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璇

二十八、去南部——什葉派地區蜂火又起

與友惠小姐約好，今天（3月26日）一起去看轟炸現場，所以不到七點就匆匆起來做早飯，沒有煤氣沒有電，只能用礦泉水衝奶粉。

友惠小姐是位日本姑娘，他們十位日本人組成了一個“海灣和平團”，帶了一車藥品和食物來援助巴格達，可來後又挺失望，她“擔心物資到不了需要的人的手裡”。

與分社文字記者江亞平一道趕到拉希德飯店，江去樓裡找日本人，我則守在門口，以防與日本人走岔了，北京管這一手叫“蹲坑”。江進去了好久，我忽然看到伊拉克新聞部的“小鬍子”走了進來，他朝我一咧嘴：“唐格（Tang），去不去，一千五百伊拉克第納爾。”我說太貴了，我還是跟日本人走，可轉念一想，他要去幹什麼我還沒弄明白，怎麼就拒絕了呢？ 正巧這時日本朝日電視新聞的伊拉克僱員侯賽因·馬根走過來，我拉住他問今天要去哪，侯賽因朝我大喊一聲：“去南部。”就抱著攝像機鑽進一輛紅“皇冠”，尾隨“小鬍子”的另一輛紅“皇冠”飛馳而去。

好不客易等到江從飯廳裡出來，我一把揪著他跑到飯店門口，告訴他有更好的買賣了。一位西裝筆挺的男子走過來，張口開價“一千七百五，這是新聞定的官價（OfficialPrice）”。一輛乳白色皇冠開過來，我們一頭紮了進去，一看手錶，早上八點整。

出巴格達向南，都拉煉油廠和都拉發電廠已成廢墟。兩輛T－72型坦克扼守著通往南方的8號公路，炮口對準公路盡頭。沿途不斷地有憲兵拉住我們，司機用阿語一解釋，立即放行。司機名叫蘇海爾，車開得挺猛，車速一直沒下過120邁，甚至敢鳴著喇叭超軍車。江亞平嘀哩咕嚕地與司機交談，弄的本來會不了兩句半英語的司機蘇海爾直分神，車到尤斯費厄竟開錯了方向。幸虧我瞄了一眼坦克車後面的路標，大喊：“Stop”才撥亂反正。

沿8號公路南下，不時可見路旁虎視眈眈的T－72坦克。這種蘇制T－72主戰坦克是70年代以後發展起來的戰後第三代坦克。火炮為125毫米滑膛炮，配用穿甲彈、破甲及榴彈等多種炮彈，採用自動填裝機，火炮發射速度可達每分鐘8發。火控系統則配備有電子計算機、紅外夜視儀、激光測距儀等裝置。火炮口徑大、火力強，裝甲防護性好。外形低矮，不易被擊中，最大時速60公里／小時，涉水深可達1．8米。

在泰菲安橋頭，竟看見一輛法國造GCT120毫米裝甲自行火炮。巨型油罐車不時從我們車旁咆哮而過。成隊的大型平板拖車載著雙聯37毫米高炮、T－62坦克向北疾馳。路旁可見軍用帳、和帳篷旁拾柴禾的黑袍阿拉伯婦女。

九點，我們離開8號公路向東拐入一條岔路，兩輛不知型號、重心極低的履帶裝甲車緊扼路口。右前方45度是一個龐大的無線電陣地。一隊軍車迎面飛速駛來，一輛平架著37毫米高炮的蘭德羅娃吉普開道，操槍的士兵頭戴尼龍軟帽，只露雙眼，大風鏡上是塗了迷彩的鋼盔，令人不寒而慄。

十點鐘，我們由岔路拐上巴格達到巴士拉的6號公路。顯然這條路正在運兵。大型平板拖車正將數不清的T－62、T－72和“59”、“59改”式坦克由南向北運。為了節油，軍用卡車則由直徑七八公分、長五六米的鋼管做硬牽引，三四輛卡車一個編隊，由大馬力的MAN或奔馳斯堪尼亞牌卡車牽引，余車熄火滑行，緊隨其後。路旁沙地上，一輛T－72坦克和一輛履帶裝甲車沿著公路往北狂奔，弄得飛沙走石，征塵滾滾。

十點四十五，進入巴格達南160公里的庫特，關卡告訴我們，的確有伊拉克新聞部的兩輛紅車開過去。庫特城裡的大轉盤上停著一輛巨型坦克，好像是英國的“百人酋長”式（Chieftain）。奇怪的是，由巴格達到庫特這段通向巴士拉的公路竟未受到盟軍的空襲，連路旁的高壓輸電線也完好無損。

