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紀實] 【基蒂·凱利】南希外傳《全文完》

小璇

南希外傳  作者：基蒂·凱利


《南希外傳》

是由遠近聞名紀實高手基蒂·凱利脫稿的紀實小說，劃為二十五分章40萬字。

南希童年父母離異，她被送到親戚家寄養。

學生年代，她輟學進入好萊塢當配角演員，後來與在好萊塢剛剛走紅的羅納德·里根結婚。

他們夫婦對政治和占星術都有濃厚興趣。

在一次次的競選活動中，南希曾給里根不少幫助。

隨著里根當選加州州長和美國總統，南希先後成了州長夫人...

小璇

出版說明

本書描述的是美國前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的經歷和生活軼聞。

南希童年父母離異，她被送到親戚家寄養。學生年代，她輟學進入好萊塢當配角演員，後來與在好萊塢剛剛走紅的羅納德·里根結婚。他們夫婦對政治和占星術都有濃厚興趣。在一次次的競選活動中，南希曾給里根不少幫助。隨著里根當選加州州長和美國總統，南希先後成了州長夫人和總統夫人。她的政治傾向、社會活動，在本書中都有生動的描述。但本書不是政治評傳，它的筆、墨更多地用於通過個人生活中的秘聞秩事，描繪南希的為人。舉凡她同家庭成員的關係、同親朋故舊的來往，同圈子裡的人物以及周圍服務人員的接觸等等，書中都有許多細節的渲染。這是這本“外”傳的特色。

本書作者基蒂·凱利是《紐約時報》、《新聞週刊》、《家政》以及其他婦女雜誌的自由撰稿人，擅長披露名人秘聞。她曾寫過美國影星伊麗莎白·泰勒、美國前總統肯尼迪的未亡人傑奎琳、美國著名歌唱家弗蘭克·西納特拉等人的傳記。對於她的寫作風格，美國不少人不以為然，她因此被一些人認為是“遭人物議”的作家。但也有不少人喜歡她的作品，她所寫的上述傳記都十分暢銷。美國記者與作家協會還曾授予她1987年度的“傑出作家獎”，以表彰她“在大眾文化方面的大無畏的著作”。這次寫《南希外傳》，據她自己說，曾做了四年的調查研究，採訪了1000多人，其中包括里根夫婦的親朋好友、白宮工作人員，甚至通過間接渠道從他們子女那裡獲得了不少資料。這使她得以在書中塑造了一個栩栩如生的南希形象，以致此書剛一齣版，就被搶購一空。但是本書中的南希是否即是生活中的南希，她們在多大程度上相符或相悖，這在美國還是有爭議的。據說書中被涉及的人物中就有人聲明有關“報道失實”。我們當然無意介入這一爭論。我們翻譯出版基蒂·凱利的《南希外傳》，只是提供材料，供有興趣的中國讀者閱讀和參考。原書本無目錄，為醒目起見，我們加了標題。

本書篇幅較大，為了使它儘快同讀者見面，我們約請了較多的同志參加翻譯。譯者分工如下：

前言與致謝、一、二、三，鄭志國；四，吳(火斤)；五，吳(火斤)、張兵一；六、七、八，張兵一；九、十、十一，劉北成；十二，洪嘉；十三，金輔耀；十四，郭懋安；十五，郭懋安、趙湜；十六、十七，夏祖飛；十八、十九，王立弟；二十、二十一，夏祖飛；二十二，俞頌熙；二十三，俞頌熙、夏祖飛；二十四、後記，曹國忠；全書由李楓統校。

小璇

前言與致謝

我曾經以為，《他的道路：弗蘭克·西納特拉外傳》（班塔姆圖書出版公司，1986年）是我寫的書中最困難的一部。一些人被當時那個題目嚇壞了，擔心受到報復，拒絕和我談話。但是這種驚嚇和對南希·里根的恐懼相比，卻黯然失色。開始時，這一點顯得毫無道理。與弗蘭克·西納特拉不同，這位前第一夫人既與任何有組織的犯罪無關，據人們所知也沒有發過暴怒。所以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人們那樣怕她。但那些談到她時吞吞吐吐的人們的臉上，明顯地表現出內心的憂慮。

“她會毀了我。”一位前僱員說。“她會讓人稽查我。”一位她過去的鄰居說。“她會使我的丈夫被解僱。”一位前任白宮秘書說。

當我開始研究寫作這本書時，南希·里根是美國總統的夫人。她竟然會有這樣大的權力，實際的或想象的，這似乎很荒謬。於是，我認定人們的恐懼是沒有根據的，並把他們關於威脅的警告當作耳邊風——但1988年7月20日，事情發生了變化。

那天，我收到聯邦調查局弗蘭克·安德伍德從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打來的一個奇怪的電話。他問我是否在寫一本關於里根夫人的書，還問我根據《新聞報道自由法》我所要求得到的有關她已故母親伊迪絲·戴維斯的檔案是否用於這本書。這個電話使我吃驚，因為我的研究助理已經用她自己的名義根據《新聞報道自由法》遞交了申請。我說，這些正在收集的資料是用於這本傳記的，然後問他為什麼要打電話詢問此事，因為這樣做是非常罕見的。“我們僅僅想知道這些資料是否用於你的書。”他回答。他拒絕作進一步解釋。他是自己想這樣做的，還是在按照他上司的命令行事？他的上司有沒有向第一夫人報告？我不得而知，因為他拒絕回答。我的助手一連寫了五封信，提出了兩次行政請求，但她夫於得到有關戴維斯夫人的資料和暗中進行調查活動的要求還是遭到了拒絕。自那以後，我開始更加註意南希·里根的廣泛影響。

一些人對前第一夫人的恐懼是真實的，可以理解的；而另一些人的恐懼完全是愚蠢的，例如白宮首席招待員加里·沃爾特斯。我打電話問了他兩個簡單的問題：

（1）第一夫人在白宮住所用什麼樣的百合花？

（2）第一夫人在1989年離開白宮之前，給布什夫人留下了什麼樣的白蘭花？

“這些情況是個人隱私，”沃爾特斯說，“我無權把它透露給你。”

我想這些問題是無害的，於是大膽提出，白宮屬於每一個人，甚至那些寫傳記的人。因為第一家庭使用的花是用我們交的稅買來的，我不認為問這些問題有什麼不妥。而且，作家相信——正如建築師米斯·範德·羅厄過去經常說的——細節中有上帝，儘管它們可能看來毫無意義。但是，白宮招待員還是沒有被說服。

“這是保密情報，”他說，“你沒有權利詢問。”

在研究寫作這本書時，我給里根夫人寫了七次信，解釋說，我正努力寫一本深刻的傳記，我希望這本書能夠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在每一封信裡我都請求她接受採訪，甚至提出事先交給她我準備詢問的題目。我一直沒有得到回答，直到去年，南希·里根基金會的計劃部主任才答覆了我的第七封信，說：“里根夫人現在不能同意你的請求，而且我們也不能預見將來什麼時候能安排採訪。”

曾經受過文字中傷的我，知道當一個人被別人不公正、不準確地加以描寫時，是一種什麼滋味，而我永遠不想對其他人造成這種傷害是為了公正、準確和全面，我和我的研究助理試圖儘可能多地採訪在南希·里根的一生中瞭解她和與她共過事的人。我們找了南希的朋友、熟人、親戚、同學、演員同事、鄰居、僱員和羅納德·里根在加利福尼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政治助手。他們當中的一些人懂得真實的回憶最忠於歷史，因而談話坦誠，並被記錄在案；而另外一些人則以不使用他們的名字為條件接受採訪。最後，錄音採訪達到1002次。

我從總統文件、聯邦調查局卷宗、財政報告、納稅申報表、通信、日記、回憶錄、傳說、電影檔案、個人回憶、日程表和往來函件中提取材料。我努力超越“一個人的衣服和釦子”這一馬克·吐溫給傳記文學下的定義，以回答一個永久性的問題：“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我一直遵循約翰·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一書中有道者的信條：“沒有罪惡也沒有德性。有的只是人們做的事情。它們全都是一回事。有的人做得好，有的人做得不好，而對此任何人都有權發表評論。”

……①

①這裡作者接著羅列了她要表示感謝的長長一串名單，竟有7頁之多。其中有參與調查和研究的人員、她的代理商、圖書館館員、檔案管理人員、編輯、作家和新聞記者等。為節省篇幅，此處從略。——譯者

基蒂·凱利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1991年1月

小璇

一、編造的出生證明

在南希·里根的出生證明裡，只有兩項是正確的——性別和膚色。其他各項幾乎全是編造的。實際上，這份出生證明本身就製造了兩代人的謊言。

安妮·弗朗西絲·羅賓斯（即現在的南希·里根）出生時的情況被精心地加以改寫：

她修改了出生日期，隱瞞了出生地點，拋棄了她的父親。

在回憶錄裡，她聲稱忘記了她出生的醫院的名字，並補充道：“它在數年前燒燬了。”事實上，紐約的斯隆醫院並沒有燒燬，而且根據醫院的正式記錄，它根本就沒有著過火。

至於她的出生日期，她在69歲時忸怩地說道：“我還沒有想好。”根據出生證明的記錄，她生於1921年7月6日。但她長大以後，把日期改為1923年——因而使自己年輕了兩歲。

當她的母親在女兒的出生證明裡填寫自己的年齡時，她減去了4歲；南希出生時，她應該是33歲。她的丈夫是27歲，但她把他寫成28歲。

伊迪絲·勒基特的出生地登記為弗吉尼亞的彼得斯堡。實際上，她出生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她說自己是一個家庭主婦，但她是一個演員，這在當時是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職業。

安妮·弗朗西絲·羅賓斯不但為自己編造了新背景，而且編造了新前景。她的名字來自她父親的祖母的外曾祖母安妮·艾爾斯和她母親的祖母薩拉·弗朗西絲。南希，是她母親對幼年時的她的愛稱。17歲時，安妮·弗朗西絲到法院改掉了名字。她略去了父親的名字，也就最終把他拋棄了。

她在回憶錄中斷言，她的父親是“出生於富有家庭的一個普林斯頓大學的畢業生”，事實上，她的父親沒有上過普林斯頓大學，也沒有上過任何其他大學。他的家庭在馬薩諸塞州的匹茨菲爾德，並不富有。但甚至在南希與他斷絕關係以後，她仍堅持這些謊言。

當棕色頭髮、棕色眼睛的安妮·弗朗西絲誕生時，她的雙親居住在紐約市昆斯區弗拉辛的貧民區裡。他們在靠近鐵路的阿米蒂街上租了一座兩層木板房中的一層。

南希·里根花了很多年時間篡改事實，重新描述她的生活，以致把偽裝當成了真面目。在她成為第一夫人以前，假面具已經變成了她的臉。歷史近乎被欺騙了。

奧斯卡·王爾德在《謙謙君子》一書中寫道：“真理很少是純粹的，但從來不是簡單的。”恢復南希·里根的出生證明——這根她一直未能擺脫的、聯繫她過去的紐帶——將使全國有機會重新認識這位前第一夫人。看一看躲在面具後面的那張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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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放蕩粗俗的母親

“要了解南希，你必須瞭解她的母親和她為自己虛構的生活。”伊迪絲在芝加哥的一位朋友萊斯特·溫羅特說道。“她的母親編造了自己的生活，偽造了她自己。她創造了舞台、背景和所有道具。這些全是她信口編造出來的。我佩服得直搖頭，因為伊迪（我叫她迪德爾）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不幸的是，她的女兒沒有繼承她的精華，但她至少學到了一些東西，以使她的丈夫成為美國總統。”

“她（伊迪絲）有一張什麼樣的嘴啊，”溫羅特繼續說道，“伊迪有一張世界上最骯髒的嘴，她能講你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最骯髒下流的笑話，但是她完全扮演了一個南方美人的角色。”伊迪絲在慢腔調的音樂劇中，常穿插一些裝卸工人所熟悉的髒話，但總是加上“請原諒”、“請”和“謝謝”等一些優雅的詞。

伊迪絲·普雷斯科特·勒基特於1888年7月16日生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這是一個古板的時代，以至男女作家的書都要在圖書館的書架上分開擺放。但是，薩拉·弗朗西絲·惠特洛克和查爾斯·愛德華·勒基特的這個第七個、也是最小的一個孩子，將不屬於她的極端嚴謹的一代。

伊迪絲出生時，本傑明·哈里森是擁有38個州和22個地區的美國的總統。當時還沒有汽車和電話，打字機剛剛出現在市場上，一般美國工人每小時只掙22美分。在那個時代，‘一個人的出生地便決定了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便是她後來把自己說成南方貴族、把自己的家庭說成社會顯貴的原因。她的母親生於弗吉尼亞的彼得斯堡，以自己是一個南方人而誇耀。在伊迪絲未成年以前，她學會了甜蜜的口音，並編造說她有弗吉尼亞名門望族的高貴血統。她說自己是南方邦聯的女兒，出身於南北戰爭前的貴族。而事實是，伊迪絲的母親薩拉·勒基特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擁擠的愛爾蘭天主教區開了幾家供膳旅館，這一地區稱作“斯萬普德爾”（意即“遍佈泥潭的沼澤地”，當時的一位報人這樣寫道），而她的父親查爾斯·勒基特，是“亞當斯捷運公司”的一個鐵路護路員。

後來，伊迪絲又編造說，她家在弗吉尼亞的房子後面，有一片美麗的種植園，她在那裡上了一傢俬立寄宿制小學。事實是，她是在哥倫比亞特區貧窮的街道上長大的，她貧困、勤勞的雙親從一所狹窄的紅磚排房挪到另一所，她上了一所公立學校，但沒有讀到中學畢業就輟學了。在她生命的最初10年裡，她的家庭在4個街區之間搬了5次，但境況並未好轉。馬車和電車的出現使國都的市中心充滿了噪音，於是一些富有的居民乘坐優雅的馬車北上，轉移到比較安靜的地方。勒基特一家沒有錢搬家，所以只好繼續待在市中心一所淒涼的租來的房子裡，房子對面是輕便馬車的馬廄，不遠是亞伯拉罕·林肯去世的地方。

伊迪絲一輩子都用偽造的家譜欺騙新聞記者。“我是南方人，這是事情最巧妙的部分，”她在去世前幾年對一名作者說，“我的雙親必須北上，但是我母親的所有孩子都是回到彼得斯堡生的，為的是不讓他們一出生就是該死的北方佬。你覺得這一點有趣嗎？”

事實上，薩拉的所有孩子都是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出生的，只有第一個除外。在本世紀初，當她七次妊娠時，旅行130英里從哥倫比亞特區到弗吉尼亞的彼得斯堡，超出了勒基特一家的經濟能力，但並沒有超出伊迪絲的想象。

1907年，查爾斯·勒基特被提升為亞當斯捷運公司F大街分公司的經理。由於他的提升以及所有孩子（包括兩個女兒）都有了工作，家庭經濟狀況終於有所好轉，使他們得以搬進華盛頓的一所新公寓。不幸的是，幸運之神既給人以施捨，又予以剝奪。

1907年7月1日上午11點鐘，伊迪絲27歲的哥哥雷利走進賓夕法尼亞大街的加里克俱樂部，要了一杯酒。當服務員把酒端上來後，他把酒推到一邊，離開桌子，向俱樂部後面的一個閱覽室走去。他坐在沙發上，掏出手槍，擊中了自己的胸膛。俱樂部成員聽到了響聲，以為僅僅是有人過早地慶祝7月4日國慶節，但幾分鐘以後，他們發現雷利已頹然倒在血泊中，他的左手無力地下垂，握著冒著煙的手槍搖搖晃晃。“現在全都完了，”他奄奄一息地說，“給喬打電話。”

人們立刻找來了他的哥哥——哥倫比亞劇院的經理約瑟夫，一同來的還有他的父親、母親和兩個妹妹。他們趕到醫院，發現雷利還有知覺但生命垂危。子彈穿過了他的右胸，停留在脊髓膜上，使他的腰部以下癱瘓了。

“爸爸，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當他的父親走進房間時他說道。由於對與妻子和兩個兒子分居感到絕望，雷利說他感到沒有必要再活下去了。人們安慰他說，如果醫生施行手術取出子彈，他會活下去，但是他拒絕手術。看來，他是決心要去死了。

“這沒有用，爸爸。這沒有用。”他說道。

為了勸說兒子生存下去，老勒基特叫來了雷利年輕的妻子格特魯德，那時她正與父母一起，待在他們位於馬里蘭州勞雷爾的夏日寓所裡。她帶著兩個小孩和她的父親哈洛上校，匆忙趕到醫院。那時，雷利已因失血過多而不時處於昏迷狀態。悲痛欲絕的格特魯德衝到他的身邊，一再對她過去冒犯他表示道歉，請求他的寬恕。

第二天下午6時，醫生認為，進行手術搶救已經沒有希望了，並對他的親屬說，死亡就在眼前。格特魯德痛苦地坐在丈夫的身邊，任何人勸解都無濟於事。

“你高興見到我嗎，雷利？你高興見到我嗎？”她問道。

“我非常高興。”有一次他小聲說道。他顫悠悠地想坐起來抱她，但他的肺裡充滿了血，又無力地倒在枕頭上。他兩歲的兒子小雷利坐在父親的身邊，他已經有兩個月沒有見到父親了。

53歲的薩拉·勒基特已經埋葬了兩個兒子：路易斯出生一個月便夭折，查爾斯21歲時因患肺結核死去。她的女兒埃拉嬰兒時死於霍亂，而現在她又面臨第四個孩子的死亡——由於自殺。她坐在椅子上，身子前後搖擺，把頭埋在手裡抽泣著。19歲的伊迪絲和她23歲的姊姊弗吉尼亞離開了現場，她們心情不安，不願看到哥哥在臨終前和他的妻子、孩子和解的場面。

雷利於那一天晚上9時20分死去。7月4日，查爾斯和薩拉·勒基特護送兒子的靈柩到國會墓地，他們的好幾個孩子都埋葬在那裡。

三年之後，華盛頓市的居民將再一次讀到有關勒基特一家的新聞，但這一次的新聞人物是最小的孩子伊迪絲，她終於說服了她的哥哥喬，讓她出現在哥倫比亞劇團的舞台上。

“我沒有台詞要說。我只是躺在舞台上的一張床上，顯得很憂傷，”幾年以後她說道，“當幕布徐徐落下以後，我從床上跳下說道：‘不要哭，我活著。’我對觀眾講話！”

這個迷人的年輕女郎長著天使般的金髮和藍色的眼睛，那天晚上她受到觀眾的鼓掌和歡呼，儘管遭到家庭反對，她決心繼續在舞台上尋求未來。

開始時，她模仿劇團的主要演員，以便在需要時充當替角。當時在哥倫比亞劇團的劇目中，大多數都是一些無聊的愛情劇和喜劇。票價分別為25、50和75美分，而比較正規（有名望）的國家劇團管絃樂隊的票價達2美元。

關於她的最初的一則廣告寫道：“小伊迪絲·勒基特擁有美貌、才智和天賦……她的發音像壁爐邊蟋蟀的叫聲，她的眼睛是藍色的，頭髮捲曲。她的絕頂聰明、優雅風度和那張可愛而美麗的臉已引起了公眾的注意。”

伊迪絲一生的最大特點將是那個“絕頂聰明”。早年，她掌握了和誰打交道、和什麼樣的人建立關係的秘訣。她很快明白了要不斷往上爬。開始時，她利用哥哥喬在戲劇界的關係。當《危機》在紐約重新演出時，喬為她安排了一個角色。後來，她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個專門劇團裡演了一個季度。1910年回到紐約，參加《隨波逐流》的演出，但這齣劇很快便無人理睬。

伊迪絲毫不氣餒，她於1911年回到華盛頓，演出《探寶者》。《華盛頓明星報》提到了她，說她“持續的進步使她有希望很快實現許多朋友對她的預言。”

“發展的願望在各地都以鮮明的形式表現出來，至於這種發展以什麼或以誰為代價都在所不惜。”亨利·詹姆斯這樣描述20世紀初期的情況。或許，他描述的也正是伊迪絲·普雷斯科特·勒基特的野心，她決心不惜一切代價做一個演員。她接受給予她的任何角色，在夏日裡，跟隨演出固定劇目的劇團四處奔波，並把所有錢用於買緊身裙、圓頂狹邊的鐘形女帽、絲襪和白色羽毛等，把自己打扮成一個風騷女僕。“在劇團裡，你知道，一個人必須每週買一件禮服。”她對《波士頓旅行家和先驅晚報》說，“同樣的衣服絕不能穿兩次。這需要花很多時間和心思，更重要的是，要花很多錢。但我一點不吝惜。我獲得的經歷值得我付出一切代價”

那時，專門劇團像露珠一樣佈滿全國；每一個有歌劇院的城市，都在冬天把它變為戲院，以增加收入。即使像馬薩諸塞州匹茨菲爾德這樣的小城（在本世紀初有25000人口），也有一個專門劇團長期固定演出。在殖民地劇院（1400個座位）演出時，伊迪絲·勒基特被她的演員朋友稱作“勒基”，被認為是一個“迅速崛起的演員”。

幹了四年之後，伊迪絲開始認真看待自己的職業。當她的老闆——匹茨菲爾德帕克專門劇團的威廉·帕克讓她在波士頓演出的《如果你還有點人性》裡扮演瑪麗時，她拒絕了。她說，這個角色將損害她的職業聲譽。

威廉威脅說，如果她不接受就把她辭掉。她堅持自己的立場，提出從紐約找一個替身演員，由她支付工資和花費。“我甚至提出向她提供禮服。”伊迪絲說。

當帕克對她說她將被解職時，她向哥哥的朋友——《波士頓先驅者》的傑克·康諾利請求幫助。康諾利找到紐約的製片人喬治·科漢，他為伊迪絲在新建的《布羅德韋·瓊斯》公司裡謀了一個職位。伊迪絲立即表示接受，宣佈她將離開匹茨菲爾德。

“布羅德韋·瓊斯”的巡迴演出是喬治·科漢的告別演出，同時它給了伊迪絲一個機會，使她能夠與這位本世紀初美國戲劇界最活躍的人物建立聯繫。她抓住了這個機會，希望將來科漢能夠讓她在百老匯演出時擔任一個角色。他從未滿足她的這一要求，但伊迪絲掌握了宣傳的藝術，她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劇團所到的每一個城市的海報上。她從未忘記用粗俗的浴室笑話取悅男記者，並總是心甘情願地為攝影師擺姿勢拍照。有一天，她帶著一條演出用的狗走進一家飯館。她坐下來，要了兩份飯，一份為她自己，一份為她的狗明星。服務員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說道，讓狗吃飯館盤子裡的飯不符合制度。

“那好，”伊迪絲喃喃地說，“我自己有盤子。”她打開皮包，從裡面拿出一條圍嘴、一隻銀盤和一塊愛爾蘭亞麻餐巾。後來，她向出納員抱怨說：“這不是一條普通的狗，它是一個演員，曾在《布羅德韋·瓊斯》裡擔任一個重要角色，並在波士頓和紐約的狗展覽會上得過好幾次大獎。它非常敏感，我想你們的服務員侮辱了它。以後我們將到別處用餐。”

伊迪絲在《布羅德韋·瓊斯》劇團裡的表現獲得了驚人的好評。一個俄亥俄州托萊多的戲劇批評家讚揚她的表演“像少女，有意思”。《明尼阿波利斯雜誌》的批評家甚至評論她的禮服，“像大多數南方女孩一樣，勒基特小姐對服裝有一種天然的審美情趣。”他寫道，“她穿的禮服總是最吸引人。在眾多女演員中間，她在六年時間裡便脫穎而出。或許當她下次來演出時，會成為劇團的主角。”

1913年，伊迪絲25歲但自稱只有20歲時，她宣告與出生於“富有的、紐約著名家庭”的愛德華·布朗訂婚。她說，她將在結婚後離開舞台，以後幸福地在匹茨菲爾德生活。但他們的關係沒有持續下去，伊迪絲仍留在匹茨菲爾德，繼續她的職業。她走紅了，但當時幾乎沒人認為她的職業是一個高尚的職業，旅館門口仍然掛著“演員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在大多數同齡人結婚並有孩子之後，伊迪絲還是單身一人。她炫耀與女演員阿拉·納齊莫娃（劇團最有名的同性戀女子）的友誼。她是一個熱情的女權主義者，說如果美國婦女有投票權，她們將消滅在美國僱用童工的現象。

伊迪絲放蕩，喧鬧，充滿了粗俗的幽默，並藐視常規——她公開吸菸和罵人——但她同時廣交朋友，其中包括威廉·帕克，他後來請求她再次加入他的劇團。在匹茨菲爾德，她遇到並愛上了一個比她小六歲的英俊青年，再一次決定結婚。

肯尼思·西摩·羅賓斯出身於一個新英格蘭的古老家庭。他是約翰和安妮·艾爾斯·羅賓斯的獨子，他們住在布雷頓特勒斯的一套寬敞的房子裡。肯尼思是伯克郡人壽保險公司的推銷員。他父親是蒂洛森製造公司的副總裁，他母親是美國第一個聖公會的修女安妮·艾爾斯修女的曾侄孫女，她幫助建立了紐約市的聖盧克醫院。肯尼思一家為他們的祖先感到自豪。其中肯的外祖父弗雷德里克·奧古斯特·弗朗西斯上尉是內戰中的英雄，他與一位將軍的女兒、匹茨菲爾德的創立者之一的孫女伊麗莎白·魯特結婚。

肯的父母對於他們22歲的兒子與一個女演員談情說愛感到不悅，尤其是這位女演員的年齡比他們的兒子大得多。但是肯被這位當地的美女迷住了，她具有同母親一樣的精力和熱情。“他自然會被一位像他母親那樣意志堅強的女人所吸引，因為儘管肯很可愛、很有魅力，但他是一個懦弱的男人，一個媽媽的好兒子。”他的一個堂兄弟說。

1916年6月27日，伊迪絲和肯悄悄來到佛蒙特的伯靈頓，由一位公理會的牧師主持結婚。27歲的新娘在結婚登記表上聲稱只有24歲，於是她比22歲的新郎顯得只大兩歲。

蜜月之後，伊迪絲和肯回到伯克郡，在紐約的佈雷納德，肯的父親擁有一套農場住房，在那裡，他們開始了婚後生活。

九個月之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對德國宣戰。肯應徵入伍，在軍需部隊任軍士，1919年1月22日復員。他的光榮退伍證書說，他是一個具有“優良”品質、“誠實而可信”的人。

肯的父親於1917年去世，給他留下了一些錢。於是他和伊迪絲搬到紐約，他在那裡為一家人壽保險公司當代理人。伊迪絲的朋友阿拉·納齊莫娃在《陷階》裡給了她一個小角色。

1920年，結婚四年以後，32歲的伊迪絲懷孕了。肯想回到匹茨菲爾德撫養孩子，但伊迪絲不聽。”在經過努力但未能打入電影業之後，她決心繼續在百老匯追尋她的夢想。肯順從了他的絕頂聰明的妻子的意願，繼續與她一起待在紐約，直到他無法忍受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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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繼父洛耶·戴維斯

