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紀實] 【唐師曾】我從戰場歸來《全文完》

小璇

我從戰場歸來  作者：唐師曾


作為戰時唯一反覆往返交戰國雙方的記者，

在海灣戰爭遠去多年之後還津津樂道自己年輕時親歷的世紀之戰，不覺汗顏。

之所以厚著老臉重拾自己牙慧，懷著極大痛苦回憶逝去的青春，

主要是受了一撥又一拔年輕朋友的慫恿，

他們在讀了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我鑽進了金字塔》後，

更想知道我在中東的前一半生活...

小璇

再版前言

作為戰時唯一反覆往返交戰國雙方的記者，在海灣戰爭遠去多年之後還津津樂道自己年輕時親歷的世紀之戰，不覺汗顏。之所以厚著老臉重拾自己牙慧，懷著極大痛苦回憶逝去的青春，主要是受了一撥又一拔年輕朋友的慫恿，他們在讀了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我鑽進了金字塔》後，更想知道我在中東的前一半生活。

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的確遇到了百年罕見的天賜——本世紀僅次於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海灣戰爭。從部隊正規化、裝備、訓練、實戰經驗看，伊拉克軍隊的鋼鐵含量遠遠高於朝鮮戰爭、越南戰爭時的中朝、越南部隊。伊拉克飛機、坦克在數量質量上的相當優勢，使其可動用空軍和上千輛坦克進行以師為單位的坦克戰。

我總覺得把四年前的一本小書原樣再版太有負於喜歡我的讀者。除更正原書的錯誤外，我補充了一些鮮為人知又被我忽略了的細節，共約三萬多字，同時增加了50幅照片——她不僅變厚，也更為豐富，從而成為《我鑽進了金字塔》的姊妹篇。

再次感謝每一位朋友。

唐師曾

1998年6月序

五十年代，每當學習會上聽到有人振振有詞地批判個人奮鬥時，我心裡就嘀咕：難道這社會只容得下“叫幹啥就幹啥”的聽話幹部嗎？七十年代初在咸寧幹校有位專攻古典文學的五七戰士在床鋪底下藏了幾本線裝書。於是，早晨“天天讀”時就有積極分子十分激動地指責起他的“白專道路”。在“鬥私批修”時，甚至任何個人興趣都在貶斥之列。

那時我常想，社會有如一輛大篷車，個人的追求也是輪子的轉動。倘若輪子都成方形的了，這社會還如何前進！

命運（或者說組織上的安排）原是要“唐老鴨”——師曾站在黑板旁執教鞭的。偏偏這不盡合乎他的理想。他嫌那天地太窄，變化太少。他的志向在於背上一台攝影機去闖四方。

照過去，這可是上好的批判對象。喝，分配你教書，你不安心工作，竟敢胡思亂想，豈不又是一位正好揪出來示眾以做效尤的反面教員。

可是當他闖進新華社攝影部的大門時，徐佑珠主任不但沒硬趕他走，更沒通知原單位叫他上大批判欄，反而對他表示熱情歡迎，為他創造最好的條件，重用他，放手讓他去實現自己的遠大理想。事實證明，他個人的理想與集體事業非但不矛盾，而且是大篷車與輪子之間相互依賴的關係。

理想只是個目標。實現理想則還有賴於毫無保留地拿出個人的才智、天賦和血汗。這也正是有所追求與好高騖遠的不同之處。

“唐老鴨”進入新崗位之後，可以說是豁出命來乾的。山西地震，淮河水災，尤其是比高技術的海灣戰爭，他都背了相機，站在第一線上。他不但攝影技術好，筆頭快，能吃苦，有膽識，而且善於同人（包括洋人）打交道。誰不喜歡這個高大結實、親切、爽快的小夥子！

如今，他要我為他這個集子寫個序。

我向來最怕為人寫序了，總是千方百計地推辭。然而這位非凡的年輕同行一定要我為他寫個序，實在不容推託。

世界在前進，祖國在前進。他還有幾十年可闖蕩，我這名新聞陣線上的老兵祝他路子越闖越寬，同時，越寫越有深度。希望繼“唐老鴨”之後，還將出現“張老鴨”，“李老鴨”。讓中國的新聞事業真正走向世界。

蕭乾自序

我是攝影記者，按傳統不該寫文章。海灣戰爭中，由於戰時法規對攝影採訪的諸多限制，逼得一人獨居虎穴的我不得不另闢蹊徑，在拍照、沖洗、放大、傳真之餘操起鋼筆，想不到因此受到新華社總編室通報表揚、萬千讀者的歡迎而勢成騎虎。其實我寫得很臭，只不過代表12億中國人在恰當的時間到了一個恰當的地點，偶作蛩鳴而驚天下。如果沒有新華社攝影部不停地踢我的屁股，我絕不可能趴在吉普豐的引擎上，蹲在長途採訪的旅途中以膝代案，一篇一篇地炮製戰地飛鴻。

由於斯巴達式的身體健康、生活簡單和心情上的海闊天空，海灣戰爭爆發前，我被選作新華社越境作戰的“傘兵”單槍匹馬派往巴格達，從此成為戰時涉足國家最多的中國人。只可惜我資質愚鈍，不得不傾全力於戰事而無暇他顧。我到過伊拉克沒遊覽空中花園，到過以色列沒拜謁伯利恆，到過約旦沒遊死海，到過埃及卻不知金字塔為何物……聊以自慰的是，作為最後一批撒離伊拉克的中國人，我堅持用“新華社巴格達”電頭髮稿到最後一刻，使我的國家及時知道那裡發生了什麼。

在與伊拉克共和國衛隊行完吻腮禮之後，我又戴起紙疊的猶太帽與以色列國防軍並肩縮在“愛國者”陣地後等“飛毛腿”，從而幸運地成為往來交戰雙方並與這時宿敵同食共飲的唯一者，也成為歷史上第一個使用以色列特拉維夫電頭髮稿的中國人。

回到北京，我國唯一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區戰地採訪的新聞界老前輩蕭乾先生鼓勵我將戰時激情擴寫成一本小書。可我生來有個坐不住的尖屁股，沒幹三天就洩了氣。關鍵是我已失去了戰時的激情。我深知，一個人只有面對死亡時，才能表現出超凡脫俗的品質和能力。呆坐燈前，昔日的記憶無比奇妙：血汗、夢想、死亡、榮譽……夜靜更深，我日復一日徒勞地等候再赴前線的軍令。

多虧一幫朋友軟硬兼施地逼我，幾經增刪，這算做完了這份比打仗還折磨人的功課，從而使我這個世紀之戰的見證人得以將個人的所見、所聞、所觸、所感看似慷慨地拿出來與更多的人分享。我不要求本書成為一部既有註釋、又有索引的鴻篇鉅著，我只想把我那點兒不摻假的玩藝，老老實實地奉獻給大家，以對得起我所經歷過的歷史，並以此感謝幫助過我的同學、同事和朋友。

小璇

1．從雪山到火海

只有先會飛，才能擁有一副翱翔的翅膀。

——以色列傘兵

1990年的整個春季夏季，我都在海拔5000米～6000米的世界屋脊探險。與北大師兄、《民族畫報》的攝影記者米老鼠凌風同住雙人尼龍帳篷，吃軍用罐頭，喝冰山融水。當時我健壯得像頭大牲口，心比珠穆朗瑪峰還高。

我之所以到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無人區探險，完全是聽了北大一位女學生的煽動，她是我初戀的女孩，我一直對她言聽計從，因為她學的是科學，我又迷信北大的民主、科學傳統。我的朋友、美籍華人作家趙浩生教授教導我，人的一生有兩件事可以很壯烈，一是談戀愛，一是幹革命，最壯烈的是兩者同時進行。我猜我當時五迷三道就是這樣。果然，我的老闆、新華社攝影部主任對我當時的烏托邦思想大為不滿，而我又是個有戀母情結的乖孩子。既然老闆認為我的居京生活到1989年底已至盡頭，我便義無反顧地在1990年初離京去了西藏。社攝影部招聘考試，被當做“大街上撿回來的”孩子開始了我的記者生涯。我崇拜富於冒險精神的悲劇式英雄，愷撒、隆美爾、巴頓和踩上地雷還要再按一下快門的卡帕。我生性執著地追求親身體會，為了獲得某種體驗而不惜冒險，以此顯示自己的勇氣。

18歲時，我讀到以色列傘兵202旅的一句格言，這句話印在綠身紅翅的飛蛇軍徽上：“只有先會飛，才能擁有翱翔的翅膀。”（Beforeyoucanearnyourwings，youmustlearnhowtof1y！）人生就是如此，直到我30歲海灣歸來，受聘裝甲兵學院上校研究員時，才有資格成為一名貨真價實的裝甲兵。

幾天前，派我來世界屋脊玩命的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林川，託補充給養的油罐車給我帶來一箱膠捲，想不到中間還夾帶著個松下RF—10短波收音機。8月3日，我和《民族畫報》攝影記者凌風正縮在帳篷裡聽新聞，“美國之音”乾癟的聲音播送了一條令我靈魂出殼的消息：1990年8月2日中東時間凌晨1時，伊拉克共和國衛隊3個師越過邊境，僅有2.03萬人的科威特軍隊稍作抵抗即全軍崩潰，僅有5000名散兵撤至沙特，全軍覆沒。伊拉克吞併了科威特！我屏氣凝神生怕漏掉半個字，直到轉播時事經緯，我才一個貓跳鑽出帳篷，在雪地上連打三個滾，面對雪山長跪不起……

新華社社長穆老頭把“攝影”比做新華社的一個翅膀，我做夢都想當翅膀上的硬羽毛。縮在鴨絨睡袋中，我打著手電起草去海灣的申請。

尊敬的部領導社領導：

新華社正在步入世界性通訊社的行列，中東是最好的突破口。中東位於三洲文匯五海包圍之地，集地理、歷史、宗教、民族、經濟、政治、文化矛盾於一身。古老的大河文明、金字塔、巴比倫與石油命脈糾纏一處。帝國主義殖民經濟不得人心，白面孔的美聯、路透在阿拉伯世界不如中國受歡迎。

我八三年畢業於北大國際政治系，曾在中國政法大學執教現代國際關係史、世界大戰史近四年並獲講師職稱；八八年畢業於新華社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九零年畢業子警察學院駕駛學校。身體健康曾達北大鍛鍊標準。盛夏走過長城，嚴冬爬過雪山抓熊貓，世界屋脊探過險，在攝影部新聞中心從事突發事件報道三年半，有豐富的“閃擊”經驗。無妻兒戀人拖累，最適合飛往中東採訪戰爭。我決心為新華社爭先，報答人民哺育之恩。