十二點，距南部屯兵重鎮庫特還有六十公里，我們再次被共和國衛隊截住。司機蘇海爾打開車門鑽出車去，與士兵耳語了什麼，我們立即被放行。借停車撒尿之際，我仔細打量了我們的白皇冠，居然掛的不是紅色出租牌而是白色私車牌。

繼續前進，依然是數不清的坦克、自行火炮，右前方四十五度居然還有一架“米四”直升機在盤旋。顯然，裝甲部隊正在這段瀕臨瀉湖區的快速路上集結，然後搭乘大型平板車北上。我注意到，一些軍車上畫有白底紅字的“紅新月”標誌，一輛法制GCT自行火炮的側裝甲上竟畫了直徑一米的“紅新月”。

十二點三十四分，我們駛過底格里斯河下游的一座舊橋，進入位於巴格達東南450公里處的軍事要塞Amara。底格里斯河從該城穿流而下，經過巴士拉後注入波斯灣。Amara不僅扼守巴格達到巴士拉的水旱路交通，而且東距伊朗邊界僅40公里，是伊拉克南部的重要軍事要塞。據伊拉克當局介紹，不久前一些受伊朗支持的穆斯林什葉派控制了該城，伊政府軍3月16日剛收復了該地。

Amara城外，一座五米高的伊拉克士兵塑像被榴彈打成三截匍匐在地。象沿途一樣，這裡也嚴禁照相。雕像背後的十字街頭有槍戰過的痕跡。一座兩層樓被火箭彈擊穿了一個一米見方的圓洞，屋角坍塌下來。伊拉克政府軍士兵蹲在雙聯三十七毫米高炮後面，炮口平伸，當作戰防炮使用。

在Amara市電訊中心的廢墟旁，我們終於追上載有伊拉克政府新聞部官員和其他外國記者的兩輛紅車。而所謂其他“外國記者”不過是西方新聞媒介僱的伊拉克僱員而已，因為伊拉克早已下令外國記者必須離境，連CNN大名鼎鼎的皮特·阿內特也被趕到了耶路撒冷。

一位名叫阿卜杜拉（Abudula）的官員不客氣地拉開我們車門，一屁股坐在司機旁邊，揚了揚右手，讓我拍Amara市炸燬的通訊中心，“這些全是美國人乾的，所以伊拉克沒有電話了。”我跳下車，等有幾個伊拉克士兵進入畫面時按下快門。不料阿卜杜拉鑽出汽車直指我的鼻子：“不許拍軍隊，我警告你，你拍了兩張。”我解釋說我需要有些活動的人作前景，可阿卜杜拉強硬地說“這我不管，但決不許拍軍人。”

在Amara市政府門前，我們又停車。此次我學乖了，先問阿卜杜拉可以拍哪兒。市政府斜對面馬路中央，一輛掛黑色軍牌的汽車被燒成一堆烏鐵。阿卜杜拉說，“從現在開始全是穆斯林什葉派的暴行。”據他介紹，“3月2日至16日，受伊朗支持的穆斯林什葉派叛亂分子在此燒殺搶掠。他們乾脆就是伊朗人，連阿拉伯話都不會講。”

2月28日，布什宣佈多國部隊實行停火。海灣戰爭基本結束後，在伊拉克南部什葉派地區出現了反對薩達姆政權的騷亂，它幾乎蔓延到南部和中南部的所有城市，嚴重威脅和動搖著以遜尼派穆斯林為主導的薩達姆政權。伊拉克兩大穆斯林教派——遜尼派與什葉派之爭又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注。

伊拉克兩派穆斯林的矛盾紛爭，由來已久。距今已有一千多年曆史，可追溯到公元632年，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逝世，圍繞繼承權問題，教徒們發生了爭執。多數人贊成阿拉伯的選舉傳統，挑選了巴克爾、奧馬爾、奧斯曼和阿里四位哈里法為穆罕默德的繼承人，以《古蘭經》和六大《聖訓集》為自己的學說，並以此作為立法根據，這一派被稱為遜尼派，也叫正統派。遜尼派由於得到歷代哈里發或政府的大力支持，流傳甚廣，世界穆斯林的85％屬於遜尼派。

另一派則堅持穆罕默德的領袖應由其後裔繼承，認為穆罕默德的女婿和堂弟阿里才是合法繼承人，其餘三人是非法篡位者。支持阿里的這一派被稱作什葉派（什葉，即追隨之意）。什葉派代表了兩河流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貴族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下層人民的願望。就這樣，遜尼派和什葉派正式分裂為兩大教派，兩大教派的鬥爭貫穿了以後整個伊斯蘭教的歷史。

