衣、戴個圓圓的眼鏡、臉蛋圓圓的校長，一邊騰出一隻手摸著狗光滑的脊背，一邊繼續給大家佈置工作。那麼今天這狗趁大家拍手時溜進來，因看到講話的是個陌生人，便乖巧地蹲在門口聆聽，怎麼能責怪我沒把它趕出去呢？這狗夠懂事得了，若不識相一點，它當時興許會像平時那樣，笑著點著頭跑到前邊去，與幹事一起“講話”呢！

在袁家溝中學十年，使我懂得一點：有時候一件看似簡單的事情做起來其實很難。我實現調離袁家溝中學這樣一個理想竟用了十年時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我們玻管局局長閻水拍這個老同志真是有先見之明。他那天叫我到他辦公室和我開玩笑時，說我也可以叫做“魚在溝”，事實上我就是一個魚在溝——被摁著頭壓制在袁家溝。實際那十年我不但是一個“魚在溝”，還是一個“魚在案”——我為魚肉、人為刀俎！

那麼切割我的人是誰呢？就是我們袁家溝鄉的教育專幹袁長印。

袁長印是誰呢？他是我們袁家溝村支部書記袁長鳴的弟弟。

十年間，我有幾次機會可以調離，主要歸功於我寫一手漂亮的鋼筆字。那時候沒有電腦，鋼筆字寫得漂亮不漂亮對一個年輕人還是很重要的。“字是門面”，我們學校的校長總是這樣說。我們校長叫袁長有，是袁長鳴的哥哥。

“門面”相當於人的臉面。比如陶小北和康鳳蓮。人們喜歡陶小北甚於康鳳蓮，就在於這個“門面”。她倆誰寫得字好倒不重要。

我的“門面”引起別人注意是在一個夏天。某年夏天，我們紫東縣一位副縣長到袁家溝鄉檢查工作。順便到學校來看他中學時的一個同學，當然是女同學，而且當年“門面”也不錯。看完女同學後副縣長興致蠻高，又順便看了看我們學校辦的“學習園地”。他的眼珠停在我寫的“心得體會”上面不動了，隨即抬手翻了一下說：“這個教師的字有點像龐中華！”回到縣上後，副縣長還記著“龐中華”，恰好縣政府辦公室準備調幾個秘書，副縣長就推薦了我。縣政府辦主任派一名副主任到學校考察我，可考察過後再無音信，後來才知是教育專幹袁長印“不放”。

那時我們紫東縣每個鄉鎮都有一名教育專幹，各學校的校長只負責教學業務工作，教育專幹則負責教師的調動和分配。

十年間我有數次調走的機會，都因教育專幹不放而喪失了。我就像一隻螞蚱，被淘氣的小孩在腿上拴了一根線，剛往前蹦�幾下，線一扯就被扯回來了；我又像被一根繩子拴在炕頭的小孩，怎樣使勁向前爬都掙不脫；我甚至像一條被主人用鐵鏈拴在院子裡的狗，剛汪汪叫著向前撲了兩下，便被一腳踹了回去。

剛到袁家溝中學工作時，我還心存僥倖，以為自己是錐處囊中，很快就會脫穎而出。可到後來才發現，這把“錐”不但沒有刺穿長時間束縛我的“囊”，反而莫名其妙到了別人手中，刺的我鮮血淋漓。刺我之人就是教育專幹袁長印。我不知道我怎麼就得罪了袁長印。袁長印到我們學校檢查工作，和別的老師有說有笑，尤其是和那些女老師，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條縫，可一見我臉就繃得像個雞屁股，或者像一塊板結的鹽鹼地。有一次我去上課走到教室門口，一隻腳已跨進了門檻，孩子們已在裡邊喊了起立，齊刷刷站了起來。我扭頭瞧見袁長印遠遠地走來，急忙將那隻跨進門檻的腳抽回來，立在門口衝他笑成一朵花。可袁長印從我面前經過時，竟梗著脖子瞧都沒瞧我一眼，我叫他袁書記他也沒吭聲——那時我們學校的老師都叫他袁書記，其實他並不是書記，只是一個專幹，但大家卻只叫他書記，從不叫他專幹。當時我的臉臊得刷地紅到了耳根，進教室講課時那失魂落魄的。那天我因受了刺激，晚上邀了幾個平日交往不錯的教師到我宿舍喝酒，藉著酒勁兒發洩了幾句，說這個袁專幹從來不抓教學工作，對學校教學質量的提高從來不聞不問，專門負責和年輕女教師打情罵俏，什麼專幹——專幹壞事！可第二天這幾句話就到袁長印耳朵裡去了。幾天後他在一次全校教師大會上敲打我說：“有些年輕教師不安心工作，成天想著要調離。以為自己是大學生，咱袁中這座小廟裡安不下他的身。一些年輕同志可能還不知道，咱袁中這塊地皮合作化時期是大隊的牲畜棚，那時‘大牲畜’也拴過幾十頭，還拴不住你一個大學生？”說到這裡，袁長印在眾教師的鬨笑聲中端起水杯喝了口水，提高聲調厲聲說：“你一個大學生有什麼好驕傲的？當初也不是我們敲鑼打鼓將你請來的，八抬大轎把你抬來的，怎麼說我袁長印不幹好事，專幹壞事，你這個定義倒給我下得好！張開口兒合不得，你年輕人說話是要負責任的！”袁長印說到此處時，好像還拍了幾下桌子，而如坐針氈的我，恨不得用雙腳撥開一條地縫鑽進去。

袁長印若是人中虎狼，我就是水中蝦鱔。我知道我鬥不過袁長印，和他硬掰結果只能是自己粉身碎骨。我才明白韓信當年為什麼甘願受胯下之辱！我才明白為什麼大丈夫要做到能屈能伸！為了將來有一天得已“伸”，我必須今天在袁長印面前“屈”。其實要向一個人低頭也很容易，只要你心裡決定低頭，肢體上的低頭真的很容易，抹一把臉笑嘻嘻地往前走就成。我就這樣抹一把臉後笑嘻嘻地往袁長印那兒走。為了博取袁長印的歡心，逢年過節我總要在菲薄的薪水中拿出一筆錢，買高級菸酒去孝敬他。他兒子結婚，“龐中華”主動跑去用一手漂亮的鋼筆字在大紅紙上記賬收禮。他家裡蓋新房，“龐中華”天天跑去義務做小工：和泥、背磚、挖土，髒活累活搶著幹。如此奴顏婢膝十年，教育專幹才發了慈悲，放我離開了袁家溝中學。我當時豈止是百感交集，我是懷著“恨”離開袁家溝的。十年的歷練，我已能做到將恨轉化為“愛”。拿著玻管局的調令辦好手續離開的前一天，我去袁長印家，別以為我會指著鼻子臭罵他一頓，或者將他家院裡用胳膊粗的鐵鏈拴著的那條惡狗毒死。我滿臉堆著笑拎兩瓶好酒去看望袁長印。那時我才發現，越是恨一個人，越是可以向他笑得十分嫵媚。我當時一邊向袁長印殷勤地笑，一邊說了許多感謝之類的話。袁長印也被我的殷勤感染，或者就是心中有愧，竟當著我的面將我送他的酒打開一瓶，和我稱兄道弟喝了半斤。他當時還讓他那個長得比一顆倭瓜還難看的老婆切了兩根黃瓜和一根胡蘿蔔給我們下酒。直到晚上回到學校那間小宿舍時，我才發現，我其實恨不得一把掐死他！

我當時沒有撲上去直接掐死袁長印，是十分明智的選擇，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就會放過他！我得先扼住命運的喉嚨，回過頭來再扼住袁長印的喉嚨。袁長印當時正在努力爭取擔任我們袁家溝鄉分管教育工作的副鄉長。而我離開袁家溝鄉立下的志向是：通過十年臥薪嚐膽般的努力，擔任袁家溝鄉所在的紫東縣的縣委書記！一個縣委書記若想掐死一個副鄉長，差不多相當於一輛坦克軋死一隻螞蟻！我揹著鋪蓋卷離開袁家溝中學，再次走在那條鄉間小路上的時候，就像一個戰爭年代正在急行軍奔敵而去的勇士。我眼裡噴著火，一邊向前奔一邊在心裡對袁長印說：袁長印，等著吧，十年後的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在袁家溝中學十年，我忍耐的功夫已經歷練得爐火純青。袁家溝中學若是一個黑洞洞的下水道，教育專幹袁長印就是捂著這個下水道的那個沉重的水泥井蓋，而我就是站在下水道里不屈不撓地用腦袋往起抵井蓋的那個人。歷經十年工夫，將袁長印這個井蓋抵開意味著：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抵不起的井蓋！