就是這篇用軍用“小八一”電台發出的明碼電報，日後竟被嗜血的人傳為血書。其實我這個人最怕見血，更何況在海拔六千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6860米的布喀達坂峰腳下，連氧氣淡水都不夠，哪擠得出多餘的鮮血。

我又連夜起草了兩封電報。一封請新華社軍分社王建民幫我準備防彈背心；另一封讓技術局傳真員袁滿到北大國際政治系預借有關海灣危機的書籍。

熬過一個不眠的寒夜，我彷彿已飛過寒光閃爍的布喀達坂雪山，來到熾熱的中東沙漠。

西方國家在歷史上以歐洲為中心，把由近而遠的東方各地稱為“近東”、“中東”和“遠東”，這一政治地理概念一直沿用至今。中東範圍沒有明確的界限，一般指以西亞為主，地跨歐、亞、非三洲的廣大地區，包括伊朗、阿富汗、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敘利亞、伊拉克、約旦、黎巴嫩、也門、沙特、阿聯酋、阿曼、科威特、卡塔爾、巴林、土耳其、塞浦路斯。

這一片遼闊富饒的土地約74O萬平方公里，是東西方交通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蘊藏著極為豐富的石油資源，其出口量約佔世界石油出口總量的2/3，故有：“石油海洋”之稱。

美國總統五星上將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直言不諱地宣稱，“僅僅從地理學上講，整個世界戰略沒有比中東更重要的地區”。而海灣又是中東的核心。

海灣位於西亞南部，是印度洋伸入阿拉伯半島與伊朗高原之間的陸間海。伊朗稱之為波斯灣，阿拉伯國家稱它為阿拉伯灣，統稱海灣。海灣地區有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曼、卡塔爾八個國家，通稱海灣國家，總面積480萬平方公里，人口9159．6萬。

海灣地區處中東中部，北扼高加索山、黑海，南瀕阿拉伯海，東臨南亞次大陸，西接紅海，是連接亞非歐三洲要道。此外，擁有世界上最豐富、最優質的石油，埋藏淺、產量高、油質好、儲量大。已探明儲量6517億桶，佔全球儲量65％。中東五大產油國沙特、科威特、伊拉克、伊朗、阿聯酋均在海灣。

中東極為重要的戰略位置和豐富的石油資源使其一直處在激烈的動盪之中。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中東地區發生的局部戰爭和規模較大的武裝衝突將近50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從1948年5月到1982年6月的五次中東戰爭（即巴勒斯坦戰爭、蘇伊士運河戰爭、“六五”戰爭、十月戰爭、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戰爭）以及歷時八年的兩伊戰爭。阿以爭端是中東動盪的重要根源，其中的關鍵是巴勒斯坦問題。另外，塞浦路斯問題、黎巴嫩內戰也一直為人們所關注。

風雲多變、衝突迭起的中東，一直是舉世矚目的動亂地區，也是國際新聞界追蹤的熱點。儘管當時國內大多數人不認為海灣要打一場大戰，可根據我的知識和直覺，一場大戰非打不可。我祈禱茫茫宇宙，促成我的海灣之行。

小璇

2．上下同欲

上下同欲者勝。

——《孫武·謀攻》

從冰冷的世界屋脊撤到熱火朝天的亞運會，我冷一陣熱一陣地處在焦慮的等待中。“去海灣玩命非我莫屬。”我心裡一遍遍地嘀咕，“至少我的光棍身份具有壓倒性優勢。”

鑑於多年打打殺殺，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交情深遠，新華社讓我負責“突發事件”，意思是一旦炸個什麼東西，我應立即出現在現場。可見當時我無孔不入的天才已為官方所認可，可整個亞運會並沒有出現“敵對勢力”期望的響動。唯一凸現我天才的是偷拍毛主席的外孫王效芝。

我強耐野性坐在亞運會主新聞中心新華社攝影部大工作間，向美聯、路透、法新、共同社的同行兜售新華社照片。自從拍完亞運會開幕式，我就宣告失業，因為我分管“團結、友誼、進步”和突發事件。可掛在脖子上的四個胸卡卻無助於我在亞運村內的任何活動。兩天前在人民大會堂宴請薩馬蘭奇，趁張百發向陳希同、伍紹祖介紹我1989年6月3日在六部口的膽大包天之機，我就參了一本，昨天中午又給他發了四頁文傳申訴我在亞運村內寸步難行。今天上午亞運會新聞發言人吳重遠通知我張百發己給予我這樣的“駐村記者”特權，可剛才的經驗告訴我：就連丁維峻指著鼻子說列為第一照顧的“新華社唐老鴨”也休想跨越警戒線一步。我的“特權”與所採訪亞運會的中外記者別無二致。

“鴨子，買賣來了！”這天，萬伯搖晃著一頁文傳，壞笑著朝我咧嘴，示意讓我過去。萬伯是攝影部亞運報道組的“總協調人”，我以為他又在逗我，我將信將疑地接過文傳一看，竟是巴黎分社急需毛主席外孫在亞運村當服務員的照片。“沒戲”，我脫口而出，可萬伯卻惡狠狠地命令道：“你給我想招兒。”黑亮的眼睛狡猾萬分。

我翻遍所有能查到的線索，終於弄清毛主席女兒李訥有個18歲的兒子叫王效芝，是北京外事職業高中二年級學生，現在亞運村內當服務員。可面對處處禁地龐大複雜的亞運村，我簡直無從下手。我規規矩矩地先到村長辦公室提出申請，工作人員開門見山：“王效芝不許採訪。”任我拿出蘇秦張儀的本事解釋王效芝最能體現“團結、友誼、進步”，就是毫無效果。足足在村裡遊蕩了一整天，我才打聽到“王效芝好像在10號樓”。可亞運村內全是按ABCD排列的，根本就沒有10號樓。

嗅著運動員餐廳的菜香，當了一天馬路天使的我拖著疲憊的雙腿往回走。猛聽到有人在身後齊聲大喊“唐老鴨”，循聲望去，竟是乒乓球隊的馬文革和喬紅。西德40屆世乒賽時我和他們混了三個多月，情誼頗深。這幫傢伙連拖帶拽地要我去中國隊駐地J樓，可我佩著的四枚胸卡無一能讓我進入村內任何建築物。望著我面前的武警，我猛然悟到，作為英文第十個字母的J樓莫非就是10號樓。

次日，我和文字記者梁金雄趁採訪王震送給中國隊禮品之機再次來到J樓門口，陪同我們的亞運村禮賓官員王大波是我北大國政系的校友，儘管他已安排好中國隊的官員在樓口迎接，可硬是不許我們進樓。我一屁股坐在台階上，掏出無線電話找村長，警衛見狀說他再請示一下。又過了五分鐘，我們終於進了J樓，可樓內根本沒有王效芝。結果令人失望，我摸出我的“廣告”（印有我隨身電話號碼及中國青年報、香港明報、西德魯爾報等採訪我的複印件）分發給保安人員，這才悻悻離去。

剛回到辦公室，電話就響了，聽筒中一個惡狠狠的聲音點名找我：“剛才你在亞運村散發非法印刷品，馬上給我到J樓指揮部來。”我覺得聲音挺熟就問：“你是誰呀！”“我是你大哥！”我一聽就樂了，這位“大哥”是我北大四年同寢室的好友，畢業後當了警察，可做夢也想不到他居然在亞運村安保指揮部。從大哥那裡得知，王效芝在K樓。

天剛亮，我就跑到K樓門口拍樓長為日本體操隊送行，之後又拍了在此服務的職業高中學生。次日，我拿著登了我照片的亞運快報找到K樓樓長，希望再拍些更生動的畫面，但樓長表示必須有警方發的進樓證。

當天中午，我設法弄到村辦同意我到I、J、K樓採訪“團結友誼進步”的介紹信，拿著它找到安保指揮部申請進樓。事也湊巧，我還未能坐穩，指揮部就進來了幾位高級警官，為首的一見我就大喊：“唐老鴨怎麼又鑽到這兒來了。你們可得注意，這傢伙能幹好事，也愛捅婁子。”來人正是警察學院院長劉尚煜。此時，我北大四年同屋的那位大哥也趁機歷數我的“劣跡”，眾人跟著起鬨，弄得皆大歡喜。這麼一折騰險些衝了我的大事，我連忙大喊：“劉主任（劉原是北京市公安局辦公室主任），今天我可是奉了上邊命令來拍團結友誼的，手續齊備，不是炸長城（兩年前，一對婚外戀者在八達嶺用炸藥自殺，我發的獨家照片令公安局耿耿於懷），您要不放心，讓我大哥看著我。”說著拉起大哥就走，大哥看我揹包挺沉：“慢著，我找倆弟兄給你背機器。”就這樣，我得意洋洋地進了K樓。

我們乘電梯直上K樓頂層，這裡設有安保人員的工作室。沒想到在這兒又碰上西城刑警隊的熟人，一再讓我“稍崩”（呆一會兒），足足聊半個多鐘頭才開始幹活。我先從13層幹起，煞有介事地見人就拍，其實這隻相機根本沒膠捲。我發現，這裡每層有四個服務生，等拍到第10層時，跟著我的兄弟早已失去興趣。此時，我才進入臨戰狀態，大哥剛剛暗示我，王效芝就在第九層，可到現在我還不知王效芝長得什麼樣。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九樓，四個正在打掃衛生的服務生一見我就匆匆向樓的另一頭走去。我故意慢騰騰地往前走，可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樓那頭了。待等我追到另一端時，四個服務生只剩下了一個。這小夥子緊靠著一扇門，警惕地看著我。“這活兒真沒法幹，”我先朝他開了口：“我是新華社的，上邊讓我反映‘團結友誼進步’，我哪找去。多虧這幾位警察哥們兒幫我扛機器，要不早累坍了。”小夥子朝我禮貌地一笑：“是挺沉的。”我從攝影背心中掏出一張《亞運快報》，指著上面的一張照片說：“昨天多虧碰上你們孟璟，小哥們兒挺幫忙，好歹交了差。可今天還沒米下鍋呢？ ”小夥子接過我手中的報紙：“還真是孟璟。”我們就這樣聊在一起。看到他羨慕地盯著我脖子上的尼康F3，我索性摘下來讓他按幾下。快門聲引逗得他身後的門開了一條縫，三個服務生魚貫而出，像所有好奇心重的男孩子一樣圍上我的相機。其中一位一米八的小夥子對相機所知頗多，自稱家裡有架潘太克斯，其純真聰明的樣子令每個人回憶自己的中學時代。我已經注意到他的胸前沒有身份卡，而其他三位的胸卡都規規矩矩地別在上衣口袋上。我們從相機聊到海灣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我發現這位無胸卡者有著豐富的課外知識，指甲修剪得很整齊。最後我問他們，能否像孟璟那樣配合我一下，小夥子們異口同聲：“沒問題！”