在阿拉伯伊斯蘭教國家中，伊拉克是僅有的幾個什葉派佔多數的國家之一，什葉派佔全國穆斯林總數的60％，聚居在伊拉克南部地區。在伊拉克雖然什葉派人數較多，而遜尼派人數不多，可後者卻地位優越，在伊拉克政府機關及軍隊裡佔有重要位置。歷史的結怨加上現實的矛盾，如兩派因社會地位懸殊，造成了尖銳的利益矛盾與權力之爭，使得伊拉克兩派穆斯林難以調和。

再加上伊朗宗教領袖、什葉派的霍梅尼在七十年代初曾流亡到伊拉克什葉派聖城納傑夫對伊拉克什葉派造成很大影響，這使伊拉克當局十分氣惱，其間驅逐了四萬什葉派教徒出伊拉克。而1979年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在伊朗取得成功後，伊朗成了海灣國家唯一的什葉派穆斯林掌權的國家，這對伊南部的什葉派是極大的鼓舞。伊當局為此又清洗鎮壓了上萬名反政府活動分子。在兩伊戰爭中，伊反政府組織也曾策動過什葉派反對薩達姆活動，但都遭鎮壓。現在，一度被壓下去的伊拉克什葉派反政府勢力在海灣戰爭後又冒頭了，它趁伊政府軍潰退之機迅速在南部活動起來，並一度控制了南部重鎮巴士拉。伊拉克當局不得不又抽調軍隊來對付這股反政府勢力。

在奪回的Amara市政府門口，一門37毫米四聯高炮橫在路中央，幾位頭戴乳白色鋼盔穿作戰服的伊政府軍虎視著過往行人。他們身後有一輛架著無後座力炮的美式吉普。市政府樓頂一面伊拉克國旗在烈日下懶洋洋地飄舞著。樓前小廣場的四角則佈滿了82毫米迫擊炮，不知是戰利品還是防守武器。

在一位戴黑色貝蕾帽的陸軍少校陪同下，我走進這座兩層樓的建築物。一進樓門，迎迎面高懸著一個一尺見方的嶄新玻璃鏡框，裡面是一幅薩達姆的黑白照片，在四壁滿目瘡痍中分外顯眼。阿卜杜拉指著滿地的灰燼讓我拍，我一通猛拍以示合作，可光線太暗，我的SUNPAK3000領時就是二手貨，此時怎麼也不肯“賞光”亮一下。

出得樓來，陪我們的陸軍少校指著二樓一個被火箭彈擊穿的大洞讓我“索拉”（照相），我朝那邊望去，幾個伊拉克士兵正持槍站在洞口，擺出姿勢等我照。我得先請示阿卜杜拉，他把眼睛一眯：“我已經警告過你。”嚇得我們的陸軍少校一縮脖子，再也沒敢吭聲。

門外廣場上，乘另外兩輛皇冠到此的伊拉克新聞官、司機及四位為外國新聞單位僱用的伊拉克人，讓我走慢點。朝日電視台（NewsAsahiTV）的侯賽因·馬恨和VISNews（戰爭期間，NBC、BBC和路透社三家聯合工作的托拉斯）的小瘦猴爭著拍我，還讓我亮出左胸上的五星紅旗及後背上的中、英、阿文“人民中國新華社”字樣。侯賽因·馬恨說“唐才是徹頭徹尾的外國記者，紅衣服也很漂亮。”

一點半，我們奉命離開Amara返回。三點半途經庫特停車參觀一家被燒燬的建築物。門口一巨幅薩達姆像，雙手平端一個大簸箕，高達五六米，居然完好。一位一瘸一拐頭纏阿拉伯頭巾的老頭兒，拄著柺杖領我們進去拍照，老頭手腳亂抖，義憤填膺。

再往前是庫特的商業街，許多士兵正在喝加香料的土耳其咖啡，旁邊居然還有烤羊肉串的，腥羶之氣刺鼻，這在巴格達是看不到的。滿街都是兵，可陪同的新聞官只讓我們拍對面被燒燬的超級市場，但我和侯賽因·馬恨對此不感興趣。我們的陪同阿卜杜拉買了一大塑料袋食品帶上車，顯然這裡的食品比巴格達充分。

阿卜杜拉示意開車，向左伸出的大毛手勾住司機的椅背，左腕上一塊金光閃閃的大金錶豁然在我眼前，上面印著：“CNNInternational”。我故作崇拜地問：“阿卜杜拉你陪過CNN？”他吐了口煙：“當然。皮特·阿內特。”他左腕動了動：“在中國也能看到CNN嗎？”