老杜

05

我們玻管局共有六位局級領導，他們是：局長閻水拍，副局長餘宏進、陳奮遠，紀檢組長朱鋒，行業工會主席姬飛，總工程師牛望月。

我調到玻管局工作屬歪打正著。我原本想調到市裡其他重要部門，當時是八五初期，交通局和城建局已像一個剛插上電源的電暖氣，正在漸漸升溫，在市政府的工作部門裡變得重要起來。但這些重要部門都不需要人，只有玻管局需要一個“寫材料的”。當愛才心切的閻

水拍局長像古時候那些歌女一樣，對我未成曲調先有情時，我卻在猶豫：從玻管局一個小幹事到紫東縣委書記之間，是不是像白求恩從加拿大來到中國一樣，距離有點遠？我用十年時間能否走完？但後來我打消了這些疑慮，不是能否走完的問題，而是必須走完！

當然那時我並不知道玻管局有個陶小北，如果知道，我就不會猶豫了。玻管局縱是王寶釧當年苦守的寒窯，有個陶小北在那裡，也會頓生暖意，守個十年八年不成問題。

初到玻管局工作那段時間，我對閻水拍局長曾有過一絲愧疚：在他張開雙臂歡迎我的當兒，我卻沒有歡欣鼓舞往他懷裡鑽，尚在朝三暮四。就像一個用情不專的新郎，結婚的前一天還偷著去約會了一箇舊日的女友。

玻管局內設八個科室，共有八位科長，八位副科長。另有四個主任科員和四個副主任科員。加六位局領導，局裡共有三十位大小有點官銜的同志。剩餘的十九個同志中，三名司機，一名門房，一名通信員，一名炊事員，這六個同志是工人身份，稱作工勤人員。其餘十三位同志，有十二位是幹部，一位“以工代幹”，這十三位同志被稱作科員。

我就是十三名科員中的其中一名。

剛到玻管局工作，掌握了局裡的“基本局勢”後，我曾翻開《水滸傳》查閱過，我這個人最大的特點是比較好奇，並且善於鑽研，對任何事情喜歡尋根究底。正像父母親叮囑那些容易上當受騙的女孩子一樣，遇事先要在腦海裡畫一個問號，並在心中問一個為什麼。我跟我愛人柳如眉談戀愛時，第一次見面是在夏天，她坐在我床上翻一本《大眾電影》。翻一下，胳膊抬一下，高聳的胸上下蠕動一下，令人煩惱。我當時不假思索，伸手就去解她襯衣的紐扣。她很生氣，腦子裡迅速畫完問號，心中問完“為什麼”後，抬手擋我一下，脫口說：“幹什麼？”我說：“不幹什麼，看一看。”隨即又補充說：“不讓你吃虧，我看完你的，你也可以看我的。”柳如眉當下愣住了。我於是從容地解開她薄薄的衣衫，用指甲蓋將那兩個葡萄般大小的紅紅的乳頭撥了撥，又用拇指和食指的指頭肚分別將兩個小乳頭捏了一下，然後親自給她扣上紐扣。一邊扣一邊說：“我說話算數吧？說看一看就看一看！”隨即我又視死如歸地一把扯開自己的襯衫對她說：“你也看一看我的。”並拉起她的手讓她捏我像兩粒扁豆一樣微小的乳頭。柳如眉沒有捏的興趣，我就信口瞎謅著給她做工作，我對她說，當年珍寶島事件之後，中蘇兩國關係十分緊張。一次五個蘇軍大兵喝醉酒後，越過國境線在我方領土走了二十步，我方鳴槍示警後才退回去。當晚我外交部照會蘇聯外交部，抗議這種侵略行為，兩國關係陡然緊張，一觸即發。不知是誰提出一個簡單易行的解決辦法：我方也派五個全副武裝的士兵去蘇方國土上走二十步，蘇方同意了，由此避免了一場戰爭。我對柳如眉講完這番話後，十分嚴肅地對她說，我捏了你的乳頭，相當於蘇軍大兵走得那二十步；你捏我的乳頭，相當於我軍戰士走得那二十步，有個捍衛主權的問題。於是柳如眉順從地捏了我的乳頭。她應付差事般捏完後，又想撿起床上那本《大眾電影》翻閱，我卻要求她給我扣好襯衫紐扣。我對她說，蘇軍走了二十步後，第二天經我方同意，拿一把大掃帚後退著將兩行腳印打掃乾淨。我方走完二十步後，也拿著大掃帚後退著將腳印打掃乾淨。扣紐扣相當於後退著打掃腳印，馬虎不得。

那次見面後，柳如眉和我的關係發展十分順利。結婚後她對我說：“第一次見面你提出解開我襯衣看一看時，我覺得你這人很流氓，本來已經決定不再搭理你了，可你卻說出那麼一番有趣的話。更主要的是你看了我的乳房後，又乖乖扣住了衣服，讓我覺得你這人挺老實的，反倒讓我愛上了你。”

我調到玻管局不久，即像當年翻閱柳如眉的襯衣一樣翻閱《水滸傳》。翻閱的結果令我沮喪：我是玻管局的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若再能前移一位，便是天損星浪裡白跳張順。而我的奮鬥目標是前移三十位——去做那個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我們玻管局的全稱是紫雪市玻璃製品管理局。我們紫雪市的紫東縣和紫北縣，建國初發現一種寶貴的礦產資源，叫石英砂，是製造玻璃的主要原料。於是市裡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上馬建設了紫雪市第一玻璃廠，簡稱“一玻”。七十年代初期又上馬建設了紫雪市第二玻璃廠，簡稱“二玻”。八十年代初期又準備上馬“三玻”，成立起一個紫雪市第三玻璃廠籌建處，任命了一名副處級籌建處主任姬飛，並撥出三百萬元前期費用。三百萬元前期費花得只剩下不到三百元時，不好的消息傳來了，南方玻璃打入北方，我們紫雪玻璃原本佔據的北方市場大片丟失，就像當年的蔣委員長一樣，打一仗丟一大片地方，最後一直退到寶島臺灣。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紫雪玻璃已丟失了除紫雪市以外的所有市場。本來紫雪市的許多用戶也想用南方玻璃，市政府發了一個緊急文件，要求紫雪市的所有用戶必須使用紫雪玻璃，否則將採取行政措施干預，才保住了紫雪這個小小的市場。兩個玻璃廠產品大量積壓，工人紛紛下崗。我調到玻管局前三年，一玻和二玻已停產放假，三玻籌建處解體，姬飛調到局裡任行業工會主席。

一玻和二玻興盛的時候，我們玻管局在市政府五十多個局中是最牛逼的一個局。那時我們玻管局幹部流動非常快，當一兩年科長，便被任命到一玻、二玻擔任黨委副書記或者副廠長。五十年代我們玻管局有一位年僅二十七歲的政秘科長，被任命到一玻任副廠長，兩年後任廠長，三十二歲時調局裡任副局長，三十五歲時任局長，三十八歲時任市委副書記，四十一歲便擔任了我們紫雪市的市委書記，四十六歲時任副省長，五十歲擔任了省長。紫雪市市縣兩級機關的不少幹部都知道我們玻管局是出過一個省長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玻管局被稱作紫雪市的“黨校”。

那時我們局的輝煌表現在方方面面，並常常在一些細微處顯山露水。市政府開會的時候，主席臺上擺一溜兒小牌，最中間是市長的名字，兩邊依次是幾位副市長的名字。主席臺下面前三排是局長席，第一排最中間那個小牌上永遠是我們玻管局局長的名字。左右兩邊依次才是其他局長。那時我們局長脾氣大在市政府大樓裡是出名的。市長護著他三分，副市長則讓著他三分。局長“耍脾氣”在開會時表現最明顯，想去了就去，有時會開始了，他才端個茶杯走進來，坐到第一排最中間那個位置上，那個位置永遠為他空著。別的局長開會很少有人敢遲到，一般是提前五分鐘進會場。只有我們玻管局的局長可以遲到早退——有時他開一會兒會，突然抬腕看看手錶，不給任何人打招呼，端個茶杯就走了。那任市長的威嚴在市裡是有名的，別的局長若遲到了，看到講話的是市長，在門外探頭探腦不敢進去，即使硬著頭皮躡手躡腳走進去，也低著頭不敢看臺上的市長。前三排的局長席若從主席臺上看下去，就像齊刷刷擺著三排麻將牌，哪一張“牌”缺席，主席臺上的人一目瞭然。有時會議開始了，市長在講話間隙突然會掃一眼缺席的某張“牌”，詢問市政府秘書長，某某局長幹啥去了？遲到的某某局長此時正在門外著急的抓耳撓腮，聽見市長點名更不敢進去了，可不進去更不行，急得像一位被我軍圍困的國民黨軍官長，在門外團團轉。只有第一排中間那張“牌”——即我們玻管局局長，即使常常空著，市長彷彿也看不見。有時甚至會為我們局長打圓場，說：“這個王強國（指玻管局的某任局長），又為工作忙去了，真是個工作狂！”說著便扭頭對秘書長說：“下去給王強國同志說一下，工作再忙會還是要參加的嘛！”