“南希試圖詆譭父親的形象，說他從沒做過好事，他賣二手汽車，說他在她剛一出生時就拋棄了她，並使她的母親變得赤貧。”從小就認識南希的肯尼思·羅賓斯的堂妹凱思林·揚說，“讀到這些時我的心都碎了，因為那完全不是真的。”

“關於她父親，她說了很多惡毒的話，說他怎樣虐待她，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善良可親的人。”瑪麗安·斯溫格爾說，她是肯的妹夫娶的第二個妻子。

在家庭成員中，肯尼思·西摩·羅賓斯遭到他惟一的孩子的詆譭。她不滿父母婚姻的破裂，因為這使她在未成年時成為親戚們監護的對象。她後來對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蘇珊·克羅斯蘭談到那些年的情況：

“早期童年生活當然留下了它的痕跡，”南希在1985年說，“但任何東西都在你身上留下痕跡。對不對？我不很善於用心理分析法治療自己。”

在整個一生中，南希避免各種自我分析。她總是用一些籠統的、似是而非的話，搪塞有關她童年生活的問題。“那是過去美好時代的一段過去了的美好時光，那是一個平靜的時代，在一個平靜的地方。”她在自傳中寫道。那時，她已經有意將記憶中不愉快、不舒服的部分掩蓋起來。她完全信奉這樣一種觀點：通過否認過去而更改自己的命運。然而，她一直未能掩蓋她在成長過程中，由於沒有父親和母親在身邊而遭受的傷害。一層淡淡的憂傷似乎一直籠罩在她的周圍，使她經常為一些瑣碎小事而輕易落淚。這種傷害使她一生中總有一種持續的不安全感，使她不能自然地給予和接受愛。而這，反過來，也在她的孩子們的身上打上烙印。

在分娩以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裡，伊迪絲試圖使自己成為一個賢妻良母，但她從來未能徹底抖落舞台的灰塵。當她認為南希應該接受洗禮時，她選擇了搞同性戀的朋友阿拉·納齊莫娃作為教母，這使清教徒婆婆大吃一驚。“齊姆”（伊迪絲對納齊莫娃的稱呼）是一個著名的無聲電影明星，以在她自己的好萊塢宮舉辦集會而聞名，後來那裡變成為安拉飯店的花園。納齊莫娃把魯道夫·瓦倫蒂諾搞得神魂顛倒，他接連娶了她圈子裡的兩個同性戀女子。

“伊迪絲對我說她和阿拉·納齊莫娃是非常親密的朋友，但她們之間是否有過同性戀關係我不知道。”萊斯·溫羅特說，“她們在舞台生涯的早年，可能有這種關係，但是當迪德爾再婚並搬到芝加哥以後，我想她可能馬上躲開了。”

作為一個剛剛成為母親的人，伊迪絲以讓別人看她的孩子而高興。“喂，你一定來吃飯，見見我的丈夫和我們剛出生的孩子。”伊迪絲對西雅圖的國王廣播公司的創立者多蘿西·斯廷森·布利特說。後者回答道：“我非常高興去。我還想給你剛出生的孩子帶一件禮物。她需要什麼？”

“我想讓我的孩子得到一本書，”伊迪絲說，“我請求我所有的朋友都給我的孩子送一本書。”

“一本書？一本嬰兒書嗎？”

“不，我不想要一本孩子喜歡的書。我想要一本你喜歡的書，因為將來，當我的孩子長大以後，她將有一個可觀的豐富多采的圖書館。所以，請帶來一本你最喜歡的書。”

伊迪絲拒絕困於家庭主婦的責任，她像過去一樣接受任何人發來的請帖，和她的丈夫或單獨一個人出席雞尾酒會，有時還抱著孩子參加這些活動。到1923年，當母親已經像當妻子一樣，對她失去了吸引力，於是肯尼思·羅賓斯回到匹茨菲爾德和他母親住在一起，而伊迪絲在曼哈頓西區第49街租了一間房子，決心在一個巡迴劇團裡重操舊業。她把兩歲的南希送到了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寄養在她姊姊和姊夫的家裡。她的姊姊叫弗吉尼亞，姊夫奧德利·加爾佈雷思是一個善良、可靠的人，自1904年與伊迪絲的姊姊結婚後，一直對勒基特一家忠心耿耿。伊迪絲感到，他和弗吉尼亞能夠為她的孩子提供一個比她自己所能提供的穩定得多的環境。

在以後五年裡，南希在貝塞斯達的巴特利帕克一座擁擠、狹小荷蘭殖民地時代的房子裡，與她的姨媽、姨父、五歲的表姊夏洛特和一隻硬毛小獵狗金格生活在一起。房子裡只有兩間臥室，但他們設法在樓上的走廊裡為南希安排了一個睡覺的地方。“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小的房子裡，今天我能夠說出任何一個微小的細節。”很多年以後她說道。

她隱瞞了童年生活的其他細節，或在公開發表時重新加以編織。她寫道，在她四歲或五歲時，得了兩次肺炎，她“病得很厲害”，傷心地哭著喊她的媽媽。比她大三歲半的表姊夏洛特一點也想不起來這次生病的情景。她也不記得南希曾經想過她的媽媽。“但如果她這樣寫了，我想這一定是真的。”她恭敬地說道。南希還寫道，有一次媽媽來看她時，給她帶來一個亞麻色、捲曲的瑪麗·皮克福德假髮套，她非常喜歡。夏洛特對這個故事感到疑惑，說道：“不……不，這一點我也不記得，但如果南希這樣寫，我想……我想一定有過這回事。”

南希在關於童年生活有選擇的回憶中，從來沒有提到她的父親試圖同她保持聯繫，但夏洛特記得，肯尼思·羅賓斯和他的母親——南希親切地叫她南尼——多次來貝塞斯達看望她。安妮·艾爾斯；羅賓斯是一個端莊、滿頭銀髮、喜歡渾身灑滿紫羅蘭花露水的婦人，她喜歡南希這個惟一的孫女，從來不想與她失去聯繫。她總忘不了南希的生日，送給她聖誕節禮物、感恩節賀卡和萬聖節糖果。

南希童年時，每年夏天都去她父親和祖母在新澤西州維羅納的家玩。家庭照片表明，在1927年查爾斯·林德伯格單機不著陸飛越大西洋不久，肯和南尼帶南希到海邊玩，因為照片上的南希拉著父親的手，身穿泳裝，泳裝上用鮮豔色彩印著林德伯格著名的飛機“聖路易斯幽靈”。

南希和夏洛特都能生動地回憶起的是南希的母親——一個風騷的金髮演員，她經常裹著澱熊外套，帶著許多禮物，來到鎮上。她在貝塞斯達的夜總會里跳舞，講她沿途與斯潘塞·特雷西、柯林·穆爾、沃爾特·休斯頓以及扎蘇·皮茨的離奇故事。“我喜歡伊迪姨媽，”夏洛特回憶道，“她真了不起。當她在紐約演出時，我母親帶我們去看她……我們去了好多次。”

南希也高興地記得這些旅行。“去看母親好玩極了。我喜歡穿起她的舞台服裝，戴上她的面具，假裝我在扮演她的角色。“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她演出，從來不感到厭煩。通常我坐在觀眾席上，但有時坐在舞台兩側觀看。我不記得這些劇的名字了，但我確實記得男女演員和舞台工作人員的容貌。舞台工作人員待我特別好。”

1925年，南希·羅賓斯開始乘坐她表姊夏洛特的校車到西德韋爾弗蘭茲上學前班。第一年，加爾布雷恩交了150美元的學費，後來她母親繼續為她交費，相信讓她女兒上一所華盛頓最好的私立學校、與上層社會的孩子們交往是非常重要的。西德韋爾弗蘭茲的校友中包括諸如查爾斯；林德伯格、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和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的孩子們等重要人物。南希在這個教友派學校裡呆了三年，但沒有給她的同學留下什麼印象。

“我完全不記得這個名字了。”瑪麗·諾伊豪澤·達夫說。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她。”卡羅林·赫德爾·韋爾斯說。

“我記得托馬斯·霍爾庫姆將軍的女兒，她爸爸那時是海軍陸戰隊的司令。”勒魯瓦·金說，“還有松平勢津子，她是日本皇室成員秩文宮妃。我還記得墨西哥大使的兒子，但是，很抱歉，我不記得有一個南希·羅賓斯或安妮·弗朗西絲·羅賓斯。她到底是誰呀！”

她那時是一個胖墩墩的小女孩，長著一雙棕色的憂鬱的眼睛，喜歡安安靜靜地玩她的洋娃娃。她說，每個星期六晚上，她舅舅奧德利來時，都給她和她的表姊帶來一大塊奶油巧克力，這對她來說可算是最好的禮物了。“當你沒有很多禮物時，一些小禮物也顯得很珍貴。”她回憶說。吃似乎填補了這個小女孩的空虛。她個頭僅次於高大強壯的表姊，胖得像個奶油球。若干年過後，夏洛特還記得，南希獨自一人，坐在那裡吃她母親帶來的一盒巧克力。那天，兩個女孩各得到一份糖果之後，這盒巧克力被放在高高的櫥櫃的頂層。然後夏洛特和她的母親去市中心，當她們回來時，發現胖墩墩的南希正獨自一人坐在那裡吃。對於一個長大以後變得骨瘦如柴的人來說，這真是一幅值得紀念的圖畫。

伊迪絲·勒基特對於自己的職業的展望一直未能實現，她僅僅在一些評價不高的劇中擔任一些二流角色。當她每週掙60美元時，她忌妒地看著一些比她強的人去了好萊塢，在那裡，他們享受乘坐火車的補貼，每個工作日，包括排練，有幾百美元的薪水。到1928年，故事片，而不是舞台，明顯引起全國觀眾的興趣。40歲的伊迪絲知道，她成為明星的光榮之路已不復存在。

“於是她感到痛苦，”她的朋友萊斯特·溫羅特說，“她去芝加哥上演喬治·科漢的《嬰兒塞克隆》，有人介紹她認識了洛耶·戴維斯。戴維斯是一個不成功的但兢兢業業的醫生，他因妻子與別人通好而屈辱地離婚，住在旅店裡。她把洛耶當作救生索，緊緊抓住他不放。她想使自己獲得合法地位並給女兒一個好運氣。在以後幾年裡，她改變了自己和這位陰鬱的男人，使他離開伊利諾伊蓋爾斯堡的錯誤軌道，成為芝加哥社會中引人注目的人物。這是她所做的最成功的表演，為此我向她致敬。”

這位絕頂聰明的女演員知道，只要有適當的病人，一個貧窮的醫生就能夠變富，而她通過社交活動，能夠提供這樣的病人。於是，當她幾個月以後和沃爾特·休斯頓因上演《大埃爾默》回到芝加哥時，便在東皮爾森大街租了一間公寓房住下來，以引誘那位醫生。醫生的前妻珀爾前不久在裡諾與他離婚，帶著他們的兒子理查德到貝弗利山重新結婚去了。一年以前，肯·羅賓斯要求伊迪絲與他離婚，以便與帕齊·克羅斯結婚。伊迪絲與她的丈夫在婚後11年時間裡關係很好，但還是同意了。1927年11月21日，他們在新澤西的特倫頓以背棄為理由，提出協議離婚。1928年2月23日，最後判決下達，幾個月之後，肯在新澤西再婚。他此後一直住在那裡，並繼續經常看望他的女兒，直到她長到20歲。伊迪絲確信，南希每年夏天都去新澤西，與他、他的妻子和南尼·羅賓斯住一段時間。

1928年，當奧德利·加爾佈雷思得知他將被調往亞特蘭大時，他和弗吉尼亞把南希送到芝加哥她母親那裡，伊迪絲把他們都介紹給洛耶·戴維斯。她說，就是這個人，他能夠使南希不再穿舊衣服，給她買玩具，並最終把她從貝塞斯達貧窮的郊外引導到芝加哥閃光的黃金海岸。跟他在一起，她能夠指望有自己的臥室，上私立學校，參加女子初登社交界的舞會。自然，南希希望她母親儘早結婚。

韋斯利紀念醫院的外科主任艾倫·卡內維爾醫生可不那麼熱心。作為洛耶·戴維斯的良師益友，他曾勸告戴維斯：“不要死命抓住一宗糟糕的生意。”卡內維爾不認為這個帶著一個年幼的女兒、離了婚的41歲的女演員是他的助手的最好選擇。卡內維爾擔心，自己曾經也想當演員的洛耶·戴維斯僅僅被伊迪絲的舞台生涯和她認識的所有明星所迷惑。卡內維爾醫生堅持讓伊迪絲在她自己的公寓裡為他做一頓晚飯，看她是否誠心誠意地成為一個醫生的妻子。伊迪絲表現得很馴服，迷惑了這位上了年紀的外科醫生，使他相信，她準備放棄舞台生涯，完全獻身於她的丈夫和她的丈夫的醫療事業。“我將永遠不考慮重返舞台。”她發誓說，“一些女演員在婚姻和舞台生涯上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我本人將不冒這個風險。”卡內維爾醫生被她說動了。

1929年5月21日，伊迪絲和洛耶在芝加哥市北密執安大街上享有社會聲望的第四長老會教堂的小教堂裡，舉行了婚禮。參加者僅僅有卡內維爾醫生和7歲的南希。西北大學實驗外科的副教授戴維斯醫生33歲，新娘41歲。第二天，《芝加哥論壇報》及時地在社會版予以報道，其中寫道：“戴維斯醫生和他的新娘都說年齡為33歲。”

雖然伊迪絲年齡比她丈夫大，但由於消遙自在、漫不經心，她顯得年輕得多。她毫無拘束，能夠滿不在乎地讓一個看門人給她繫好上衣後面的扣子，或攔住一個陌生人，讓他幫忙拉好緊身裙的拉鎖。她和從出租汽車司機到清潔工的各種人隨便交談，而洛耶·戴維斯則很少和他認為地位比他低的人交談。

“他是一個嚴厲、令人生畏、極端古板的人。”萊斯特·溫羅特說。

伊迪絲結婚以後，抓住了所有重要的社會聯繫。她通過和洛耶一起經常訪問各個醫院，與他的學生交朋友，看望病人和義務工作，搞熟了同他的醫學界同事的關係。她甚至在帕薩萬特醫院開了一家禮品商店。

然後她參加了第四長老會教堂的工作，致力於募捐、義演和慈善活動。如果有一個可以巴結的名流，一個可以參加的委員會，一個值得倡導的事業，她從不落後。她模仿芝加哥社會貴婦人的樣子，討好肉類工業女巨頭斯威夫特、阿穆爾和卡達希，巴結阿布拉·洛克菲勒和海倫·裡格利等女繼承人。作為一個醫生的妻子，她得以進入上流社會圈子，並充分利用了這種權利。儘管要被收入社會名人錄，還得花費33年的時間，並且要等她搬到亞利桑那之後，她確實設法使自己和她丈夫被邀請加入不公開的卡西諾俱樂部。

“那僅僅是一個小規模的美食俱樂部。”一個芝加哥貴族家庭的後裔、1937年男子拉丁學校的畢業生羅伯特·麥克勞德說。麥克勞德被伊迪絲褻瀆的言詞所觸怒，從不承認她對她丈夫的事業有什麼貢獻。“她從來不是婦女體育俱樂部的成員，醫生也不屬於芝加哥俱樂部，該俱樂部是全市最排外的俱樂部。但是，戴維斯醫生是一個非常好的醫生。他在波士頓的哈維·庫欣醫生手下從事研究，人們都很尊敬他，這像我的父親，他是芝加哥第一國家銀行的總裁，並且任帕薩萬特醫院的理事。儘管如此，我認為戴維斯夫人使他的社會地位下降了。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他竟……和她結婚。她太……沒有人喜歡她那張臭嘴，而且她是一個那樣一心往上爬的人。太粗俗了。我甚至不認為她符合醫生關於做人的標準。她沒有貴族血統、優雅的風度以及良好的性格。”

“她太俗氣了，”南希在女子拉丁學校的一個同學說，“我父親是一個外科醫生，他對於戴維斯醫生的離婚和再婚不以為然。在那個年代，人們認為醫生應該首先同醫學結合，然後才是與妻子結合，而且他們從不離婚。這是當時的慣例。”

伊迪絲是在大蕭條的前夜與她丈夫結婚的。在大蕭條時，洛耶·戴維斯掙錢養活自己都很困難，更不用說養活一家人了。為了支付他們在東特拉華廣場公寓的房租，給她丈夫買開司米茄克衫，使他能夠在衣著上符合大外科醫生的身份，給她工人階級的婆婆買衣服以及使女兒進入高等的女子拉丁學校，伊迪絲整日在廣播電台工作，充當廣播連續劇的女演員。

她丈夫做一例前腦葉切除手術僅掙150美元，她通過在全國廣播公司演出《貝蒂和鮑勃劇》——一個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的連續劇，每月拿回500至1000美元。她善於模仿，扮演鮑勃的操一口做作的美國英語的貴族母親德雷克夫人，然後又扮演一個貧窮的黑人女傭馬蒂。對東海岸的普通廣播，電台付給她15美元，對西海岸的重複廣播，付給她10美元，另外10美元是在其他電台上夜班掙到的。她每週掙175美元，此外還要加上她演出《馬·珀金斯》、《百老匯的灰姑娘》和《繼母》等其他連續劇的收入。這些劇，她一直演到1944年。

此外，伊迪絲還不辭辛苦地巴結芝加哥市各報的社會編輯。她通過在一起吃飯、喝茶、參加雞尾酒會等和他們交往，並經常打電話互通上流社會的新聞。每年聖誕節，她都給他們送去她自己製作的一罐芥末，罐子上寫著：“產自洛耶·戴維斯夫人的廚房”。毫不奇怪，她以“本市主要神經外科醫生之一洛耶·戴維斯醫生的夫人”的身份，頻繁見諸於社會版。

儘管丈夫是一個共和黨的堅定支持者，但伊迪絲設法與芝加哥市有影響的民主黨市長愛德華·凱利結盟。作為一個演員，她深諳演說的技巧，於是她幫助市長準備公開演講稿，這種作法使她後來獲得了巨大經濟好處。她和南希陪伴凱利出席1932年在芝加哥召開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報紙上登載了她的照片，照片註明她在教11歲的女兒掌握複雜的政治性集會的技巧。

“伊迪與洛耶結婚，就像是米開朗基羅第一次來到西斯廷教堂。她將使自己完成一部傑作。”萊斯特·溫羅特說，“洛耶有證書，而她有精力。他們結婚後，都從對方身上得到了很多。他得到了一個精力充沛的人，這個人將為他掙錢併為他拉關係，而她則為自己和女兒的身上披了一塊安全的毯子。沒有伊迪，洛耶永遠不會在芝加哥有所作為。而沒有他，她也不會被上流社會所接受。他們付出了代價，但彼此都得到了想要得到的東西。她決心使他成為全市最受人尊敬的醫生，並使他被列入社會名人錄，而這將為南希成為上流社會的女子鋪平道路。

“伊迪在婚後的最初15年裡，力圖在東湖濱大道買一套公寓房，這是芝加哥最高級的一個街區。外科醫生那時掙錢並不很多，所以她還得工作。有一次我問她，為什麼她那麼辛苦自己，她的回答使我終生難忘：‘即使我要吞吃糞便，我也要使洛耶成為這個城市最好的醫生，使南希走進卡西諾俱樂部。’為了生存和發展，伊迪絲能夠做任何事情。她有開拓者的勇氣，美國第一流的開拓者的剛毅。如果你看見一頭熊帶著兩個幼崽，你殺死熊，把它吃了，帶走了兩個幼崽以便讓它們長大，以後你還會把它們也殺掉。她有的就是這種勇氣。”

伊迪絲終於擺脫了斯萬普德爾。為了彌補南希在貝塞斯達的損失，她讓她在密執安北部的凱丘瓦營度夏，在百慕大過復活節，併到歐洲去旅行。在南希16歲生日時，她送給她一輛用紅色皮革襯裡的黑色“墨丘利”敞篷車。她現在相信，人們能夠僅僅以容貌、衣服和物質財富而令別人羨慕，於是她據此培養她的女兒。“打扮得漂亮就美麗——我母親就是這樣對我說的，而我現在也這樣教導南希。”她說道。

“我見到南希時，我12歲，被她擁有的一切驚呆了，”南希的堂妹凱思林·揚在兒童時代曾去過戴維斯的家，她說，“我在法國一所教會學校裡學習了幾年後回到美國。在我看來，南希是那麼高貴，因為她在浴室裡掛了一雙安哥拉毛襪，我還沒有見過任何有錢人買得起安哥拉毛襪。我想這真了不起。我一直喜歡伊迪絲，因為她有很多笑話，但她與洛耶·戴維斯結婚後改變了。我想她結婚是為了安定和……嗯……她還是好極了，但是她改變了……她不像過去那樣無憂無慮了。”

伊迪絲變得像她的丈夫一樣偏執。“而洛耶是世界上最偏執的人。”萊斯特·溫羅特說，“他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稱黑人為黑鬼，還對閃米特人持有成見，總是輕蔑地稱呼所有的猶太人為凱克。他憎恨遇到的一切天主教徒。他的母親是一個工程師的妻子，擔任“東方之星”（一個共濟會團體）的會長，每當一個天主教徒走進屋，她總在地板上唾一口。

“洛耶也是如此。芝加哥有一個叫邁克·艾戈的聯邦法官，他從蓋爾斯堡娶了一個可愛的信奉天主教的姑娘，而洛耶總是把文戈夫人叫作‘那個天主教壞女人’，當然，不是當著她的面，而是在她的背後。”

在醫學界，在實習醫生和為他工作的人當中，洛耶也不隱瞞自己的偏見。一些人對他的惡毒的種族主義立場感到憤怒，當他們到芝加哥貧民區去接生時，心懷惡意地勸說黑人母親給她們的孩子取名“洛耶”。

在對待黑人的問題上，伊迪絲像他一樣坦率。她曾為宣佈第一屆芝加哥國際電影節計劃，在她的湖濱大道公寓舉辦了一個晚會。電影節的公共關係主任到來時，帶來了一個後來獲得普利策獎的黑人詩人格溫多林·布魯克斯。在布魯克斯夫人走進她家以後，伊迪絲把公共關係主任拉到一邊。

“那個黑女人是誰？”她問道。

“啊唷，那是格溫多林·布魯克斯，”公關主任說，“她剛剛被提名為伊利諾伊州的桂冠詩人。”

“我不在乎，”伊迪絲厲聲說，“我甚至不允許在家裡使用黑人傭人。請把她趕走。”

“很抱歉，我不能這樣做，戴維斯夫人。”

“你必須做，否則我解除你的工作。”

“我做這工作一年只得到一美元，歡迎你解除。”公關主任說道，堅持著她的立場。很多年以後她說：“我們沒有離開晚會，而我也從沒有向格溫多林·布魯克斯提及此事，但是我想，她在那裡不會感到很自在。”

據我們所知，曾走進戴維斯家的另一個黑人是歌手厄撒·基特，她的來訪也是偶然的。她是作為卡羅爾·錢宇的客人來的，伊迪絲曾邀請錢寧來喝茶，讓她帶來一些正來芝加哥演出的隨便什麼“劇團的人”。當錢寧帶著這個遠道而來的黑人歌手走進戴維斯家時，她因帶來“那個女人”而受到夫婦倆的嚴厲斥責。

伊迪絲有一次在菲尼克斯接受電台採訪時，嘲笑南希最喜歡的顏色是紅色。“當我說這句話時，她氣得發瘋……但是正像我對你說的——像黑鬼那樣——任何顏色，只要它是紅色的。”

像斯潘塞·特雷西這樣的電影明星，同意戴維斯夫婦的右翼政治主張，與他們關係很好，其他人則不然。默納·洛伊有一次去他們家赴宴，氣得中途拂袖而去。“當他們開始謾罵艾德萊·史蒂文森和他的人道主義政策時，”她說道，“我從餐桌旁站起來，輕蔑地看了一眼這群富豪，然後徑直向門口走去。”

“洛耶·戴維斯的反猶立場是盡人皆知的，”在洛杉磯開業的芝加哥人雷·韋斯頓醫生說，“那時各個醫科學校的猶太人有一定限額。諾斯韋斯特思可能只有8％或9％的猶太學生。”

有一個猶大學生雖然被洛耶·戴維斯的偏見所刺痛，後來卻很尊敬他。“公平地評價我過去的老師，我不能說他的反猶態度是很惡毒的，但我承認他有一個大難題。”他說道，“他不能說猶太這個字眼。在我認識他的35年時間裡，我從來沒有聽他說過這個字眼。他完全不能這樣做。他常說‘你們的人民’。如果你讀過他的自傳《一個外科醫生的奧德賽》，你會明白他的反猶態度是從哪裡來的。當洛耶在庫克縣醫院做實習醫生時，他們班裡有一個猶太醫生竟向死者家屬賣驗屍分析，每份索要35美元。這是很不道德的，而洛耶認為，如果一個猶太人這樣做，他們全體將統統是一幫騙子。有一次他向我承認了這一點……然而，他根據他自己的方式判斷。他很正直。

“當我在帕薩萬特醫院作他的私人職員時，他考察了我的服裝和我的用餐風度，說道：‘好。我不大看得出來你是一個來自韋斯特賽德的小凱克。”和他在一起工作三個月之後，我說我想留在帕薩萬特醫院。我工作非常努力——一天工作12小時——並且人人都喜歡我，但是洛耶說道：‘我認為你最好回到你們的人民那裡。”這意味著我應該會邁克爾里斯醫院，當時那是猶太男孩子的避難所。

“伊迪絲開始時常到醫院來，有時洛耶發怒，當著病人的面叫我凱克，她會在帕薩萬特的走廊裡迎接我，摟著我並給我買一罐可口可樂。所以我喜歡她。”

儘管伊迪絲的信仰不為所有人贊同，但她的性格像磁石一樣把人們拉到她身邊。“我第一次見到伊迪絲是為全國廣播公司拍攝由印第安納標準石油公司贊助的廣播劇。”瓊·凱·迪鮑說道，“演員中有伊迪絲和唐·阿米奇，她講的笑話是世界上最粗俗的，但人人都喜歡她。我用棉紗做了一些洋娃娃，準備分給劇組中的每一個人。有一天，我把它們帶到排演場，伊迪絲看到了，對我說：‘我想要一些給我的女兒。’於是我為南希做了一套，她那時正在收集洋娃娃。我這樣做是因為我喜歡伊迪絲。”

“你不能不喜歡她，”萊斯特·溫羅特說，“她是一個嬌小可愛的女人，講話時帶著假冒的誇張的南方口音，總使你感到願意待在她身邊。是的，她的裝束像一名招募來的土耳其水手，講著猥褻的衛生間笑話，但洛耶假裝沒聽見，因為她掙錢支付全家的費用，並把他介紹給他應該認識的人。我對她那樣迷戀，以致做了她40年有教養的奴隸。她能夠讓人們為她做任何事，我想說，儘管南希從來沒有她母親的魅力和親切感，自然也學會了如何利用才智操縱別人。她是由一位第一流的社交能手教育出來的。”