我跟在他們身後，打掃房間、疊被子、送冰塊……我手中的尼康F3嘎嘎咆哮，激動得我雙手顫抖。可能是我在九層逗留時間太長，一位老師模樣的人叫走了沒戴胸卡的小夥子，其詭秘的神情嚇得我心驚肉跳。我故作鎮定地感謝服務生們的合作，表示要給他們送報紙和照片，為此我一一記下他們胸卡上的名字：“蘇燕君、買小雷、李梁。”接著漫不經心地問：“剛才走的那哥們兒叫什麼來著？”此時，我的心已跳到嗓子眼，屏氣凝神像等候宣判的死囚。“王效芝。”他們中的一個爽快地回答我，一下子把我送上飄浮的雲端裡。

我慢吞吞地走下八樓，一頭扎進電梯裡，先向上到了12層，又匆匆地鑽進樓另一頭的電梯。在電梯中，我打開MD—4馬達的快速倒片開關，迅速拆出剛照的膠捲，塞進南極褲的夾層裡。之後，又將一個新膠捲裝進相機“啪啪啪”過了三張。走出K樓讓冷風一吹，我才發現自己的襯衣早已溼透，可兩條腿卻格外地輕快。我平端著相機在K樓樓下又拍了一陣友好場面，這才悄然離去。路上，我用無線電話叫通了總部，接電話的又是萬伯：“萬伯，我得手了，可你得拿出點慰勞品。”“行！小子。”萬伯格登一下掛了電話，可以想象他的得意樣。我敢打賭，我們又鎮了美聯、路透一次。事後我才知道，這張“王效芝”是亞運期間賣價最高的照片。

不知不覺中北京市公安局撥給我的防彈背心已經到了。我一邊在閒暇之餘心猿意馬地跟北大東語系的一幫丫頭學阿拉伯語，一邊加緊和北大國政系幫我推薦的幾位阿拉伯留學生髮展友好關係，事實上，他們友好得簡直讓人受不了。

終於，社長穆青一聲令下，“逐項落實”，把我送進五彩雲端裡，攝影部同事柯林渭找來五星紅旗縫在我的攝影背心上，用阿文大寫“人民中國·新華社”；國際部一位叫李英的小姐兒，從301醫院她老公那兒弄來了急救包，預備我“不測”時用。我堅持不懈一天兩次地跑伊拉克大使館。

在伊拉克駐北京大使館大門口，伊拉克外交官草木皆兵，隔著鐵門質問我為什麼要申請三個月的簽證。我說估計我的採訪用不了三個月。沒料他竟把眼一瞪：“申請兩年可以，至少一年！”嚇得我連稱“一年、一年”。這位外交官隨後貓瞧耗子般緊盯了我半天，才從牙縫裡迸出：“搞情報是不行的。””我上下打量了自己好半天，怎麼看也不像個“搞情報的”。

新華社一位曾在巴格達遇險的記者拍著我肩膀，神態黯然：“鴨子，已格達可不是按規矩打牌的地方。”彷彿為我下地獄送行。因採訪柬埔寨和販毒金三角而聞名的老記者楊木整整教誨了我三個半小時——如何對付現代戰爭。國際部主任楊起教了我五大絕招。我把他們的話全記在本上。外事局長闡述外事紀律的根本是“維護我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建設世界性的新華社”，我心裡盤算著這句言簡意賅的最高紀律在實戰中的權威性和靈活程度。

我找到新華社人事局長，硬逼著這位束埔寨戰火中的老記者告訴我：“一旦採訪與紀律衝突，何為第一？”直逼得他翻了半天大眼珠：“你自己知道何為第一。”我得到了我最想得到的一句話。

我腦海中浮現的全是1982年馬島戰爭伍德沃德向戰時內閣要求“委託指揮法”的形象。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反覆闡述，“戰爭是武裝集團間無限制地使用暴力”。麥克阿瑟在西點當校長時發揮成：“戰爭只有勝利。打得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即使在當時，我也深知，執中國新聞牛耳的新華社的龐大機構和光榮傳統不能適應新技術革命下的戰爭。1990年8月，我的大多數同事並不認為一場大戰迫在眉睫。而到1998年初海灣局勢再度緊張時，許多人卻認為一場大戰已經降臨，以至於在新華社攝影部為曉果赴海灣的壯行宴上，對我“打不起來”的狂言嗤之以鼻。

當時對我一再堅持此次危機僅是危機（Crisis），不是戰爭（War），甚至不是戰鬥（Battle）的推斷表示信服的，只有北京人民廣播電台和北京電視台來採訪我的小姑娘。戰爭是門科學，不是摸個腦袋就能算數的起鬨架秧子。直到兩個月後，同在上海菜館為曉果乾杯送行的新華社高級記者、政府津貼享有者官天一才不無欽佩地說：“鴨子說過打不起來！”但精力、經費已付之東流，逗得全國的納稅人也跟著花錢買心跳，勞民傷財。幸虧中央英明，沒被弄暈了跟著跑。說來令人心寒，1990年我聲稱海灣將有一場戰爭（war）時，除新華社社長穆青、郭超人等高層對我的痴人說夢表示支持外，各種官僚體制對我十分不利，我最後得到批准的參戰申請，是通過《中國青年報》一位記者轉呈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才獲批准的。由於我的理論在1990年8月的確可疑，以至最終只同意我單人匹馬飛往海灣，當時我只領到300美元的經費。以後若不是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給我一萬美金，我屁也幹不成。和平環境中的人總以愛好和平自詡，可托洛茨基嘗言：“也許，你對戰爭毫無興趣，但是，戰爭對你卻興趣甚濃。”列寧稱托洛茨基是惟一能在三個月內建立一支紅軍的人，我把自己看成新華社的托洛茨基。

幾年中，攝影部新聞中心在總編室指揮下，打了數不清的漂亮仗，只是由於該中心未列入新華社幹部序列不得不雞鳴狗盜。副社長郭超人給我裝備了無線電話，我是全中國最早使用BP機、大哥大的新聞記者，北京地區的重大突發事件基本上全抓在我的手中。北京市公安局前常務副局長劉鎮山在六國飯店火場說：“一見唐老鴨，非有大麻煩不可。”我估計和我共同奮鬥的幾位老總，會放開手讓我往前打，“打到對手完全放下武器為止”。

說到此，容我先介紹一下快速反應理論。那是1987年，攝影部主任號召“一人一文”，我寫《對現有器材的評論》得了獎，1988年我又寫了一篇《建立我們的閃擊部隊》，不料再次得獎，並得到社長、副社長們多次召見。郭超人下令我可以在任何必要時候使用奔馳汽車，“司機可以到你家裡去接你”。其實，“閃擊思想”全部來源於一幫職業軍人，我只不過將其移植到新聞採訪上。

本世紀初，杜黑的“空中制勝論”和馬漢的“海權”理論隨飛機等運載工具的發明而誕生。拿破崙的“巨炮理論”、馬木留克的“騎兵突進”已成歷史。英國劍橋的利德—哈特上尉、法國聖西爾軍校的戴高樂、美國西點的巴頓和當時正在哈佛留學的山本五十六，都在研究一種全新的軍事學說。這集中體現在戴高樂20年代寫的《職業軍人》一書中，即少數素質優秀的軍人，掌握廣博的文化技術知識，擁有豐富實戰經驗、健康心理和裝備，快速反應，可以起到千軍萬馬起不到的作用。

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創始人古德里安將取勝法則歸納為“通訊+機動性+火力”。他組建的裝甲軍在吞併奧地利、捷克，佔領波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進攻蘇聯諸戰役中將突破理論完善地運用於進攻之中。古德里安在他的名著《閃擊英雄》一書中，堅決反對把坦克與步兵混編。他認為只有單純的坦克衝鋒才能將“通訊、機動性、火力”充分發揮。坦克的任務是在敵人防線上撕開一道口子，迅速楔人敵人後方。至於處理潰亂之敵、對陣地實行佔領則是後續步兵的事。他畢生追求的只有速度，以“冒險的飛毛腿海因茨”著名。

拋開山本五十六等海空軍不談，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少勝多、出奇制勝的快速反應戰例不勝枚舉。諾曼底馬修·李奇微的82空降師、巴斯托尼泰勒的101空中突擊師和巴頓集團軍艾布拉姆斯裝甲搜索營都是快速反應、“閃擊”理論的產物。越南戰爭期間，美軍首創以UH—1“休伊”武裝直升機為機動手段的“騎兵師”；第二次中東戰爭，以色列的沙隆組建了“202”特種部隊，這些全是“閃擊”理論的絕好實踐。

攝影部新聞中心成立三年來已積累了國內的突發事件快速反應經驗，大火、撞車、地震、劫機等突發事件我都能第一個趕到現場，1988年9月8日，《中國青年報》以《紅色在行動》為題用一大版介紹了我和我的閃擊行動。海灣危機發生後，根據北大國際政治系四年、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政治教研室四年前後八年的國際問題訓練，我堅信戰爭非打不可。在我建議下，攝影部決定推遲已有四年中東採訪經驗的張郇回國，並向中東增派攝影記者，我有幸成為進入“風眼”巴格達的頭號人選。在我“海灣必定有一場大戰”的蠱惑下，攝影部認為“海灣戰爭非打不可，為此應在開羅、巴格達和利雅得三個方向各有一個棋子”。為了將這三個棋子聯成一張網，攝影部趁機從技術局接管了圖片傳真室，我的徒兒傳真員袁滿成了提綱挈領的人物。

三年來的攜手奮戰，同志情感是打贏這一仗的基礎。我想起《孫武·謀攻》中的一句話：“上下同欲者勝。”

當時還有一件頗令我得意的事，就是秋季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恩到巴格達調停，薩達姆·侯賽因竟很給他面子，答應釋放曼蘇爾飯店的人質。新華社攝影部又吹起了一陣和平之風，新聞中心圖片編輯劉東山與我打賭，說：“唐老鴨，除非你能與希恩合張影，否則我就不信海灣能打起來。”我當即以一頓大餐為賭注慨然允諾。半個月後，我懷揣1987年在人民大會堂為希恩拍的一張照片，通過《新觀察》攝影部主任李曉斌進了釣魚台，與希恩雙雙合影。當然，戰爭也終於打了起來，現在劉東山東山再起平步青雲，不過欠我的大餐至今也沒兌現。