市政府五十多名局長中，那時沒有人與王強國局長攀比。凡是市長親自召開的會，沒有哪個局長會派副局長出席，除非局長本人生病住院或出差在外。只有王強國局長與眾不同，幾乎相當於有那種“外交豁免權”，他想去了就去，不想去了就派一個副局長去。

從五十年代起，我們玻管局的歷任局長，無一例外全部提拔擔任了市委、市政府領導。很多重要縣的縣委書記，在下面轉一圈後，一般都會回到玻管局擔任局長。幹一兩年，便被任命為市委副書記或市政府副市長。全市包括各縣甚至一些鄉鎮的幹部都知道，只要擔任了玻管局的局長，不出兩年就是市委、市政府領導。因此，玻管局長向來是被當做市級領導看待的，難怪沒有哪個局長會與玻管局長攀比。

當時的玻管局長基本相當於戰爭年代那種“老虎團”的團長，多少任師長都是從老虎團團長的位置提上去的。別的團長必須先當老虎團長，然後才能當師長。如同紅軍長征時大渡河上的鐵索橋，只有從橋上經過，才能到達目的地。又好比長跑運動員轉著圈奔跑，玻管局的局長位置就是接近終點那條衝刺的白線。別的局的局長在起跑線上起跑後，跑數圈或者數十圈後才能跑到白線位置進行最後衝刺。比如一個林業局長，調到甲縣任縣長，再調到乙縣任縣委書記，然後才能到達這條衝刺線的位置——擔任玻管局的局長。

閻水拍局長七十年代初期任市裡的統計局長，當時是市政府最年輕的局長。閻水拍局長曾專門查過那位後來當了省長的玻管局長的簡歷：省長擔任正縣級局長時是三十五歲，閻水拍局長擔任正縣級局長時也是三十五歲。省長的生日在三月，閻水拍局長生日在九月，就是說閻水拍局長擔任正縣級局長時的實際年齡比省長升到這個級別時還要小半歲。可就因為省長三十五歲時擔任的是玻管局局長，閻水拍局長擔任的是統計局局長，以後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省長”擔任玻管局長之後，歷任市委副書記，市委書記，副省長，省長；而閻水拍局長擔任統計局長之後，歷任丙縣縣長，丁縣縣委書記，戊縣縣委書記，再然後才擔任玻管局局長。真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啊！假設閻水拍局長和那位省長都是三十五歲時在江西創立革命根據地，那麼那位省長就是毛澤東，閻水拍局長就是張國燾。毛澤東帶紅一方面軍從井岡山出發，最後勝利到達延安，張國燾卻不知帶紅四方面軍跑哪兒去了。

雖然張國燾犯了錯誤，可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都是好同志，比如李先念、許世友等人，最後又大都回到延安，跟著毛主席幹革命。閻水拍局長也是這樣，雖然“長征”時走了彎路，回到“延安”的時間晚了一點兒，可不管怎麼說，最終還是挪到了玻管局長這個制高點上。正當他貓著腰準備衝刺的時候，一玻、二玻垮了，幾千工人動輒到市委、市政府上訪，玻管局長的地位一落千丈。市裡開會的時候，再也坐不到正中間去了。在市政府的諸多局長中，玻管局長原本是喜歡使小性子的林黛玉，現在頓然變作逆來順受的花襲人，心裡的滋味不好受啊！

玻管局的黃金時代從此一去不返。只有當工人上訪的時候，市委書記和市長才會想起還有這麼個部門。市委書記對市委秘書長說：“趕快叫閻水拍來一下，他這個玻管局長是怎麼當的？”秘書長忙打電話叫閻水拍。閻水拍便急忙帶上陳奮遠和姬飛坐車往市委或市政府趕，有時也帶朱鋒和牛望月。當然每次都有趙有才，趙有才哈著腰跟在閻水拍後面。閻水拍局長若是一輛小汽車的駕駛員，趙有才就是這輛小汽車的後備箱。閻水拍局長的公文包、喝水杯、各種彙報材料全在這個後備箱裡，閻水拍局長要什麼，就伸手在後備箱裡取什麼。不過閻水拍局長從未帶過餘宏進。局裡的同志都知道，這兩個人一向是方枘圓鑿，尿不到一個壺裡。閻餘二人有趣得很，就像一個對眼兒的兩隻眼睛，一隻眼睛朝這邊張望的時候，另一隻眼睛卻總是朝那邊張望。

有一次閻水拍局長去解決上訪問題，竟被一個婦女吐了一口唾沫。這個婦女指著閻水拍局長鼻頭罵：“你這個老滑頭，每次花言巧語把我們騙回去，便丟下不管了！承諾給我們解決這問題，解決那問題，屁一放就啥事也沒了！你說你說話是不是約等於放屁？！”

被這個婦女大庭廣眾之下羞辱這件事對閻水拍局長刺激很大。直到幾年後我調到局裡工作，一次閒談時對我說起這件事，閻水拍局長臉上還氣咻咻的，並且端茶杯的手抖了一下。我當時急忙拎起熱水瓶給閻水拍局長的水杯裡添滿水，並且顯出一臉憤怒的表情詛咒那位婦女：“真是個潑婦！”隨即又安慰閻水拍局長：“這種潑婦你根本沒辦法跟她講理！”然後又說：“當時其他人哪兒去了？如果我在場，怎麼說也要搶先一步擋在閻局長您前邊，和那潑婦理論！”我這樣表白時，剛顯得有點平靜的閻局長復又氣咻咻地說：“那次是姬飛和趙有才跟我去的，我被人家圍攻，他倆倒不知跑哪兒去了？趙有才這傢伙，平時能說會道，可一和上訪工人對話，舌頭就不知被誰咬了一截，真是那種苗而不秀的銀樣鑞槍頭，關鍵時刻派不上用場！”

玻管局成為市政府眾多部門裡一個垂手侍立的小丫環，閻水拍局長自然再無可能升任市委副書記或副市長。退而求其次，去競爭那個市政協副主席，又像關雲長一般敗走麥城。閻水拍局長從此對市裡主要領導有了一肚子氣，工人再上訪時便不再出面，隨便打發一個副職去。後來副職一個個也不願去了，只能由趙有才主任出面應付著。趙有才主任一個人有時不敢去，便帶上馮富強。我調來之後，又順手扯上我。每次去應對上訪問題，趙有才主任就讓我走在最前邊，他跟在我後面。就像當年那些貪生怕死的國民黨兵，縮著腦袋跟在美製坦克後面向我陣地衝鋒。我壓根兒沒想到，我到玻管局工作後，很快成為局裡的一輛坦克，抵擋那些上訪工人射來的唾沫。

在我們玻管局這間大辦公室裡，共有九個同志在一起辦公。趙有才主任單獨一間辦公室，就在閻水拍局長門對面。我們玻管局這棟辦公樓是一棟東西向的樓，閻水拍局長的套間在東邊，趙有才主任的辦公室和我們這間大辦公室在西邊。閻水拍局長的辦公室和趙有才主任的辦公室就像一對情投意合的情侶：向前走一步就可以接吻，退後一步仍然含情脈脈四目相“望”。而我們這間大辦公室和趙有才主任的辦公室則像一個人的兩隻眼睛——總在一個平面上，一隻難以看到另一隻。

老杜

06

夏天的時候，閻水拍局長將薄薄的白色門簾一挑，喊一聲：“有才！”趙有才主任立即殷勤地答應著，弓著腰從自己的房間跑出來，轉眼之間就躥進了閻局長辦公室，像一隻十分敏捷的小兔子。一會兒他從閻局長辦公室出來，就會走進我們這間大辦公室。閻水拍局長若是一個人的一隻胳膊，趙有才主任便是另一隻胳膊。閻水拍局長那隻胳膊擺一下，趙有才主任這隻胳膊就會趕忙跟著擺一下。而趙有才主任若是一個人的一條腿，我們大辦公室裡的九個同志就是另一條腿：趙有才主任向前邁一步，我們就趕快得跟著向前邁一步。

趙有才主任走進大辦公室時，腰比進閻局長辦公室時要直起來一些。他站在門口掃一眼，便會吩咐其中的一位去做某件事情，而這件事情則是閻局長剛才交辦的。不外乎打印某份材料，去市委、市政府參加某個會議，或者派一個人隨市裡的某某檢查組到各縣檢查工作。事情佈置完了，趙有才主任的目光會從門口開始，在每張辦公桌上挨個逗留。見誰不在辦公室，他就會問：“馮富強哪兒去了？”或者“李小南今天上班沒來？”或者“怎麼不見魚在河？”其他同志便告訴趙有才主任：馮富強被某某副局長叫走了，李小南打開水去了，魚在河剛出門，可能是去衛生間了。即使某個同志“因私外出”，大家也會找個藉口為他（或她）打掩護，體現了同志們之間的團結友愛。