當小南希開始努力贏得洛耶·戴維斯的愛時，並沒有忘記這些經驗。她盡一切努力博得他的好感，使他能夠收養她。“我經常和他一起去旅行，開著我們的車去加里或西塞羅看望病人。或者在週末……到他在諾斯韋斯特思的辦公室和試驗室，看著他工作。”她說。她安靜地看著，因為他工作時不允許任何人講話打擾。

“我記得南希告訴我，當戴維斯醫生星期六帶她去做手術時，她總是非常擔心她會在那些神經手術過程中感到噁心和嘔吐，從而使他難堪，”《洛杉磯時報》的前社會版編輯喬迪·雅各布斯說，“她通常從嵌有玻璃的陽台上觀望，但有時醫生確實把她帶進手術室，讓她站在他身邊看著他工作。她說她去是為了讓他對她感到自豪，她從沒有對他洩露說，這使她感到胃裡難受，想嘔吐。”

為了取悅洛耶·戴維斯，南希竭力仿效他，仿效他愛整潔的習慣，他對衣服的迷戀，他對紀律的癖好，甚至接受了他的保守政治。他許諾說，如果她在21歲生日以前不吸菸，不喝酒，將給她1000美元，她得到了這筆錢。他的嚴格控制可能會使一些兒童惱怒，南希似乎毫不在乎。很多人把戴維斯醫生看成一個出色但可怕的軍紀官，一個沒有幽默感、不值得愛的男人，但南希崇敬他，希望成為他的女兒。儘管如此，很多年他一直不同意收養她。

她後來宣稱，當法律允許時，他立刻認她為女兒，但那不是事實。她從一開始就哄他、騙他、祈求他收養，但戴維斯醫生不同意。他待她很好並說他愛她，但拒絕履行法律程序。他說，他之所以採取這種保留態度，其中一個原因是他的父親和祖母還活著。然而南希並不介意。作為洛耶·戴維斯沒有收養的女兒在中學裡所受到的屈辱幾乎比作為安妮·弗朗西絲·羅賓斯還要多。最後，她的母親擔心女兒以後進入社交界會遇到不便，出面勸說她丈夫，說她不想在發出的凸字體的請帖上寫上：“洛耶·戴維斯醫生和洛耶·戴維斯夫人邀請你光臨為戴維斯夫人的女兒安妮·弗朗西絲·羅賓斯舉行的茶點舞會。”

醫生仍然躊躇不前，於是南希採取了主動行動。1938年，南希17歲，是中學三年級的學生，她請教了一個住在同樓的律師奧維爾·泰勒，問他需要採取哪些步驟使自已被收養。他告訴她，她需要取得一份生父簽名的協議。於是她動身去東部，在紐約的沃爾多夫一阿斯托里亞見到了肯·羅賓斯，讓他簽署這份必需的法律文件。他照辦了，很悲哀。拿到文件以後，南希回到芝加哥，把它們交給律師。

仍在密封的南希的收養文件表明，申請是1938年4月19日向庫克縣巡迴法院提出的，文件說：“該孩子的親生父母已經離婚，該孩子的母親已經與洛耶·戴維斯結婚……該孩子的父親肯尼思·羅賓斯書面答應該孩子由申請者收養並放棄要求公佈法律程序，該14歲以上未成午孩子同樣書面同意她被收養。”

法庭文件表明，南希不僅想被洛耶·戴維斯收養，還想抹掉安妮·弗朗西絲·羅賓斯的一切痕跡。於是在收養申請裡，她請求將名字正式改為南希·戴維斯。第二天，法院同意了她的請求。此後，她再沒有把自己稱作安妮·弗朗西絲·羅賓斯。她還憎恨“收養”這個字眼，如果有人用這個詞說明她和洛耶·戴維斯的關係，她會變得很惱怒。“當人們稱洛耶是她的養父時，會把她氣得發瘋。”她的母親說，“天哪，他也討厭這種稱呼！他一直是她的父親，他不喜歡有人說他是她的養父。這會燒掉了他尾巴上的羽毛，他氣得發瘋。”

“她被正式收養後的第二天，蹦蹦跳跳地跑進學校，對我們大家說：‘從今以後你們可以叫我南希·戴維斯了。’”女子拉丁學校的一個同學回憶說，“天哪，她那時變得叫人不可忍受，完全不可忍受。她在那週中離開學校，到法院去了兩天，幹成了一件大事。坦率地說，我們都感到有些好奇，因為我們從來沒聽說過讓自已被收養這一類事。那時，我們班所有的人都是親生父母的孩子，沒有一個人的父母像南希的母親那樣離了婚，又重新結婚。”

進入私立女子拉丁學校和男子拉丁學校的都是享有特權的孩子（這兩種學校在1952年合併為拉丁學校）：南希1929年至1939年所在的女子拉丁學校坐落在芝加哥最好的地段之——東斯科特大街59號，距戴維斯一家住的地方僅有幾個街區。班很小，在南希的畢業班裡只有14個女孩兒。學校要求學生嚴格遵守著裝法規——穿制服，不化裝，不佩帶首飾。學校安排有第一流的課程、學術活動和體育活動，為大學輸送畢業生。

“她打曲棍球，但是她在體育項目方面不出色，因為她太豐滿了。”她的一個同學簡·貝克威思·克勞說，“她為了獲得好成績，學習非常刻苦；她很用功，努力使平均分數夠上4－……然而她真正感興趣的是電影和談論電影明星。她的偶像是蒂龍·鮑爾。她選了戲劇課，想像她的母親一樣成為一個演員。”

另一個同學瓊·韋斯科特·馬歇爾記得，在每個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下午去完教堂之後，都和南希一起去看電影。“我們買了所有的電影雜誌，”她說道，“她喜歡賓·克羅斯比，我喜歡羅納德·里根。她說：‘我不知道你看上了羅納德·里根哪點。’”

伊迪絲在丈夫的鼓勵下，保持著與戲劇界朋友的聯繫，還經常款待來到芝加哥的明星。斯潘塞·特雷西在狂歡作樂以後，經常到戴維斯家來醒酒，而沃爾特·休斯頓是一個常客，他在亞利桑那戴維斯的家和在自己加利福尼亞的農場，與戴維斯一家一起待過很長時間。

“當南希第一次遊好萊塢歸來時，”簡·貝克威思·克勞說道，“那時我們每個人都想和她交談，在那以前，沒有人對她特別注意，但我們想知道她見到了哪些明星，而她確實見到了不少。我記得她給我們講葛麗泰·嘉寶，說她怎樣小氣，把她的香菸切成兩半。那確實是一個省錢的辦法，是不是？南希認識沃爾特·休斯頓、斯潘塞·特雷西、柯林·穆爾、扎蘇·皮茨和阿拉·納齊莫娃，他們都是她母親的朋友。”

“我清楚地記得那次旅行，”一個父親是醫生的同學說，“因為我們都在更衣室，我問南希（我當時嘲弄地把她稱作美人兒）這次旅行怎麼樣，她說道：‘沃爾特·休斯頓叔叔對我說，我沒有多大希望成為一個電影明星，因為我的腿太難看。’當她說這話時我差點兒從板凳上掉下來，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她誠實地或半開玩笑地評論自己。南希不是一個隨便說話的人。”

甚至作為一個少女，她就顯得很“自恃”，她的同學認為，她“和善，但對於她想得到的東西非常堅決”。她們當中很少有人記得放學後去過她家長坐，這樣的情形非常少見。

“我從來沒有去過南希的家，雖然從五年級直到中學我一直和她一起上學。”伊麗莎白·古萊斯皮·克雷默說。

“我有一次在南希家過夜，”簡·貝克威思·克勞說，“半夜，她的母親悄悄走進我們的臥室，說，‘好，他現在睡著了。讓我們去廚房喝點香檳。’我們去了。但我們放學後從來不去她的家，因為或者她的家太潔淨，或者醫生可能在家。他太難接近，對人冷淡，使我們這些孩子感到害怕。不管因為什麼，那不是常去和好玩的地方……南希甚至連一個寵物也沒有。她家沒有狗、貓或鳥，甚至連一條金魚也沒有。”

“我只去過南希家一次，那是在一個星期六去吃午飯。”一個外科醫生的女兒說，“我記得她的父母上下打量我，使我感到非常惱怒。我感到好像在受審查……我慌張極了，說話結結巴巴，說了一些諸如用眼睛聽、用耳朵看一類語無倫次的話……太可怕了……他們從未再邀請我去。”

儘管南希有一個戴維斯的前妻所生的異父母的哥哥理查德，但他們不是在一起長大的。在1939年他的母親去世，他搬過來與父親一起生活之前，南希只在放假時能看到他。因此在大部分時間裡，南希是家裡的獨女，表現出獨生子女所具有的性格特徵——自制力。與有兄弟姊妹的孩子相比，獨生子女通常更成熟，更老成，更野心勃勃。然而，在社交領域南希顯得落後於其他同齡人。

“她在中學裡不常與男學生約會，我不記得有任何男孩子曾對她感興趣。”簡·貝克威思’克勞說，“我曾為她的約會費了很大勁。她想與克蘭制鉛工業家族的博比·克蘭一起出去玩，但他對她不感興趣……我試圖勸他帶她去鄉村俱樂部跳舞，但他說什麼也不幹。後來又有一個貝爾德和沃納房地產公司的巴迪·貝爾德，但他也對南希不感興趣。南希只喜歡出身名門望族的男孩子，我想這倒無所謂，只是她做得太露骨了。

“她不像班裡的其他女孩子那樣討男孩子喜歡，因為她不太隨和，”羅伯特·麥克勞德說，“但她很好。”

“有點太正經。”畢業於男子拉丁學校的另一個芝加哥家族後裔奧古斯塔斯·馬克斯韋爾說。

幾年過後，那種一本正經將走向了反面，成為男女間的亂交。但在中學期間，南希與同學參加半月俱樂部的舞會時，一心只想找最合適的男孩。

“我們中的大多數與男子拉丁學校的學生結伴去旅行，”一個醫生的女兒說，“我們放學後經常去金·斯金納家聽錄音，或編造謊話等。但南希不去。她從來不和我們在一起……她總是待在家裡用心思、想計謀，企圖勾上某個人，就像一隻北極鵝落在小船上……她甚至給自己買了一些蘭花裝飾，使我們其他人以為她有了一個瘋狂追求她的富有的男朋友，直到我們看到她出入德雷克飯店的鮮花商店，才看穿了她的詐騙。”

在寫當時女子拉丁學校的生活時，後來南希承認，她在對待男人的問題上用過計謀，說她“一直迷戀某個人”，其中包括“一個高高個子、亞麻色頭髮、（在我們的公寓附近）值勤的警察湯米。我偷偷地愛上了他。他對我們大家都很好。我對他說我遇到了麻煩（無法穿過密執安湖附近的馬路，那裡風太大），在他領我過馬路時，我緊緊抓住他的腰帶。”

南希使自己顯得與眾不同的願望在學校裡得到了滿足，她是合唱隊的積極分子，擔任二年級的班長，還當過戲劇俱樂部的主席。在競選學生會主席失敗後，她被選為她所在的畢業班的學生法官。這一職位使她有責任實施學校的著裝法規，她的同學說她很喜歡這一角色。

南希所在中學的年鑑評語說她的“社交水平經常使其他人吃驚”。一份畢業班學生的材料說，她風度好，著裝好，但對科學一無所知。

中學的最後一年，她在班裡排演的話劇《第一夫人》裡擔任主角，從而使她在女子拉丁學校的生活達到頂點。由凱瑟琳·戴頓和喬治·考夫曼合寫的這部喜劇是當時最受歡迎的劇目之一，該劇描寫了兩個決心把自己的男人推入白宮的厲害女人之間的一場戰爭。一個女人支持的是一個被描述為“英俊、來自西部和一無所知”的政客。

南希在劇中扮演另一個女人。她不能容忍另一個女人成為第一夫人，也不想看到她的丈夫在競選中輸給那個來自西部的英俊的白痴，於是她幹方百計破壞另一個候選人的計劃。有一度，南希的劇中角色對於她為達到目的而進行的種種策劃感到非常沮喪，不禁說道：“他們應該選舉第一夫人，然後讓她的丈夫當總統。”

南希的劇中角色最後取得了勝利。“這是一個偉大的角色，”很多年以後她說道，“我喜歡它。”

小璇

四、夢寐以求當明星

1939年時，用富蘭克林·德蘭諾·羅斯福總統的話說，1／3的美國人“居住條件惡劣，穿著很差，營養不良”，其餘2／3的人也只能在美國經濟大蕭條和全球即將捲入戰爭的陰影中勉強求生。納粹分子於1939年征服波蘭，但希特勒迅即向世界保證：他無意進一步擴張。他說他感興趣的只是他的畫架和藝術家生涯。“我想成為偉大的油畫家，一旦我的德國規劃實現，我就立即從事繪畫。”

於是美國人心情寬慰地去逛紐約世界博覽會，欣賞電台播送的“阿莫斯和安迪”，給孩子們買關於超人的連環漫畫。他們聆聽約翰·盧·劉易斯關於煤礦工會運動的演說，閱讀20世紀30年代最引人入勝的社會文獻——約翰·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他們湧進影院去看好萊塢鼎盛時期攝製的一些影片《亂世佳人》、<呼嘯山莊》、《黑暗的勝利》和《再見，奇普斯先生》。

1939年，暴徒艾爾·卡彭因逃稅服刑6年後被釋放出獄，而喜劇演員傑克·本尼則因替其妻將價值100萬美元的珠寶走私到美國被判刑。

在芝加哥，伊迪絲·戴維斯正在為他丈夫的12歲兒子理查德從加利福尼亞的到來做著準備。理查德由於母親故去才搬來與戴維斯夫婦同住。伊迪絲按照戴維斯醫生的意願，立刻給小理查德報考了男子拉丁學校。這是使他今後能像父親一樣成為醫生所必要的第一步。

這一年，伊迪絲因南希在卡西諾俱樂部初次露面，而使她達到了社交的頂峰。由於伊迪絲堅持不懈的努力，她已為自己和丈夫在芝加哥樹立了社交形象。12月28日，她將正式把女兒介紹給社交界，從而把這一榮譽傳給女兒。

那年秋天，南希考入史密斯學院。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所文科女生寄宿學院，也是以大常青藤聯合會而著稱的七所名牌姊妹學校之一。

南希一心想當演員，但她並不是因為這所學院的戲劇系而選中它的，它根本沒有戲劇系。更確切地說，她進這個學校是由於她的父母認為，從社會地位上來說這是一所恰當的學校，能使她接觸到該接觸的人。作為七所姊妹學校中最大的一所學校，它也最有可能接受南希，因為南希的成績還不夠入瓦薩、韋爾斯利和拉德克利夫這些學校。

“要知道，這是經濟大蕭條時期，又是戰爭的前夕，所以入學條件不那麼苛刻，”南希的一個史密斯學院的同學瑪麗·安·吉塔說，“只要你能籌足500美元的學費和500美元的食宿費，又是一個所謂的‘上大學的材料’，你就上成了。如果你不是上大學的材料，你就乾脆死了這個念頭，到小雜貨店裡去幹活……南希沒有辦傻事，比如去上派因·馬諾爾、斯威特·布里亞爾或者康涅狄格大校那種無聊的儀表進修學校。她希望成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所以她上了史密斯學院。”

“我們上史密斯學院的人，大部分都被認為是屬於社會1／10的最上層，”另外一個同學薩利·加文·西伊說，“南希有錢，我記得她每月零用錢是100美元，而我一週才有1美元。但她來自中西部，沒有任何家庭背景。我的言談或許會有可怕的勢利小人之嫌，但是按新英格蘭的標準，南希沒有文化，沒有社會地位。她沒有背景……我們都知道她極想登台表演，因為她動不動就提及沃爾特大叔、扎蘇·皮茨和阿拉·納齊莫娃這些名字，她也的確熟悉這些人物。舞台雖有魅力，可是它並不那麼合乎禮俗（像它應是的那樣），如果你明白我所指的是什麼的話。”

南希對大學文憑並不在意。她想去劇院工作並儘快成為明星。戴維斯醫生夫婦則希望她取得有聲譽的常青藤聯合會的憑證，即史密斯學院將授予的學位。作為一個順從的女兒，她答應了。

“我的父母希望我擇職前能夠大學畢業，”她說，“我非常渴望獲得舞台經驗，甚至在修完史密斯學院第二年學業後就想輟學，但是我還是按父母的意願做了，而且現在我很高興。當時我簡直無法設想如何在學校裡度過四年。”

南希於1939年秋來到馬薩諸塞州北安普敦的校園後被分配到塔爾博特宿舍。她與瓊·韋斯科特同室。瓊是南希的一個有錢的芝加哥朋友，原來是女子拉丁學校的，也住在東湖濱大道。

學校沒有女生聯誼會，按照其創始人索菲婭·史密斯遺囑所要求的“村舍制”管理。所有大學生都住在校內指定的宿舍裡，每一宿舍不超過70人。除了參加課外活動的人以外，社交活動大多在學生宿舍內進行。就餐也在宿舍裡，由穿制服的女僕侍應，晚餐通常都非常正式。

南希·戴維斯是528名一年級學生中的一名。她們大多數都是中上層實業家的女兒，51位父親是醫生，42位父親是律師，11位父親是銀行家。南希班上的女生們大多是聖公會會員，她們的母親料理家務。伊迪絲·戴維斯是幾個有職業的母親中的一個，而且是惟一從事廣播連續劇的。

這些將於1943年畢業的一年級學生有著廣泛的興趣，最普遍的是社會服務、教書和新聞工作。幾個女生想搞寫作，三個願意從事外交。還有幾個選擇了雕塑、礦物學、建築學、時裝設計和地質學。但是僅有一人決心成為演員。

“我們當中有些人曾談論過去紐約弄套公寓嘗試演戲，可是最後我母親不准我做這種事情，”1943班級的簡·厄珀姆·索特說。

“那時是不會得到贊同的，”另一個同班同學哈森·沃德·赫斯特說，“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有過禁令。你知道……‘沃辛頓夫人，不要讓你的女兒去演戲’諸如此類的事情。”

“我曾有機會在新澤西州的夏季劇團裡工作，還有一連串好角色，可是我父親不同意，”安·蒂爾·佈雷德利說，“當時劇團裡有很多搞同性戀的人，但是那時你不能談論她們——這是不宜議論的一個題目——我父親竭力反對我與那種人交往。他認為她們身心不健全……我想，南希的父母則認為她能掌握自己。”

在史密斯學院全是女生的環境中，同性戀是一種誰都不公開說的生活現實。但是，那裡人們還是在交頭接耳地議論肯塔基州路易斯維爾的報紙女繼承人亨裡埃塔·賓厄姆，她為了搞同性戀，一年級時就同她的英國老師米納·柯爾斯坦私奔去了英國。

“關於那種女孩子有不少謠言，但只不過是語言而已，”安·蒂爾·佈雷德利說，“這是一種秘而不宣的事。某人突然退學了，或者離去，或者自殺了等等，後來人們才瞭解，她原來是同性戀者。但這種情況確實很少，非常非常少。”

別的同學還記得，同性戀當時在校園裡很普遍。“像在別的女校一樣，在史密斯學院同性戀也很多，”巴巴拉·巴倫斯韋格·威爾克說，“那時，這種事不是誰都談論的，而且大都是不公開的，但那確實是女人迷戀女人的一段時期。”

“它（同性戀）是一種悲劇性的現象，而且當時也是非常令人反感的。”朱麗葉·哈維·格斯里說。

後來，史密斯學院和其他幾個女子學院的學生用“四年的同性戀者”這一術語來形容那些承認自己在大學是同性戀者，或上學時和最要好的朋友搞同性戀，而畢業後對男人感興趣，結了婚，生了孩子的人。

“南希和我在史密斯上學時，揉背、拉手以及緊緊擁抱最好的朋友這類事很多，但這些都是天真無邪的，”薩利·加文·西伊說，“現在，我認為我們班沒有什麼真正的同性戀關係，可是當時，我不那麼有把握。”

即使如此，南希·戴維斯和一個後來公開承認是同性戀者的同學之間發展了秘密而又浪漫的“至交”關係。這個同性戀同學專心致志於演戲，在校園裡也很出名。巴巴拉·巴倫斯韋格·威爾克說，“她們曾在一起度過好長一段時間。”

“她們都非常醉心於戲劇，”瑪麗·希爾德·迪克特說。

史密斯的大多數學生感到，大學的課程在智力方面很有挑戰性，但並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我給‘史密斯學生’下的定義是，一個知道她自己是聰明的、渴望受到良好教育的、而且今後在生活中會充分利用此教育的女孩子。”1941班級學生、作家馬德琳·恩格爾說。

1943班級也不例外。同學們為選擇嚴謹的學科而自豪，看不起那些像南希那樣選戲劇這種“舒服、輕鬆道路”的人。“我的朋友中沒有一個專攻戲劇的，”阿米·沃德·貝爾說，“戲劇在學術上要求不是很高，它自然也不能為你今後的生活做好準備。”

“在史密斯學院的前兩年，在開始上專業課前，我們都上必修的基礎課，比如語言、數學、科學、歷史和文學。我們必須保持好成績，否則便不能參加學校的任何演出。”薩利·加文·西伊說，“對南希來說，這可是夠費勁兒的，因為她學習相當困難。我認為，她被壓得已經到了不能勝任學習的地步。她的學習成績不很好，意味著不能參加任何演出。必須有好成績，才能從事那類活動。這也就是為什麼南希在三四年級前沒有主演過任何節目的原因。可是當她一開始上那些容易的戲劇課時，她便得了些5分和4分，從而把先前得的那些3分和2分拉了上來。”

南希在記述她在史密斯學院的生活時也承認這一點。她說，“在科學和數學方面我日子很不好過，”“對這些課程我腦子好像轉不過彎兒來。（於是）我主修戲劇，而且學得不錯。”

南希的課外活動全是社交性的，諸如花園集會委員會、三年級生舞會委員會和慈善舞會委員會。班主任埃莉諾·特里·林肯說，“你不認為這些都很合乎她的性格嗎？”

南希的同學記得最清楚的是她身材矮小（5英尺4英寸），很吸引人，但較豐滿。“大學時她總為自己的體重擔心，”薩利·加文·西伊說，“但她的體重似乎一直沒有什麼變化。”當南希上完史密斯學院一年級回家時，體重是150磅，戴維斯醫生告訴她必須減肥。於是她嚴格按規定進食。

雖然體重不理想，南希還是漂亮的。她有著白皙的皮膚、深棕色的頭髮、深凹的棕色眼睛和高高的鼻子。她的鼻子高得使她最後不得不進行整形。她的一些同學形容她是“孤獨的”，“冷漠的”，“不親切的”，但是大家都記得她非同一般的修飾和無可挑剔的整潔。

46年以後，一個同學還記得開宿舍會時，南希穿的是一件深藍色鑲著花邊的有襯裡的睡袍，而別人都是絨布睡衣外面披著雨衣進來的。“我們大家平常穿著很隨便，而南希卻不，”她說，“我從未見過她衣著不講究，從來沒有！”

另外一個熟人記得，她把幾條在史密斯用了四年的繡有“南希”名字的深褐色毛巾賣給了一個同名的低年級學生。一個同宿舍的女生說，“她把那些用過的毛巾賣給而不是送給南希·基恩，雖然她已經用了四年。”

慷慨自然不是南希的特點。她早年穿的是別人穿過的衣服，既節約又儉省。她的節儉，有時甚至是小氣和自私，已經成為秉性。她把那些不喜歡的禮物轉送別人。她有一個櫥，裡面全是她不想要的禮物。當她需要贈送禮物時就從中挑選。後來的幾年，為了確保得到想要的禮物，生日前她去自己中意的商店，選好了東西，告訴女售貨員，然後再讓她朋友去那裡購買。“這樣更方便些”是她講求實際的說明。

她的大學同學們生動地回憶了她當演員的強烈抱負。“只要燈光一亮，南希就活了，”巴巴拉·巴倫斯韋格·威爾克說，“她確實想成個明星。毫無疑問，當她想在劇裡演一個角色，她就會全力以赴去爭取。”

“她有點衝勁兒，力圖進入小圈子‘裡面’。”帕特·奧布賴思·海斯說。

“當明星是她的一切，”艾米·沃德伯爾說，“是她生活的動力。”

“我不常見到她，因為大部分時間她都在劇院，”1945班級的魯思·傑弗斯·韋林頓說，“我的回憶是不怎麼愉快的，因為她好像一直在扮演角色。總是在擺姿勢和演戲。我想這也是為什麼她在盥洗室的鏡子前花許多時間搽面霜及別的什麼……我是住在塔爾博特宿舍的低年級學生，所以我想她沒有理由向我表示友好，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她的冷漠和她的面霜。”

為了取悅於她想給以深刻印象的那些人，南希對史密斯學院的領導人、分配學生演出主要角色的戲劇教授們和那些在她看來舉止優雅的紐約的闊小姐們，無不表現了非同一般的彬彬有禮與和藹可親。其他女生則無關緊要。

“在學校裡，南希總的來說是討人喜歡的，”學生刊物編輯、史密斯學院班德爾一洛格喜劇團的積極分子瑪麗·安·吉塔爾說，“我是說，這就是她的全部個性。她咯咯地笑個不停並凝視每一個人，那是她對你表示敬慕時的表情。每一個人都受到過這種凝視。沒完沒了的傻笑使她顯得什麼都想知道似的，彷彿在說，‘請多講講你自己。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這樣乏味，而你卻是這樣完美。’這是她常常對人使用的手法。奧利·南希在史密斯學院是一個十分能迎合他人的人，我常常願意在咖啡館和在威金斯酒店坐在她身旁開懷地笑笑。她是一個極好的聽眾。”

南希終生都為說話是否得體而操心，當她竭力仿效母親巴結的那些闊朋友們的女兒時，常為別人將會如何看她而煩惱。她對12月28日初次在社交界露面尤為緊張，這個日子是伊迪絲於一年前同社交秘書伊萊扎·坎貝爾小姐商定的，這位小姐當時面授機宜，告知初入社交界的芝加哥小姐應在何時以及如何正式進入社會。

這是進入社交界的季節中最好的日子，因為這是普林斯頓三角俱樂部在芝加哥進行每年聖誕演出的日子。俱樂部的來臨意味著市裡比平常多50名稱心如意的年輕人，這使初入社交界的姑娘可能會面對眾多引人注目但不帶舞伴的小夥子們。這些姑娘的母親們提前幾個月就擁在坎貝爾小姐的辦公室，爭搶著安排這一天。1939年，社交界的主宰，恩准老希爾·布萊克特先生和夫人，選擇某晚11點為女兒安排了一場盛大的舞會。布萊克特的這一活動在布萊克斯通飯店舉行，並因有格倫·米勒樂隊的演奏而不同凡響。伊迪絲知道她決不可能與這樣的富豪競爭，便欣然安排到下午4點到7點。這樣，她和洛耶就可以在卡西諾俱樂部為南希舉行一個小型茶點舞會。但是它也和布萊克特大型舞會一樣被有聲有色地報道在報紙的同一社會版上。