大約我的“閃擊”由理論到實踐與傳統新聞採集方式格格不入，乃至戰後中東總分社竟拒絕我去工作，理由冠冕堂皇又煙蒸霞蔚：小廟養不了大神。偏偏攝影部老闆堅決不退讓，結果僵持了半年我才到中東報到。兩年後，組建有二十多人參加的“國際熱點快速反應報道組”，我被摒於20人之外。這次勇於替我請命的是攝影部林老闆，不久他被調往亞太總分社任副總編。其繼任者王景堂又替我說話，王自我進攝影部傳真組伊始，就是我的頂頭上司。他為人木訥公正，北外畢業澳洲留學，不諳官場之道。一年後被調至《人民畫報》社任社長。我始終沒能參加1987年新華社老社長讓我嘗試“閃擊”的閃擊隊。而這支龐大的閃擊隊閃了幾次也沒擊中要害,遠不如CCTV們在類似行動中的動靜大。這是因為世界變化太快，我將自食惡果歸於德國閃擊戰創始人、坦克總監卡·海·馮·古德里安的痛苦人生經驗：“過早地開花、到結實的時候就是苦果了。”

“這是新華社年輕的攝影記者唐師曾，海灣戰爭爆發前，並非軍事記者的他主動申請去海灣地區採訪。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他拍攝了數百張反映海灣局勢的照片。其中《德奎利亞爾訪問伊拉克》為國內外多家報刊採用。他還寫了《飛往巴格達》、《臨近攤牌的巴格達》等通訊，目前，他正活躍在海灣地區，採訪戰事。”

新華社記者黃文援

——1991年2月3日《人民日報》

小璇

3．飛往巴格達

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

——蘇沃洛夫

出發的前兩天，我終於有空穿著亞運會發的大紅運動衣風風火火跑到北大25樓博士生宿舍，向我的女孩描繪我的軍事思想。她低眉順眼聽我白唬了半天，才說：“你怎麼總在做夢？”的確，我一直如俄國元帥蘇沃洛夫所云：“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

12月20日，1990年。北京，國際機場。

沒有比此時飛往巴格達更迷人的了。

我真不懂媽媽幹嗎抱著我大哭。也許戰爭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們僅失去生命和肢體，女人失去靈魂和心。對於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我深知，除非你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則就別去冒險。海明威《永別了，武器》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都準備獻出我們的生命，但只有少數人中選，對這些少數被選中獻出生命的人，也無需給予殊榮，因為他們是幸運兒。為祖國獻身的人的母親是世界上最值得驕傲的人，也是最幸福的人。”我心中的不怕死有兩重含義：一是明知有危險而不怕；二是不受金錢、權力等物慾驅使。我的冒險就屬於這一種，心自由嘴也自由，行動起來才有活力。臨行前，我把我的財產——從《簡式武器年鑑》到各種軍裝，分送四位同事的兒子們。像去可可西里探險時一樣，攝影部副主任林川和梁師傅拉著哥兒們一直送到機場，外事局小金用力捏了捏我的右手：“鴨子，一定回來，三個月後我在這兒等你。”

由於國際封鎖，目前進入巴格達的惟一通道只有約且，我得先乘中國民航飛到伊斯坦布爾，至於以後的路只有天知道，8點10分起飛，中國民航CA—943航班蔡機長雙手緊抓我的雙肩：“小夥子，有什麼要求直說，趁還在祖國的飛機上。”他見我一人帶了這麼多行李，特地給民航伊斯坦布爾孔站長寫信：“老同學，設法幫助這位記者，他要去巴格達……”烏魯木齊邊防武警免收我的出境費，並送我一張入境費交訖的憑單：“希望你還從我這兒入境，入境費我先替你交了。”

19點20分途經沙迦，降落前可以看見霍爾木茲海峽外點點油輪遊弋於印度洋上。

臨近煙波浩森、戰雲浮動的波斯灣，一股慷慨別燕薊的孤獨感油然而生。海水中總是浮現我老媽隨風飄舞的花白頭髮，出發前一天晚上，她一直背對著我拼命地洗我換下的一大堆髒衣服。

連續飛行了17個小時後，我在伊斯坦布爾著陸。雨夜朦朧，分社的一位同志早已等候在機場，民航伊斯坦布爾辦事處幫我寄存了放大機、傳真機和裝有鋼盔、防彈背心的兩隻大箱子。

土耳其，這個地跨歐亞的文明古國，悠久的歷史可溯源到公元前700年，曾歷經東羅馬、拜占庭及奧斯曼等盛極一時的帝國，隨著軍事采邑制的衰落而淪為英、法、德、俄、奧諸國的紛爭之地。

這次我匆匆逗留並在那兒轉機的城市——伊斯坦布爾，就曾為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首都。這座原名君士坦丁堡的古城，其城市佈局與我國的長江重鎮武漢有點相似，分隔歐亞兩大洲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和金角灣將其分為三個部分，呈鼎足之勢。博斯普魯斯海峽北通黑海，南達愛琴海和地中海，地勢相當險要，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根據1923年和1936年的洛桑和蒙特勒支條約，博斯普魯斯海峽歸土耳其管轄，但外國包括黑海沿岸國家如蘇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的商船，均可自由出入。一旦此海峽被封鎖，黑海頓成“死海”，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見。

這裡比北京時間晚六小時，早晨起床對錶，烏黑的煤煙嫋嫋而來，空氣中瀰漫著穆斯林的祈禱聲，想不到這座土耳其的重要港口城市居然還缺水，所有人家全用容器貯存水，浴池中也是水，飲用水得去買。在伊斯坦布爾大橋旁，停泊著一條30萬噸級的伊斯坦布爾自來水公司的大船，它是專門用來運水的油船。

幾隻棕頭鷗在小樓上盤旋、降落，小雨猶未絕。大喇叭傳來禱告聲，莊嚴神聖。

土耳其是個穆斯林國家，伊斯坦布爾這個土耳其最大的城市裡的清真寺更是數不勝數。我有幸走進了著名的古蹟——“藍色清真寺”和與其隔街口對峙的“聖索菲亞教堂”。建於17世紀的藍色清真寺高43米，全寺共有260個窗門，屋頂呈圓拱形，名實一致，寺內主要色調是藍色，它是世界上惟一建有六座宣禮塔的清真寺。與它遙遙相對的是被譽為“世界七大建築奇蹟”之一偽的索菲亞大教堂。這座代表東羅馬帝國建築藝術高峰的教堂、外觀宏偉，內部裝飾精緻富麗，為伊斯坦布爾最大的教堂。我對伊斯蘭清真寺與基督教教堂在一個廣場上和睦相對大為讚歎。

託普卡琅宮則是奧斯曼帝國時期留下的建築，距今約有500多年曆史。據說，宮內有很多房間，可住4000人以上。與北京故宮一樣，託普卡珀富也設有“珍寶館”，陳列歷代皇帝收藏的古玩珍器。在那裡，我驚喜地發現還有中國明清兩朝送給歷代蘇丹王的瓷器。

次日，我乘約旦航空公司波音—727飛往安曼。安曼機場的警察將我的六包行李全部打開，直弄得防化服上的滑石粉白煙亂冒才甩手而去。

如果人生的樂趣在於這二秒鐘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我的巴格達之行則飽嘗這種提心吊膽的樂趣。在安曼小住一日，我登上了飛往巴格達的伊拉克班機。遇到的安檢更加嚴厲。儘管我已把防化服和傳真機都扔在了安曼分社，可我託運的行李還有48公斤重，按規定伊航只許託運20公斤。看到我前面的日本NHK記者大把地從西裝上衣口袋中揮灑出成疊的綠票子繳超重託運費，我卻分文沒有。我耐著性子娓娓動聽地給工作人員解釋為什麼我現在沒錢，其窘態不亞於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他同情地將48公斤改成了30公斤，在收了我一把清涼油之後，又改成20公斤。

自聯合國安理會第660、661號決議，（8月3日，安理會通過第660號決議，譴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並要求伊拉克立即無條件撤軍；8月6日，通過第661號決議，下令對伊實行貿易禁運及國外資產凍結——作者注）生效以來，安曼成了伊拉克與外界交往的惟一通道。為了保住這條生命線，伊航別出心裁地要求旅客親手將自己的行李搬上飛機貨艙，以免有炸彈混入，這害得我又一通忙乎。坐在身旁的加拿大電器工程師埃爾薩第，是回來清理他在科威特的財產的。聽說我要在巴格達呆上三個月，他猛地吹了一聲口哨，說1月15日以後巴格達就不存在了。在飛機上，我像其他旅客一樣得到一張白色的指令：“根據革命指揮委員會第229號命令，在你抵達巴格達五天之內，必須到指定地點做血液檢查。”我這才發現，此時逆著外逃的人流進入巴格達，決不是件輕鬆事。

一下飛機，我和日本NHK記者榎木丸吾及一名法新社記者就被帶到候機室一角填寫各種表格，並交了一張標準像。我們被告知，所有記者必須住進指定的拉希德飯店，每天費用180美元。日本人“嘿嘿”地連連點頭，可我全身上下僅有300美元。因為接慣例新華社外事局僅給我300美元現金。也許這的確能阻止貪汙，可對我這樣的戰爭暴徒則無異於送死。窘極無奈，我挺直胸脯走上前：“我是中國人，我沒有那麼多美元，我的同事在機場外等我。”一位西裝男子轉身去請示日本記者榎木趁機對我說：“Wearecontrolled（我們被軟禁了）。”我忙朝他擠了一下右眼：“Helpeachother（互相幫助）。”

在中國使館幫助下，我終於獲准暫住新華社巴格達分社，一座英國式的三層洋房。巴格達的冬夜寒冷刺骨，可中國駐巴格達使館的小客廳卻溫暖如春。大使鄭達庸是北大東語系校友，他熱情地表示“歡迎小字輩”，對我這個膽大包天又四處搗蛋的小師弟自然格外照顧。武官曹彭齡亦北大畢業，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武官本人一身儒風，怎麼看也不像武官，更像個文化參贊。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帶擺了態勢圖，向我介紹一觸即發的戰爭。在最近的140天裡，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級公路。在北緯31度線集中了它的全部裝甲單位，如著名的麥地那光明師、大漢漠拉比師；依賴真主師則進駐庫特，擺出決戰的架勢。北部三省庫爾德人居住區僅部署了一個輕裝甲師。我不禁對這種面對進攻卻分散兵力的防禦表示意外，懷疑這種依靠三條縱向公路的戰術原則。曹武官點頭同意，因為僅從圖上作業看，伊拉克將一戰即敗。

呼吸著冰涼的夜鳳，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位日本海軍將領的詩句：“戰未畢，雨季之鬱悶天空，猶在頭上。”