趙有才主任問一圈，和藹而友善的目光最後在大辦公室溜一圈，出門到他辦公室去了。我們不妨隨著趙有才主任的目光，將這間大辦公室再次打量。

一進門第一張辦公桌是馮富強。馮富強的打字室在四樓，那間房子小一些。那間房子是這棟樓上最小的一間。局裡的同志曾不止一次議論過，五十年代建的樓就是奇怪，別的房間都一般大，只有這一間特別小。就像一個英雄的母親，生下的孩子個個高高大大，最後卻生出一個小矮人，怎麼也長不高個兒。這間小房子裡放有一臺四通打字機，一臺複印機，一把椅子，一張床，再就放不下一張辦公桌了。於是馮富強就將他的辦公桌放到下面三樓的大辦公室來。局裡辦公條件比較緊張，馮富強一隻鳥兒佔兩個窩，同志們就有意見。小牛和小馬曾聯袂給趙有才主任反映過，應該讓馮富強將辦公桌搬到四樓去。馮富強說，搬到四樓往哪兒放？莫非把打字機抬樓道里去？小牛和小馬對趙有才主任說，打字機當然不能抬出去，但應該把那張床抬出去——他馮富強放一張床在辦公室幹什麼？除了六位局級領導的套間裡有床，哪個辦公室放著床？他馮富強莫非是局級領導？

幾個駕駛員中，小馬笨嘴拙舌，不善言詞，平時被小牛攛掇著，跟小牛去領導面前嚼點兒舌根搬弄點兒是非，也主要是小牛說，小馬是肚子裡裹棗核解板兒——沒有幾句，只是給小牛做個伴兒壯個膽兒墊個背兒。即使跟著小牛到趙有才辦公室反映馮富強多佔辦公室的問題時，也站在後面只負責眨眼睛，很少說話，可說一句出來卻又蠢又直。那天他就憋出一句，說馮富強將床放在打字室，是想“幹壞事”。為了補充和印證他這個觀點，後面又憋出一串兒話。他說，有一次馮富強把李小南叫到打字室，他坐在椅子上，讓李小南坐在床上，兩人頭挨在一起說話兒。還有一次馮富強下班後，都晚上了，將一個女人（非法定配偶）帶到打字室。不信你們去問老喬，那個女人那天十二點過後才離開，老喬開的門。小馬那天為揭露馮富強，差不多把平時一年說的話“預支”完了。那天他說的帶有總結性的最後一句話是：“總之馮富強那張床上常坐著女人！”

馮富強聽到這些話，很生氣，向來晴朗的臉上蒙上了陰雲。小虎後來對我說，那天他正在趙有才主任那兒，見馮富強氣呼呼地走進來了。那天馮富強金剛努目，眼睛瞪得比雞蛋大，對趙有才主任說：“我房間裡只有一把椅子，李小南來了不坐床上讓她坐地下？陶小北還在我床上坐過呢！咱局裡哪個人沒到打字室來過？這個拿來一份文件，那個拿來一份報告。我坐在椅子上打材料，他們就得坐床上。莫非讓他們像延安時期聽黨課那樣，鋪張報紙席地而坐？我也想把那張床搬出去，可晚上打材料常要加班，沒有床，讓我加完班再鋪張報紙席地而睡？水泥地板那麼涼，能不能席地而睡？睡出病來誰負責？莫非讓我將床搬出去，辦公桌搬上去，我加完班就睡在那張辦公桌上面？那不成烤全羊或者烤乳豬了！”

馮富強的辦公桌沒有搬上去，但他因此對小牛和小馬加深了成見。尤其對小馬。馮富強想，小牛那沒腦子貨在領導面前臭我倒可以理解，那傢伙橫豎是一個顧前不顧後的人，只要能得到眼前利益或為逞一時之快，哪管日後跳火坑！只沒想到小馬這蔫不唧八棍子打不出一個屁的傢伙也跟在小牛屁股後面瞎起鬨，嚼說人。還不是看我馮富強只是個打字員，一眼望出去在局裡沒什麼發展前途，就不假思索胡亂上來踩幾腳。俗話說，吹熄燈擠眼兒——後來的事看不見！我馮富強撂到路邊草叢裡的米粒也比你小馬撿到口袋裡的多！不拿快刀子剔剝剔剝你，哪天你還要騎在我脖子上拉屎撒尿，得出狠招治治這小子。時隔不久，局裡便有傳言，說小馬給別人說過，六位局領導套間裡放著床，是想在床上“幹壞事”呢！尤其是閻局長，套間裡還放著一張床頭繡著花的雙人床！小馬聽到這話，眼睛都嚇直了。他想去找馮富強理論，可誰也沒對他說，這些話是馮富強說得呀！只能一個人在那兒生悶氣。小馬才知一語不慎，遭了人家暗算。他在自己嘴巴上甩了一巴掌，從此話更少了。這次著了暗器後，差不多有半年時間沒說一句話，只是悶著頭皺著眉使勁兒開那輛“二一三”。

馮富強堅持不挪辦公桌上四樓，是為了通過這張辦公桌和閻局長“對話”呢！他的辦公桌佔據有利地形，離門口最近。閻局長有時喊趙有才。喊第一聲時，馮富強便豎起了耳朵。若趙有才答應著跑進閻局長辦公室，他的耳朵便垂了下來。若閻局長喊出第二聲，還沒有聽到趙有才答應，說明趙有才不在辦公室。此時馮富強便“哎、哎”答應著，眨眼便不見了。一會兒見他從閻局長辦公室出來，若自己能辦的事，就匆匆忙忙去辦了，比如去市委、市政府送文件之類。若自己不能辦，就趕快呼趙有才主任的BP機。這種時候，閻局長和馮富強彷彿是那種“串聯”電路。閻局長的電流通到趙有才主任那兒，短路了，再通到馮富強這兒，馮富強就像一隻剛還斷電的數百瓦的電燈泡一樣，霎時放亮了！

馮富強辦公桌的玻璃板下壓著一張大大的女性照片。照片上的女性不是他的妻子——他妻子沒有這麼漂亮。也不是陶小北和李小南。那是誰呢？原來是鳳凰衛視的女主持人吳小麗。一次陶小北笑著站在桌前看吳小麗的照片，一邊看一邊問馮富強，她說：“馮富強你說吳小麗臉部最大的特點是什麼？”我發現馮富強對陶小北總有點犯怵，從不敢和她鬥嘴，也不知什麼原因。當時馮富強回答陶小北：“吳小麗說新聞說得好。”這個回答答非所問，和他不知道南開大學在天津一樣，令陶小北瞧不起。陶小北此時自問自答：“吳小麗臉部的最大特點是兩隻眼睛只向上看！”說著她的目光又越過馮富強，落在馮富強後面的李小南臉上，說：“小南你說是不是這樣？”小南說：“就是就是，吳小麗漂亮就漂亮在那雙向上看的眼睛，總像一個調皮的小孩子，特逗！”

此時馮富強再不吭聲，因和閻水拍局長“並聯”在一起而放亮的電燈泡，熄了！

馮富強身後是李小南的辦公桌，李小南的辦公桌和康鳳蓮的辦公桌“抵”在一起。她倆的辦公桌已到牆跟，旁邊是一個長沙發和一個茶几。過來就是我和陶小北的辦公桌。我和陶小北的辦公桌處在辦公室的“大後方”，就像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一樣。如果丈量一下我們大辦公室八張辦公桌（我們大辦公室共有八張辦公桌）每張辦公桌與門的直線距離，我們這一組辦公桌最遠，其位置在門的對角線盡頭。

另外三張靠門近一點兒的辦公桌，是駕駛員小虎、小牛、小馬和通信員小胡的。小虎和小胡比小牛和小馬調來早，他倆各佔一張辦公桌。小牛和小馬調進來時，大辦公室裡只剩下一張辦公桌。再要買一張辦公桌放進來，顯得太擁擠。於是趙有才主任就對小牛和小馬說：“你倆共用一張辦公桌！”這是那種老式辦公桌，結構十分簡單，上面一大一小兩個抽屜，下面有一個小櫃。上面兩個抽屜，兩人各鎖了一個。下面的小櫃，小牛眼疾手快，買了把鎖鎖上了。小馬提出兩人共用這個小櫃，讓小牛給他一把鑰匙，小牛不同意。小馬覺得吃了虧，再看上面兩個抽屜，小牛鎖著的是大抽屜，小馬鎖著的是小抽屜。小馬當初鎖上面抽屜時沒有注意這一點，現在下面小櫃被小牛佔去，又發現上面抽屜面積不及小牛那個大抽屜的一半，心裡更覺吃了虧，遂提出兩人共用小櫃，小牛又不答應。小馬忍氣吞聲，對小牛說，小櫃你佔，但上面抽屜得換一換，這樣才合理一些。沒想到小牛是得理不讓人、不得理也不讓人的主，像以色列一樣霸道，堅持要將小馬擠到巴勒斯坦東南部那一小片貧瘠的土地上去。上面兩個抽屜，小一點兒的抽屜靠牆角，小牛若坐在辦公桌前的椅子上，小馬進來探半天手才能打開小抽屜取一包煙或別的什麼小物件出來。小馬是個茶壺裡煮餃子的主，關鍵時刻哪會和有點胡攪蠻纏的小牛論理。現在一看自己是老鴇子死了粉頭——沒指望了，乾脆來個王婆子賣了磨——推不動老孃不推了！這犟驢索性一刀結果了閻婆惜，像阿拉法特那樣，率巴解組織和以色列以死抗爭——有一天他拿一把老虎鉗子，將下面小櫃上的鎖撬開了，將小牛擱在裡面的東西像小孩子掏麻雀蛋一樣掏出來，把自己的一些雜物塞進去。我當時恰好在辦公室，看見小馬塞進小櫃的雜物裡，有一雙膠底已經開裂的棕紅色的破涼鞋，還有一把換下來的汽車門鎖。令我覺得有點好笑的是還有一顆棕紅色的小皮球，只比檯球彈子和陶小北的拳頭略大一點兒，比我的拳頭略小一點兒。