這是時興舉行初入社交活動的年月。雄心勃勃的母親們和春風得意的父親們渴望他們的女兒能成為社交界美人布倫達·弗雷澤的富有魅力的再現。弗雷澤一年前在紐約的一個花了2萬美元的晚會上初次在社交界露面，報紙對它作了像加冕典禮一樣的報道。

在芝加哥，所有四家報紙的社會版都大量報道了“這一季節”。它從夏天舉行各種各樣的遊園會、茶會、接連不斷的午餐會開始，延續到聖誕期間達到高潮的連續兩週的舞會。

對很多人來說，“初次參加社交活動”是耗費甚巨的事。婚禮包括承辦酒席者、樂師、花商、社交秘書、攝影師和用作嫁妝的全部衣裳，而它比婚禮還需進行更精心的準備。就像新娘挑選女儐相一樣，初入社交界的女子也挑選為客人斟茶或與自己一起迎賓的助手。雖然南希沒有像另外一些更受歡迎的女孩子那樣經常受到邀請，但由於她母親給了坎貝爾小姐300美元，請她做南希的“社交協作人”，南希準能被邀參加最好的晚會。

伊迪絲·戴維斯竭力設法使女兒初入社交界活動的每一個細節都準備得十全十美。她寄出凸體字的請帖，並從曾是演員的兩位朋友帕特里克·瓦倫丁夫人和羅伯特·鄧納姆夫人那裡借了精緻的純銀茶具。兩位夫人和伊迪絲一樣婚姻美滿，定居芝加哥。為表示對伊迪絲的支持，這兩位朋友專門為南希舉行了晚餐會，為其增光不少。伊迪絲花3500美元僱用了牛頓·佩裡及其耶魯大學樂隊在茶點舞會上演奏，因為她和醫生請不起任何一個名樂隊。佩裡是第四代的芝加哥男孩，是一位著名銀行家的兒子。伊迪絲請佩裡的妹妹薩利作為南希12名“斟茶”助手之一，還請了原女子拉丁學校的一些同班同學。她也請了普里西拉·布萊克特，他的父親領導一個有影響的廣告公司。這個公司首先採用了有伊迪絲扮演角色的廣播連續劇的腳本。她還使用了卡西諾俱樂部的除夕裝飾物，達到了進一步節省的目的。這樣，就省出了用於引座員的預算。這些引座員應該把不帶舞伴的普林斯頓小夥子們帶到南希和其他初入社會的女孩子們面前。

“在那些日子裡，普林斯頓的小夥子們簡直應接不暇，”1942班級的小約翰·法林頓說，“你必須被列入核准的名單，才能應邀參加她們初入社交界的晚會。我記得普里斯西拉打電話給我，問我是否願意陪伴她的名叫南希·戴維斯的朋友，我答應了。我帶著一束蘭花來到他們東湖濱大道的公寓，見到這個招人喜歡的、活躍的圓臉小姑娘，她用長而尖的聲音說，我是帶給她蘭花的第一個男孩。我不知道她說的是不是真話，但這是她說的。秋天，我們參加了布萊克特遊園會，以後我見過她三兩次，再後當然就是在她的步入社會的晚會上。

南希在她初入社會的晚會上穿的是白色平紋薄紡禮服，套一件飾有銀白色花邊的長袖上衣，看上去莊重勝於嫻靜。她戴的首飾是從父母那裡得到的一串珍珠，手裡拿著一束白色的老式美洲熱帶花束。當她走近麥克風在樂隊伴奏下演唱“噢，你美妙的月亮”時，戴維斯醫生夫婦無比自豪地微笑著。

“我不想貶低南希，但是我那時候還有更好的歌手，”牛頓·佩裡說，“她顯然比不上當時十分流行的海倫·奧康內爾，但她是一位富有魅力的姑娘，只要願意，就有權在自己步入社會的晚會上歌唱。大多數初入社交界的姑娘沒有在樂隊伴奏下演唱。而南希願意，於是就唱了。”

正式步人社會這一活動的根本目的，在於使這些幸運父母的得意女兒們接觸到最合意的男人。從這一觀點來看，芝加哥1939年初入社會活動的季節給南希·戴維斯帶來了極大的成功。她後來在普林斯頓用許多週末去拜訪那時接觸過的一些人。

這些年輕人中有一個小弗蘭克·伯尼。他大學四年級時在普林斯頓火車站附近的鐵道交叉處被火車撞死。事情經過是，他在去紐約看望異父姊姊和姊夫的途中誤了火車，於是開始沿路軌走下去。當他步行1／3英里時，被迎面駛來的一列火車撞死。很少有人知道伯尼那個星期六晚上實際上是自殺，因為他為自己的學習成績感到沮喪，併為從普林斯頓大學退學而苦惱。

“我們辨認出他的衣物後，我來到他的房間，在廢紙簍裡發現他寫給父母的關於自殺的條子，”普林斯頓的一個好朋友說，“我拿了條子，沒有向任何其他年輕人透露此事，但我把條子交給弗蘭克的姊夫。然後，我們為弗蘭克的母親編造了事情經過——弗蘭克與母親的關係極為親密——說他是被濃霧籠罩的時速70英里的火車不巧撞死的。”

“弗蘭克是極有天賦的小夥子，他可望成為百老匯或好萊塢的明星，”他的普林斯頓的同屋理查德·佩特說，“他是普林斯頓三角俱樂部的積極分子，這個俱樂部出了吉米·斯圖爾特和喬希·洛根等人。弗蘭克的父母和戴維斯醫生夫婦從在芝加哥時起就是朋友，因而他和南希是同鄉好友，而且約會過一段時間……她常在週末來普林斯頓參加舞會。”

“他們都對戲劇有興趣，”普林斯頓大學的朋友傑弗裡·蒙哥馬利·塔爾博特·瓊斯說。他和格洛里亞·範德比爾特約會時也正是弗蘭克·伯尼和南希約會的時候。

與南希同住塔爾博特宿舍的人當中，沒有一人見過弗蘭克·伯尼，但他們記得南希是週末在史密斯學院得知他去世的消息的。幾天後，她去芝加哥度聖誕節，用很多時間安慰伯尼的母親。

“我們必須在聖誕節前把遺體運回家鄉舉行葬禮，這對弗蘭克的父母來說真是夠受的，”理查德·佩特說，“在那段時間裡，南希幾乎經常去照料伯尼夫人，我可以說，她竭盡全力來安慰，才使伯尼夫婦有勇氣生活下去。”

南希於1月份回到史密斯學院，她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重述了弗蘭克·伯尼死亡經過的可怕細節。幾年後，她寫道，弗蘭克和她就在那個週末打算在紐約見面，她正在那裡等候時接到了告知他死亡的電話。這些年來，她一遍又一遍地講述這段事情，到1981年甚至加進了誇大的情節。“我是在大學裡第一次談戀愛的，”她對《婦女雜誌》的夏洛特·柯蒂斯說，“他是在戰爭中犧牲的。”

她在自傳中關於弗蘭克·伯尼的敘述，使他的一些朋友和她的同學們大吃一驚：“我們談戀愛大約有18個月……（而且）還稍微談到了一些結婚的事，但是事情未成即以悲慘的結局告終。”

她後來又給女兒帕蒂編造一番。帕蒂在她自傳體小說中又把這些重複一遍：“母親有一次給我講她苦苦等待她準備嫁的男人的那段時刻。”

“據我所知，他們從未訂過婚，”弗蘭克·伯尼的普林斯頓的一個同屋丹尼爾·斯塔基說，“如果是訂婚，那肯定是沒有宣佈過的。”

“這是精彩的戲劇性的幻想故事，”薩利·加文·西伊說，“南希顯然需要以無論什麼理由為自己製造某種浪漫氣氛。你一定記得，那時我們對男人和性的想法是非常單純的。我們常圍坐在一起談論誰是處女，誰不是處女。當然，我們大多數都是處女，而那時的一個大問題總是：即使不結婚，你是不是也會發生性關係？我記得，我說我不願意懷著好奇的願望死去。

“所以你必須把南希的弗蘭克·伯尼故事置於那個背景中。她告訴我們她在性的發育上是很遲的。她說她16歲以前沒來月經，於是母親帶她去看醫生，以便弄清為什麼，她，像南希所說的那樣，不結‘果’。南希是我迄今聽到的稱經期為‘果’的第一個人，當時我感到很神秘。這種較遲的性調整或許多少能說明，為什麼她感到不得不虛構一段浪漫史……以及總是在宿舍裡精神不振、悶悶不樂地走來走去。這是非常富於戲劇性的。”

在38年後的1979年，南希寫道，很長時間以後她才從弗蘭克·伯尼之死中解脫出來。“當時我感到沉重的失落，而且至今內心仍然留有些許創傷，但是我知道生活在繼續，而你也要繼續生活。於是我恢復了大學的活動，最終又開始了新的約會。”

她與普林斯頓大學弗蘭克·伯尼的一個同室同學約會了幾周。那時，在史密斯校園，男人和戰時其他短缺品一樣令人深感不足。日本人轟炸珍珠港幾天以後，史密斯學院院長把全體學生召集到格林大廳發表講話：女僕不能再來照料宿舍，學生們必須自己削土豆，洗盤子，鋪床。那些對幹這種零星雜務有牴觸的人，聖誕節休假後就不要返校了。

“我不知道有誰沒有返校，”1945班級的瓊·施特魯木、哈里斯說，“但是史密斯學院在戰爭期間和戰前大不一樣。維夫們（被吸收到海軍後備隊的志願搶救傷員的婦女）投入了校園（在史密斯她們有900人），經常高唱著‘起錨了’從一處向另一處正步行進。有時，我們一起聚集在格林大廳唱歌，她們唱主旋律，我們配高音。”

“除了與兄弟和情人吻別以外，這就是我們大多數人與戰爭最密切的部分。我們有時進行防空演習，長時間坐在地下室的地上。因為缺少汽油，開車到阿默斯特相當困難，到比這更遠的地方完全不可能。我們編寫了關於男子不足的歌曲，不過周圍還是有一些男子的。我曾為了一個男子躲在圖書館裡。南希顯然迴避了耶魯和哈佛，而把自己留給了尤里卡學院，”尤里卡學院暗指羅納德·威爾遜·里根的大學。

1941年，一批有才華的大學生聯合起來創作了諷刺他們大學生活的音樂喜劇，包括那些描寫只為週末活著和一心只想男人的幽默情節。他們以拉迪亞德·基普林猿人之名，稱自己為班德爾—洛格，他們的節目起名為《無拘無束的女人》。阿默斯特的小夥子們擔任了男角色。

“班德爾一洛格的全體人員都是反傳統觀念的人，”薩利·加文·西伊說，“每一個人——瑪麗·安·吉塔爾、哈里特·特雷恩·布萊克、博比·瓊斯、貝蒂·凱普——的表現都有獨到之處。他們都有創新。南希則非常墨守成規，不是有創造力的人。但她還是得到了一個角色。”

這個小組租用了一所中學禮堂，共兩個晚上。他們向學生和家長收費，收入用於慈善事業。南希得到了一個主要角色，戴著一頂香蕉帽出現在舞台上，扮演卡門·米蘭達。

“她真的能引吭高歌一曲，”1944班級的安·凱澤·羅利回憶道，“當這個文靜的姑娘站起來，開始用她那激動的低音唱起來時，每一個人都為之大吃一驚。她唱得相當不錯。”

大學四年級時，南希再次佔據了舞台中心。這次是在時事諷刺歌舞劇《工廠活報劇》中擔任歌唱主角。這個劇的導演是瓦薩學院精力充沛的戲劇教師哈利·弗拉納根·戴維斯，他來此創建了史密斯學院的第一個戲劇系。這是第一個由大學生上演的招待戰時工人的音樂節目。工人們在午餐休息時間離開機器，湧向這裡觀賞舞台上歡蹦亂跳的漂亮姑娘們的合唱：“用上你的肌肉啊，拼命幹！剋制住你的呵欠啊，拼命幹！”

這個長人志氣的節目，講的是一個有錢的妖嬈女子的故事。這個女子抱怨正在進行的戰爭使她失去了男管家和遊艇。她被人們稱做“開小差的”，直到她也和別人一樣為戰爭盡力。南希·戴維斯身穿一件借來的帶花邊的漂亮黑色長裙，扮演有錢的妖嬈女子。女子唱道：“住口！我不願做瓶頸①。但是我沒有肌肉，起碼沒有那種肌肉。用腦子工作也不是我的特長。”

①美國俚語，指在生產中礙手礙腳，延誤大量生產者。——譯者

在招待保衛整個新英格蘭工廠的5000名工人之後，於1943年春，她們為史密斯學院畢業典禮演出了《工廠活報劇》。南希的父母沒來觀看她的演出，他父親被徵加入陸軍醫療隊，正在倫敦服役，她母親由於戰時限制旅行而未能成行。

那年南希從史密斯學院畢業以後，再也沒有回來。她不參加離校同學的聚會，對呼籲捐款也置之不理。她不參加校友的活動或史密斯俱樂部的活動。她與其他同學不一樣，對母校態度冷淡，從不澆灌作為史密斯優良傳統重要組成部分的同學情誼。

小璇

五、好萊塢邂逅里根

芝加哥市長愛德華·凱利，像教父把不義之財施捨給黨徒一樣，把4萬件公職肥缺分配得一乾二淨。洛耶·戴維斯夫人是首受其益者之一。由於她丈夫在國外醫療單位工作，她力求維持上等社會的水平。廣播連續劇因缺少贊助而一蹶不振，伊迪絲無力支付她在東湖濱大道公寓的昂貴房租，便把公寓轉租出去，和她女兒一起搬到不甚昂貴的德雷克飯店。通過她和市長的友誼，她得到了週薪75美元的格蘭特公園夏季音樂會評論員的工作。她還弄到了一個由市政府支付年薪2141美元的名義上是秘密女警察的美差。但她並不需要彙報工作。這是一個不用露面的差事，是對她1943年在愛德華·凱利市長的公民委員會婦女部擔任指導工作的回報。幾年以後，當她在亞利桑那的斯科茨代爾創建一個退休所需要25000美元時，她不去銀行貸款，而是直接去找“大愛德”。“市長照顧伊迪絲，”萊斯·溫羅特說，“伊迪絲也照顧市長。這是無可懷疑的。”

戰時，伊迪絲和她最要好的朋友，市長夫人瑪格麗特·凱利·密切合作。她們一起把芝加哥軍人中心建成美國最好的食堂之一。他們招募了數百名漂亮的女服務員，給休假的或等待出發的士兵分發免費糕點、熱狗和電影票。伊迪絲固定地在中心志願服務，和很多年輕人成了好朋友。

1943年5月8日，在搬到德雷克飯店前，她邀請了6個水兵到她家去會6個衣著時髦的姑娘，到場的還有芝加哥警察局上尉邁克爾·諾頓和負責第九海區岸上巡邏的海軍少校卡爾·斯托克霍姆。這幾個應召而去的士兵都是末成年人。少校給他們每人3美元零用錢，叫他們帶這些姑娘去路普區的某些酒吧間。他們雖然尚未成年，但都被指點著如何為自己和女伴們要酒。酒上來以後，諾頓上尉和他的部下突然衝了進來，搜查了酒吧間，把招待員和店主抓了起來。這幾個店主自然就丟掉了他們經營酒業的執照。

兩週後，嫌疑犯們出現在市法院，並且為被誘陷而辯護，說他們是被蓄意陷害的。當其中一個水兵證明這次襲擊確實是在北湖濱一位戴維斯夫人公寓裡策劃的以後，指控就被束之高閣了。

好奇的記者們調查了上述的戴維斯夫人，發現她以東湖濱大道199號伊迪絲·戴維斯之名列在警察局支付工資的名單上。他們懷疑這個秘密女警察與社會上知名的醫生妻子是否為同一個人，於是給伊迪絲打了電話。

“我無可奉告，”她說，“他們叫我別說話。”

“你說的‘他們’是指誰？”

“對不起，我不能說。我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她說完就把電話掛了。

另一個記者按了她的門鈴，伊迪絲帶著滿頭捲髮夾來開門。她否認知道任何事情。“一定弄錯了。”她說，隨即把門關上了。

記者又打來了電話，南希接的，說她母親“正忙著”呢？ 她不喜歡這種記者，他們和報紙社會版上那些有教養的女士們迥然不同。

“關於你母親的警察活動你知道些什麼？”

“我肯定我母親從沒幹過那類工作，”南希說，“一定是搞錯了。”

“你母親是否對社會服務工作例如禁止賣酒給未成年人感興趣？”

“據我所知，不是，”南希說。

“你的母親一般來說是否反對喝酒？”

“據我所知，不是，”南希說。

“那麼，你如何解釋住在湖濱大道199號的叫做伊迪絲·戴維斯的女警察和住在同一地址的你的母親這一神秘的巧合呢？”

“這一定不是真的，”南希說。

這一事件在芝加哥成了一件小小的醜聞，各報連續幾天都在頭版醒目地位登載了這條新聞。《戴維斯夫人是禁酒警察嗎？她不會說的》，這一大字標題引人注目地刊登著《社會名流戴維斯夫人是女警察》，另一標題大肆宣揚著。

那時，警察局僅有的婦女是拘留所的女看守，而她們都不是來自芝加哥的黃金海岸，也沒有初次參加社會活動的女兒。住在湖濱大道的伊迪絲的鄰居們都十分吃驚。像她這樣社會地位的人居然會如此惟利是圖，拿納稅人的錢去製造未成年人的違法行為，給招待員和酒店老闆們設陷阱。

“（戴維斯家人）都是很有政治頭腦的，”家住在市政廳對面的貝蒂·沙爾伯格·奎利說，“她的工作是跟蹤妓女什麼的……真是非常令人吃驚。我仍不能相信她為了錢能幹這種事。我怎麼也不會想到她會做這類事。不管怎麼說，她的丈夫是個醫生。”

記者不斷糾纏凱利市長，打聽這位神秘的女警察的身份，但是他置之不理，說他不明白他們在說什麼。他說：“去問警察長官吧！”長官告訴記者們，他不能都記住他部下的名字。

“那麼我又怎麼可能知道呢？”市長說，“再說，這又有什麼？難道警察局的所有事。唐都要公佈於眾嗎？”

領導罪行防範局的警官承認，他名單上有一個在芝加哥軍人中心工作的名叫伊迪絲·戴維斯的女警察。她的職責有：不讓孩子們離開大門，不讓無人陪伴的或未成年的姑娘們入內（和）禁止在軍人中心擁抱、接吻。

幾天以後在法院審訊時，這些水兵們再也沒能出場回答訊問。據一個海軍軍士說，他們被調到“不明的部隊”去了。法官裁定拘捕是由於誘陷，於是撤消了指控。所以，酒業營業執照也發還了。

市裡沒有上訴，伊迪絲繼續保持著她被恩賜的工作達四年之久。她於1946年5月24日辭職，承認了她的秘密身份，但是迴避說出實情。

“我想，我被列在警察局工資名單上，是因為我為凱利市長工作過，”她說，“要知道，我幫助過他的廣播節目。我幫著寫作、指導和製作這些節目。”

“你是否做過真正的警察工作？”一個記者問道。

“上帝啊，沒有。我不是這種人。”

“那麼，對賣烈酒給未成年人的酒吧的那次襲擊是怎麼回事呢？”

“你們該問在那兒的人，”伊迪絲說，“我沒在那兒。我從來沒去過西邊的那些酒吧！”

南希從圍繞她母親的公開醜聞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訓，因此她迴避一切專門報道社會新聞的記者。她也力圖永不把自己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雖然一生中她也和有錢有勢的保護者們結識，但是她總要確保有個隔離層使自己免遭暴露。她這種本事錘鍊得如此之好，以至1969年當她求助於一位黑手黨律師時，這件事沒有見報，而且除了她信得過的和對之感激不忘的中間人外，無人知道她的這一行動。

伊迪絲的醜聞風行於報紙前不久，南希應邀參加了芝加哥的青年協會。對一個初登社交界的少女來說，這是通往美滿婚姻和優裕生活道路的天然進身階。南希似乎正為此二者做準備，尤其是當她和1942年在阿默斯特畢業的小詹姆斯·普拉特·懷特訂了婚以後。

“詹·普”是航空母艦上的彈射器軍官，當母艦在家鄉芝加哥停泊時，他給南希·戴維斯打電話約會，於是兩個人開始經常會面。她發現這個男子和她在心理上很相似。他的同學形容他同她的同學形容她一樣，都是“無瑕疵地整潔”，“漂亮地修飾”，“過分地喜歡穿著”和“對體育運動不十分感興趣”。懷特的幾個芝加哥大學生聯誼會的哥兒們，對他的印象是：呆滯乏味，有著粉紅臉蛋兒，女裡女氣。“完全不像一個男子漢，不知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莫頓·史密斯一彼得森醫生說，“當然不是聯誼會的男子漢。”然而，南希卻覺得詹·普·懷特很稱心。兩個人的頭髮都是淺黑色，兩個人都對戲劇感興趣，都是意志堅強的母親的獨生子女，他們似乎有許多共同之處。

洛耶·戴維斯醫生在部隊裡任歐洲戰區神經外科總顧問。在完成任務回家後兩個月，於1944年6月24日，他和夫人在寓所的宴會上宣佈南希和詹姆斯訂婚。小夥子的父母從馬薩諸塞州的溫切斯特趕來，帶來了一個大的蒂法尼鑽石戒指，代表他們在太平洋航空母艦上的兒子送給南希。芝加哥和波士頓報紙的社會版報道他們準備在戰爭結束時完婚。但是隻過了幾個月南希就毀了婚約，退回了戒指。南希對在馬歇爾·菲爾德的百貨公司賣衣服感到厭倦，便和她父母在加利福尼亞呆了一些日子，不時拜訪沃爾特·休斯頓一家。她回來時決定離開芝加哥去追求舞台事業。

“那時訂婚好像是一件有魅力的、非常浪漫的事，”史密斯學院的同學哈萊因·沃爾德·赫斯特說，“他們是好朋友，按常情他們怎麼也不會聯姻或訂婚，除非……唉，南希本來就是那種隨風倒的人。”

“當她取消婚約時，吉姆簡直就垮了，”他的阿默斯特的同屋比爾·沃夫說，“我想他的母親可能在其中起了些什麼作用，但我沒有把握……不論怎樣，他一直也沒結婚。”

“不是，不是他母親把事情弄壞的，”另一個阿默斯特的同學沃德·佩頓第三說，“我認為南希希望以後情況更好……她願意當一個明星去演電影……吉姆確實一直沒結婚，可是有的男人就不是那種要結婚的人。”

她的那個娃娃臉的未婚夫從不談論這個關係，因為他和南希有約在失，不談論此事。他說：“我所能說的只是，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姑娘。這只不過是一件戰時發生的事情。”南希只承認自己犯了個錯誤。她說：“我們並未打算結婚。”

譭棄婚約標誌著南希開始了對性的嘗試。

“她確實在全鎮上下出了名，成了那種‘易接近’的人物。”萊斯·溫羅特說。“她正是當時的男人們認為‘能到手的女人’，聽起來這比蕩婦要好，但實際上是一樣。”

丹尼爾·魯奇醫生曾經常與南希約會。他在帕薩萬特醫院擔任她父親的高級助手，也就是後來成為羅納德·里根的白宮醫生那一位。“他常常打電話來要我為他作掩護，”當時在帕薩萬特的一個居民曾說，“丹總是說：‘我要帶南希上埃斯奎爾劇院去。’然後，他就溜出去好幾個小時，而我則在他的房裡作掩護。我不知道他在劇院裡對她有什麼舉動。他太紳士氣，從不向我談起這種事。但是，就我所知，在1945年，這段情至少持續了三個月。”

數年後，魯奇醫生矢口否認他同南希·戴維斯有任何感情糾葛，聲稱：“我認為有人把我同克拉克·蓋博混淆了。”

在南希出發到紐約去的前幾天，她碰上了父母的兩位男性朋友，她向他們告別的方式使這兩個已婚男人大為驚訝。

“本和我正沿著德雷克旅館邊的東湖濱大道走，”其中一人說，“見到南希時我們剛吃過午飯。她向我們跑來，說她要離開這個鎮了，只想同我們告個別。她先一把抓住我，使勁吻我的嘴唇，還把舌頭一直伸到我的喉嚨裡。接著她又撲向本，同樣親熱一番。然後說一聲‘拜拜’，便匆匆而去。我們倆都驚呆了，這件事弄得我們完全手足無措。震驚之下，我們倆又返回旅館，要了兩杯酒，捉摸著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看看我們倆，都是已婚的男人，又是南希父母的親密朋友。我們不是那種對朋友的子女動手動腳的人，也絕不希望他們對我們動手動腳。就南希來說，那樣同我們接吻不衛生、不健康，是一種病的症狀。也許，這只是她對已破裂的同那個女性化男人的婚約所表現出的一種反抗。但是，不管怎麼說，我們感到震驚。

“我們發誓誰也絕不再提起此事，但是，從此以後要保證誰也不要同南希單獨在一起……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裡，我們仍然驚魂不定。”

在以後的幾年中同南希保持緊密關係的人，無論是朋友還是情人，絕大多數都是同性戀男人。她的世界似乎完全包圍在同性戀之中，而這並不僅僅是因為她在藝術界工作的原因。她在後來的生活中，又同許多衣冠楚楚的輕浮男人有過純精神上的友情，這些人多是她在藝術、時裝、烹飪和室內設計等方面的導師。他們培養了她的鑑賞能力，把她引入了世故和老練的時期。她對這種關係所具有的溫情性質津津樂道，也正是這些人中的一些人使她情竇初開。1946年，她得到了《琵琶之歌》中的一個小角色，並同該劇組的一個輕浮的男舞蹈演員發生了戀情。許多年之後，他承認自己是個同性戀者，一生中只同三個女人睡過覺，南希便是其中之一。

多利·哈斯後來接替了瑪麗·馬丁扮演〈琵琶之歌〉的主角，她仍然記得南希和她的同性戀情人到她化妝室裡去的情景。“她是個迷人的漂亮姑娘。那天她同那個年輕人來找我，”多利回憶說，她嫁給了漫畫家艾爾·赫希菲爾德。“他很想娶她，他們來徵求我對婚姻的看法。我給他們大大鼓吹了一番。”

南希的母親同扎蘇·皮茨頗有交情，後者幾個月前僱用南希扮演了《破爛的旅店。一劇中的艾麗斯。這是一個小角色，但卻是她作為演員得到的第一份工作。當時該劇組正在巡迴演出，準備前往百老匯。南希在劇中只有三句對話。“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邀請，在底特律加入了劇團。原來扮演這個角色的姑娘正準備離開。”南希說，“這個角色微不足道，但卻是一個開端。”該劇的首場和末場演出都在紐約。

然而，沒有幾個月，南希又利用父母的關係回到了百老匯。這一次她扮演的是《琵琶之歌》中的那個沒有台詞的角色思春，該劇由尤爾·布林納和瑪麗·馬丁擔任主演，瑪麗執意要把她的宮廷大侍這個角色交給南希。