小璇

4．並非天方夜譚

這座城市我還是第一次看見，因為我平生不曾到這樣的海洋中航行過。

——《一千零一夜》

怎麼也想不到真有不許拍照的城市。當一位曾常駐巴格達的記者給我講到某位攝影記者的傳真機被扣在薩達姆國際機場、他本人在街頭拍照被沒收相機的故事時，我曾將其歸結為“天方夜譚”。四年來，我徒步走過長城，在秦嶺抓過熊貓。上世界屋脊探過險，洪水、大火、騷亂、地震……連轟動一時被警方嚴密警戒的“長城情死”、“被劫民航返回北京”等獨家新聞都弄過的人，會有什麼“不可能”？可與巴格達通了一次長途後，我頓時傻了半天。巴格達分社的李大偉說：“你在北京碰得到的危險頂多一百八，而這裡至少三百六。”

我飛到安曼，新華社駐約旦首席記者給我講了他在巴格達因為拍照、被安全人員抓住、器材被沒收的經歷，勸誡我在大戰爆發前夕更不可魯莽行事。經與總社林老闆電話磋商，決定把我的寶貝傳真機暫存在約旦。我脖子上掛著快門輕得不能再輕的萊卡M—4進了巴格達。

頭一天，一位常駐巴格達的記者就對我進行形勢教育：在這裡幹活得守規矩，否則極易出事。比如美聯的薩拉哈和路透的馬蒙就被取消了簽證，七個月前絞死了拍攝巴格達“軍事設施”的英國記者巴佐夫特，還有一名不守規矩的蘇聯塔斯社記者死於車禍，好搶獨家的意大利記者……最後是這位記者本人，他因與英美記者過往較密被巴格達“提示過”。說話間另一朋友又插進來一個笑話，說是半年前他們商量每星期五早上5點起床去釣魚，可擔心早上起不來。想不到星期五早上5點，客廳裡的電話響了，拿起聽筒，卻無人講話。以後接連幾個星期五的早上5點，電話鈴都響，這位記者稱之為“帶耳朵的友誼的小鬧鐘”，聽得我後脊樑直冒冷汗。老兄看我臉發青、眼發直，忙說不是絕對不可以拍，只要找個新聞官員陪著就行，新聞官員會指點你拍什麼，告訴你怎麼拍的。

中東歷史總如中東遊牧民族異彩紛呈的服飾，讓我頭昏眼花。其疆界大概又由於遊牧民族的遊走而變化多端。這一帶歷史最悠久的首推伊拉克，遠古便以兩河文明、空中花園、漢漠拉比法典聞名於世，公元前2000年的巴比倫王國是這一帶的政治文化中心。公元六世紀建立的阿拉伯帝國，統一了中東地區，阿拔斯主朝的曼蘇爾把巴格達建成帝國的都城。

今天的伊拉克位於阿拉伯半島東北角，與土耳其、敘利亞、約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朗為鄰，東南為波斯灣。可全世界的穆斯林全把波斯灣叫阿拉伯灣，波斯灣是操波斯語的伊朗人的說法。伊拉克現有面積44．44萬平方公里，人口1180萬，阿拉伯人佔4/5，庫爾德人佔1/5。先後掙脫奧斯曼、英國人的統治，直到1921年8月建立伊拉克王國。同一時期，大沙漠中內志王國（Nejd）納季特省酋長伊本·沙特擴張至海灣。1924年吞併漢志，自稱漢克內志蘇丹，1932年改名沙特阿拉伯。

巴勒斯坦地區16世紀後一直為奧斯曼帝國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接受英國委任統治，1921年英國以約旦河為界將巴勒斯坦一分為二，西稱巴勒斯坦，東稱外約旦酋長國。直到1946年5月25日英國才承認外約旦獨立，1947年5月25日改稱約旦哈希姆王國，1949年4月定名約旦哈希姆王國。哈希姆家族原在阿拉伯半島遊牧，後被沙特擊敗經伊拉克輾轉到了此地，今天的約旦國旗上還保留著當年阿拉伯半島王旗的顏色。

今天的科威特國（TheStateofKuwait）位於阿拉伯半島東北部，波斯灣西北岸。面積1.8萬平方公里，人口100萬。歷史上的科威特一直歸伊拉克屬下的邊遠夷蠻地，公元七世紀的阿拉伯帝國將其劃歸都城巴格達下的一個省；以後歸奧斯曼帝國統治，1899年英國與科威特訂立條約不得與其他國家發生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淪為英國保護國。直到1961年6月19日才獲獨立。中東發現石油後，科威特與沙特對一塊油田發生爭執，1970年和平劃定邊界。奧斯曼帝國時期，科威特是伊拉克巴士拉省的一個縣。第一次世界大戰《洛桑條約》在英國干預下成立了伊拉克王國和科威特埃米爾國。在歷史悠久的伊拉克人看來，不論古代史還是近現代史，科威特對伊拉克猶如台灣屬於中國一樣。而科威特人則視自己為脫離大馬的新加坡。

總之，老奸巨滑的英國人不論從哪裡撤走，都一定留下一屁股屎。新、馬、印度、巴基斯但乃至整個亞非拉，為的是讓獨立的國家越亂越好，以所謂“光榮孤立”的外交政策從中牟利。英國人得意洋洋地自因為“均勢外交”（Ba1ancerofthePower），即迪斯雷利首相“沒有永恆的敵人，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

聖誕之夜，我在拉希德飯店伊拉克新聞部的辦公桌旁拍攝身穿黑袍的阿拉伯婦女在薩達姆畫像前歌舞昇平、購買聖誕禮物。我的陪同滿意地看我工作。突然，一位身材高大的阿拉伯人擠到我旁邊，用低沉的英語命令我：“聽著，我不許你拍我的姊妹在那個人畫像下歡笑。”我莫名其妙，連連表示歉意。回到分社，我請教老朱，他說我碰上流亡的科威特人了。

當晚，巴格達所有教堂在晚9點關閉。此時距聯合國最後通碟生效期還有整整十天。

次日，我奉命到美國使館前拍“萬名婦女兒童抗議美帝”。幾個剛會走路的兒童身掛“要薩達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大紙牌蹣珊而行。一位緊靠在我左邊的白人記者邊拍邊問我是哪天來的，我倆肩並肩地跟著人群大喊口號“打倒布什”，義憤填膺聲嘶力竭，此舉深得伊拉克人民敬意。事後才知道，這老兄竟是美聯社的多米尼克。

四年搶新聞的經驗再次印證了《培爾·金特》中的真理：“當狼群在外邊嗥叫時，最保險的是跟著一起嗥。”

順著薩東大街往回走，看著兩側空空如也的玻璃櫥窗，我膽子大將起來。我用右手捏著裝了35毫米廣角的萊卡，漫不經心往前走，估計差不多就按一下，從不敢把相機端到眼前，拐過兩條街，一個穿灰制服的警察叫住我，用比我還臭的英語問我是不是拍了路邊的櫥窗，我說絕對沒有。我說我始終拎著這隻破相機，準備趕回新聞部發稿，相機裡僅有婦女兒童反美大遊行的壯烈場面。警察說他剛接到舉報，有日本人偷拍商店。我說那可能，可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是兄弟，你沒見我身上大寫著“人民中國”嗎？說著翻出衣領下寫有中、英、阿文的身份識別牌。警察將信將疑地讀完我的血型B，說可能是弄錯人了。我又喊了幾聲“打倒布什”，弄得警察肅然起敬，這才問警察怎樣才能叫到去新聞部的出租車。

卡迪希亞廣場位於巴格達市中心。廣場四角各有一柄高達幾十米的巨劍，握劍的大手分別是按薩達姆和尼布甲尼撤（即那位一把火燒了耶路撒冷、把猶太人擄為巴比倫之囚的國王）的右手成比例放大的，劍柄的流蘇由成千上萬個伊朗士兵的鋼盔堆積而成。四柄巨劍兩兩交叉，像橫直蒼穹的彩虹，矗立在廣場兩頭。據介紹，“卡迪希亞大捷”原指古巴比倫戰勝波斯的一次戰役。公元637年（回曆16年），12萬波斯異教徒侵犯巴比倫，波斯人以33頭戰象為前導殺到海拉。被囚於卡迪希亞監獄的死囚埃布納赫吉戴罪請戰，率3600名穆斯林大敗12萬波斯人，史稱“卡迪希亞大捷”，這也是歷史上阿拉伯人惟一揚眉吐氣大敗波斯人的勝利。兩伊戰爭結束後，伊拉克人認為打敗了伊朗人，伊拉克一方認為法奧之戰可與卡迪希亞大捷相媲美，特建此廣場以示慶祝。據說一旦臨戰，卡迪希亞廣場可做軍用機場使用，所以自然被列入頭號保護目標，擔任警衛任務的有陸軍、傘兵和精銳的共和國衛隊。

我脖子上掛滿了尼康，右手捏著醜陋的萊卡M—4徑直向帶班的共和國衛隊走去。一位少尉命令我停止，可我一直走到他面前，口唸“薩拉馬利空”（穆斯林間的問候語）與他行了吻腮禮，他的大鬍子弄得我挺癢。接著是“愛赫蘭，雅嘿，西尼夏比，索哈菲（好啊，兄弟！人民中國記者）。”他也極有禮貌地向我問候。我對他舉起萊卡，比劃著按了一下：“素拉蒙肯（照相可以嗎）？”他連連擺手：“木須蒙肯（不行）。”接著雙手一合，做了個戴手銬的姿勢。我溫順地將一堆相機扔在地上，從他們手中的AK—47衝鋒槍侃起，說中國軍隊用的也是同族步槍，不過叫56式。山南海北亂侃，直侃到敘利亞的女孩最美。“暴力色情”迅速扭轉了士兵對相機的注意力，可我心裡明白，我有了獨家的卡迪希亞廣場照片。

小璇

5．在巴格達，為一張照片

我來了，我看見了，我贏了！

——愷撒

1月12日夜，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長途電話，當時我已和指揮我的新華社攝影部失去聯繫一個多星期。攝影部副主任林川嚴厲指責我沒拍到聯合國秘書長在巴格達的照片。其實所有到過巴格達的人都知道，在這個天方夜譚的國家我已盡了最大努力。