小牛走進辦公室時，發現小馬正率部向“耶路撒冷”挺進，當然不肯甘休，兩人臉紅脖子粗吵了起來。吵了一會兒，覺得再吵一會兒也不能解決問題，遂一前一後來到趙有才主任辦公室。趙有才主任像公安人員破案一樣過來勘察了現場，黑著臉對小馬說：“怎麼能隨便撬別人的鎖，把鎖打開，把你的東西拿出來。”小馬不敢和趙有才主任申辯，委屈的眼淚汪汪蹲下身，把那雙破涼鞋和破鎖從小櫃裡拎出來。拿出那顆小皮球時，在地下一蹦，蹦到陶小北腳底下。陶小北低著頭用腳一撥，原本是想撥出來撿起還給小馬，可撥得勁兒大了一些，骨碌碌滾到李小南那兒去了。這顆小皮球像十六世紀率一支船隊完成第一次環繞地球航行的葡萄牙航海者麥哲倫一樣，從李小南桌底下鑽過去，又越過康鳳蓮的辦公桌，最後才從馮富強桌下鑽出來。當時我、陶小北、李小南、康鳳蓮，包括趙有才、小虎、小牛、小馬的目光都追隨著那顆小皮球，見那靈巧的小傢伙越過馮富強的辦公桌之後，尚未止步的意思，竟大搖大擺從大開著的門裡滾了出去，被剛巧進門的馮富強順手抓了起來。大家的目光停在馮富強手上，哄地笑開了鍋。

趙有才主任見小牛喜形於色地重新鎖上自己的小櫃，又黑著臉對他說：“你，和小馬換一下抽屜！”見小牛在那兒發愣，又皺著眉頭說：“聽清楚了沒有？將大抽屜讓給小馬！”

趙有才扔下這句話出去了。小牛一臉沮喪地打開大抽屜，將裡邊的東西拿出來，小馬臉上這才露出一點兒喜色。

我調來局裡比小牛小馬晚幾年。我使用的那張辦公桌是另一個同志空出的。那個同志原是我們辦公室的副主任科員，我調來前提拔到另一個科任副科長去了，給我騰出了這張辦公桌。據說小牛和小馬曾像某些國家覬覦我國的神聖領土釣魚島一樣，覬覦過這張辦公桌。小馬曾試圖將他那顆小皮球等雜物塞進這張辦公桌的抽屜裡，被趙有才主任喝住了。趙有才主任對小馬說：“咱局裡馬上要調一個寫材料的大學生進來，這張辦公桌給這個同志留著。你將辦公桌佔了，這個同志來了在哪兒寫材料？莫非讓人家‘席地而寫’？”於是這張辦公桌就像一個獨守空房的美麗少婦等待新婚又遠行的丈夫歸來一般，焦渴地企盼著我的到來。我調來後獲知這張辦公桌對我如此毫無二心，不禁心生感激，更加愛惜它了。想想也是，若沒有這張辦公桌，我就得伏在大辦公室冰涼的水泥地板上“席地而寫”，那滋味可不好受！

老杜

07

我這張心愛的辦公桌和陶小北的辦公桌“頭抵頭”挨在一起。這樣每天上班時間，我就和陶小北面對面坐在一起。我一抬頭，就能看到小北那張嫵媚的臉。一看到她，我就像遇到了一股東澳暖流，心裡熱乎乎的。

陶小北白天和我“挨”在一起，晚上回家和她老公“挨”在一起，讓人不禁產生一些聯想。人生原本就是這樣，這個和那個挨在一起，那個和另一個又挨在一起。我們中國有十多億人口呢！可無論在單位，還是回到家裡，包括親朋好友在內，和你挨在一起的，也就那麼些人。所以對於每一個單個的人來講，其實真的是很渺小的。一個人就像大海里的一顆小水珠。一顆小水珠與大海比起來，真是太微不足道了。我們可以這樣設想：如果將一顆小水珠扔進大海，大海難道因此會發生什麼變化呢？顯然不會。人也是這樣，多一個，少一個，絕不會影響歷史的進程。普通人是這樣，包括那些偉人也一樣，沒有這個偉人，還會有那個偉人出現。就像大海里的波浪，永遠是一波推著一波。

我剛到玻管局工作時，就將自己定位為一顆小水珠。如果我是一顆白色的小水珠，陶小北就是一顆彩色的小水珠。兩顆色彩斑斕的小水珠碰在一塊兒，不發生點兒故事才怪呢！

問題是我卻不能讓這樣的故事發生。一個男人，有兩樣東西一生都放不開：權力和美色。我當然也不例外。令我沮喪的是，我現在為了得到第一樣東西，必須暫時放棄第二樣東西。

我小時候看過一部影片，片名叫《南征北戰》。影片裡，為了實現某個戰略意圖，我軍主動放棄幾塊根據地，大踏步後撤。根據地的父老鄉親們站在村邊揮淚送別子弟兵。雖然知道大軍打幾個勝仗還會回來，可鄉親們還是淚水漣漣，子弟兵也依依不捨。

我眼下就是那支大踏步後撤的部隊，陶小北則是被我忍痛放棄的根據地。我知道打幾個勝仗後會重新得到她，可此刻後撤時還是心有不甘。想到我撤走後敵軍會在她那裡駐防，我的心情愈發沉重起來。可這妮子卻沒心沒肺，也不臂掛一個小包袱到村頭來送送我，將一雙親手做的軍鞋塞我懷裡，卻不知跑到哪裡瘋去了。害得我揹著揹包急行軍途中，還牽腸掛肚地頻頻回首張望。

我們紫雪市是我國北方一個落後的地級市，“GDP”總量還不及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一個鄉鎮。即使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人們對於男女交往這種事情仍然十分關注。尤其是在這些無所事事的機關單位裡，如果哪個男同志跟哪個漂亮一點兒的女同志走得近一點，就會有人在背後議論你，無端生出一些風波。比如說要派人到縣裡下鄉，派女同志下鄉時就得格外慎重。派一個男同志，若再派一個女同志，這個女同志若是康鳳蓮或張雪梅——張雪梅是我們局裡另一個女同志，也不會起什麼漣漪。可若派陶小北或李小南，就會水波盪漾。局裡一般很少派陶小北和李小南單獨隨男同志下鄉，彷彿她倆是妖怪手中的那個寶物，孫悟空都難以騙得出來。因此我們局裡若必須派女同志出差或是下鄉，總是派康鳳蓮或張雪梅去。有一次本該李小南去的一趟差事，局裡卻派張雪梅去了。李小南有點納悶兒，在辦公室對我們生氣地說：“怎麼不讓我去啊！”看著李小南一臉不解，我當時撲哧笑了，心想：你若像當年日本鬼子進村時那些青年婦女一樣，驚惶間在炕道里抓兩把黑灰抹臉上，恐怕就會派你去了。

康鳳蓮和張雪梅若是汽車的前輪和後輪，陶小北和李小南就是兩顆掛在車屁股後面的備胎，看著人家跑得歡，乾著急使不上勁兒。陶小北和李小南彷彿又像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幹部下鄉時背的鋪蓋捲兒，局領導生怕一到村裡就有人將她們鋪床上。而康鳳蓮和張雪梅只是捆鋪蓋卷用的繩子，鋪床時隨手就將她們扔牆角去了。

我們紫雪市所轄十六個縣和幾十個市級部門裡，僅在1991年一個年頭裡，就有兩個縣處級幹部因為生活作風問題在全市鬧得沸沸揚揚。其中有一個縣長竟像英國那位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愛德華八世國王一樣，寧肯不要縣長位子，揹著一個處分，扔下糟糠之妻，領著一個氣質和教養遠不及辛普森的小美人如黃鶴一般遠走高飛了。