“她是在我來當導演前受僱的，”約翰·豪斯曼回憶說，“到排練的第二或第三個星期，我對製片人建議說，南希的體態不適合扮演一個矮小的中國侍女。他回答說：‘找瑪麗（馬丁）說去。’我去了。瑪麗說：‘約翰，我沒有後台靠山，而南希的父親洛耶·戴維斯卻是美國最有名氣的（神經外科醫生）。我們可不打算放南希走！’當時的情況就是這樣。”

《琵琶之歌》在百老匯上演了5個月，評論家們對華麗的佈景和服裝嘖嘖稱奇，而對這個劇本身卻不置可否。南希的表演未能獲得好評。演出剛一結束，扎蘇·皮茨就打來電話，邀請她扮演《科迪莉亞》一劇中的小角色——米利森特。這個劇是喬治·巴特森的作品，是為了表現女主角的喜劇才能而創作的。但是，這個劇演到紐黑文便終止了。

南希回到紐約繼續上她的戲劇課，仍舊住在第51街上的比克曼普萊斯公寓裡。她的朋友羅伯特·弗賴爾記得她的房間“收拾得無可挑剔”。

南希在經濟上有家庭的支持，喜歡獨自一人住在曼哈頓。她幾乎不同那裡的女人交朋友，只有她父母的一些年長的女性朋友除外。這些人實際上充當了她的代理母親的角色。至於她結交的同齡女友，也多是同她家庭來往密切的戲劇界的朋友。“休斯頓夫婦（沃爾特和南）的公寓就在不遠的拐角處，”她說，“我們家的另一位朋友莉蓮·吉什也住在附近。他們常常帶我出去吃飯或看戲，或邀請我參加一些小型晚會。有一段時間，我經常去看斯彭斯（斯潘塞·特雷西）排練一個叫《崎嶇之路。的新劇目。”

扎蘇又一次突然降臨，向她提供了另一個巡迴演出中的角色，這次是扮演《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比恩》中的蘇珊·哈格特。《芝加哥先驅美國人》報給她表演的評價是：“天然無雕飾的甜蜜”。

馬里蘭州的奧爾尼是巡迴演出中的一站，南希在奧爾尼劇場與公司當地演員詹姆斯·卡倫分別扮演女主角和男主角。

“我想我在台下對她說的話還不到10個字，而她對我說得更少。”他說道，“實際上南希相當拘謹，總是一本正經的模樣——不太可能同我們這些混雜的吉卜賽人交往。現在多年已經過去，回頭想想，這可能同她當時的尷尬處境有關——一個年輕姑娘同扎蘇·皮茨和佐莉亞·塔爾馬兩個老婦人結伴而行，不能同當地公司的年輕人交往。

“觀眾中有許多成年人，他們對魯思·查特頓、利特賴斯·喬伊、約翰·卡拉代恩、勒諾·烏爾裡克和扎蘇等來訪的明星印象很深。所以，當他們來到鎮上演出一週時，人們為他們付了100美元。一週後，明星們又出發前往其他城鎮。人們看到這些在二三十年代就已聞名遐邇的演員都已經漸漸衰老，感到十分好奇。在他們之中，有些人仍然幸福、漂亮、生活富裕，而另一些人卻在艱辛的職業重負下變得衰老、醜陋、沮喪，早已一蹶不振。我一直不明白扎蘇的生活狀況，因為她當眾總要喋喋不休地抱怨羅斯福的‘新政’剝奪了她的一切，但是她看上去還是那麼富有。南希幾乎完全受扎蘇支配。她們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梳妝打扮，從不同我們和當地人來往。她們來到劇院，工作一完就回到華盛頓的旅館裡。”

1947年底，南希在巡迴演出將近尾聲時回到了紐約，並同艾爾弗雷德·德雷克有過一段短暫的戀情。艾爾弗雷德是40年代百老匯的音樂喜劇王子，主演過《命運》、《吻我吧！凱特》和《俄克拉何馬！》等劇。雖說好景不長，但是南希仍然為能同他交往而神魂顛倒。後來她遇到了克米特·布盧姆加登公司的總經理、曼哈頓首屈一指的製片人馬克斯·艾倫塔克，便窮追不捨，儘管有人認為她的野心勝於愛情。有人曾說：“與其說這是個人感情，不如說是職業需要。馬克斯可以給她提供角色。另外，對她來說他是一個禁果。她怎麼可能嫁給一個猶太人呢？因為她非常敬佩她的繼父，而他是一個強硬的反猶太主義者。”以後在好萊塢，這個問題又再次被提出來。

“我們這麼說吧：她喜歡馬克斯勝過馬克斯喜歡她，”艾倫塔克的秘書說。在她的記憶中，南希·戴維斯是一個“臉蛋迷人、身穿華麗裘皮大衣的女人。看上去她不像一個奮力抗爭的女演員，而更像一個社會女郎。

“有時，當她來約馬克斯吃午飯時，馬克斯就從後門溜之大吉，她就沒完沒了地纏著我。於是，我們就出去吃點東西，我勸她忘掉這個瘦骨嶙峋的高個兒猶太人，到好萊塢去，見識一下像克拉克，蓋博那樣的真正男人。我知道斯潘塞·特雷西曾經幾次安排她結識蓋博。真的，我對此印象極深。我也知道她母親是斯潘塞·特雷西的好朋友——公司上上下下對此都印象深刻——所以，我勸她利用所有這些關係，走出紐約，到西海岸去。我一直認為她在紐約當戲劇演員是不會有出息的。當然，她本人倒是雄心勃勃，但是一直沒有多大發展，雖然她人很好。她缺乏幽默感，但是心地相當善良。”

她同克拉克·蓋博在紐約有過三次約會，這使許多來到紐約的男人都要給她打來電話。這些人中間就有本傑明·索，他是洛氏公司的副總裁和米高梅電影公司負責演員角色分配的頭兒。作家安妮·愛德華茲認為：“南希是那種人們爭抄她電話號碼的姑娘。”

索當時已年滿51歲，尚未成婚。他帶著這個28歲的女演員去觀看斯潘塞·特雷西演出的《崎嶇之路》，然後又同她去共進晚餐。幾年之後他回想起來了，他曾在餐桌上隨口對她說，他有可能讓她到好萊塢試試鏡頭。

後來，當米高梅公司的雄獅真的向南希發出吼叫時，她欣喜若狂，立即給母親打去了電話。她母親立刻行動起來，打電話叮囑斯潘塞·特雷西一定要確保南希通過試鏡。當時，特雷西為報答戴維斯夫婦經常不斷地給予他的幫助，非常樂意通過幫助他們的女兒作為報答，他以令人難以置信的神速辦妥了此事。

“斯潘塞對洛耶·戴維斯非常感激，因為特雷西夫人曾帶著他們雙耳失聰的兒子向洛耶求助。他告訴她神經性耳聾是不治之症。”喬治·丘克的遺囑執行人查爾斯·威廉森介紹說，“他對她說：‘你要麼為自己開創一個新的生活，要麼因此而毀了自己。’從那以後，特雷西夫人把兒子的耳聾症變成了一項事業，創辦了約翰·特雷西診所，把一生都奉獻給了耳聾患者。斯潘塞·特雷西不遺餘力地為南希爭取到米高梅電影公司試鏡頭的機會，就是出於這個原因。”

在1949年，特雷西是米高梅電影公司最走紅的明星之一。他給負責製片的副總裁多爾·沙裡打電話說，他的有些影片讓南希來演最合適不過了。他說：“這個姑娘一到台上，就知道怎樣去表現自己的真實情感。”沙裡從1938年，也就是從他創作《少年城》那個時候起就成了特雷西的親密朋友，該劇本不僅使他獲得了學院獎，還使他贏得了奧斯卡獎。沙裡很快就答應讓南希在他的新片《東邊，西邊》的一幕中同霍華德·基爾一起試試鏡頭。然後，特雷西又給米高梅公司最權威的導演和以善於同女人工作而聞名的喬治·丘克打電話，要他出馬導演這一幕。同時，他還安排了最優秀而又擅長拍攝婦女的電影攝影師喬治·福爾賽負責拍攝工作。

“有如此強大的後盾支持，她的一切自然安排得萬無一失，原米高梅電影公司的製片人戈特弗裡德·萊因哈特說，“南希要做的只是出現在試鏡現場，只要在攝影機前不被嚇得嘔吐就行了。至於合同，事先就已決定了。無論怎麼說，喬治·丘克是製片廠最高級的導演，一個極具影響力的人物，他親自導演試鏡頭，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尤其又是為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影星。他這樣做只是為了給斯潘塞·特雷西面子，是出於親愛的朋友之情。特雷西當時正同凱瑟琳·赫本打得火熱，兩人就住在喬治·丘克家的客房裡。他倆創作的最優秀的影片都是由喬治導演的。他對斯潘塞從來不說一個不字，再說還有南希同本尼·索的戀情這個因素，她要得到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合同，可謂勝券在握。”

儘管如此，在南希簽署合同前，別人還為她做了大量工作。“我幫助她做試鏡前的準備，”莉蓮·伯恩斯·西德尼說。她是南希在戲劇、嗓音、姿勢、舉止、服裝和化妝等方面的指導老師。“我討厭戲劇指導這個頭銜，但是我在米高梅電影公司專門負責有才華的年輕演員，我訓練他們……我不得不同南希在一起待了幾個星期。”

“我告訴過莉蓮，對這個人要給予特別關心，因為本尼要我盡全力幫助她。”原米高梅電影公司人才部部長露西爾·賴曼·卡羅爾回憶說，“我承認，本尼·索把南希·戴維斯這樣的人拉進公司是異乎尋常的事情，因為他、我以及所有人都很清楚，她是絕不會成為明星的。”

“製片廠只關心有發展前途的明星。”卡羅爾夫人接著道，“我們對培養優秀表演家不感興趣。一個優秀表演家並不能擴大票房收入。阿瑟·希爾就是一個優秀的表演家，但是他並不能撩動女性的心。安吉拉·蘭斯伯裡是一個傑出的女演員，但她同樣沒有使男人著迷的魅力。不過，我們仍同安吉拉簽了合同，那是因為她無時無刻不在努力工作。如果有人肯幹又能掙錢，我們會同她續簽合同。但是，我們努力尋找的並不是她這種人。我們需要像阿瓦、莉茲和拉納那樣能提高我們的票房收入和股票價值的真正明星，這才是我們最關心的。

“南希的素質只適合在我們當時所拍的乙級影片中扮演諸如‘鄰居姑娘’一類的角色，即完全無足輕重的角色。多爾·沙裡拍了不少這類影片，而且他喜歡她，但是他不該成為她的後台。他是個相當因循守舊的傢伙，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性感。正是因為他的緣故，米高梅電影公司從未同瑪麗蓮·夢露簽過一份合同。多爾無法看出她在銀幕上的性感魅力，此外，他還認為性感在銀幕上並不重要，而路易斯·邁耶卻認為這是惟一重要的因素。邁耶曾說，如果你在銀幕上既有性感的誘惑力又能得到合適的角色，你就能成為明星。南希進入製片廠時，”正是本尼·索讓多爾·沙裡主事的時期，所以他認為我們儘可以同她籤合同。”

在米高梅電影公司成立50週年的那一年，南希成了這個全世界最大而又資金最雄厚的電影製片機器上的一部分，那也正是公司大肆吹噓其“明星之多勝過空中繁星”的時期。它可以驕傲地列舉出克拉克·蓋博、斯潘塞·特雷西、凱瑟琳·赫本、米基·魯尼、弗雷德·阿斯泰爾、金格爾·羅傑斯、吉恩·凱利、埃絲特·威廉斯、朱迪·加蘭、瑪格麗特·奧布賴恩、吉米·斯圖爾特、範·約翰遜、埃塞爾·巴里莫爾、拉納·特納、阿瓦·加德納、瓊·阿利森、彼得·勞福德、伊麗莎白·泰勒、加里·庫珀、埃羅爾·弗林、弗蘭克·西納特拉和拉西等一大串明星。牛仔片和喜劇片是那個時代的搖錢樹。1949年最著名的明星有賓·克羅斯比、鮑勃·霍普、艾博特和科斯特洛、約翰·韋恩以及加里·庫珀。

“我們以‘五光十色的電影製片廠’而著稱，”露西爾·賴曼·卡羅爾說，“米高海電影公司是規模最大而又最傑出的製片廠。”在好萊塢的所有制片廠中，米高梅支付的片酬最高，拍攝出的影片最轟動，獲得的學院獎最多，創下的收益也最豐厚。雖然在那以後的五年中，萬能的米高梅電影公司將要衰落、其明星大軍將要崩潰，但是在1949年，公司在卡爾弗城的178英畝土地上還擁有5000名僱員和31個音響棚，一個私人動物園和一所童星學校。

1949年3月2日，南希·戴維斯同米高海電影公司簽訂了合同，合同期為6個月，週薪300美元，其間20個星期是有保證的。她當時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合同期6個月，週薪300美元，另一種是合同期6年，工資逐年增加，如果製片廠同她續簽合同，那麼，到1956年她的週薪將漲到1250美元。同樣是一紙合同，拉西的週薪為1000美元，相比之下，她的工資真是少得可憐，但是，光彩照人的拉西是當時製片廠裡最為耀眼的明星，以“身著裝皮大衣的格里爾’加森”而聞名。而南希·戴維斯卻被挪揄為“本尼的小丫頭門徒”。

南希在簽署合同一個星期以後，填寫了一份製片廠發給她的自傳表，在年齡一欄裡她填的是26歲而不是28歲。“我們很少僱用年齡在25歲以上的人，所以我認為是本尼讓她稍作改動的。”露西爾·賴曼·卡羅爾說。南希的身高為5英尺4英寸，體重117磅，她聲稱她兒時的夢想就是“當一名演員”。她所崇拜的演員有：斯潘塞·特雷西、沃爾特·休斯頓、勞裡特·泰勒和她的教母阿拉·納齊莫娃。她還說她喜歡穿著“考究的睡袍在敞開窗戶”的房間裡睡覺。她在生活準則一欄中寫道：“以人待我之道待人——篤信知恩報德——有付出必有回報。”除目前所從事的事業外，是否有其他志向？“當然有。”最大的抱負是“獲得成功而美滿的婚姻”。相信預感嗎？“相信。”特別厭惡什麼？“淺薄、粗野——特別是女人的粗野，頭腦糊塗和不修邊幅，以及雪茄！”相信迷信嗎？“有時全信，有時不全信。”

1949年3月7日，南希正式報到上班，並很快就得到了在《牆上的影子》一片中扮演精神病醫生卡羅琳·坎福特的角色。影片描寫這位醫生如何幫助一個親眼目睹母親被殺的6歲小姑娘恢復記憶，因為她只記得牆上的一個影子。她的姑姑詭計多端（由安·薩森扮演），極力阻止醫生了解影子的具體細節，但是最終她還是坦白了謀殺的罪行。

“我拍過70多部影片，這一部不是最好的。”安·薩森在該片拍攝40年後說，“我記得南希·戴維斯性情很溫和，身材矮胖，看上去她好像做過美化鼻子的整容手術。儘管她舉止文雅，但是我覺得她看上去相當工於心計。我說不出為什麼……只是一種感覺，也許是因為她野心太大……她是一個堅強的女人……對自己未來的目標非常明確……

“我是作為明星來到米高梅電影公司的，一年掙10萬美元，而南希只是個小小的合同演員，沒有給製片廠裡的任何人留下過深刻印象。如果不是因為我們曾同演過一部電影，我絕不會認識她；即使是這樣，她也沒給我留下多深的印象。”

合同演員同明星的區別相當於雜種和純種的區別。“在這座城市裡，這種區別就是一切，”前好萊塢專欄作家多蘿西·曼納斯認為，“如果你的名字出現在片名的前面，你就是明星；如果出現在片名後面，你就是合同演員。小小的南希不過是個合同演員而e。”

大多數評論家對南希在她的第一部影片中的表演未予理睬，但是，惟獨《雜耍》雜誌除外，認為她“出色地扮演了一個兒童精神病醫生的形象……毫無疑問，這個女演員的前途將不可限量”

在拍完該片後的第二天，南希又開始拍她的第二部影片：《醫生與女孩》。不無嘲諷意味的是，給南希分配的角色是傑出神經外科醫生（由查爾斯·科伯恩扮演）的孝順女兒。評論家們對南希平淡無奇的表演幾乎沒有什麼評價，又只有《雜耍》雜誌除外，聲稱她“必將讓人們刮目相看”

“她根本就不是明星的材料，”製片人潘德羅·伯曼評價說，“要當明星必須有超凡脫俗之處，而這正好是南希所沒有的。《醫生與女孩》的外景不少是在紐約拍的，我的好朋友本尼·索要我在紐約期間帶南希出去吃一次晚餐，看在他的面子上我帶她丟了。當時他們倆打得火熱，製片廠的人都以為他們會結婚。她演的許多角色都是由於他的鼎力相助才弄到手的。因為他是米高梅電影公司負責角色分配的頭頭，所以她總是往他的辦公室裡鑽。如果不是出於我同本尼的交情，我是絲毫不會注意到南希·戴維斯的。一丁點兒也不會。”

“本尼帶她參加各種初演、義演和晚會，”露西爾·賴曼·卡羅爾回憶道，“他還同她一起去亞利桑那的斯科茨代爾看望每年都到那裡去度假的她的父母。”

“一次，他送給她一輛轎車——我記得是雪佛萊牌。”負責廣告宣傳的魯伯特·艾倫說。

“他們的戀情在製片廠裡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凱思林·格雷森證實說，“我認為他們可能訂過婚……”

“毫無疑問，本尼愛上了南希。”莉蓮·伯恩斯·西德尼說。

本尼·索在他去世的幾年前曾回憶起他同這個年輕小影星的關係。“你可以說我是為了幫助她，”他說，“她不可能同諾馬·希勒和伊麗莎白·泰勒那樣的明星競爭。她很迷人，但並不是人們常說的那種漂亮；她是個相當善良和循規蹈矩的姑娘。”

“你願意娶她嗎？”

“我對她那種姑娘通常很友善。至於結婚，我不知道。我是一個猶太人。”

“你曾想過娶她嗎？”

“想過，但是僅此而已。”

戈德弗裡德·萊因哈特是一位製片人，他最著名的影片是《紅色勇氣勳章》。他說：“因為她同本尼同床共枕，我們不得不同她打交道，並在影片中為她安排角色。

“在米高梅電影公司中，最高權威人物從來都是製片人，而不是導演。是製片人創造了偉大的米高梅電影公司——也許這不是從藝術意義上講，而是從商業意義上講——因此，米高梅電影公司曾經是歷史上最偉大的娛樂王國。我們負責安排角色，而本尼·索總是逼我們把片中的某個角色給他枕邊的女人。當然，如果我們不答應，他也不能把我們解僱，因為我們都簽有長期合同。但是，我們絕不想疏遠他，他太有權有勢。

“記得有一次我正籌備一部影片，他打來電話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本尼是個鬱鬱寡歡的人，說起話來聲音很低，人們常常聽不懂他的話。儘管他很懂行，但卻極少說三道四。由於我雪茄煙抽得很厲害，他又討厭雪茄，因此也就討厭我。不過那一天他卻是滿臉堆笑，喋喋不休地說個沒完，甚至對我的雪茄也露出欣賞的神情。

“‘你這部片子為什麼不用南希？’他問。我當然不會說‘你簡直是開玩笑’一類的話，儘管我認為南希是個蹩腳演員，即使同製片廠簽了合同也無戲可演。但是，因為她同本尼睡覺，我們不得不應付她。首席製片人西德尼·富蘭克林已經拒絕用她，所以本尼又來找我。我告訴他我再考慮一下。我不願意因為任何事情同這個人鬧翻，但是也決不在我的新片中給南希·戴維斯分派一個角色。我根本沒有答覆本尼，所以他把她硬塞給了多爾·沙裡。多爾背部有疾，正找南希的父親洛耶·戴維斯治療。現在，這兩個人在一起就十分有趣了。你想想，多爾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熱衷於‘美國文職自由黨人聯合會’、‘美國猶太人委員會’以及‘反誹謗同盟’等組織的活動。而洛耶·戴維斯是一個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和‘約翰·伯奇社團’的成員，我認為，他應該是一個強硬的反猶太分子。不過，這足以說明南希在決策環節的方方面面都有安排。她同本尼·索同床共寢，而她父親又為多爾·沙裡治病。對一個小影星說來，還缺什麼呢？”

多爾·沙裡把南希在《東邊，西邊》一片中試鏡的那個角色給了她。這部影片的主要演員有巴巴拉·斯坦威克、阿瓦·加德納和詹姆斯·梅森。南希·戴維斯的戲僅在影片的後一部分，演的是巴巴拉好管閒事的朋友，她告訴她，她的丈夫有了外遇。

1950年這部影片公演時，阿瓦·加德納因勾引弗蘭克·西納特拉被報界無情地指責為“毀人家庭的人”。而弗蘭克在阿瓦的誘惑面前亦是情不自禁，招之即來。這一對情人的風流韻事成了當時的一大丑聞，使他們成為美國各地報紙的頭版新聞人物，這一桃色事件帶來的軒然大波甚至引起了美國參議院的一次會議的注意。輿論認為，在一個全社會一致反對通姦行為的時代裡，這個事件使一部宣揚夫妻不忠的影片轟動起來。

評論家們對南希·戴維斯毫無特色的表演根本無動於衷，但是南希本人仍然信心十足，決心要引起人們對她的重視。“她剛到米高梅電影公司時總是離不開這個話題，”好萊塢律師阿林·塞勒斯說，“她來後不久我們曾在一起吃過午飯。那真是一頓馬拉松式的午餐，因為南希一再表示在這個世界上她最大的願望就是當大明星，沒完沒了地講述這一點。”

勞埃拉·帕森斯是好萊塢的專欄作家，對南希同羅伯特·沃克約會的事很瞭解。她在首次採訪南希時曾問她，在生活中她是否有某個特定的男人為伴。南希回答說：“目前還沒有。我不會迂腐到自稱嫁給了事業，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這又是事實。”

儘管她後來矢口否認她在事業上有野心，聲稱她對當演員的事從來認真過，“那不過是中意的男人出現之前聊以度日的有趣方式”，但是，製片廠的同行們的記憶卻與此截然不同。

“我記得南希·戴維斯相當活躍，臉蛋漂亮，雄心勃勃，”米高梅電影公司的（梅爾文）弗蘭克和帕納馬寫作、導演及製片小組的諾曼·帕納馬回憶道，“她是製片廠乙組的成員。這是多爾·沙裡組織的預備隊，常常用來拍一些較次的、無關緊要的廉價影片。她演得不壞，但也不出色。我對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在米高梅電影公司午餐食堂裡周旋於餐桌之間的情景。她從一個餐桌挪到另一個餐桌，不遺餘力地美化自己的形象，是個不錯的小政客。”

理查德·戈德斯通是南希在米高海電影公司的最後一部影片《談論陌生人》的製片人，他也記得南希在製片廠食堂裡的表演。“在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午餐食堂裡很少有人來回走動，最多在吃完飯、往外走時在某個餐桌邊停一下，同某人打個招呼。因為南希在整個午餐過程中總是有規律地周旋於各餐桌之間，所以她在我的腦子裡印象很深。她從來不同其他小影星坐在一起，我也記不得她同其他任何女人有絲毫的親朋關係，她接近的都是米高梅電影公司的男性實權人物和男性大明星。她是個社交狂，能背出一大串明星的名字。她經常到克拉克·蓋博的餐桌旁去（同他還有過一兩次約會，不過，誰又沒有過約會呢！），然後，又到斯潘塞·特雷西的餐桌旁去。她總是從編劇到導演再到製片人，一桌一桌地週而復始。其他小影星都沒有這種膽量。這對於一個尚未成名的小女演員來說是極不尋常的事情。她仔細地選擇目標，任何事也別想阻攔她，真讓人大開眼界。”

南希在追求感情方面幾乎採取了同樣的戰術。由於南希偏愛柔弱的男人，她在1949年開始同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合同演員羅伯特·沃克約會，當時，他因酒後駕駛被監禁剛剛出獄不久。後來，多爾·沙裡把這個兩度離婚的男演員送到堪薩斯州託皮卡的門寧格診所接受戒酒治療。半年後他回到好萊塢，公開談論其經歷說：“如果一個男演員可以公開他治療精神病症的訣竅的話，恐怕其他人也都會要求接受精神病專家的治療。”

南希經常長時間地同沃克一起待在他在太平洋斷崖的家中，同沃克和他第一個妻子詹尼弗·瓊斯所生的兩個年幼的兒子嬉戲。南希還為他的房子挑選傢俱並且為他安排他們父子的旅行計劃。“一次，彼得·勞福德和我沒有按常規先打招呼，就在下午4點左右到了沃克的家。”製片人喬·納爾回憶說，“當時羅伯特和南希正在談情說愛，我們不期而至使他們措手不及。南希圍著一條毛巾從浴室裡走出來，見到我們很尷尬。我們真不該冒冒失失地闖進去；我們違反了常規。很顯然，我們把這一對年輕人的好事給攪了。

“說實話，南希對羅伯特之所以有吸引力，完全是因為羅伯特太脆弱，這是我唯一的解釋。他總是那樣……看上去需要別人的照顧。我認為女人正是在他身上看到了這一點才鍾情於他。”

羅伯特·沃克和南希分手幾個月以後，因服用他的醫生開的過量安窯妥鈉而死亡，年僅32歲。

南希從未迷失過自己最大的志向：“獲得成功而美滿的婚姻”，她曾經半開玩笑地拿出一張她開列的好萊塢最理想的單身漢的名單給一位米高梅的同事看。名單中除了演員還包括導演、製片人、代理人和律師。名列榜首的是電影演員工會主席羅納德·里根；華納電影公司的這個乙級演員，一年前剛同簡·懷曼離了婚。

南希曾向多爾·沙裡提出她想認識里根，因此沙裡的妻子米里亞姆於1949年秋天安排了一次小型晚會，邀請他們兩人參加。吉爾·沙裡·魯濱遜回憶那天晚上的情形時說：“多數時間是談論政治，還發生了小小的爭執。里根明確地表示了他的（反共）觀點。他相當能言善辯。南希聽得很專注。晚餐時，她坐在他的對面，不斷地向他微笑表示贊同。”沙裡的女兒回憶說，當晚的氣氛有些緊張，因為她父親認為“赤色誘惑”是一個嚴重的危險，當時的電影工業已經受到了侵蝕。

里根在1943年至1947年間曾擔任聯邦調查局的情報員，代號T—10，秘密告發過他在電影演員工會成員中發現的“顛覆分子”、“非美活動分子”或“奉行共產黨路線分子”，等等。

那天晚上，沙里夫人本來希望設法讓里根開車送南希回家，但是里根說他第二天一早要到紐約去，結果獨自一人先離去了，事後又沒有給南希打電話。但是根據電影演員工會的正式記錄，她卻往電影演員工會打過電話，“暗示她願意並要求（在下一個月，即11月的工會年度選舉中）參加理事會成員的競選。”里根仍然沒有打來電話。因此，南希想出了另一招：以尋求幫助為名主動找上門去。