伊拉克，這塊土地在學者們眼裡被看做是“人類文明的搖籃”、“古代巴比倫文化的發祥地”。人類早在6000年前就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富饒的新月形土地上，建築了城市，發明了輪子，創建了灌溉系統，創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並將各種法律編纂成冊。據說有證據表明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出現的複雜的社會結構要比古埃及早1000年，比中國的夏朝早1000多年。巴格達作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它位於伊拉克中部，橫跨底格里斯河兩岸，距幼發拉底河僅三十餘公里，4000多年前就是一個重鎮，公元762年成為阿拉伯帝國都城，阿拔斯王朝取代倭馬亞王朝統治西河流域後，出身哈希姆家族的曼蘇爾王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修建都城“巴格達德”（Baghdad）。該字源於波斯語，“巴格”意為花園，“達德”意為真主，即真主花園。巴格達一名沿用至今，它是阿拉伯歷史上第一座圓形城市，由城中心的中央木蘭巴廣場輻射出東北呼羅珊門，西北敘利亞門，西南庫法門，東南巴士拉門。以後又在底格里斯河東岸修建魯薩法衛城，形成今天的大巴格達。786年～833年成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文化與貿易中心。不同膚色的民族——阿拉伯人、庫爾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持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四方雜處，各種衣著千奇百怪，使巴格達充滿奇異的魅力。世界古典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即《天方夜譚》）中許多動人的故事都以巴格達為背景，因此人們稱巴格達是《一千零一夜》的故鄉。

可今天，這座世界文化遺產的寶庫卻成了一個一觸即發的火藥桶。

在巴格達，拍照之難好比上青天。剛擺脫八年兩伊戰爭又面臨多國部隊轟炸的伊國人草木皆兵。這裡英文不流行，出租車司機、百姓、士兵甚至連長途電話台都說阿語。不光是獲取信息、交通工具有困難，如果沒有伊拉克新聞官員陪同，你根本就別想背相機上街。且不說軍警和便衣，光是革命覺悟極高的老百姓你就對付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張亞洲人的面孔，我的攝影背心上的五星紅旗和中、英、阿文的“人民中國新華社”字樣又使我區別於日本人。我面帶微笑不停地向四周大喊：“我是伊拉克人民的兄弟，安拉最偉大！”

巴格達數不清的政府各部、國家機關、商店、醫院、銀行、煤氣站、加油站、超級市場、重要路口、立交橋、集市、廣場、車站、機場一律不準拍照，生怕記者把樓頂上的高射炮拍了去。荷槍實彈端AK—47步槍的士兵滿地都是，數不清的眼睛緊盯著你，不時有槍聲劃破長空。我成了只兩耳直豎、四處亂蹦的兔子。

所有來巴格達的外國記者全部被當做“客人”住進了拉希德飯店，該飯店與因人質而聞名於世的曼蘇爾飯店遙遙相對。日本記者抱怨一天光食宿就得二百多美元，而且只許在此停留10天，外出接送全部由伊拉克新聞部負責。

伊拉克不許外國記者攜帶傳真機入境，我不得不把我的寶貝傳真機扔在了安曼。不過，據說也有神通大的，美聯社的多米尼克就在美國使館有台可以用衛星發照片的機器，聽得我直走神。《巴黎競賽畫報》的勃魯諾壞笑著說他壓根兒不用傳真機。而跟隨日本社會黨代表團來訪的共同社大河源利男則的確帶進一台底片傳真機。大概慘的只有我了，我發傳真照片卻必須依靠伊拉克通訊社，花美元且不說，要命的是線路根本沒保障。1月9日，國際穆斯林大會在巴格達開幕，我僱了出租車顛前跑後地折騰了半天，手捧著10寸傳真照片傳了3個小時就是傳不出去，還白繳了60美元。不過抱怨歸抱怨，可不能真讓美聯把咱們鎮了。

13日天一亮，老朱就幫我打聽來訪的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的行蹤，毫無結果。在伊通社傳完兩張照片後，我找到住在拉希德飯店14層的共同社河野。在這裡黃種人相見就有一種親切感，更甭說我們還是北大校友，並在北京一起跑過新聞，這老兄也在為聯合國秘書長的來訪急得團團轉。我們倆約定：互通信息，患難與共。

坐在拉希德空等了一天，什麼線索也沒弄到，我拖著疲憊的雙腿走回分社。首席老朱在洗菜做飯，我一邊打下手，一邊給河野撥電話，可老佔線。差一刻8點，老朱說再找你那位北大師兄問一問，我決定再試最後一次，通了。河野張口就問我機場怎樣了？“什麼機場？”我大惑不解。“哎呀，你怎麼還待在家裡？德奎利亞爾8點到機場！”我扔下電話衝進廚房大喊：“老朱，快開車上機場！”

分社的奔馳—230前幾天才找回來。偷車的給斃了。可打碎的車門玻璃由於禁運全巴格達也配不上。據說這種1990款奔馳—230E的玻璃只有歐洲才有。我們只好開豐田克羅納，可這輛破車在高速公路上時速一過80公里就哆嗦。車燈劈開雨霧，引擎蓋上蒸氣騰騰。老朱把油門踩到底，車輪在雨水中飛轉，水花四濺，雨夜中持槍站立的軍警一閃而過。老朱已經接連三天沒睡覺，此時似睡非睡地問我：“剛才咱們關了煤氣沒有？”一邊問一邊大口大口地吸菸提神。我挪到車座右側，抓緊安全帶，生怕車子一個急轉彎，滑出積水的路基。

8點12分，我們駛入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老朱讓我先去佔位子，他去找地方停車。足足有二百多名記者擠在這裡，在貴賓樓入口薩達姆像下的沙發上，橫七豎八地躺了十幾個攝影記者。靠牆的地毯上，或躺或坐地黑壓壓一大片也是記者，偌大的一個大廳被香菸燻得霧氣騰騰。老朱用阿語向伊拉克人一打聽才知道，德奎利亞爾還沒有到。我們倆趁機緊靠在一起坐在牆旮旯，昏睡過去。

不知過了多久，我突然被人踩醒，一條大漢正從我身上跨過去，我的頭又暈又重，使勁抓住一把椅子才站起來。人流正湧向門口，我抄起這把幫我站起來的椅子衝向門口。幾十個人在門廳擠成一團，攝像機、三腳架、鋁梯交叉在一起，罵聲連天。我用力將椅子按向地面，一步跨了上去，站在我下面的共同社近藤朝我連豎大拇指。軍警已封閉了出口，命令記者列隊進入臨時準備的另一個小會場，在那兒可以見上聯合國秘書長一面。我扔下椅子向牆邊運動，緊貼著牆像壁虎一樣往前蹭，直到摸著橫在門口的鐵欄杆才就地立定，像那些膽小的白人記者一樣，俯首帖耳規規矩矩，表示服從命令。就在軍警集中注意力推揉一位西方電視記者時，我出其不意地邁起左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佩雷斯·德奎利亞爾一行。儘管聽到背後士兵的怒罵和追趕我的皮鞋聲，我兀自佯裝不知，緊貼著這幫貴賓往裡走。我知道這時沒人敢開槍，即使他是神槍手，也不會來抓我，我後背上大寫著中、英、阿文“人民中國新華社”，更何況身後還有上百名記者正等著出新聞哩，正是給中國露臉的時候。不用說，我搶到了最好的位置。美聯社多米尼克在我後面好幾排，他的個頭只有1．70米，而我有1．83米。可惜我的森帕克閃光燈總是充不上電，沒弄幾下膠捲又拍到了頭，我用牙咬住照完的膠捲，用右胳膊分開身邊的壓力，再用食指和中指去掏攝影背心裡的新膠捲，可剛到面前，被後面一衝，眼看著手中的膠捲順著前邊一位金髮女郎的雪白脊背滑了下去。我用牙縫擠了聲對不起，艱難地再裝上一卷新的。完事之後，多米尼克問我怎麼樣，我說“絕了”。

午夜12點，睡眼朦朧的老朱幫我找到伊通社，要求向北京傳出這張照片，可他們表示此時已停止辦公，急得我嗷嗷直叫。經老朱提醒，我忽然想起我那位北大校友——共同社的河野，還有他的攝影師大河源利男。午夜1點，我們開車到了拉希德飯店，老朱一個瞌睡把汽車開上了人行道，飯店警衛緊跑過來，看看是不是駕汽車扔炸彈的恐怖分子。

共同社很是幫忙，大河源立即將我的底片裝上美聯圖片傳真機，河野幫我撥電話要北京，可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沒有線。聯合國的全面制裁使巴格達成了一座孤島，以往我與外界的聯絡全靠我那當傳真員的徒兒袁滿為報道戰爭在國際長途上“侃”出的一幫“女朋友”。袁滿是戰爭前夕惟一能從北京輾轉香港、紐約要進巴格達的人，攝影部副主任林川為此在總編室會議上得意洋洋地稱之為秘密武器。但此時此刻，我開始懷疑袁滿和他的國際娘子軍是否也加入了聯合國軍制裁的行列。老朱已經困得睜不開眼，坐在一旁不住地吸菸。萬般無奈，只好打道回府。

次日，我託撤退的同胞把這張傳真照片被空運到約旦的安曼，在新華社安曼分社的協助下，終於傳到了北京。

半年以後，我在北京重逢共同社的河野。河野說我的那張德奎利亞爾照片讓共同社攝影記者“折”了一回，日本報刊用的全是“新華”的。我的照片再次從“風眼”巴格達傳向世界，佔領外國報紙。香港《明報》已稱我為“新華社攝影大師”，《商報》稱我是“新華社攝影部20年來最大的發現”。這還不算德國和美國報紙。到今天我仍然堅持，衡量一個記者價值的惟一標準，是看他發出的新聞到底被全世界多少家媒體採用，而不是其他。

小璇

6．臨近攤牌的巴格達

這裡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

這裡肯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丘吉爾

1990年11月27日。聯合國安理會第678號決議：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不撤出科威特，安理會准許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離聯合國決議規定的期限還有一個星期，英、美、法各國駐巴格達使館都加強了戒備。美國使館圍牆上新加了蛇腹式鐵絲網，大門緊閉，聽任圍牆外口號震天。

1月7日，分社英文記者李大偉和我還有一幫記者擠在美國使館門口，請求採訪美國外交官。可直到中午11點，我們才獲准進入使館大門。

門房不許背相機進去，我奉命將器材交給一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所有記者排隊魚貫而入通過安檢門。過道里，一名戴太陽鏡穿海魂衫的大鬍子操縱著六台監視器。我們奉命在一樓簽證廳坐等。這裡新闢了三排長椅，兩名使館工作人員居高臨下警惕地注視著入座的十幾名記者。大廳左側是簽證繳費處，中間用英文寫著“這裡不辦理經商、留學、旅遊簽證”。接著是一行漂亮的印刷體“歡迎來美國”。其下是一幅巨型美國地圖。右側有一個大箭頭“聽到喚你名字時，請穿過大廳去見露斯”。

11點15分，我們奉命跟一個身著筆挺西裝的男子走，穿過一層的一個工作室，兩名婦女正在用兩台文件粉碎機銷燬文件。兩名伊拉克垃圾工正在將粉碎的紙屑裝入垃圾袋。我粗粗一數，已堆起了九個，還有兩個正在裝。