這位縣長已經功成名就，而我現在才剛剛起步，更得慎言敏行，做一位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這是在行政機關站穩腳跟的立身之本。

九十年代的中國，改革開放的步子已邁得越來越快，縱然山花爛漫，滿目春色，我魚在河也得視而不見，萬不可目迷五色。這樣的例子太多啦！同樣兩個年輕人，同一學校畢業同一天分到同一機關。一個勤奮工作，一天到晚全神貫注察領導之言觀領導之色，決不去觀察任何一個女同志。即使與陶小北這樣的美貌女子擦身而過，也毫不為之所動。如果有人私下議論：“陶小北長得真漂亮，是咱機關最漂亮的女同志！”這個年輕人就會從辦公桌前抬起頭來，扶扶小眼鏡說：“是嗎，我看陶小北長得並不漂亮！”說陶小北漂亮的另一個人頗不服氣，反問他：“那你說咱機關誰漂亮？”這個年輕人就會說：“我看咱機關沒有一個漂亮女人。”停了一會兒，他又抬起頭說：“如果一定要找一個漂亮的，我看張雪梅還不錯！”

這個以張雪梅為美以陶小北為醜的年輕人，在仕途上進步很快：副科長、科長、副局長、局長，像猴子爬樹一樣，出溜就上去了。而另一個年輕人，雖然工作能力也不錯，也有一些聰明才智，但從進機關大院那天起，就在觀察和尋訪院裡有幾個陶小北。即使院裡沒有陶小北，只有一些張雪梅，這個年輕人也不會氣餒，他會不辭勞苦跑到別的機關單位去尋訪，簡直像當年到處獵豔的西門慶一樣。並且一有機會，就跑到單位的女打字員房子逗留片刻。單位的打字員即使沒有陶小北那樣漂亮，但起碼比張雪梅年輕，臉蛋子繃得像吹足氣的氣球一樣。有幾次單位領導手裡拿一份文件推門走進打字室，見這個年輕人正和女打字員腦袋捱得很近說話。領導不易察覺地皺皺眉頭，放下需要打印的材料一聲不吭轉身出去了。結果十多年後，第一個年輕人已經當了局長，第二個年輕人卻還是個副科長，而且往往是總務科的副科長。即使到退休的時候，也只能幹到一個總務科科長——惟一的好處是到單位的大灶上打飯不掏錢。

年輕時喜歡跟女同志接觸的男同志，其結局大多是這樣。不會有哪一位領導告訴你：不要跟女打字員頭捱得很近說話，但你卻得為這種行為付出一生的代價。

因此我調到玻管局工作後要求自己過的第一關，就是面對美人而不思美人。即使天天和陶小北呆在一間辦公室，也要做到心若止水。我在那所農村中學教書時，曾聽一位同事吟唱過這樣幾句詼諧的鄉間小曲：“三個小夥真大方，半夜裡來到姑娘房，打開窗子望一望，原來是一位老大娘。”從我到玻管局工作的那天起，我就要求自己將陶小北視作“老大娘”，可這妮子倒有一點兒不管不顧的勁頭，常常在辦公室一邊看書一邊自個樂，樂畢就抬起一雙波光溢動的美目給我講故事。那天她對我講，四歲的男孩親了三歲的女孩，女孩很認真地問，你親了我，會對我負責嗎？男孩拍拍女孩的肩說：你放心，我們已經不是一二歲的小孩了！“魚在河你說有趣不？”這妮子說完又追問我，我笑著說：“有趣！更有趣的是那小女孩若是你，男孩不知是誰？”

這句明顯帶有“挑逗”意味的話一出口，嚇得我吐了吐舌頭。倒不是擔心陶小北責怪我，而是這樣的話說得多了，我會在“錯誤的道路上越滑越遠”。我趕快要求自己的思想意識重新回到“正確道路上來”，再不敢往邪處想。為了處罰自己，我在嘴巴上拍了一下，心裡說：“讓你再說瘋話！”又拍了一下，心裡說：“讓你見美人而忘情！”接著再拍一下，說：“你怎麼忘記她是老大娘了！”拍了幾下後，將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過來，我再不和陶小北搭腔，像在追悼會上介紹死者生平的領導一樣，一臉嚴肅地低著頭專注地看攤在辦公桌前的一本書，書名叫《紫雪市玻管事業發展大事記》。

老杜

08

閻水拍局長在局裡的大會上向同志們宣佈，他在退休前要辦成兩件事：一是徵一塊地，給同志們蓋兩棟家屬樓。局裡蓋的房子面積一樣大，不分等級，都是一百五十平米。不像別的局，局長一百五十平米，科長一百二十平米，普通幹部一百平米。閻局長說：“住房面前人人平等，搞那一套沒有意思。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革命同志，我閻水拍和你馬志遠（駕駛員小馬名叫馬志遠），只是分工不同，沒有貴賤之別！”閻局長說這一番話時，目光先是落到馬志遠臉上，隨即在陶小北臉上略作停頓，又在緊挨陶小北坐的李小南臉部稍示逗留，然後一溜兒掃一圈，就像當年我軍做戰略轉移時大踏步後撤一樣，瞬間越過趙有才、馮富強、康鳳蓮、朱鋒、姬飛、牛望月，最後意味深長地落在餘宏進臉上。餘宏進副局長見閻水拍局長看他，脖子一梗想說什麼，閻水拍局長卻以手止住他，反將餘宏進副局長想說的話說了出來。閻局長說：“當然，這並不是我個人的意見，而是局黨組同志的意見。最初討論建房方案時，下面一些同志也向我建議過，局領導辛辛苦苦，工作幾十年了，像我閻水拍，也就是最後一次享受組織的溫暖了。住房面積大一點兒，寬綽一點兒，同志們也不會有意見。況且別的局都是這樣搞得嘛！當時曾有過一個方案，局領導住一百六十平米，科級一百四十平米，一般幹部一百二十平米。個別徵求過一些同志的意見，同志們都通情達理，對局領導住的房子大一些表示理解。”閻局長說到“個別徵求過一些同志意見”時，似乎掃了我一眼，我的臉有點發燒。有一次我去閻局長辦公室送一份材料，見閻局長正和陳奮遠副局長說著什麼。見我進來，閻局長笑著問我，局裡如果蓋房子，局領導一百六十平米，普通幹部一百二十平米，小魚你會不會有意見。我當時見閻局長辦公室地板上有些碎紙屑和哪個同志鞋上帶進來的泥巴——那天下雨，上班來時走進哪個辦公室都會留下一些泥巴——急忙拿起立在門口的掃帚將紙屑和泥巴快速掃到垃圾盤裡去。我端著小鐵盤小跑著將垃圾倒進衛生間的垃圾桶，然後又一溜煙小跑著回到局長辦公室，才咧著嘴開心地笑著對閻局長說：“我們剛到局裡工作，不說住一百二十平米，住一百平米已經很滿足了！真的局長，你們”——說到“你們”時我掃了陳奮遠副局長一眼，說：“你們住一百八十平米都是應該的！”為了表明我的誠意，我隨即又補充一句，我說：“同志們下面都是這樣議論的，沒有哪個同志會有意見！”其實我說這番話時臉上的表情越誠懇，心裡卻越鄙夷自己：在玻管局做一個科員，就像在妓院做一個娼妓，接客不接客自己都做不了主，還得看鴇兒的眼色。

最初閻水拍局長心裡是傾向於“六四二”（局領導一百六十平米，科級一百四十平米，普通幹部一百二十平米）方案的，但他從不將沒考慮成熟的意見講出來，而總是不動聲色，讓別人先嚷嚷。局務會上，大家對執行“六四二”方案還是“五五五”方案各持己見，宛若王霸之辯。牛望月是任何一點兒蠅頭小利也看在眼裡的人，率先同意執行“六四二”方案。後來朱鋒也傾向於牛望月的意見。姬飛則從始至終堅持“五五五”方案。閻水拍不表態。餘宏進見閻水拍不表態，也不表態。“免得再上這傢伙的當！”餘宏進心裡這樣想。閻水拍當時其實最想讓餘宏進表態——餘宏進不表態，他就沒辦法做到“審時度勢”。一個戰役指揮員，對敵情若不瞭解，兩眼一抹黑，怎麼能取得勝利。閻水拍只得採用“引蛇出動”的戰術，他漫不經心地看了陳奮遠一眼。陳奮遠一直在會上沉默不語，此時見閻水拍看他，就起身去上廁所。如廁畢返回尚未落座，便笑著表了態，他說：“我同意望月和朱鋒的意見，還是執行‘六四二’方案吧。反正也徵求過下面同志的意見了，沒多少人有意見。”餘宏進見陳奮遠表了態，心裡尋思：這下能表態了！於是也跟著表態：同意“六四二”——陳奮遠是閻水拍的體溫表，閻水拍此刻多少度，在陳奮遠胳肢窩裡夾一夾那個小玻璃棒兒就能測出來。閻水拍若是一位驍勇的將軍，陳奮遠就是他手中的一支令箭；閻水拍若是牛魔王手下那些小妖精中的其中一員，陳奮遠就是小妖精作五作六別在腰間的腰牌，遇到擋道者就會掏出這個寫有大大“牛”字的小牌唬你一唬。閻水拍見餘宏進表了態，才一邊歸納大家的意見一邊最後拍板。他說，執行“六四二”方案當然是正確的，他私下已分別和不少同志交換過看法，沒有聽到什麼反對意見。問題是兩個方案權衡比較，“五五五”是不是更正確一些呢？同志們理解局領導，局領導是不是更應該關心同志們？姿態和思想境界應該更高一些呢？這樣同志們的心情就會更舒暢一些，局裡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就會更強一些，以後工作中遇到的阻力就會更少一些！閻局長說到這裡，略作停頓，和善地望望陳奮遠、姬飛和牛望月（就是不看餘宏進），又說：“大家想一想是不是這麼個理兒呢？對我們大家來講，不過是失去了十平方米，可我們得到的卻是民心啊！哪個大哪個小？哪個重哪個輕？哪個多哪個少？同志們不妨再掂量一下，捫心自問一下。”