好萊塢劇作家約翰·霍華德·勞森和多爾頓·特朗博因為拒絕向“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闡明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地方法院宣判有罪。電影工業界裡的一些人聯名上書美國最高法院，要求撤銷對他們的判決。1949年10月28日，《好萊塢記者報》披露了聯名上書的那些人的名單，其中有一個南希·戴維斯，是代理人傑裡·戴維斯之妻，自由民主人士。這份黑名單給她帶來的傷害使她深惡痛絕。

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南希·戴維斯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共產主義罪犯的支持者名單中，立刻意識到這正是她所需要的藉口。她當時正在拍《東邊，西邊》那部片子，於是她找到她的導演默文·勒魯瓦，聲稱她已經收到了共產主義分子寄來的宣傳郵件，心裡十分擔憂，求他給電影演員工會主席打個電話，以澄清事實。他答應幫助她，於是，她自信地認為里根終於會給她打電話了。當天，她在自己房裡的電話機旁等了整整一個晚上。

第二天晚上也過去了，南希仍然沒有得到里根的隻言片語，便向勒魯瓦詢問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位導演告訴她說，里根已給他回過電話，說另一個女演員也叫南希·戴維斯，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南希·戴維斯不用擔心；電影演員工會會保護她的。

“如果電影演員工會主席直接給我打電話說明這一切，我會更放心一些。”這位保守的小影星對導演說。

默文·勒魯瓦這時才意識到，南希·戴維斯的心思並不僅僅是要洗刷自己的名聲，而是要同羅納德·里根見面。所以，勒魯瓦決定再給他打個電話。

“羅尼，何不給她去個電話，看能不能幫她一把？”他對他說，“她這個人相當不錯，而你現在又是個單身漢。”

這個38歲的男演員由於擔任電影演員工會主席的職務，同電影界的實權人物打交道也越來越多。這樣一個來自好萊塢實力最雄厚的製片廠的重要導演的請求，是不能置若罔聞的。

“那天晚上（1949年11月15日），我照例等在電話機旁，”南希回憶說，“這一次電話終於響了，是羅尼打來的。他問我是否有空同他共進晚餐。我回答說時間太倉促，不過我想我能去。他說這頓晚飯得早吃，因為他第二天一早要拍片。我告訴他這樣最好，因為我明天一早也要拍片。當然，我並無此事，但是一個姑娘總要有一點架子。他是拄著柺杖來的，因為他在一次慈善棒球賽中摔斷了腿。但是他總算來了，帶我到拉魯飯店吃了晚飯。那是日落大道上人們常去的地方之一，這條街在當時還是一個好去處。……我的名字引起的問題很快就澄清了，因為默文已經告訴過我，羅尼早已發現南希·戴維斯還另有其人，所以我的問題不存在。我們主要談論的是其他事情；怎麼說呢，別的許多許多事情。”

南希後來曾說過，這個由第三者安排的首次約會“不僅我事先心裡沒有底，里根更是如此”。但她“立刻就意識到”這正是她想嫁的理想男人。“我很清楚做他的妻子是我最渴望擔當的角色。”她說。她將用三年的時間去努力得到它。

小璇

六、南希里根結良緣

1950年2月2日，南希終於獲得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她的名字將首次出現在片名之前。她將要成為一個真正的明星了。那天，多爾·沙裡把她叫去，要她讀一讀劇本《你聽到的下一個聲音。的主角瑪麗的台詞。瑪麗是一個善良的中產階級婦女，有孕在身，丈夫叫喬·史密斯，美國人。

這部電影的產生，是因為有人竭力想把現在坐在家裡看電視的眾多過去的電影迷拉回電影院。米高梅電影公司的頭兒認為，拍攝一部關於上帝通過無線電廣播向“除了鐵幕後面以外的”世界各地講述他那一套陳詞濫調的廉價影片，將激勵人們重新回到電影院。沙裡決心同公認的電影三大規律背道而馳：“說教”片使觀眾拂袖而去；宗教乃票房之忌；60％的電影觀眾是為了看聞名遐邇的大明星而掏錢買票的。《你聽到的下一個聲音》是一部由無名之輩扮演、宣揚宗教說教的影片，演員們甚至既無特製的服飾也不化妝！

“我覺得，《你聽到的下一個聲音》也許確實違背了一般規律，”沙裡說，“也許正因為我們推出一部如此強烈而新奇的影片，可以把公眾的注意力從‘誰是主角’轉移到‘講的是什麼’上面去，從而激起人們一睹為快的願望。”他還相信，“在當前這個混亂的世界裡，這部片子可以給許多人帶來他們所需要的寬慰和滿足。”

他對這部影片惟一的懷疑是，是否應該採納他妻子的建議，由南希和詹姆斯·惠特莫爾擔任主角。“這個主意讓人一時難以適應，”他事後承認說，“這是一個真正的明星角色，而南希只在三部影片中演過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他不能允許自己用有限的經費去檢驗她的能力，但還是同意讓她讀一讀這一角色的腳本。

在1920年至1955年好萊塢的黃金時代裡，米高梅電影公司造就出的明星比好萊塢的其他製片廠多得多，但是沒有人知道該公司創造明星的確切秘方。“我們知道一顆新星將要誕生，但是隻知道這是合適的人選和合適的媒介的一種難以捉摸的結合，誰也說不清新星是如何脫穎而出的。”原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導演理查德·布魯克斯表示，“當明星角色出現時，我們並不是按圖索驥地安排人選，而是選擇一個在這個角色上能被觀眾接受的演員。然後，我們就拼命工作，希望奇蹟出現。有時候，奇蹟果然出現了。”

南希·戴維斯清楚地知道這個主角戲是她的天賜良機，很可能從此改變她的生活；因此，她去預讀角色時有些緊張也是可以理解的。前不久，她因試鏡頭失敗而失去了《危機》一片的女主角角色，該片的男主角是卡里·格蘭特。

“拍攝《危機》一片時，南希的試演是我見到過的最糟糕的試演。”該片副導演評論說，“她必須在胸衣外罩一件綢襯衣，可是她老想著要顯示她的胸衣，結果鏡頭拍得呆滯單調。”

南希同沙裡一起走進米高梅電影公司的會議室。她在詹姆斯·惠特莫爾旁邊坐下，打開腳本，兩人開始大聲嚮導演威廉·韋爾曼朗讀各自的台詞。待到台詞讀完後，南希已為自己掙回了面子。多爾·沙裡說：“經過這樣的預讀，再試演只會浪費大家的時間。”

“南希同劇本中的人物極其相似——善良、嫻靜、循規蹈矩，身著一件12.95美元的廉價罩衫，是一個很理想的人選。”查爾斯·“凱普”·帕爾默說，他當時也在拍攝現場，因為他正撰寫一部有關這部影片拍攝工作的書。米高梅電影公司在新聞發佈會上把該片稱作公司當年最不同凡響和最具刺激性的傑作之一。

根據角色的要求，她要扮演的是她的婚姻生活中的一個沉默的力量，要不動聲色地迫使丈夫說出該說的話。這個角色的特徵後來被她帶進了她自己的婚姻生活之中。

“因為她必須在整個影片中扮演孕婦，而且看上去要像一週後即將臨盆的樣子，所以她同一個快生孩子的朋友一起待了不少時間，以便了解孕婦走路的姿態。”帕爾默回憶說，“排練時她穿著用繩子掛起來的孕婦墊，在導演的指揮下看上去很漂亮。她頗有主見，但是也很聽從指揮，從不與人爭執；她從來不像達斯廷·霍夫曼那樣刨根問底，說什麼‘你是什麼目的’之類的話……她和吉姆合作得不錯，但是她倆並無親密關係，在場外也絕無越軌行為。”

惠特莫爾是紐約“演員培訓學校”培養出來的，前一年曾因在《戰場》一片中精彩的配角戲而獲得“學院獎”提名。他在每個鏡頭、每次排練和每一點改動上都同南希合作共事。“我們倆都是第一次擔任主角，工作一絲不苟，因為我們對自己的事業都非常嚴肅認真。”他說，“南希決不是淺薄輕浮的女人，她在事業上是毫不馬虎的。同她共事令人愉快；她這個人和藹可親，笑起來是那樣善良和開心。她總是把頭向後一仰，從內心發出迷人的笑聲。但是，我們在場外並無交往，也從未談論過她的男朋友或類似的個人問題。儘管如此，我仍然清楚地記得她的政治觀點同我不完全一致，而且很激烈。”

經過三個星期的排練和兩個星期的拍攝，影片終於大功告成。南希打開一瓶香檳酒，向所有演員表示慶賀，多爾·沙裡則送給她一本精裝的劇本，扉頁上寫著：“你忘不了這個戲，我忘不了你。”《你聽到的下一個聲音，於1950年3月24日秘密地進行了試映，由於效果不錯，製片廠決定在曼哈頓無線電城音樂廳公映。南希的名字出現在紐約的大帳篷幕上，她興奮極了，特地拍下了一張照片，並表示：“我要永遠保存這張照片。”

“在無線電城那座巨大的甕音大廳裡放映這樣一部描寫世俗凡人的小型影片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因為那裡是豪華巨片的領地。”詹姆斯·惠特莫爾多年後說。

“首次放映反應就極差，因為紐約討厭這種片子，”查爾斯·帕爾默說，“一週後就停映了。”

公眾的評論眾說不一，大多數人對多爾·沙裡拍攝這部廉價宗教說教片的良好願望表示讚賞，但是認為這不是一部傑出的影片。《紐約人》批評它是一部“漫無中心的傷感之作”。《紐約時報》對它的印象也不佳，但是稱讚詹姆斯·惠特莫爾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認為南希·戴維斯“扮演的即將臨產的妻子的形象歡快而妥貼”。

這部電影使南希獲得了“克利斯託弗獎”，以表彰她“在精神價值上的創造性工作”，但是這並沒有使她成為明星，因為她並未能超越角色。斯潘塞·特雷西評論說：“她表達出的情感單調、呆板，就像一支開心牌冰淇淋，緊緊地凍在木棍上，只聞到一種香草味。”

“她從未煥發出才華，就像瓊·阿利森一樣，永遠也成熟不起來。”多爾·沙裡說，“她更像一個和藹可親、誠懇精明的小學教員。”

“她根本不具備那種語言難以表達的明星氣質，”查爾斯·帕爾默認為，“那種明星所特有的孤芳自傲、目空一切的氣質。”

對她來說，只有一個人的意見她最看重。1950年12月12日，她要他陪她一起去參加首映式。“我叫她把戲裝送到洗衣店裡去，然後把取衣票扔掉，”羅納德·里根多年後說，“但是，我同時也告訴她說，她可以回家去了，把行李打開，因為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她將要待在這裡。”

這是羅納德·里根和南希·戴維斯首次在公開場合下讓人拍照，他倆的照片出現在各種電影雜誌上。這對南希具有重大意義，因為當時她正不遺餘力地同里根的前妻簡·懷曼的陰影作鬥爭。里根於1949年7月18日同簡離異，離婚使他深陷於痛苦之中。在這以後的一年裡，他仍然不斷地給她送去鮮花，還給她送過一隻長卷毛狗，並且經常到拍攝現場看望她，試圖重新贏得她的愛情，使她回到自己身邊。他甚至還陪同她和她的精神病醫生拉爾夫·“羅米”·格林遜參加過幾次會議。他對記者說他仍然愛他的妻子，“我相信我們屬於彼此，並且終將白頭到老。”

他們1940年結婚。他對這個性情急躁、喜怒無常的女演員如此痴情，以至當她與《約翰尼·貝林達》一片中她的搭檔、男主角盧·艾爾斯產生私情時，他竟公開表示允許她這種不正當的行為。“她是個非常熱情奔放的人，但同時又是個出色的妻子。那件事使她迷惑不安。”里根說，“她的問題在於沒有學會把工作同個人生活區別開來。在目前情況下，簡非常需要放縱一下，我想讓她得到滿足。”

然而，簡·懷曼所需要的遠遠不是“放縱一下”；她想的是擺脫自己的婚姻，投向她所說的“美國第一號天真無邪的好好先生”的懷抱。他們身邊的人都知道，她對她的生活現狀抱有難言的厭惡情緒，里根親暱地稱之為“小圓鼻子小姐”的她，對丈夫喋喋不休的習氣早已無法忍受了。

“簡是個相當高明的廚師，所以我常常去他們家串門兒，”《金石盟》中里根的搭檔和女主角安·謝里登說，“羅尼是一個棒球迷。一次，收音機中正轉播一場棒球賽，他立刻給我們作起現場解說來了。到第四回合結束時簡對他說：‘羅尼，請停下。安妮對棒球不感興趣。’但是他卻一口氣講解完了全部九個回合。”里根曾在艾奧瓦州得梅因的WHO廣播電台當過現場體育播音員，妻子的反對意見他竟充耳不聞。她說過，他總是嘮嘮叨叨個沒完，就連睡夢中也在演說。

“我記得有一次我問羅尼幾個簡單的問題，他卻回答得既仔細又有條理。”瓊·阿利森回憶說，“他剛向我解釋完一件什麼事，簡就俯過身來對我說道：‘別問羅尼現在幾點鐘，否則他肯定會給你講述手錶是怎樣製造出來的。’”

懷曼曾告訴格雷戈裡·佩克：“我再也無法忍受看那部該死的片子《金石盟》了，一次也不行！”她要求里根不要再放這部影片。里根在這部片子中扮演第二主角的角色。從1942年起，他就在他們夫婦舉辦的每次晚會結束前給客人放映這部影片。記者吉姆·培根曾問她對里根作為一個情侶有何評價，懷曼回答說：“他在床上的表現同在銀幕上的表現相差無幾。”

隨著里根在電影事業上的衰落（里根自稱：“我是乙級演員中的埃羅爾·弗林”），他對電影政治越來越感興趣。他對電影演員工會工作的極端熱情使簡·懷曼非常厭煩，不時引起她歇斯底里地發作。“我記得在一次電影演員工會會議上，工會主席羅尼沒完沒了地講著同一件事情，”原工會理事會成員羅斯瑪麗·德坎普說，“簡實在聽膩了，站起來大聲叫道：‘噢，羅尼，看在上帝的份上，閉嘴！見你的鬼去吧！’”

南希·戴維斯決心撫慰里根受到的創傷。她傾聽里根的高談闊論，彷彿欣喜若狂；她觀看他演的電影，顯得如痴如醉；她對他說，她很欽佩他從事的電影演員工會主席的工作，並願意成為這個組織中的一個積極分子。里根對他的阿諛奉承感到飄飄然；作為回報，他在1950年7月建議由她接替瓊·考爾菲爾德擔任工會理事會成員之職。

電影演員工會的正式記錄表明，當這個動議提出並得到附議後，又有人提出這位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小影星不足以擔任理事會成員的重任。“意見表明，在目前情況下工會所需要的理事會成員要有足夠的‘名氣’，戴維斯小姐在繼續從事電影工作一段時間之後，將具有更大的價值。因此，動議被否決了。”

南希對此表現出極大的失望，以致里根又找到李·鮑曼，求他在下一次出現空缺時再次推薦南希。第二次動議獲得了一致通過，南希被任命為理事會成員，任期30天，至1950年11月年度選舉前為止，屆時再提名她送交工會候選。競選提名共14人，其中10人當選，南希落選了，但里根設法讓她得到了補缺任命，接替羅伯特·瑞安任理事會成員，任期至1951年11月屆滿。到她任期屆滿時，她終於當選為任期三年的理事。“後來我們投了她的票，”羅斯瑪麗·德坎普說，“但只是看在里根的份上。”

南希進入電影演員工會理事會意味著她將定期見到里根，如果沒有每星期一晚上的例會，這場求愛戲恐怕早就演砸了。里根為了盡力忘掉自己的妻子，開始同好幾個女人接觸。在此後的兩年中，南希只是她們之中的一個而巳，這使她十分懊惱。這些人包括阿黛爾·傑根斯、凱·斯圖爾特、魯思·羅曼、莫尼卡·劉易斯、彭尼·愛德華茲、安·薩森、伊夫林·奈特、多蘿西·謝伊、佩吉·斯圖爾特和派拍·勞裡。

她們大多數至少比他年輕10歲，有的是好萊塢的個影星、歌星，有的是模特兒或美容師，真正名副其實的明星有帕特里夏·尼爾、多麗絲·戴和朗達·弗萊明。據同他一起主演。夜復一夜。的維韋卡·林德福斯回憶，他們倆談話的主題除了性沒有其他內容。“我記得他說過：‘下午洗完淋浴後性慾最佳。’說完後他又有點尷尬地笑起來。”

里根本人的形象相當性感。他認為，在《黑暗的勝利。一片中這一形象沒能得到充分的體現。該片主角是貝特·戴維斯和漢弗萊·博加特，他扮演第五角色，一個陷入對貝特·戴維斯的絕望愛情的酒鬼和業餘藝術家。他曾說那個搞同性戀的導演不讓他按自己的戲路子發揮，所以他的重頭戲演得很糟。“我認為他實際上把我這個角色看成了他生活的再現。他對我說，我扮演的角色是那種在姑娘的化妝室裡閒聊，而姑娘們卻能當著他的面無動於衷地繼續化妝的人物。我不難想象（導演）正是這樣的人物。但對我來說，我願意這樣設想：我毫不在乎地從一群衣裙不整的姑娘中間走過去，她們四散奔逃、急忙抓起衣服掩蓋身體。”

里根無法接受那種缺乏陽剛之氣的超級英雄的角色，他對女人的看法也是一樣。

“羅尼喜歡那種身高體壯、愛好戶外活動、像‘帕薩迪納玫瑰花遊行的金髮女王’那一類的加利福尼亞女人。”《怎樣嫁給百萬富翁》一書的作者多麗絲·莉莉說，“我之所以知道，因為我也屬於那一類女人。他離婚後我們曾有過一段愉快的小羅曼史。他讓人難忘之處並不是他的柔情蜜意，但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愛和相貌堂堂的男人。我不願說他懦弱——也許用‘被動’一詞更為恰當……那個時候他喜歡外出，喜歡在夜總會拋頭露面，而且貪懷。所以，我們常常出去喝得酩酊大醉……他還喜歡喜劇演員，我們常去看喬治·傑塞爾和索菲·塔克的表演……我還聽過他所有的故事。有一段時間我們相處得很愉快，但我經常到歐洲去，從那兒給他寫過信。後來，我又常去加利福尼亞，而他常去紐約。他經常給我送花和寫信，可愛極了。他很講究紳士風度，從不在信中寫出完整的‘damn’（該死）或‘hell’（見鬼）這類詞，而只把它們寫成‘d——n’和h—ll’。”

他在談論性問題時並不那麼隱晦。“我也想同你來一次‘速戰速決’，”他在1948年4月28日給她的信中寫道，“但是，這必須也是你所夢寐以求的——我其實剛剛離開你，因為在我剛才的夢中我們剛喝完了最後一杯酒（酒吧關門了）。”7個月後，他在信中說：“還有一事——你的電話並沒有打擾星期天的午後演戲，我當時正迷迷糊糊地睡覺呢？ ”

貝蒂·安德伍德曾在鮑爾斯公司當過模特兒，她回憶說她同里根相處的那一段時間“迷人、開心而且浪漫”，但是，傑奎琳·帕克在事隔39年之後卻表示：“我極力想忘掉那一段往事。”她原來是華納電影公司的小影星，後來成了傑克·華納的情婦並因此備受羞辱。

“好萊塢商人喬治·佩利介紹我和羅尼認識後，他打電話到我住的製片廠俱樂部找我，約我到日落大道上面的倫敦德里大道他的家中喝一懷。我想坐出租車去，但他卻說：‘你離日落大道只有一個街區之隔，為什麼不省點錢坐公共汽車來呢？’我當時已意識到這個人很低劣，但他相當迷人，所以我還是乘公共汽車去了。

“他來開門時穿著一件絲綢浴衣一類的漂亮衣服，繫著當時在男人中很時興的寬領帶。我認為他當時仍未從失去簡·懷曼的悲痛中掙脫出來；他大愛那個女人了，以至於難以自拔。當她棄他而去時，他喪失了正常的生活能力——不能出門、不能工作、不會做飯，甚至也喪失了性慾。所以，在開始一段時間裡，我的日子很不好過。

“他在蔡森飯店訂了飯，讓人到時送來。我們一起坐下來喝酒。他要我給他按摩，我做了。他吻我，摟著我說：‘我真喜歡你，小妞。’但也僅此而已。他又喝了一兩杯，結果失手把杯子摔碎了。他指著四散的碎片對我說：‘如果你繼續留在這座城市裡，你的心就會如此破碎，形式可能不同——成功也好、失敗也好——這座城市終將使你傷心絕望。’他繼續指著那些玻璃碎片說；‘如果你決定在這裡待下去，你的心就會變成這個樣子。’晚飯送來了，吃完飯後他說：‘你何不現在回家呢，我會再給你打電話的。’我要他為我付出租車費，因為那時已經很晚了，但他的回答是我只能坐公共汽車，因為他沒有零錢，‘我只有大票子，’他說。我當時沒有錢，所以覺得他瞧不起我。不過謝天謝地，我還有足夠的錢乘公共汽車。我們像這樣持續往來了好幾個月，每次都是他打電話來，我乘公共汽車去。我成了公共汽車司機的老朋友。

“羅尼從未帶我到過任何公共場所，從來送給我一件禮物，甚至也從未為我付過一次出租汽車費。他要我發誓對我倆的事保密，說我不能把這事告訴製片廠的任何人。他只把我介紹給了他母親內莉，但並沒有說我是他的情人，只說我是他的一個影迷。此話也不假，我想那是因為我當時崇拜明星，對他抱有一種敬畏的心情。但是，我認為我們的關係遠遠超過了這種概念，因為他總渴望見到我。當時我只同他一個人幽會，但當我懷孕時，我才發現我們的關係對他一文不值。

“他說，‘你怎麼啦？嗯，這不是我造成的。不是我的原因。絕不是，這不是我的。’簡直令人作嘔。他說：‘我瞭解你們這些好萊塢的小影星，你們同誰都勾勾搭搭。現在，你想歸罪於我這樣的清白之士，但你不會得逞的。你無法證明我們倆曾經在一起，你還是自己去搞清這是誰的孩子吧！我不想受牽連。’可是，他又並沒有放開我。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他當時很有勢，而我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不敢追究此事，害怕因此丟掉電影演員工會的會員卡。所以，我給我的朋友本特利·瑞安打電話，告訴他我的事情。他對里根的態度十分憤怒，但是他還是為我安排了流產。當然，我同電影演員工會主席的關係也就到此為止了。”

在那幾年中，有一大串女人進過里根的臥室，實際上這種人太多了。後來他曾對時事評論員喬·桑特利說過，有一次他在阿拉茲花園旅館中發現自己同一個陌生女人在一起。“一天早上我醒來後，怎麼也想不起這個和我同床共枕的姑娘的名字。我對她說：‘嘿，我在這兒還真有點吸引力呢！。’”

里根是好萊塢的花花公子，這是盡人皆知的。他每月在夜總會里要花掉750美元，就連在那個時代把明星奉為半個上帝的電影雜誌也無一不曉。“不要以為我們會站出來指責里根是‘色狼’，但還是讓我們面對現實吧！”《銀屏》雜誌1950年5月號上的社論說。“突然間，所有姿色迷人的姑娘都把他當作一度良宵的超級性感男伴，甚至就連他自己也承認他已失去了太多的歡樂，要走出去補償這一切……有人說，為簡·懷曼點燃的那支火炬終於會變成一絲搖曳無力的焰火。”

南希·戴維斯對自己面對的強大競爭力瞭如指掌，決心擊敗所有的對手。儘管南希在影迷雜誌上看到過里根在西羅夜總會同艾琳·豪跳舞、在莫卡姆博飯店同雪莉·巴拉德共進晚餐、或者在椰子林夜總會同庫琪·戈登把盞共飲的照片，但是她仍然矢志不移，而她真正擔心的是那些同他秘密來往的女人，那些他從不帶到夜總會去的隱秘的對手。

南希仍然繼續參加電影演員工會每星期一晚上的理事會會議，然後設法在會後同里根共進晚餐，有時是他們兩人，有時也有他人在場。“她在會上除了對里根的動議表示支持外從不發言，”原理事會成員安·多蘭說，“她總是坐在那裡，兩眼帶著欽佩的神情，目不轉睛地凝視著他。”這種堅韌不拔的決心沒有逃過羅納德·里根的哥哥尼爾的眼睛，他在第一次見到南希後就對朋友說：“看來，這個姑娘巳經咬定了他，決不放鬆了。”

莫林·里根當時10歲，她現在仍然清楚地記得當她和弟弟邁克爾到父親家過週末時，南希如何千方百計地同他們套近乎。在那些日子裡，為了爭取羅納德·里根的第一次婚煙帶來的兩個孩子的好感，南希甘願做任何事情。簡·懷曼曾在里根37歲生日時送給他一輛綠色的卡迪拉克敞篷汽車作為生日禮物。南希常常開著這輛車帶莫林兜風，一遍又一遍地給她唱《叫我夫人》一片中的插曲。南希還到寄宿學校看望莫林，還為里根粉刷了他在馬里布購置的270英畝的“犢群”牧場的數千英尺長的紅木柵欄。

邁克爾對南希當時向他們百般討好的事也記憶猶新：“我特別喜歡星期六到牧場去度週末，因為每次南希和我們同行時，她總是坐在車的前座上，我坐在她腿上。她會一路上為我按摩或撓我的背，讓我覺到癢癢。”他說。

莫林和邁克爾終於意識到他們只是南希用來向他們的父親傳遞感情的通道；後來南希就拒絕同他們有任何來往了。“那些孩子——那是當時為了求婚啊！”30年後她說，強忍著苦澀之情。

到1951年，她周圍的所有人都知道她對羅納德·里根一片痴情。“她已經是一個30歲的未婚姑娘，但墮入了情網，所以後來她開始同他睡覺。”原米高梅電影公司合同演員葆拉·雷蒙德說，“我們經常看見她進出里根的房門。因為羅尼從不拉上臥室的窗簾，裡面發生的一切我們都能看見。今天，人們對婚前性行為已不足為恥，但在那個時代，我們的合同中都有道德條款，這種事是極其有傷風化的。”

里根仍繼續同南希約會，但又並不僅限於她一個人，而且，對她的態度也絕非始終如一的。然而，她還是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她在公開場合下從來不離開他左右。“我記得那次在貝弗利·威爾希爾旅館的慶祝會上見到他們的情景。”原帕拉蒙特製片廠女演員瑪麗·辛克萊說，“我以前在夏季劇團中認識南希的。我向她喊道：‘過來我們聊聊。’她回答說：‘什麼？要我離開這個高大、迷人、了不起的男人嗎？’她不肯挪動一步，不願過來向我問好，只是站在那兒，兩隻閃爍著光彩的大眼睛仰望著羅納德·里根，目不斜視，彷彿怕他會突然從地面消失一樣。”