二樓大使辦公室門上掛了一個半米大的美國國徽，女秘書正坐在門口的皮轉椅上緊張地打字，一頭金髮在門外射進來的燈光下飄拂，猶如黎明時的曙光。我朝她笑笑，翻起她的胸脾，上寫“米勒小姐”。米勒小姐身後，接著一幅挺大的薩達姆卡通畫，畫中的薩達姆被人從椅子上掀翻在地，透著美國人的天真、隨和、霸氣。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已經回國，在大使辦公室接見記者的是臨時代辦威爾遜，他正坐在一張大沙發上，手託一大杯礦泉水。代辦身後有一隻巨大的阿拉伯大古董櫃，鑲著鏤花的金屬片。櫃上擺著枚迫擊炮彈，彈體上塗滿了各色油彩。靠牆的高桌上擺滿了大使家人的照片，還有一張巨幅的性感小貓瑪麗蓮·夢露的照片，片子經電子分色處理，臉部顏色簡化到黑、紅和深綠。與其相對的牆上是紀念美國什麼博物館200週年的招貼畫，畫面雜亂，我只能分辨出手指前方的肯尼迪、正在著陸的82空降師傘兵和一頂穆斯林小帽。大片的紅、綠、藍色充滿了畫面。大使的辦公桌空著。皮轉椅旁是一面美國國旗，旗杆頂端是一隻展翅的金色白頭鷹。當一位白人記者問：“美國使館與一個月前相比有什麼變化”時，代辦懶洋洋地答道：“我知道的惟一變化是，一個月前我們有40多名工作人員，而現在只有5名。”另一位記者又問：“你對昨天薩達姆的建軍節講話有何看法？”代辦面無表情：“當時我睡著了。”接著，他揉揉眼睛：“直到今天早上我還沒睡醒。”

1月13日22點10分，當面帶倦容的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出現在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入口時，等了一天的二百多名記者蜂擁而上，當局不得不出動軍警。

身穿呢大衣的德奎利亞爾表情憂鬱，說話略帶口吃，他只用英語簡述了他此行的使命，沒有人翻譯。站在他左側的是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身穿黑大衣，面帶訓練有素的微笑。五分鐘後，德奎利亞爾消失在會議室右角的一扇門後。發瘋的記者衝上去，但馬上被身材高大的軍警驅回。記者們齊聲用英語朝阿齊茲大喊：“戰爭要來臨了嗎？”阿齊茲不作回答，依然面帶微笑，在一群著暗綠色軍便裝的持槍警衛護衛下，鑽進一輛黑奔馳揚長而去。

入夜，機場至巴格達市區的高速公路實行區域燈火管制。路旁滿是手持AK步槍的士兵和縮在灰色蘭德羅孚吉普中的共和國衛隊。我們將車開得很慢，以免刺激神經高度緊張的士兵。街面上靜悄悄的，一掃往日的繁華，商店很早就關了門。

天明，我上街搶拍戰前的巴格達。巴格達富人居住的曼蘇爾區排起了買奶的長隊，商業部購物中心大門緊閉。軍警不許記者拍攝排大隊購物的人群和空空蕩蕩的櫥窗，貨架上有些貨物尚未拆去印有科威特字樣的包裝紙。

在巴格達附近的薩達姆城裡，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拉克第納爾，比8月2日入侵科威特時上升了129倍，在拉希德大街阿卜杜·瓦哈卜雕像下，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的一名丹麥士兵和一名馬來西亞士兵正在以1美元5伊拉克第納爾的黑市價格與當地人換錢，與1第納爾3．228美元的官價相差近15倍。按黑市價，1美元可購得近3罐雀巢咖啡。

街頭士兵明顯增多，手端AK—47步槍的軍警甚至鑽到公路立交拐角處的水泥洞裡。銀行、政府機關、慶祝廣場、無名烈士墓、超級市場門口還站上了頭戴紅色貝蕾帽的共和國衛隊。總統府大門上架起了高射炮，武裝直升機在空中盤旋，驚得鴿子無目標地亂飛。

由於英、美、法、德等使館撤離，去那裡的遊行已明顯減少。我想起前幾日在美國使館門口的一次示威活動。六七個人組成的“和平團”在雨中示威，一個操英文的小夥子對著攝像機慷慨激昂講著什麼。一個澳大利亞人頭戴牛仔帽，手握兩把手槍，問我是不是日本人，他要把這兩把手槍賣給布什和薩達姆：“Nochemicalwespons！（不要使用化學武器！）”一位德國老太太高擎一塊大牌子，默默仁立，我只認識德文“Ich”是“我”的意思，似乎還有個詞是紐倫堡。

IchHabe1945DieHoelle

VonDreSdenUeberlebt

InderNurubegerstrsi

A11eMenschenwerbenBruederWodein

SanfterFluegelweilt.

經人翻譯，才明白是借用了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的一句唱詞：“我們都是好兄弟，我是德累斯頓大轟炸的倖存者。”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預備役報到。看著才滿17歲的半大孩子鬥志昂揚奔向徵兵處，我的心情怎麼也明快不起來。政府已開始向民兵發槍，機場小賣部的售貨員得意地向記者炫耀屁股上的柯爾特手槍。

出租車司機驚奇地問我為什麼還不離開，“因為這個城市和它的350萬人口將不復存在”。

與年輕人的激動相對應，老年人則出奇的平靜甚至悲觀。我們的房東哭泣自己命苦，他只在曼蘇爾有親戚，可多國部隊已將那裡列為攻擊目標，因為那兒有化學武器基地。

醫院開始把藥品集中清點，裝箱隱蔽。巴格達市中心的拉希德大街出現了軍車，開往科威特方向的軍人，在這裡盡情地享用政府最近給他們增加的每月50第納爾。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臨時出租業務，奉命開赴前線。一位憲兵將幾台名貴相機賤價拍賣給外國人。我本能地想起我那做夢都想當攝影記者的傳真員徒兒，我僅用200美元就從這位憲兵手中買了台帶馬達鏡頭口徑為1．2的尼康FE，準備戰爭結束後如果還能活著回去，就把這台相機帶給他。

一些政府部門很早就下了班。下午兩點半，伊拉克通朱用老虎鉗剪斷了三台新電傳機的電纜，又剪斷了另外幾台暫時不用的老電傳機的電纜線。我則將這幾台電傳機、打孔機、英阿文打字機搬下樓，裝進一輛“考斯特”車。又將一些別的物品分放在“奔馳”和“豐田”後備箱裡，老朱開“奔馳”，我開“豐田”，運了兩趟。我的脊背疼極了，重東西我搬，首席管細軟。凌晨四點多我又回去收拾行李，拆暗室、放大機之類，半小時內完活兒。我又去叫醒房東，將防化服、食品等送給她。房東老太太問道：“You'llleavereally（你們真的要走嗎）？”說著嗚嗚哭了起來。

1月13日凌晨，我和老朱將撤走的同志送到機場。幾名修女正與一位老神父吻手告別，她們計劃飛往梵蒂岡。機場安檢沒收了英文記者李大偉的手錶，“因為懷疑是爆炸物”。李大偉指著我說：“這個戴眼鏡的大個兒是拉馬丹（伊拉克副總統）的朋友，他的武裝帶都是拉馬丹送的。”我就勢撩起上衣，露出地攤上買來的有飛鷹搭扣的共和國衛隊軍用腰帶。李大偉見士兵不信，忙著打開手提行李，摸出一張拉馬丹敬軍禮的10寸傳真片。這張照片是1月9日世界穆斯林大會開幕升國旗時，我鑽到拉馬丹前面用200毫米鏡頭拍的，彷彿是拉馬丹朝我敬軍禮。值勤士兵接過照片細細一看，頓時傻了，轉過身來“啪”的一個立正。

黑雲壓城，拍攝、衝曬、放大、傳真之餘，我開始採寫文字新聞。戰爭狀態下，我越來越感到僅靠圖片已無法勝任大戰在即的特殊要求。隨著巴格達走向戰爭深淵，日益淪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我的狗屎文章裹挾著照片登上了國內外報刊的版面。連當時很少用新華社通稿的《北京晚報》也在1991年1月15日頭版刊登了我的《臨近攤牌的巴格達》。事後，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創始人辛少瑛問我在通訊阻絕的巴格達是怎麼把稿子發出來的，我說這有賴於我一流的漢語拼音。

進入到1991年1月，伊拉克國際通訊全部中斷，由於沒有了電話，以往新華社向外界發稿的傳真機無法工作。此時，惟一能與外界交流的僅有大使館的無線電台。可惜電台僅能發密電碼，這讓平素以文傳發稿的新華社記者束手無策。就在我熱鍋上螞蟻般四處亂撞之際，鄭大使把我招進了官邸。他問我是否可以用漢語拼音寫文章並用打字機編碼打孔。我說我的漢語拼音至少在新華社中東地區名列第一，至於打字、編碼、打孔更何足道哉。大使聽罷說：“小子，從今天起每天我用使館電台幫你發一篇稿子。不過報務員只管發打完孔、編好碼的紙帶。每天下午5點前把你的紙帶給我拿來。”於是從此，我每天把所見所聞都縮編成一釐米寬的紙帶，幾十米長卷成一卷，輸進使館的發報機，通過高揚的無線天線變成電波，發往世界。萬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抄收後，再將其還原成一釐米寬的紙帶，火速送往北京新華社總社，交譯電室將漢語拼音翻譯成漢字，再編髮給各家報紙。這一招兒是任何記者沒有的，戰時我之所以能偶作蛩鳴而驚天下，我的老學長、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功不可沒。

可好景不常。新華社中東分社社長把電話打進巴格達命令我立即撤出，我儘量和聲悅色地解釋我留下的必要性。可中東分社社長一言九鼎，命令我把電話交給巴格達分社社長：“馬上把電話給首席記者，不要耽誤工夫！”言外之意我根本不夠與他理論的級別。我跑到使館大罵新華社派駐中東的封疆大吏只領傣祿，墨守成規。武官曹彭齡夫婦是我北大校友，夫人原來也當過新華社記者。兩位前輩勸我千萬不可以小抗上，惟一能做的只有服從。他們就是這麼一輩子服從過來的。直到1998年中央電視台請大使、武官和我做嘉賓紀念海灣戰爭，武官與我在CCTV大演播廳相遇，他突然雙眼含淚：“當初我也許不該勸你。”