閻局長說到“捫心自問”時，還以手在胸前拍了拍，惹得不少同志也下意識地抬手摸摸胸口。其實不用“問”，也不用再“掂量”，結論已經有了——閻局長折衝樽俎，王學三變，誰又願意為十平方米遭人唾罵呢！陳奮遠、姬飛轉而同意閻水拍的意見，牛望月也不得不點了點頭。餘宏進此時才在心裡暗暗叫苦：又叫這個老傢伙玩了一回！為了洗刷自己，他急忙表態，完全同意閻水拍局長的意見，執行“五五五”方案。當時他著急的那副樣兒，就像一條被甩在幹灘上的魚，拼命甩打著尾巴。閻水拍見餘宏進翻著雪白的肚皮在那兒無謂地掙扎，嘴角掠過一絲不易察覺的笑意，心裡說：“和老子玩兒，還得再學幾年！”然後他站起身來，沒等餘宏進表白完，便說：“就這樣定了，散會！”

因此那天召開全局職工大會宣佈方案時，閻水拍局長故意看了餘宏進副局長一眼。餘宏進副局長心裡有點緊張，又有點氣惱，想申辯什麼，閻水拍局長卻又用一句話堵了他的嘴，說這是“局黨組同志的意見”。餘宏進副局長若真是那條晾到幹灘上的魚，徒勞地甩打了一會兒尾巴，正張著嘴巴大口大口喘氣，閻水拍局長卻像一個頑皮的孩子，順勢又給他嘴裡塞進去一把泥巴。閻水拍局長是這樣“塞泥巴”的，他說：“局務會上，宏進、奮遠、朱鋒、姬主席和望月，都是一個意見，執行‘五五五’方案。這裡我向同志們坦白一點，會前我並沒有拿定主意，可大家的意見如此一致，既教育了我，又令我感動。私下聽到一些同志說，這次分房執行‘五五五’方案，是閻局長一手拍板的，這話讓我慚愧啊！或者說只說對了一半：板是我拍的，可拍板的那隻手卻是黨組全體同志的！我只是這隻手的一個指頭，其餘手指頭是宏進、奮遠、朱鋒、姬主席和望月他們，我只是從善如流啊。”

閻水拍局長這樣說時，陶小北在我眼前伸出一隻手，用另一隻手將這隻手的手指頭一個一個往回掰，一邊掰一邊附我耳邊小聲說：“那我們局領導班子不成六指兒啦？”

陶小北如蘭的氣息呵在我耳梢上的時候，我卻在心裡想：閻水拍這老頭兒道行深著呢！遠非第一次參加全局大會時給我留下的那個印象，好像他是一個胸無城府，喜歡東一榔頭、西一棒子敲來敲去的主兒。其實他每“敲”一下都有用意呢！為制定分房方案的事，從開局務會到全局職工大會，他一直在敲打餘宏進呢！老頭的高明之處在於，敲打誰，誰卻沒法兒反駁。好像將一個人塞進布口袋裡扎住口，拿棍子在口袋外面打來打去。裡邊那個人渾身疼痛難忍，卻又喊不出聲，即使喊出聲，外面卻又聽不真切。而你若質問閻水拍局長怎麼能隨便打人時，閻局長會笑著反問你：我打人了嗎？我打布口袋！

我對閻局長從此刮目相看。他身上需要揣摩學習的東西多著呢！就像一條河流，看上去那麼平靜，水面下有多少旋渦兒呢！一個旋渦兒與一個旋渦兒“咬合”的那麼緊。越是平靜的河流，越是深不可測，潛流越多，弄不好能掀翻大船呢！閻水拍局長若是一條河流，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旋渦兒。與閻水拍局長相比，我不過是一個小小的年輕人呢！對於這個小小的年輕人來講，應該處處在生活中尋找自己人生的導師。閻水拍局長就是我調到玻管局工作後的第一任導師，是暗夜裡燃燒在我眼前的一堆篝火，令我折服，令我心醉，令我神往。我像第一眼看到陶小北那張姣好的面容一樣，心裡一亮，拔腿奔那堆篝火而去！

老杜

09

修建家屬樓的事，局裡成立了一個建房領導小組，陳奮遠副局長任組長，又從各科室抽調幾個同志，開始與紫雪市城郊的幾個村支書接觸，先跑徵地的事。閻水拍局長騰出身子，著手抓他退休前擬辦的第二件事：在局裡提拔一個同志做副局長。

提拔一個副局長，局裡當然定不了，要由市裡定。閻水拍局長為此多次找市委組織部長。閻水拍局長當縣委書記時，組織部長作過他的辦公室主任，因此在組織部長面前以“老領

導“自居，說話比較放得開。有時也會發發牢騷。有一次他氣鼓鼓地對組織部長說：”我們局共有六位局級領導，開會時怎麼表決？再不增加一位副局長，我們局的工作怎麼開展？“閻水拍局長吸了一口煙繼續說：”縣裡的常委會是九個人，市裡的常委會是十一個人，省裡的常委會是十三個人，為什麼都是單數？道理很簡單嘛，有個表決問題！雙數怎麼表決？不給我們局增一個副局長名額也行，只要表決時允許我舉雙手——我一個人算兩票！“

閻水拍局長最後這句話把組織部長逗笑了。但逗笑了組織部長也不敢說什麼話。在一個市裡，市委的組織部長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程度甚至超過市裡普通的副書記和副市長，因為他的嘴巴一張開全是秘密。因此組織部長一般都不說話——不敢說話。從這一點上講，組織部長又是一個最難受的角色——一個並非啞巴的人成年累月不說話，你說有多難受！組織部長說一句很普通的話，傳出去就會變得不普通。比如組織部長說：“魚在河這個同志不錯！”傳到玻管局就會變作：魚在河馬上要當副局長了，明天市裡來考察。

組織部長只說悄悄話，悄悄給市委書記說，給市長說，給主管幹部工作的市委副書記說。組織部長說話叫“掏耳朵”：就像一個溫順乖巧的新娘，拿一根包著棉花球的小棍兒，偎在新郎懷裡，在他這隻耳朵裡掏一下，又用綿軟的小手扯過那隻耳朵再掏一下。組織部長就是這個惹人愛憐的可人的新娘。拿個小棉球在市委書記耳朵裡掏一下，在市長耳朵裡掏一下，在主管幹部工作的市委副書記耳朵裡掏一下。有時還得去人大主任耳朵裡掏一下，政協主席的耳朵裡掏一下。若市委書記與市長及主管幹部工作的市委副書記有矛盾了，組織部長便不敢給後邊兩個人掏了，噘著小嘴專注地給市委書記一個人掏。

如果一個男人，一天到晚只能和自己的妻子說幾句話，再與別的男同志尤其是別的女同志不能說一句話，那還不把這個男人憋死？

所幸紫雪市目前這個班子的主要成員相處比較融洽。閻水拍局長希望在局裡提拔一個副局長這個要求，組織部長已與市長和主管幹部工作的副書記做了一些溝通，這兩個人基本同意。只剩下與市委書記溝通這最後一關了。

組織部長拍拍閻水拍局長的肩膀說：“老領導，這得等機會，著急不得！”接著部長又講了一個故事寬慰閻水拍：老陳到城裡度假，來到一家高級賓館，服務生帶他去房間。老陳生氣地說，就讓我住這麼小的房間？服務生道，先生，別生氣，這是電梯。組織部長講完故事後說：“組織部就是這部電梯；我這個部長就是那個送老陳進房間的服務生，或者就是一個開電梯的；‘老陳’則是組織選拔出來準備提拔使用的那些同志；老陳準備去住的那個大房間，就是我們紫雪市十六個縣和市級各部門那些縣級和副縣級領導崗位；而市委書記則是掌管房門鑰匙的人。要走進這些房間，首先得乘電梯，即使站到了房門口，還得看拿鑰匙的人願不願意或者高興不高興給你開門——如果剛進電梯就像那個‘老陳’一樣生氣了，著急了，發牢騷了，那就恐怕很難走進房間裡了。”