他們在公共場合露面時，常常約瓊·阿利森和迪克·鮑威爾一同前往。瓊·阿利森說：“我記得我曾對南希說：‘你必須嫁給羅尼，因為他同理查德一樣迷人。’她回答說：‘我同意，但是我想還是等他向我提出來時再嫁給他，那才是禮貌之舉。’”

然而，這位41歲的男演員一直沒有向她提出來，因為當時他深深地愛上了一個名叫克里斯廷·拉森的女演員。這個人雖然來自威斯康星州，但其外貌卻酷似他偏愛的那種身高體壯、嫵媚動人的玫瑰花女王似的人物。1951年，是克里斯廷·拉森，而不是南希·戴維斯，得到了羅納德·里根的求婚和一隻作為定婚禮物的鑽石手錶。那位26歲的女演員決定收下手錶，但拒絕了求婚。

“克里斯廷並不那麼愛羅納德·里根，”同拉森一起參加宗教聚會的吉姆·劉易斯說，“我認為她的真正目標是加里·庫珀。那時我很瞭解她；我是她的鄰居和朋友，又都是巴哈教派的信徒。她幾年前去世了。”

“她很可愛，”劇作者懷特黑德說，“我同里根一樣也想娶她為妻。她喜愛美術、音樂、戲劇，積極參加巴哈教派的宗教活動。她對政治絲毫不感興趣，這對羅尼來說是不幸的，也是他們之所以不可能結合的原因之一。他身為電影演員工會的主席，從事大量的政治活動，這使他成為像克里斯廷那樣虔誠的巴哈教徒難以接受的對象。按照我們的信仰，你不能從事政治，因為投身政治就必須選擇立場，而我們的信仰不允許這樣做。但克里斯廷曾經對我說過，她向他講過巴哈教派的教義，他深受感動。

“他成為美國總統後，之所以會發表公開聲明呼籲伊朗停止處決巴哈教徒，我認為原因就在於此。我深信，是克里斯廷影響過他。”

“我想她甚至帶他去過一個巴哈教徒的家庭，”吉姆·劉易斯說。

里根的母親內莉一輩子天天講道、祈禱（“祖母是一位真正的虔誠信徒，”她孫女莫林曾說），也要求兒子每星期天上主日學校，然後到教堂，再到基督教成人班做好事，每星期三晚上必須參加禱告會，所以里根對克里斯廷·拉森的宗教虔誠是能夠接受的。作為巴哈教教徒，她相信在上帝眾多的使者中巴哈安拉是最新的一位，這些使者包括亞伯拉罕、摩西、佛陀、瑣羅亞斯德、耶穌和穆罕默德。巴哈教教義最根本的目的之一，是在一個統一而具有開明精神的新的世界秩序的框架中建立世界和平。

克里斯廷·拉森住在北貝弗利峽谷，而南希·戴維斯住在南貝弗利峽谷，兩者相距不過數英里，這給當時同時與這兩個女人約會的里根提供了地利之便。

一天晚上，南希告訴他她懷孕了。他立即開車來到克里斯廷家中。據她最要好的朋友貝蒂·拉斯基回憶說，他把一切都告訴了她，說他已走投無路了。“他懷疑南希是以此騙取婚姻。”

幾天之後的晚上，一籌莫展的里根獨自來到他最喜歡的好萊塢夜總會之一威爾希爾大街上的斯萊普西·馬克西夜總會。他到達時已將近凌晨兩點，夜總會即將關門。這時他發現了一個來自加利福尼亞的高個兒、金髮碧眼的小影星，名叫塞萊內·沃爾特斯，他叫人介紹他們認識了。

“儘管我當時正與人約會，”她說，“羅尼還是不斷對我耳語道：‘我想給你打電話，怎麼同你聯繫？我想見到你。’

“對我這樣一個孩子似的小影星來說，在公共場合同電影演員工會的主席、著名演員羅納德·里根在一起，可能給我的前程帶來奇蹟，所以我很高興他願帶我出去。我當時19歲，愚蠢透頂，當他問我是否一個人生活以及宿舍裡是否有別的夥伴時，我竟然不明白他的目的。我告訴他我一個人住，還給了他地址和電話號碼，滿心希望他會打來電話，邀請我到某個迷人的地方去約會，然後讓人拍下我倆在一起的照片。

“當天凌晨3點左右，他按響了我的門鈴。我很生氣，因為我不願意在屋裡同他單獨約會，只想同他到公共場所去。但是他徑直闖了進來，聲稱他必須見到我。他把我逼到長沙發上，而我竭力想同他談談，說了一些諸如‘哦，告訴我你最近拍的電影’和‘你對我事業的發展有什麼建議’一類的傻話。他根本不想談論這些事，只說：‘噢，我們另找時間再談吧！下一次。你真漂亮，讓我們彼此瞭解吧！’他那麼身高體壯，我無力抗拒他。那是我有生以來所經歷的最激烈的搏鬥，然而幾秒鐘後我突然敗下陣來……現在人們把這種事叫做‘約會強姦’（我討厭‘強姦’這個詞），但後來我非常震驚和憤怒，因為他毀了我的一切。我也是這樣告訴他的，但他卻說：‘哦，我實在是按捺不住。別把它放在心上。我會給你打電話，一起外出，然後進一步討論你的事業。’一週後，我在報上讀到一條通告，他即將與南希·戴維斯結下百年之好。不用說，這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的打擊。”

克里斯廷·拉森最好的朋友對塞萊內·沃爾特斯的故事絲毫不感到驚奇。“他對克里斯廷的關係是最認真的，但是他同時至少還有六個對象。”貝蒂·拉斯基說。她最可憐的還是那個里根勉強答應娶她為妻的女人。

1952年2月20日，羅納德·里根當著南希的面拿起電話，撥通了芝加哥。接電話的是伊迪絲·戴維斯。話筒中傳出了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說要同洛耶·戴維斯醫生通話。“我問，‘是誰找他說話？’他回答說‘是羅納德·里根。’”她回憶道，“我當時想，‘他找洛耶到底要幹什麼？’我不明白。我說：‘稍候。’然後，走進洛耶的房間對他說：‘羅納德·里根要和你通話。’他問道：‘我嗎？’我說：‘去接電話吧！我想知道他要幹什麼。’總之，洛耶去接了電話。他在電話上說：‘真有意思，你肯定能做到嗎？行。’然後他們交談了一會兒。（掛上電話後）洛耶對我說：‘他想娶南希為妻。’我說：‘哦，瞧你胡說什麼呀！’他說：‘不，我不是開玩笑。他要同南希結婚。’我說：‘真是激動人心，非常激動人心。’”

幾分鐘後電話又響了，這次是南希打來的。她母親拿起電話問道：“那個男人到底為什麼要給你父親打電話？”

“我們想結婚，但是，除非你和爸爸同意，否則我就不能嫁給他。”南希回答說。

“那當然，”伊迪絲說，“如果他是個好人，你也喜歡他，那我敢肯定他合適。”

“他是好人，你會愛他的。”

“想好你希望得到什麼樣的結婚禮物。不可能太奢華，但我希望滿足你的願望。”伊迪絲說。

過了一會兒，南希又打來了電話。“我告訴你我們想要什麼，”她說，“我們想要一架拍電影的攝影機和一個放電影的屏幕。就這些。”

“說定了。”伊迪絲說。接著，她立即做了350張鐫版印刷的婚禮通告送給她的所有朋友。

第二天，米高梅電影公司宣傳部發布了一條新聞，宣佈南希·戴維斯同羅納德·里根將於1952年3月4日結婚。也是在這同一閏年中，動畫片畫家奧爾·卡普終於同意戴西·梅在經過18年的追求之後嫁給利爾·阿布納。製片廠宣佈說，里根夫婦的婚禮將在加利福尼亞通往亞利桑那菲尼克斯城的公路旁的一座小教堂中舉行，新婚夫婦計劃在該城度過兩週的蜜月，拜訪從芝加哥趕來的新娘的父母。電影演員威廉·霍爾登和他的妻子布倫達·馬歇爾將充當男儐相和伴娘。

這是米高梅電影公司最後一次為這位30歲的小影星發佈通告，因為製片廠已準備辭掉她。在正式宣佈的前一天，為了緩和這一爆炸性新聞，公司宣傳部發布了一則簡要聲明：“南希·戴維斯要求並接受了米高梅電影公司對她的辭退……理由是目前公司尚無現成的劇目供她扮演，她也已接到外單位的邀請。”

根據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合法檔案記錄，實際上南希採取了一切手段阻止這一公告的發表。她急切希望同米高梅電影公司續簽合同，還自告奮勇參加了“美利堅合眾國電影時代人物亮相旅遊”活動，併為珠寶商拍攝珠寶廣告；她還為“美國傑出麵包師”簽名，以便她的照片出現在麵包包裝紙上；她還積極推動“力土皂片”和“力士香皂”的全國廣告宣傳；甚至“無償”充當米高梅電影公司的代表，參加在卡塞圓形劇場舉行的募集救濟基金年度會議。然而，這一切都是徒勞的。

自從她在《你聽到的下一個聲音》一片中失敗以後，她剛剛開始的電影事業的帷幕便開始落下；她常常得到拍攝乙級以下的所謂“補白”片中的角色，這些片子通常是附加在正片之上放映的。不過，多爾·沙裡仍在他的另一部搖旗吶喊式的說教片中給了她一個小學教員的角色，但是她在這部名叫《遼闊的國家》的影片中雕蟲小技的表演根本沒有引起評論界的注意。

“在那以後，南希又拍了由我執導的《黑暗的勝利》，南希表示這是她拍的所有電影中她最喜愛的一部。”弗萊徹·馬克爾說，“我發現她是個相當有天賦的小影星。當然，給她安排的角色是一個心地善良而體格健壯的戰爭遺孀，但也有一幕重頭戲。在這場戲中她必須從旅館的窗戶跳出去，以此勸阻雷·米蘭的自殺行動。她走進旅館房間後的那一段台詞有整整一頁，我記得這場戲當時是一氣呵成的，沒有重拍。她為此非常自豪，我也為她自豪。”

但是，評論家們仍然沒有注意到，而且對她跟拉爾夫·米克、詹姆斯·惠特莫爾和瓊·哈根同演的一部廉價影片。空中的陰影。也一樣冷漠。當製片廠安排她在〈談論陌生人〉一片中扮演喬治·墨菲妻子的角色時，她意識到她的電影生涯到此結束了。

“這是她在米高梅電影公司拍的最後一部電影，我也一樣。”墨菲說，他在米高梅電影公司待了15年，後來當上了美國參議員。“看完那部討厭的電影劇本後，南希和我都意識到製片廠要淘汰我們了。”

“南希·戴維斯在影片中表現得十分呆板，但我對此無能為力。”該片導演戴維·佈雷德利說。

“她的表演糟透了，”製片人理查德·戈德斯通說，“不過這部電影本身也同樣糟糕透頂。哪一方面都不出色。”

事到如今，南希的合同已經無論如何保不住了，就連她的舊情人本尼·索也無能為力。他說：“她是那種想在各方面都出類拔萃的女演員，但是她的競爭對手是米高梅電影公司的200個明星，她又絕非凱瑟琳·赫本那樣的天才。”這時，她已不再在每星期六上午獨自到索的辦公室拜訪，也不再有人感到有責任去救她於危難之中。

米高梅電影公司的合法檔案中有這樣一份內部備忘錄，於1952年1月31日送到總部，內容是詢問是否有可能為她續簽合同。“我認為我們不打算這樣做，”製片經理艾爾·科菲諾在備忘錄上批道，“不要為此擔心。”

一個週薪500美元的合同演員離開了製片廠幾乎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在這裡，像伊麗莎白·泰勒和拉西那樣的大明星身價最高，每人週薪高達5000美元。

“在米高梅電影公司豐盛的宴席上，南希·戴維斯不過是一塊麵包屑，”戈特弗裡德·萊因哈特說，“如果不是因為本尼·索同她的關係，甚至不會有人知道她受僱於我們公司。那麼，又有什麼理由讓我們注意到她的離開呢？”

1952年2月29日，南希·戴維斯和羅納德·里根提出了結婚申請。雖然她當時已年滿30歲，但申請中填寫的年齡卻是28歲，這是她對即將成為她丈夫的里根的一個小小騙局。四天後，他們結了婚。她身穿灰色毛料上衣，白領白袖口；戴著潔白的手套，一頂飾滿白花的帶紗巾的小帽子穩穩地戴在頭上。羅納德·里根開著那輛卡迪拉克敞篷車去接她，然後一起駛向位於聖費爾南多山谷的那座小布朗教堂，這座教堂正好是里根和他母親常去的好萊塢貝弗利基督教堂下屬的一個分支教堂。威廉·霍爾登夫婦和牧師都在教堂裡迎候他們。牧師主持了簡短的結婚儀式。

里根的母親內莉並不在婚禮來賓之中。1937年，他同華納電影公司簽約不久，就把母親和父親傑克從伊利諾伊州的迪克森遷到了好萊塢。他父親是一個不走運的鞋商，1941年去世。此後，里根至少每週回家看望母親一次，並幾乎每天都給她打電話。但是，直到婚禮舉行之後，他才告訴她這一消息3他也沒有邀請他哥哥尼爾和嫂子貝斯，而他們就住在附近；他甚至沒有邀請自己的孩子——11歲的莫林和7歲的邁克爾。

“我記得他們談論過結婚，”邁克爾說，“但真正舉行婚禮卻讓我們感到意外。他們打電話到查德威克（學校）找到莫林和我，告訴我們這個消息。回想起來，我姊姊莫林和我都沒有出席婚禮，這本身正是後來接踵而至的那些事情的預兆。”

威廉·霍爾登和妻子在婚禮那天因吵嘴而彼此幾乎不說話，所以兩人相對坐在教堂的兩邊，但是南希對此並不在乎。

“我太激動了，整個儀式中我都感到腦子發昏。”她說，“在我的記憶中，不用說正式的大型婚禮，就連一個像樣的婚禮儀式也沒有參加過。我只記得我得到一塊婚禮蛋糕，是霍爾登夫婦（不管他們吵架與否）在託盧卡湖區他們家裡為我們準備好的。而且，幸虧他們還安排了一位攝影師到場，否則我們連婚禮日的照片也不會留下。在我的記憶中，那是美好的一天，我當時的感覺也很好。”

羅納德·里根多年後承認，他當時是極不情願做新郎的。“事實上，我沒有做對任何一件事情，同她的約會斷斷續續，又總是自願為工會到紐約出差——總而言之，如果不是紐約的那位上層人物對我的照顧，我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使我失去她。”他在自傳中寫道：“儘管我決心保持自由之身，儘管我相信我的生活模式早已固定並將毫無更改地沿續下去，但是自然法則卻竭力要告訴我某些至關重要的事情。”

里根結婚兩個月以後，在“自然法則”的逼迫下他們不得不宣佈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他們後繼有人了。在那個時代的嚴峻道德氣候下，他們只能謊稱孩子的預產期在12月，婚後9個月生孩子是社會輿論所能夠接受的。但是這個取名為帕特里夏·安·里根的女孩子1952年10月21日呱呱墜地了，體重7磅。妻子生產時，里根並不在醫院守護她，而是同克里斯廷·拉森待在一起。他聲淚俱下地向她傾訴說，他的生活已經給毀了。

儘管他作出了正確的抉擇、娶了南希，但是他仍然不斷地同這位威斯康星的女演員幽會，他們的私情直到帕蒂出生後不久才了結：一天下午，里根按過了克里斯廷的門鈴後，一個身上只裹著一條浴巾的法國男演員打開門出現在他面前。“羅尼氣壞了，憤然而去。一切就這樣結束了。”克里斯廷的朋友說。

南希從不承認她瞭解丈夫的不忠行為，只表示她對女兒出世時他不在醫院感到傷心。“當我回到自己的病房以後，護士第一次把我們的孩子抱來了，我首先想到的是羅尼不在，太可惜了，因為這一時刻應該是由做父親和母親的人共同分享的。”她說。

負疚感的折磨終於使里根開始忠實於自己的婚姻。後來，他只在1968年有過一個短暫的放蕩時期，但那是個例外，是有意以不忠行為作為獲取婚姻幸福的手段。在後來的歲月裡，他曾對到他牧場採訪他的達納·羅拉巴克爾談論過他對一夫一妻制的看法。

羅拉巴克爾回憶說：“他看著我說：‘我想給你一個忠告。’那神情彷彿這是他要贈予我的一件禮物，一個他親身悟出的真知灼見。他認為，一旦我知道後必將受益匪淺。他問我：‘你結婚了嗎？’我說我結婚了。他說：‘那麼，聽我的這個忠告吧！僅此一個：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幸福的男人，那就絕不要欺騙你的妻子。’”

小璇

七、滿心希望生貴子

“我什麼也不想，只想結婚，”羅納德·里根的新夫人表示，“只想成為羅尼的妻子。”她知道，她丈夫認為他的第一次婚姻是被妻子的事業所斷送的。當簡·懷曼在華納電影公司走紅當上了主角而他卻一無所獲時，簡這顆星的光芒使他這顆星黯然失色，他在公眾面前感到屈辱。當羅納德·里根幾乎無戲可拍時，懷曼卻榮獲了“學院獎”，這對他是最後的羞辱。南希使自己的新丈夫相信，事業對她無足輕重。他需要相信這一點，因為他自己的事業也要枯竭了。

“我曾經一兩次想到過她的事業及其前途的問題，”他說，“雖然我知道，如果她把事業放在第二位——遠遠的次要地位——我將更幸福，但同時我也深知，我不可能對她說：‘放棄它吧！’她太善良……我不該為此擔優——她畢竟是她母親的女兒，她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觀念會驅使她脫口而出：‘如果你想兩人的事業並駕齊驅，那麼必定有一人的事業會遭殃。’她是公正的。她曾說：‘也許有的婦女能做到，但我不行。’”

羅納德·里根為華納電影公司拍的最後一部電影是《獲勝隊》，他在影片中扮演美國最著名的棒球手格羅弗·克利夫蘭·亞歷山大。人們當時並不知道這位球星同時患有複視和癲癇兩種疾病。洛耶·戴維斯醫生和夫人為了助新女婿一臂之力，在芝加哥舉辦電影晚會，預演了這部影片，並特邀這位著名投手的遺孀到會捧場，以擴大影響。晚會的報道充斥了芝加哥諸多報紙的社會版，但是這並沒有得到里根的老闆們的賞識，他們仍然於1952年1月28日終止了同他的合同。

羅納德·里根在華納電影公司從影15年，拍了41部電影，但當他在最後一天離開這個製片廠時，連一杯話別的香檳也沒有喝著，更沒有聽到製片廠的頭兒說一聲再見。南希向她母親抱怨這種隨便把人打發掉的做法，伊迪絲便打電話找到了華納電影公司駐芝加哥代表弗蘭克·凱西。“你告訴那個狗娘養的傑克·華納，他是我所聽說過的最大的混蛋，”她說，“他把羅尼這樣的明星打發走，真是個十足的白痴。”

對華納公司強迫他拍攝粗製濫造的低劣影片，里根一直怨聲不斷，認為這損害了他的事業。所以，他成了一個獨立的代理商，同環球電影製片廠簽訂了一份拍攝五部電影的合同，片酬為每一部7.5萬美元，並聲稱決不接受二流角色。他表示，採取這種立場才是他奪回明星地位的惟一辦法。拍完三部電影之後，他對製片廠安排的第四部影片猶豫起來了，因此環球電影公司取消了合同，使他減少了15萬美元的收入。同南希結婚後，他又接受了一部片酬為4.5萬美元的廉價西部片，這使他最終跌到了票房價值的最低谷。

南希把她丈夫得不到好片的問題歸咎於她丈夫在美國音樂公司的代理人。“馬龍·布蘭多撈到了一切。”她說。里根則把這個問題歸咎於他擔任的電影演員工會主席這個職位，聲稱他成了好萊塢勞工問題的代表人物，不再是拍戲的偶像。“他們不再把你當成一個演員；他們對你的印象與你上次扮演的角色毫不相干，你在他們眼裡就是那個坐在會議桌前一個勁兒地發牢騷的傢伙。這意味著你藝術生命的死亡。”他說。所以，他於1952年11月辭去了電影演員工會主席的職務，但保留了理事會成員的資格。但是，他還是沒有得到拍攝好片的機會。

“我堅持了14個月之久，拒絕了片酬高達50萬美元的拍片邀請，佣金還不算在內，”他後來說，“真難啊！”

那位“只想結婚”的女人也同樣苦於找不到工作，直到後來她才得到了拍攝《多諾萬的大腦》一片的邀請。根據劇本要求，她扮演一個瘋狂的科學家的妻子。這個科學家設法使二個死人大腦一直存活下來，後來竟被這個大腦所支配。南希立即抓住了這個角色，因為她將在六個星期的拍攝後得到1.8萬美元的片酬。這是一部廉價的科幻片，由盧·艾爾斯主演，“聯合藝術家公司”1953年發行。

“新片放映後反應不錯，但決沒有引起轟動。”多年後艾爾斯回憶道，“南希·戴維斯扮演我的妻子。雖然她的影星地位並不足以扮演我的第二主角，但她是一個很有競爭力的女演員，對自己的事業興趣濃厚。”

實際上，由於里根夫婦不久前買下了太平洋斷崖阿馬爾菲大道旁的一幢有三間臥室的房子，生活十分拮据，南希真正關心的是她丈夫的事業。里根要養活自己的新妻子和孩子，每月還要向簡·懷曼支付500美元的供養費和支付在馬里布的價值8.5萬美元牧場的抵押借款，經濟上已經捉襟見肘。他在美國音樂公司的代理人幾乎竭盡全力也未能為這個42歲的演員找到任何機會，他再也得不到故事片中的主要角色了。他拒絕屈尊拍攝電視劇，又不具備當正統戲劇演員的素質。擺在這個演員面前的惟一的去處只有拉斯韋加斯。美國音樂公司總算在一個夜總會里給他找到了一份為期兩週的差事，工資為3萬美元。

“這一建議把我嚇壞了，”里根說，“（但是）在金錢方面卻極有誘惑力。”

他立即約見他的代理人，討論這項建議；當天上午他還查閱了他的私人占星術士卡羅爾·賴特所壟斷的報紙專欄。“我看了看，很懷疑這是美國音樂公司的一個陰謀，”里根說，“那天對我的忠告是：‘今天應該聽取專家們的意見。’”

這個迷信的演員從報上剪下了那條忠告，帶著它去會晤自己的代理人。他連一句問候的話也沒有說，就問他們是否都是專家。

“這個……我想我們是某種專家。”他們回答說。

“那麼我們言歸正傳吧！首要的問題是，我在夜總會幹些什麼？”

“你參加過多少次義演？”

“數百次。”

“你都幹些什麼？”

“我總是向觀眾介紹節目。”

“對。”

接著，美國音樂公司僱用了一位名叫約翰·佈雷德福的喜劇作家，專門為里根創作每天一個半小時的固定節目。佈雷德福本人以前也當過演員，頗得哈里·杜魯門總統的賞識，後來，他不僅在1960年總統大選期間通過尼克松為約翰·肯尼迪提供笑話，還為弗蘭克·西納特拉和黛娜·肖爾寫作。

“我受僱彌補里根的缺陷，開始我嚇壞了，因為以前我從未聽說過讓一個不通歌舞的演員到拉斯韋加斯表演。”這位劇作家說，“所以，我同羅恩和南希（她總是同他在一起，形影不離）見了面，討論怎麼個幹法。我讓他唱個歌給我聽聽，他唱得極好；我又給他一段簡單的獨白，他對時間的掌握無可挑剔。他喜歡用愛爾蘭土音講笑話，而且精於此道，這總算使我稍稍放心一些了。在此後的三個星期裡，妻子和我同里根夫婦每天一起編排節目，羅恩表現得相當出色；他真是竭盡全力，因為他當時一貧如洗，亟需錢花。我也努力工作，因為我太喜歡他了，希望他在這之後能得到一份工作。”

“當時他已經有了強烈的從政意識——依我看，已經走上了從政之途。我記得他要我在獨角戲中多寫進一些稅收方面的笑話，因為他剛剛收到了一張數額很大的稅單，對國內收入署很痛恨。他說過，國內收入署應當取締。‘所有人都應該只交納10％的所得稅，這就夠了。’他說，他希望從根本上完全取消這一機構，這是他個人的主張而不是南希的父親灌輸給他的。”

里根建議以背誦歐文·科布那首題為《演員的定義》的詩作為夜總會節目的收場戲，這首詩傾述了詩人在事業上獲得的榮譽、為事業作出的犧牲和貢獻。他堅持為他特製一件無袋夜禮服，這樣看上去更整潔，並要求讓他站在舞台中央，用聚光燈罩住他全身。在這個詩朗誦的最後節目中他說道，演員不同於醫生和律師，因為他們沒有固定不變的工作，但是他們卻在身後留下了一片更美好的土地供人們生息。“當他說完時，在場的人們無不熱淚盈眶。”佈雷德福說。

這位作家設計了一台節目，其中包括曾在椰子林和莫卡姆博等夜總會演唱的“大陸人”男子四重唱歌舞演出團、正走紅的“布萊克本孿生子”歌舞隊，以及一個擅長擊打和摔屁股墩的“霍尼兄弟”喜劇表演隊。“他們的表演烏煙瘴氣，一片混亂，我們當時把這種節目稱作‘下流’素材，”佈雷德福說，“我砍掉了‘下流’素材，因為我有傑克·阿姆斯特朗那樣響噹噹的、純潔的‘全美’小夥子表演，這裡沒有巴迪·哈克特似的粗俗幽默的地盤。”

里根在表演中稱得上粗俗內容的是他在一個啤酒園舉辦的固定節目——荷蘭口音表演。“因為‘荷蘭人’是里根的綽號，所以給節目起了這個名字，”佈雷德福解釋說。里根身著一件長圍裙，上面印有“帕布斯特藍級帶①啤酒”和“Vos vils du haben？”的字樣。旁邊的人問道：

①意為第一流的。——譯者

“你那圍裙下面是什麼？”

“內褲，”他一邊回答，一邊用手搔弄著他的下身。

“內褲下面呢？”霍尼兄弟中的一人喊道。

“羅尼喜歡這個節目，南希也喜歡，”佈雷德福說，“她每次排練都到場，還像秘書似的作筆記。她真是非常關心他，一字不落地記下他的話。她總是非常仔細地聽他的台詞，注意聽羅尼是不是順順當當地背下來，有沒有接錯人家的提示。她完全沉浸在節目之中，對他的每個笑話都報以笑聲，真是他的了不起的觀眾……她只有一次表現出不安，那是我們在洛杉磯的斯塔特勒旅館試演時，西羅公司的一個肥胖的售票代理人說：‘這場演出肯定要失敗。我出多少錢可以買下你？’南希聽後勃然大怒，里根也毫不讓步。‘我不出賣自己，’他說，‘我對這場演出有信心，會演下去的。’”

到那時，里根已經完全改變了“大陸人”演出團對他的看法。“我們想我們得幫他一把，”男歌手之一本·克魯茲說，“開始時，他像個白痴似的什麼也不會，但是後來他真讓我們大開眼界……到排練的第一週結束時，他的表演已經同我們所有人一樣靈活自如了。他同我們一樣懂得舞蹈設計……無論我們排練什麼節目，南希都從頭至尾坐在一旁觀看……有時長達四個小時之久，而後又觀看所有的演出，除了一杯冰水，她什麼也不喝。”