1月14日凌晨，我們全上了“考斯特”直升機場，撤離巴格達，飛往約旦。我手提鋼盔和防彈背心，這樣可以避免超重。我想混進機場拍些撤退的場面，可士兵攔住不讓，一個小特務惡狠狠地說：“為什麼讓你進？！”我突然發現一夥西方電視記者走進來拍電視，一個新聞部的傢伙在前面引路，他們長驅直入。我也把三個相機全掛在身上，晃著往裡走。小特務又出來擋我：“我看你像旅客。”“我是記者。”我推開他就往裡走。

在機場，我由於沒辦離境簽證手續而被扣押。在戰時伊拉克，常駐人口出入伊拉克都得辦簽證手續。我由於想抗拒上司撤退命令沒有隨其他同事辦出境手續，打算潛伏下來，現在被大使“押解”著前往約旦，交給新華社約旦分社。不想在邊境上被捕。使館幾位同胞上前理論毫無用處，還被趕出辦公室。鄭大使不得不親自出馬：“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巴格達大使，我擔保這個人……”我已經數次看到大使躬親擔保勞工等人，鎮靜、靈活、耐心、堅定而又不失風度。

中午時分，我們抵達安曼機場，全體去使館吃飯，我沒去，先回分社趕發傳真照片。下午英文記者李大偉與首席老朱繼續飛往開羅，約旦分社的老楊去大馬士革，我則留守約旦——這次海灣戰爭的“瑞士”，伺機而動。

小璇

7．六百記者雲集安曼

他們都是些有一技之長的硬漢子。

——傑弗裡·邁耶斯

多國部隊加緊空襲巴格達之際，被驅趕出伊拉克的各國記者紛紛飛至素有“前線國家”之稱的約旦首都安曼。

為此，約旦新聞部在安曼的約旦洲際飯店開設了接待部，歡迎各國記者光顧。洲際飯店成了各色記者的總部，工作性質各異、身著奇裝異服的記者們衝勁十足地上躥下跳，從上至下充滿了一種令人興奮的投入氣氛。在這裡，只需填寫一張包括姓名、國籍、單位、職業、最後一次到約旦的時間以及發表過的作品的表格，一般都能得到三個月的簽證。儘管記者們每天都必須到這裡登記註冊，領取當日有效的採訪通行證，但對那些剛剛飛離巴格達的西方記者來說，還是大大鬆了一口氣。在這裡，到過巴格達成為一種榮耀，共同社近藤由於1月16日才離開巴格達而被視為英雄。

在洲際飯店主樓八層，美國CBS租用了半層樓作演播室，僱員們手持對講機神氣活現地奔上跑下。在巴格達和我一塊玩過命的共同社河野也在五樓包租了一個大套間作為工作室，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在這裡架起了自己的AP—Leafax底片傳真機，坐鎮聽電話的是共同社中東首席近藤。21日，共同社河野和太河源在死海附近拍照被約旦傘兵扣留七個半小時，約旦軍方弄不懂，記者為什麼對死海感興趣，而按規定死海因與軍事沾邊不得采訪。最後竟驚動了日本大使館。可肇事的日本記者卻洋洋得意：“因為每扣一次，就等於一枚勳章。”

我自己的遭遇並不比共同社好多少，我已經無法統計相機被扣的詳細次數。我早已習慣雙手舉著相機緊貼在後腦勺上走向端槍的大兵聽從處理。不過，就在大兵收走我的相機時，我也還是忍不住來點小動作。

為了自我保護，惟恐天下不亂的各國記者高招紛呈。日本NTV電視台的記者買了阿拉伯人的包頭“哈代”裝扮起來，希望為此博得好感，方便採訪，但仍寸步難行。在著名的阿卜杜勒·侯賽因清真寺前，NTV被人推來揉去，險似風雨中一葉小舟。

美國記者斯蒂芬·拉赫曼胸佩兩枚加拿大楓葉徽章，站在約伊邊界難民營中的土堆上，支支吾吾地大講反對戰爭。在他的前衣襟上還別了一枚大鋁牌，上寫“NoBloodForOil（不要為石油流血）！”這位自稱1989年在西單路口認識我的美國佬，指著我胸口上的五星紅旗，讓我當眾證明他是加拿大人。

台灣有三十多個記者住在約旦洲際飯店，可彼此封鎖消息，競爭自然激烈。但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即每天一大早就向中國駐約旦使館呈報名單，懇請予以照顧。章大使在接見台灣記者時還幾次讓我作陪，讓我神氣不少。時報報系、聯合報系、自立報系派出了自己的高手，時報報系的攝影記者林少巖是剛從亞運會上撤出來的，一見我連稱“世界真小”。時報的張升日前又爆冷門，居然得到一張前往巴格達的簽證，引得西方記者又羨慕、又嫉妒。

瑞典電視台攝影師在自己前胸後背掛上白布，上用阿拉伯文大寫：“血比油貴。瑞典電視。”

財大氣粗的路透社在約旦洲際飯店通過閉路電視向所有房間播放它的英文快訊，一幫膽小的白人記者大眼瞪小眼地看得兩眼發酸。這裡還可以看到以色列電視台連續24小時的節目，引得一些記者跟著主持人做防化自救演習。老牌的軍事記者則權威地指著屏幕上出現的場面：這是F—14公貓戰鬥機，那是M—1布拉姆斯坦克。

一些嗅覺靈敏的記者正暗中準備去以色列，英國戰地記者錢德勒就是一個。他連聲解釋說是因為英國關閉了駐伊拉克大使館他才沒能進巴格達的，並一再追問我在巴格達是否弄到什麼絕的。幾位台灣記者也在暗中籌劃去塞浦路斯，據說那裡很容易得到以色列簽證，而在其他阿拉伯國家，一旦護照上印有以色列的痕跡，整本護照就告作廢。我的好朋友近藤也將於日內去特拉維夫，安曼的工作由一個新手接替。近藤認為一個好記者必須有天才、學校教育和豐富經驗。他由於多年戰亂經驗而扮演共同社中東“救火隊員”的角色。

連續三天的陰雨給安曼帶來一絲喜悅，因為陸傳化學武器最怕大雨滂淪。但軍事專家勸告大家不要盲目樂觀，地中海的西風會把以色列上空的空氣原封不動地吹到約旦，現代戰爭中沒有幸存者，嚇得約旦人舉家外遷，以避戰禍。各國記者則作壁上觀，注視中東風雲。

小璇

8．“打起來了！”

我下令把“一切能飛的東西”都動員起來。

——尼克松

1991年1月17日。約旦首都安曼。

2點10分（中東時間），我被新華社約旦分社的小陳叫醒：“打起來了！”新華社安曼首席記者老符跑上四樓看電傳。我們則用膠條將傳真室和小陳、老符及我的臥室封起來。老符發給我一支Eveready牌手電，紅色的。

2點30分，我給洲際飯店的河野打電話，打不通。BBC報道說，海灣戰爭的第一槍是由美國戰列艦打響的。現代戰爭沒有前線、也沒有後方。在1月17日凌晨多國部隊的飛機發起攻擊之前，“密蘇里”號戰列艦和“威斯康星”號戰列艦向伊、科境內的目標發射了上百枚“戰斧”式巡航導彈。據美軍宣稱，命中率達90％以上。

“密蘇里”號戰列艦是艘歷史名艦，以杜魯門總統的老家密蘇里州命名，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就是在“密蘇里”號上舉行的。當時美國五星陸軍上將麥克阿瑟將軍代表盟國在東京灣接受日本投降，按美國人的說法，他共用了五支鋼筆才簽完他的大名。他首先用第一支筆寫了“道格”，將筆送給了母校西點。又用第二支筆簽上“拉斯”，將筆送給了國會圖書館，之後又用兩支筆簽上麥克阿瑟，將兩支筆分送給當年丟失新加坡的英國白西華特將軍和丟失菲律賓的美軍中將溫萊特。最後，他用一支小紅筆簽上他的軍銜，這支小筆送給了麥克阿瑟夫人，該艦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海軍惟一未被封存的戰列艦，改裝後曾在海灣為科威特油輪護航。今天，這名“老將”又立下新的戰功。

4點，美國總統布什發表電視講話：這不是越南，我決不會束縛將軍們的手腳，直打到獨裁者垮台，打到科威特解放，合法政權建立。

4點30分，小陳給他的約通社朋友打電話，得知約伊邊境的伊導彈基地被擊中，伊拉克只有一枚導彈發射到沙特。

開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出動各型飛機，發射“Tomahawk”（戰斧）巡航導彈等實施大規模襲擊，重點是攻擊對美軍和多國部隊造成嚴重威脅的伊拉克戰略性目標：防空陣地、雷達系統、指揮中心、通信樞紐、導彈基地、核生化設施、空軍機場、交通樞紐等。

多國部隊的空軍作戰飛機主要由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和土耳其起飛從伊拉克南部和北部進入，海軍作戰飛機由波斯灣的三艘航母和紅海的三艘航母上起飛從伊東南部和西南部進入，B—52戰略轟炸機由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島和沙特的吉達機場起飛從伊南部進入，“戰斧”巡航導彈由波斯灣的戰列艦、其他水面艦只、紅海及地中海的潛艇發射，從伊東部和西部進入。

5點5O分，接新華社總社總編室來電，通報表揚我。

6點，房東老太太來電話問到底出了什麼事：“誰打誰了？”

7點30分，到使館吃飯，街上靜俏悄，不見異常。

9點，與小陳往敘利亞使館辦事。街頭出現戴鋼盔的士兵，警戒重要部門和使館。我在車上用80～200加倍f4，1。”1000“掃射”。車走到半路拋錨了，請約旦人幫忙。問我們會阿語嗎？我們答“shiwayshiway（一點點）”。問我布什壞不壞，我揣摩著他的心思，頭由右上向左下，似擺似點。他挺高興：“撤狄克（朋友）。”修車的小夥叫哈利德，我剛拿起相機，就衝過來一個人朝我們怒罵，小陳勸我快收起相機。

14點，總社攝影部來電，要求拍機場，可無交通工具。傳了一張四個大兵的10寸傳真。

晚上，無錢無權的我開始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與日本鬼子聯手出擊。北大師兄河野建議千萬帶上一面中國國旗。我與河野約定，明早7：3O去洲際飯店拉上大河源利男、近藤一起去邊境。

夜裡，河野來電，不去了。因為伊拉克襲擊了以色列。共同社的近藤準備沿十字軍阿倫比將軍開闢的阿倫比小道偷越國境去以色列。我將自己想與近藤合夥的想法報告了中東總分社的上司。結果又被訓斥一頓。

老符讓打行李，拆機器，凌晨搬到使館。整個約旦彷彿已被化學武器擊中了似的，印度駐約旦大使跑到中國使館問章大使要塑料薄膜。家家戶戶都在用塑料布構築防毒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