聽組織部長這麼說，閻水拍局長像那個剛進電梯便心生不滿的‘老陳’一樣，氣咻咻地說：“他（指市委書記）手裡那一串鑰匙比我小時候穿得那個貼身裹肚兒衣縫間的蝨子和蟣子還多，像貨郎兒搖撥浪鼓那樣嘩啦嘩啦搖一搖、響一響，隨便就能打開這間那間的房門。憑什麼不給我老閻打開這扇門？他若到最後真不給我打開這扇門，將這事擋住，我就跟他撕破臉皮！我已船到碼頭車到站了，他可還要向上走！”閻局長扔下這句話，氣呼呼地離開了組織部長辦公室。

提拔一個副局長的風聲在局裡傳開後，激起層層漣漪。

第一層漣漪是：誰來做這個副局長？

按常規，應該由紀檢組長朱鋒改任副局長，行業工會主席姬飛任紀檢組長，總工程師牛望月任行業工會主席，新提拔的科長接牛望月擔任總工程師。

餘宏進副局長就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大小臺階都沒落下。在局裡這些年，他的稱呼也一直在變：餘科長，餘主任，餘總（指總工程師），餘主席，餘書記（紀檢組長一般被稱作書記），然後才是餘局長。可也有例外，陳奮遠副局長就打破了這個常規，他是由科長一步到位提拔為副局長的。為這事朱鋒、姬飛和牛望月一直對閻水拍有意見。私下甚至說，陳奮遠給閻水拍塞了錢，數目還不會少。總之這兩人肯定有些扯不清的事。就像兩個有過性關係的男女，雖然在人前裝模作樣竭力掩飾，可眼神卻忍不住會勾勾搭搭，說不準一背過人就著急著脫褲子。

玻管局的“業餘組織部長”們分析，這次閻水拍很可能會讓朱姬牛挨個往前挪一步，在科長裡提拔一個人上來做總工程師。直接提拔一個科長做副局長，朱姬牛還不像當年那些脾氣耿直的好漢一樣，結夥反上梁山。有句話叫“是可忍，孰不可忍”。對朱姬牛來講，提拔陳奮遠屬“是可忍”，再若提拔一個科長像那種空中飛人一般從他們頭頂飛過去，那就“孰不可忍”了！閻水拍完全沒必要為提拔一個科長得罪三個縣處級。況且閻水拍是一個和善的老頭兒，遠沒有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壞蛋殘忍。剛在人家心頭紮了一刀子，傷口還沒有完全癒合，怎麼忍心再扎一刀子？上次提拔陳奮遠，導致朱姬牛較長時間以來與閻水拍面和心不和，開局務會和黨組會時，動不動就來個“凡是閻水拍擁護的我們就反對，凡是閻水拍反對的我們就擁護”，讓閻水拍局長很傷腦筋。這次若再惹蝨子頭上搔，讓朱姬牛狗咬尿泡——空歡喜一場，將這三個人惹翻，那就不僅僅是“兩個凡是”了，恐怕哪一個就會像許褚裸衣鬥馬超那樣，忿而往閻水拍那張老臉上吐唾沫星子。

看來這個副局長非朱鋒莫屬了！總工程師的位置將空出來。局裡泛起的第二層漣漪是：哪位科長來做這個總工程師？

我到玻管局工作不久就發現，玻管局的歷任總工程師都是學中文的。尤其是現任總工程師牛望月，上大學時學得是政治理論，畢業後分配到市委黨校做理論教員，因給市級領導講一堂政治理論課講得深入淺出，被在下面聽課的市委書記看中，三年前由市委黨校提拔到玻

管局任總工程師。那堂課所講內容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闡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種是說剖析小平同志的“三個有利於”。到底是“標準”還是“有利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玻管局工作三年，牛望月倒是忠實地實踐著一個“有利於”：凡是有利於自己的事情，就毫不猶豫鑽頭覓縫有時甚至赴湯蹈火去做——彷彿他是一名消防隊員。此人喜怒無常毫無品格，又吃紂王水土，又說紂王無道——正在眾人面前將閻水拍罵的一無是處，轉身見閻水拍進來，便又會面不改色邀功，說他正在向大家說閻局長的好話呢。此時閻局長若吩咐他去辦個事，他就會說，吃人家碗半，聽人家使喚，一邊說一邊奸笑著急忙開溜。此公人品差，又貪財小氣，他有句名言：有了錢，要命怎的？即使是一棵大白菜，他也會和傳達室老喬扯著不放。局裡那些工勤人員私下叫他“牛不放”、“牛小眼”，後來有人在洗澡時發現了他的塵根後，乾脆叫他“牛卵”——意思是這個人卵子大眼光卻短淺。

這樣一個從未在工業企業工作過的政治理論教員，竟在我們這個業務局擔任總工程師，讓人覺得有點滑稽和不可思議。好在牛望月調來時，一玻和二玻已下馬停產，不需要下企業檢查指導生產工作，因此牛望月這個總工程師也就看不出有什麼不稱職之處。好比一個學前班的音樂教員，原本是教孩子們唱歌的，現在讓他去教算術課，只要知道一加二等於三也不會捅出多大婁子。

這個總工程師的選拔範圍大家都清楚，當然是在八個科長中產生。八個科長一比較，有六個被淘汰。無論資歷，工作能力，還是年齡，以及任職時間和在局裡的威信，這六個科長都與另外兩個沒有可比性。這兩個被大家一致看好的科長，就是辦公室主任趙有才和業務一科科長馬方向。

趙有才主任和馬方向科長相比，有點難分伯仲的味道：兩人任職時間相同，任正科長都已五年；工齡相同，都是二十四年；年齡相當，都是四十二歲。只有學歷略有差異，趙有才是中專畢業，馬方向是大專畢業。可趙有才主任參加市黨校的在職幹部培訓，也在三年前拿到了大專文憑。而趙有才主任的人緣卻要比馬方向科長好一些。

那段時間，局裡突然出現了一些小小的騷動。同志們臉上都蒙上一層斯芬克司般的神秘表情。某個科室幾個人正扎堆說著話，別科室的人一進門，大家便開始“今天天氣哈哈哈”，或者王顧左右而言他。女同志談論誰的衣服漂亮，男同志開始交流段子——就是那種黃色小故事。有時甚至男女同志混雜在一塊兒講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女同志講的故事一般比較含蓄。比如那天馬方向科室一個人突然闖到我們科室來，大家便講故事玩兒。陶小北講：“五歲的丁丁與媽媽在人群中走散，他哭著向人們打聽，‘您沒看見一位媽媽嗎？她身邊帶著一個長得非常像我的小男孩’。”李小南講：“老師問學生，如果莎士比亞還活著，他會不會成為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學生答，當然會！無論如何世界上還找不到四百多歲的人。”康鳳蓮講：“一個賣肉的第一次去醫院看病，需打針，看到護士準備給自己注射，不由得一臉興奮地說，喲！原來你們這兒也興注水啊！”

講一陣兒故事，大家笑一陣兒。可康鳳蓮即使講故事或者講完故事別人笑的時候，也從不鬆一下繃著的臉。那天馮富強講的故事是甲乙兩先生對話。甲對乙說：“我有兩個壞習慣，令我困擾，第一個是裸睡。”乙對甲說：“這也沒什麼呀，第二個呢？”甲痛苦地說：“夢遊！”

我在笑聲中接上馮富強的話茬兒，講了個AB兩女士對話。A女士：“我先生昨晚不知又去哪兒了？”B女士：“假如你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晚上去哪兒了，你不必著急，因為你一旦知道後會更著急！”

下來輪到馬方向科室那個人講了，可此時不知誰抬腕看一下手錶，說：“呀，到下班時間了！”大家便說笑著往樓道外面走。馮富強走過去親熱地摟著馬方向科室那個人的肩說：“下次你給咱講一個比‘裸睡’和‘夢遊’更棒的！”馬方向科室那個人對馮富強說：“莫非你就是那位喜歡夢遊的先生？”馮富強說：“我當然不是，不過攤上這麼個先生，AB兩女士對話時就會更著急了！”此時恰好陶小北從馮富強身邊經過，馮富強笑著對陶小北說：“小北主任你說是不是這樣？”陶小北笑著瞥了馮富強一眼，沒有接他的話茬兒，卻對走在前邊的李小南說：“小南，你看馮富強像不像那個第一次去醫院看病的農民？”李小南迴頭瞧瞧馮富強，樂了。兩個美女笑靨如花，異口同聲望著馮富強說：“注水去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