1954年2月24日，里根夫婦闖進了水晶峽谷，在整整兩個星期中，他們在一家叫“最後的邊疆”的飯店裡同戴著羽毛頭飾、坦胸露臂的舞女們競爭；另一個對手是由一群成年男子表演的老式歌舞，這是個保留節目，演員身穿寬大的短褲，圍著舞台跑動，同時用報紙捲成的紙卷抽打彼此的頭部。評論家們看了里根的表演後，對他十分讚賞，認為他是個絕好的舞台主持人。不過他們也擔心那些“失去光彩的好萊塢明星蜂擁而至將帶來的麻煩”。

在公開場合，里根聲稱他的表演極受歡迎，全國各地的夜總會都將向他發出邀請，但是在私下裡，他意識到他已經再次墜落到了一個新的低點。“回到家裡以後，我們權當自己買回了許多個星期的時間，可以繼續進行守株待兔的把戲了。”他在自傳中寫道。

“我再也不會這樣低價來出賣自己了。”他向美國音樂公司的代理人坦自說。

美國音樂公司加班加點地為他們這位失業的委託人奔走，因為他們欠他的債太多了。1952年7月14日，里根以電影演員工會主席的身份為這家人才代理公司簽署了一份總括棄權聲明書，允許該公司在繼續擁有人才代理權的同時，無限制地從事電視劇製作業務。電影演員工會過去曾對一些希望製作電影的人才代理機構發放過一些有限棄權聲明書，但是從未簽發過像美國音樂公司獲得的這種棄權聲明書。該代理公司早已看出拍攝表演片、特別是系列片，必將成為電視的重要支柱。由於各大電影製片廠都拒絕為電視拍片，美國音樂公司看到了這一有利可圖的空缺，並迅速地佔領了它。憑著電影演員工會的總括棄權聲明書，美國音樂公司成為美國最大而又最具實力的人才中間商。他們可以創造出諸多電視節目代理公司，有償地向電視網提供全套的電視劇，同時為這些電視劇提供美國音樂公司的人才——演員、作家、導演，而又從他們身上收取額外的佣金。

美國音樂公司從1940年起就充當里根的代理人，那時他還剛到好萊塢不久。數年之內，隨著他登上電影演員工會主席的寶座，他便變成了他們最有價值的委託人。而他，又利用這一職權同公司建立起了緊密的個人關係，尤其在他同他的代理人盧·沃塞曼之間，兩人當時還持有相同的開明的政治觀點。此外，還有塔夫脫·施賴伯和美國音樂公司創始人朱爾斯·斯坦醫生。後者是一位芝加哥眼科大夫，在“大樂隊時代”中創辦起音樂家代理業務的行當。

現在，美國音樂公司極力勸他認識到，拉斯韋加斯的演出結束之後，除了電視他無處可去，這時的電視正成為美國主要的娛樂來源。然而，絕大多數好萊塢明星寧願切脈自盡，也不願出現在電視那個可怕的小屏幕上。當時有名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有溫基·丁克、斯凱·金、豪迪·杜迪、“電視上尉”和霍帕朗·卡西迪。但是，已經沒有人再把羅納德·里根當作電影明星了。《芝加哥淪壇報》和《紐約每日新聞報》辛迪加稱他是“被某些工業巨頭榨乾了油水的人們之一”。因此，他在幾乎沒有選擇餘地的情況下，終於同意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戲劇選率系列節目中亮相，接著他又出現在全國廣播公司的電視劇《無價的禮物》中。

1953年，他同南希一起在一部叫作《頭生》的半小時電視改編劇中扮演一對夫妻。故事說的是一個小男孩，繼母努力要他相信她愛他、視他為自己的孩子，但他對此卻耿耿於懷。這是個不無諷刺意味的角色，因為這位新任里根夫人這時正竭力與丈夫第一次婚姻的孩子，那個“難辦的”8歲的邁克爾拉開距離。儘管里根夫婦得到的片酬是明星級的，但是扮演這個小男孩的湯米·雷蒂格的表演卻使他們相形見絀。南希的表演被視為“勝任的”，而里根的名字幾乎無人提及。儘管如此，美國音樂公司當年仍然設法為他預約了9部電視片，此外還有南希的兩部。

到1954年，轟轟烈烈的電視時代來到了。電視晚餐誕生了，一般家庭每天看電視的時間達到四五個小時。由於人們都待在家裡觀看厄尼·科瓦克斯和米爾頓·伯利的節目，全國5000多家電影院的大帳幕上呈現出一片黑暗。在這之前，半數以上的人經常出入電影院，而到1954年，他們大都坐在家中看電視。曾經忠實於“弗雷德·阿斯泰爾和金傑·羅傑斯”的狂熱之情迅速轉向了“露西和裡基”和“弗雷德和埃塞爾”。

同年，美國音樂公司負責電視製作公司的雷弗電視製作公司的塔夫脫·施賴伯向里根提出了一個建議，希望他擔任“通用電氣劇場”節目的主持人。這是個每週半小時的系列節目，由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公司在每星期天晚上9點播出。公司為物色主持人已找了好幾個對象面試過，其中包括愛德華·阿諾德和沃爾特。皮金，後者當時是電影演員工會的主席。柯克·道格拉斯聲稱，這份差事完全是由於無人接受才落到里根頭上的。

“他們看上了我，要我當主持人，”道格拉斯說，“說實話，我並不想幹這個工作，但我想聽聽他們的情況介紹。他們對我來自通用電氣公司家族大吹大擂了一番。我拒絕了他們的邀請。”

里根自以為他是公司考慮的惟一人選。“通用電氣公司同我簽約前對我作了大量的調查工作，”他說，“可喜的是，他們認為把寶押在我身上，票房價值會比好萊塢某些圈子裡的人所估計的要好。”

當時，一批被好萊塢淘汰的電影明星正在每週的電視劇中充當主持人，諸如阿道夫·門焦、羅伯特·蒙哥馬利、格洛里亞·斯旺森和吉恩·雷蒙德。年薪12．5萬美元，以後漲到15萬美元，“外加津貼”，這些使里根急於加入那些親切的前影星的行列之中。他當上了這一系列節目的主持人，接著又主持了星期天晚上的“埃德·沙裡文節目”，並不時在一些節目中扮演主角，偶爾還製作一兩個電視劇。

羅納德·里根並不僅僅以笑容可掬的姿態出現在每週的電視節目上，他還成為所謂“通用電氣公司先生”，即這個輝煌企業的推銷員，到處宣揚該公司的口號：“進步是我們最重要的產品。”他到處兜售這一口號，身影遍及每週坐在電視機前的每一個家庭、全國各地通用電氣公司工廠的藍領工人、各地商會、學校理事會、庭院俱樂部、工會禮堂以及“扶輪國際”的會議。在推銷旅途中，無論對各地市政委員會還是與會的聽眾，他都大肆吹捧一番。他對“聖地派”、“共濟會”和“哥倫布騎士團”等組織廣為宣傳。他向“吉瓦尼斯俱樂部”、“獅子會”、“兄弟會”和“美國軍團”等推銷——所到之處，無不向人們鼓吹說，通用電氣公司是個龐然大物，但它卻“像街角的雜貨商一樣富於人性”。他成了代表公司出頭露面的人物，被人捧上了天，說出話來娓娓動聽。有人在看了他為擴大公司核聚變工廠的聲譽而作的宣傳後說道：“我確實不需要潛艇，不過，我現在已有了一艘。”

他的合同內容之一，是必須每年用10個星期的時間周遊全國，訪問通用電氣公司的125個廠家，同25萬公司僱員見面並向公眾推銷公司的產品——為此，他獲得了額外的補償。有時候，他一天要作14次演講。

里根對能夠當上大公司的代言人感激不盡，為了扮演好這個角色，他調整了自己的政治觀點，慢慢地從一個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轉變為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他大肆謾罵國內的“共產主義陰謀”，詆譭政府法規，抱怨高稅收政策，指責聯邦政府插手私人經濟部門。當他對勞工領導人物講話時，總要強調他曾擔任電影演員工會主席達五年之久，並暗示通用電氣公司是最理想的工作處所，在這裡工會是不必要的。當里根向工廠工人們吹噓他的所謂勞工資格時，通用電氣公司資方卻正在大力破壞工會組織。這家公司被控犯有自定價格罪，被罰款近100萬美元，三名高級經理也因此鋃鐺入獄。

里根接受了共和黨人的信條，指責“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是一家慷他人之慨、佔盡便宜、從不納稅的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企業。“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是由聯邦政府出資興辦的，以低價向公眾提供電力，私營企業根本無法與之相比。里根建議政府對“田納西河谷管理局”實行私有化。一天，他接到了通用電氣公司廣告代理部打來的電話。

“你一定想知道，里根先生，通用電氣公司每年同‘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交易額高達5000萬美元。”

里根懊惱之極，給通用電氣公司總經理拉爾夫·科迪納打電話說：“如果我說，不提‘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的名字，我的演講同樣能打動人心，你對此有何評論？”

“這個嘛，將使我的工作容易得多。”這位公司總經理說。

里根最迷人的個性特徵是隨和，他此後再也沒有提到過“田納西河谷管理局”。他向通用電氣公司的工人演講，回答他們提出的有關好萊塢的各種問題，給他們講《金石盟》，併為工人們在他那些光彩照人的照片上簽名留念。他對他們說，他敢肯定“被好萊塢忘卻的電影明星們仍然深深受到人民的愛戴”。

“羅尼對他當時掙的那些錢和他積攢起來的經濟保障十分看重。”曾經同里根在“通用電氣劇場”節目中共事的原製片助理布萊恩·沃勒說，“在那些日子裡，幾乎一切工作都是我們在現場完成的，因此，我必須在星期一用膠布粘在地上作好標記，這樣，當演員開始排演某個場面時不至於撞到桌子上；我們在星期二讓演員熟悉自己的位置和動作；星期三初排。里根每天總是同我坐在一起，雖然我當時只有25歲而他已經45歲了，但是我們常常一聊就是幾個小時。他是我所見到的最善良的人之一；他從來不發脾氣。由於他不戴眼鏡，台詞幾乎都看不清，所以他總是在排練的第一天就把自己的台詞背得滾瓜爛熟了。

“他常常談起他同簡·懷曼的婚姻，說這次婚姻之所以破裂，是因為她太重事業。他說，他的第二次婚姻對他來說非常美滿，通用電氣公司給他的工作也同樣美滿，因為他從來沒有掙過這麼；錢。”

公司為里根支付全部差旅費，里根參加任何節目的演出都另有報酬，再加上分紅，這一部分通常是在一個節目第五次演出後，根據他所表演的部分分配的。南希也一樣，只要她在任何適合她的節目中演“配角”，都會得到可靠的補償。

為了打破簡·懷曼同羅納德·里根合拍過五部電影的紀錄，南希接受了邀請，出演《海軍的潑婦》一片中的那個放蕩不羈的護士，里根扮演潛艇指揮官，這個護士愛上了這個指揮官。儘管他們已合拍過四部電視劇，其中兩部是“通用電氣劇場”的節目，但是哥倫比亞電影公司1957年推出的這部影片卻是他們合拍的惟一一部故事片。

《紐約每日新聞報》對南希在《潑婦》一片中的表演評價頗高，認為她恰如其分地表現出了“這個處於次要地位的浪漫情趣，沒有妨礙影片的主要特點——行動的發揮。”對里根的評價只是輕描淡寫的“勝任”而已。他患有幽閉恐怖症，在狹小的潛艇指揮塔中熬過的幾小時使他受了不少罪。他自己說，每拍完一個鏡頭他都迫不及待地爬出來。電影觀眾也有同感。該片放映時必須分成上下兩集，而幾乎在公演之初它就失敗了。

幾個月之後，南希拍了她最後的一部故事片，片名起得很恰當，叫《墜毀降落》①。故事情節枯燥乏味，描寫一架註定要墜入汪洋的飛機上的乘客，她扮演加里·梅里爾的妻子。影片中的墜毀總算是避免了，但在票房價值上卻一墜到底。

①又譯《海上救難記》。——譯者

儘管如此，南希·戴維斯並不相信她的電影生涯已經完結，而她丈夫對自己的前程的估計倒要現實一些，他認為“通用電氣公司先生”的角色斷送了他的電影前程。“我的節目不過45秒鐘，但它使我成為電視演員，使我從此同拍電影無緣。”他說。通用電氣公司給他們的補償都是所謂電器“津貼”，是供他和南希剛剛建好的新房使用的。新房俯瞰聖莫尼卡群山，建在太平洋斷崖裡維埃拉區聖奧諾弗雷大道第1669號。

“那裡的一切都得用電，只有一張椅子除外。”他當時曾對記者們開玩笑說。

通用電氣公司免費為新房裝備了當時最高級的電子產品，包括各房間的內部通訊系統，供室內和室外進餐用的伸縮式篷頂，無影頂燈，一間電影放映室，餐室調光器的多色旋轉燈盤（粉紅、藍、黃和綠色），窗簾自動開關電子裝置，一個帶水底燈的加溫游泳池，一個電烤肉架和電熱輪轉烤肉器，電動樹籬剪刀，三部電視機，兩副爐灶，兩個電爐，三個冰箱，兩個冷凍櫃，一個高級洗碗機和一個烘乾機，門廊上的紅外線燈，以及安裝在車道上的一隻電眼。主人從路上可以看見電眼發出的隱蔽的紅光，從而得知是否有不速之客越過了掩藏在路邊的安全傳感器甚至私自闖入了房內。

南希決心像那些大公司闊佬的夫人那樣生活。她在新房的側門上做了一個指示牌，上面寫著：“僅供生意往來出入”，並要求女管家在任何時候都必須穿制服。南希同艾森豪威爾時代的其他家庭主婦一樣，駕駛一輛裝有木貼面的旅行汽車。這一切，在她那個年輕的里根前妻所生的兒子的心目中，似乎正代表著他在電視上看到的純美國式的母親形象和她們潔淨的房屋。可愛的孩子以及一塵不染的廚房。邁克爾曾說過，他從小就十分渴望成為父親新家的一部分，但是南希卻儘量把他同他的夢想分割開來，一心只想自己生個兒子來代替他，而這個兒子卻是羅納德·里根同前妻所無法創造出來的。1952年南希曾請教過占星術士，因此她對自己第一胎定生男孩堅信不移。“由於某種原因，我肯定我將生一個男孩，”她在自傳中寫道，並不承認她對占星術的迷信。在以後的五年中，她一直在爭取再次懷孕，因為占星術士向她保證“下一次”一定是個兒子。

里根並不需要這個男孩，而是南希需要為他生一個。“新房中有一間空餘的房間，因為南希認為帕蒂應該有個兄弟。”他說，“從我個人來說，我會滿足於我們這個三口之家……（但是）我很清楚帕蒂一定會有那個兄弟的，因為我不能對已下定決心的南希說不行……”

在1953年至1957年間，南希兩次流產，後來，她的產科大夫本鮑·湯普森醫生告訴她，她必須停止工作並臥床休息三個月，同時每週要注射荷爾蒙，這樣胎盤才能緊貼在子宮壁上。此外，在整個懷孕期間她必須嚴格限制自己的行動。她下定決心要保住腹中的小男孩，所以嚴格地遵照醫囑行事。

“因為我對他很信任，所以我同意按他的話去做。”她說。“他是我第一次生育的見證人，所以我希望他再親眼目睹我的第二個孩子降生……躺在床上很難受……在懷孕後期，我的一舉一動都要謹慎小心，確實不容易。但要保住這個孩子確實很難，我每動一下就會想到我恐怕要失去他了。”

儘管南希懷孕期間一直充滿了危險，但她仍然同丈夫一起到電影演員工會出席理事會會議。“噢，上帝保佑，我想她在孩子出世前的頭一天夜裡還在參加理事會會議，”安·多蘭回憶說，“她是那樣不舒服，連呼吸都很困難，可又不得不一動不動地連續坐上幾個小時。我真為她難過，同時也很吃驚：僅僅因為要同他在一起，她竟讓自己忍受如此的折磨。如果是我，我會待在家裡，躺在床上，而她必須同羅尼在一起，絕對如此。到那個時候，他們兩人的關係已發展到了彼此一步也不能分離的緊密程度。兩個人結婚後竟然會變得如此一體化，這在我還是聞所未聞的事。真是奇怪，非常奇怪……好像她把她的整個靈魂都交給了他。”

醫生決定在1958年5月20日對南希施行剖腹產。這一次，她為保證丈夫到場作了周密安排，讓她母親和她最好的朋友、電影演員羅伯特·泰勒的妻子厄休拉陪同他一早就來到黎巴嫩西洋杉醫院。當湯普森醫生取出那個8.5磅重的嬰兒時，里根把他舉在手中。“你看，南希，”他說，“你如願以償了——是個男孩。”

這個男孩很快被稱作“船長”，起名為羅納德·普雷斯科特·里根——“羅納德”是紀念他的父親，“普雷斯科特”是紀念外祖母伊迪絲·普雷斯科特·勒基特·戴維斯和巴里·戈德華特夫人（瑪格麗特·普雷斯科特·約翰遜）。巴里·戈德華特和他兄弟鮑勃以及他們的妻子是戴維斯醫生和夫人在菲尼克斯的密友，並通過他們成了里根夫婦的朋友。厄休拉和羅伯特·泰勒被挑選為教母和教父。

南希是本傑明·斯波克醫生的忠實信徒。她聽從了他的建議，幫助6歲的女兒對弟弟的到來作好思想準備。南希在生產前就常常談論這個孩子，以便帕蒂逐漸習慣這個觀念。在懷孕期間，她讓她撫摸自己的腹部，親身感受嬰兒的躁動。

“由於帕蒂小時候受父母溺愛，後來成了家庭中的一大難題，”厄休拉·泰勒說，“南希過多地用母體表達對她的熱愛——不是擁抱就是親吻。他們很長一段時間僱著一個保姆。這位英國婦女開始時照管帕蒂，後來又照管小羅恩。也許帕蒂無法接受一個嬰兒當她的弟弟，也許受到的溺愛太多。我也說不明白。”

“我記得帕蒂始終讓人擔心。”簡·鮑威爾說，“南希經常來找我，我們一起討論孩子的問題以及應當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所謂的‘媽媽話’。帕蒂和林賽（她的孩子）年齡相仿。一次，我邀請帕蒂參加我為林賽準備的萬聖節前夜晚會。帕蒂很不開心，對我們做的一切，不論是食品還是遊戲，都很厭惡。因此，我對她說：‘你回家去吧！’她就回家去了。這就是帕蒂。”

“這些問題恐怕從帕蒂剛剛形成時就已開始了——南希未婚先孕，不得不結婚；然後又不得不控制體重增加，讓肚子不要隆起得過快，來瞞著父母和外界；最後又不得不裝扮成早產的樣子。”她的一位密友說，“最主要的問題是，南希想要一個男孩。她在經歷了痛苦的折磨後，孩子總算產下來了，卻又是帕蒂。就像南希自己反覆說過的那樣，她從一開始就讓人勞神費勁。她說，帕蒂很小時就極難管束。”

南希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承認，她在撫養帕蒂上總出問題。“有時剛給她喂完飯，她就從高椅上探出身吐個一乾二淨。你可以想象，那才真是其樂無窮！帕蒂兩歲左右時，一次我喂她吃菜豆，她把菜豆含在嘴裡，就是不往下嚥。我能想到的法子全試過了，什麼都不管用。最後，我只好給兒科醫生打電話。‘別灰心，’他說，‘離開那個房間，忙點別的事情，過一會兒再回來看她。’一個半小時過去了，這時已過了她的午睡時間，但帕蒂仍然含著滿口菜豆坐在那裡。當我走進屋時，她抬起頭看著我，臉上帶著淘氣的笑容說：‘我嘴裡是些什麼呀，媽媽！’

“我只好再給醫生打電話，他說：‘用手伸進她嘴裡，把豆子掏出來。’她真是一個固執的孩子。她從一開始就愛鬧彆扭，還愛生氣……”這位愛鬧彆扭和生氣的母親寫道。

南希同她兩歲的女兒一樣桀驁不馴，在女兒的成長過程中，每一步都充滿著她同她的鬥爭。“帕蒂也許確實難以管束，因為她感覺到了南希對她的怨恨，”原《洛杉磯時報》社會欄編輯喬迪·雅各布斯說，“另一個因素是，他們剛結婚不久她就出世了。這個孩子破壞了南希完美無缺的嬌小形象——那個她想展現在世人面前的形象。”

孩子經常長時間的啼哭使南希感到驚恐，她給切特·米格登的妻子打電話討教。“她總是不斷給我們家打電話，因為我們在里根夫婦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前兩三年就有了一對孿生子，因此我妻子對孩子的事很在行，”原電影演員工會助理執行秘書米格登說，“她總打電話給迪娜說：‘上帝啊，這孩子不停地尖叫。我怎麼辦啊！’”

南希經常同朋友們談起她生帕蒂時所受的折磨，痛苦地講述她不得不忍受的那一次漫長而疼痛難禁的數小時生產過程。數年後她告訴女兒說，她從出生的那天起就很頑固，實際上是頑固不化，整整拖了18個小時，不肯出來。

“我母親是這樣說的，”帕蒂說，“她進產房後，整整一個晚上和第二天半天過去了，一切仍然毫無進展。醫生們決定做剖腹產。後來他們發現，我彎起手指抓住了我母親的肋骨，她為把我推出子宮所作的一切努力都被我破壞了。我上八年級時第一次看到了一張婦女人體解剖圖，才意識到她講的事是不可能的。腹中的嬰兒必須在擠出子宮後，用力推開擋住通道的膀胱，滑出產道。緊握的十指是貼在覆蓋著一層肌肉的自己的肋骨上的。”

帕蒂回到家裡反駁母親童話般的分娩故事，但是南希毫不動搖。“她不僅堅持她的說法，反而添油加醋，對我說，我生出來後可憐的小手指上如何帶著傷痕。”她女兒回憶說，“我只剩下最後一條路。我說：‘你能把給我接生的醫生的電話告訴我嗎？’‘嗯，可以，’她說，‘不過他已經死了。’”南希的產科醫生湯普森大夫確實在幾年前已經去世了。

南希常常用頭髮刷子教訓女兒。“我記得一次帕蒂沿著街跑到鄰居的家，刮傷的臉流著血，”一個朋友說，“她哭著叫喊：‘救命！救命啊！她又用那刷子打我。’由於她沒有做家庭作業或者沒有打掃房間，她母親剛剛打了她的臉。”

幾年以後，帕蒂談起了自己悲傷的童年。“我對長大很敏感，”她說，“我11歲時比其他姑娘長得高，發育較快，自我意識很強。我覺得我很醜。”

她母親對女兒剛剛展現出來的女性特徵也同樣感到不安。她曾經試圖用小女孩的圍嘴緊緊纏住帕蒂不斷隆起的胸脯，以掩飾她的性特徵。

南希為了保持自己身體的苗條和防止帕蒂出現超重的問題，從不做飯後甜點吃，家裡不允許存放任何糖果，還禁止帕蒂同朋友們一起去玩“不請客就搗亂”的遊戲。①

①萬聖節風俗，孩子們結夥挨家去要禮物。——譯者

“我記得我們在五年級上下時，因為家裡不允許帕蒂吃別人的糖果，所以她不能同我們一起去玩‘不請客就搗亂’的遊戲，”曾住在太平洋斷崖的一位鄰居巴巴拉·林說，“我們都認為這太離奇，都為帕蒂感到傷心，但她自己卻表現出習以為常的樣子。我記得南希確實是個迷人的母親，衣著總是很入時，但我們從來不到她家裡去玩，因為我認為她是那種有清潔癖的女人，不喜歡身邊圍著一群孩子。”

南希嫁給里根之後，里根第一次婚姻留下的兩個孩子尤其感到了父親和繼母對他們的疏遠。“在那以前，南希對莫林和我視同己出，”邁克爾·里根說，“很快，我們在她和父親的生活中就明顯地變得越來越不重要了。”

南希從不掩飾她對簡·懷曼的敵視態度，而後者對她也同樣不屑一顧。這兩個女人的對抗直接影響到了孩子們，但是他們的父親卻拒不承認存在著問題。後來14歲的邁克爾在學校陷入了一系列的麻煩，他的精神病醫生建議把他搬出母親的家，同他父親一起生活。

“那那是在1959年，我當時14歲，”邁克爾說。他當時是洛杉磯尤拉中學的註冊寄宿生，這是南希同意他搬進她家的惟一條件。他平常不能在家裡住，週末呢，里根答應帶他到牧場去。太平洋斷崖的家中沒有可供他使用的多餘房間，所以邁克爾被打發到起居室的長沙發上過夜，經常不得不等到客人們走完之後才能休息。分給他使用的浴室是前門一側的過道邊的客人浴室。一年以後，南希決定為保姆修一間同他們隔開的臥室和浴室，邁克爾被挪到了帕蒂和羅恩的臥室之間的遊藝室的躺椅上。當他問父親為什麼保姆有了新臥室而他沒有時，里根回答說：“她一週裡天天住在這裡，而你只是週末才來。”

“如果我是走讀生，也可以一週裡天天住在這裡，”邁克爾說，“為什麼南希不能每天開車送我上學，下午接我回家，就像其他孩子那樣呢？學校離家只有半小時的路程。”

“羅恩和帕蒂就夠她忙的了，”里根說，“你難道不想想，她敞開家門，邀請你住進來，這還不夠嗎？”

這個邀請使7歲的帕蒂第一次聽說自己有個父親帶來的哥哥。一開始，他的到來似乎使她很高興，但是，當一直住在華盛頓特區的18歲的莫林來看望他們時，帕蒂變得困·惑不解。

“你知道邁克爾是我的哥哥嗎？”帕蒂第一次見到莫林時問她。

“我當然知道，”莫林說，“但是，你知不知道這意味著你和我是什麼關係？”

“不知道，是什麼？”帕蒂問。

“這意味著你我是姊妹。”

這個小姑娘看來嚇壞了，眼淚奪眶而出，她一邊往外跑一邊尖叫道：“不，不是！我們不是姊妹！”

莫林，這個里根的第一個孩子，這時才意識到她父親根本沒有把她視為他的新生活的一部分。“當天下午，爸爸對我解釋此事時顯得很難堪：‘這個……我們只是還沒有來得及告訴她，’”她說，“他們剛把邁克爾告訴她不久，那是在作出了讓他搬回來和他們同住的決定之後的事。看來，只是由於帕蒂需要對此有所瞭解，才把她介紹給我們這些哥哥和姊姊——如果鑽字眼，應該叫同父異母哥哥和姊姊。在那以前，關於我的問題她根本無需知道。”

南希這時根本不承認她有里根前婚子女這個現實，她就像對待惡夢一樣把他們置之腦後，這同她對待她的生身父親的做法如出一轍。她只認準了一點，要為自己創造光明的未來，就必須重塑自己的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