沿6號公路返回巴格達，路旁仍是裝甲兵陣地，大約每一公里就有一輛裝甲車在路旁警戒。士兵們們夕陽中升火做飯，炊煙裊裊，令我產生一種“斷腸人在天涯”的思鄉惘悵。

小璇

二十九、去北部——庫爾德難民逃難記

4月1日，凌晨四點，巴格達首席老朱把我叫醒，由於沒電，我們摸黑用涼水擦了一下臉，然後扛起鐵鍬去拉屎。由於水電無保障，樓內的沖水馬桶根本沒法用。夜漆黑如墨，我們打著手電仔細挑選地面，因為附近已被我們“拉遍”。

五點整，我們趕到拉希德飯店。記者們正在樓下靜立，等候伊拉克新聞部官員到來。除約旦記者自己開一輛“尼桑巡邏兵”外，所有西方記者俱財大氣粗，掏出整打的美元，僱伊拉克新聞部的汽車。戰時伊拉克規定，所有外國記者外出，必須乘新聞部的車，不許隨便自己僱車，連牛得不行的CNN也得服從。我們受到優待，獲准開自己的奔馳260，但必須讓一個“新聞官員”全陪，服從他的一切命令。今天分給我們的“全陪”是穆罕默德，上週他曾陪我拍過挨炸的兒童奶粉廠。穆罕默德檢查了我們後備箱裡的150升備用汽油。

直耗到六點鐘，我們才接到出發的命令。所有汽車全編了號，必須依次行駛，不得超越。約旦記者被編在我們前面，大鬍子攝影記者朝我揮了一下特大號菸斗：“但願跟上別出事。”我朝他回敬了一句剛學的法語：“BonVoyage（一路平安）。”

由於通往基爾庫克的2號公路正在運兵，我們不得不向右繞另一條路。

駛過小扎卜河大橋，左側叢林中有幾十輛燒燬的IFA牌軍用卡車。路邊開始出現燒燬的建築物。持AK—M衝鋒槍的愛國民防團站在路中央不停地檢查我們的證件。

天氣仍很陰晦，象雨後的湘西張家界，霧氣昭昭，令人懷舊、憂怨、傷感。公路兩側被火燒燬的IFA軍車連綿不斷。公路沿線的制高點都築有碉堡，上插紅、綠、白、黑四色伊拉克國旗。向陽的山坡上架滿了雙人帳篷和班用帳篷，窪地中有T—62坦克和法制GCT120毫米自行加榴炮。路邊所有的薩達姆畫像全被毀壞，上面佈滿AK式步槍7·62毫米的彈洞。槍炮聲不絕於耳，我們的車隊在軍車中蜿蜒穿行。

中午時分，跟在我們後面的皇冠車直閃大燈，示意停車。原來我們瀟灑的大奔馳右後輪被彈片扎穿了，正“吃吃”地跑氣。趁老朱換備用車胎之機，我又給我們的“大奔”加了60升油。

經過六個多小時的飛馳，我們抵達巴格達以北400公里的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這裡是前天剛收復的。街頭不時可見被擊斃的庫爾德人屍體。由於天氣轉暖，有的屍體已經開始腐爛，招得成團的蒼蠅亂舞，絳紫色的汙血在柏油路上龜裂，臭氣沖天。

一向是伊拉克騷亂根源的庫爾德問題再次引起了國際關注。很多中東問題專家認為，庫爾德問題不但關係到薩達姆政權存亡，而且正在成為關係到伊土、兩伊和敘伊關係的地區性棘手難題。

庫爾德人是生活在西南亞庫爾德斯坦地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庫爾德斯坦地區包括土耳其東南部、伊拉克東北部、敘利亞東北部、伊朗西部和蘇聯的亞美尼亞。庫爾德語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絕大多數庫爾德人是伊斯蘭教遜尼派教徒。

庫爾德人在歷史上主要以遊牧為生，受居住國或居住地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因素影響，庫爾德人各部落各分支的經濟、文化也呈現了不平衡發展的態勢，謀生手段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山區居民一般定點放牧或繼續遊牧，平原居民則從事農業，而居住在伊拉克基爾庫克油田地區的庫爾德人則多為石油工人。

目前，全世界約有2500萬庫爾德人，他們的大體分佈是：土耳其約1200萬，伊朗約550萬，伊拉克約500萬，敘利亞約50萬，其餘的則分佈在蘇聯、黎巴嫩、約旦、阿富汗等國。庫爾德人居住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主體民族與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因此說這是個地區性問題。而歷史上殖民主義統治遺留的種種因素，使這種矛盾在伊拉克表現得最為強烈。

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蘇萊曼尼亞和埃爾比勒省。其餘的則居住在基爾庫克、摩蘇爾和迪亞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戰期間，排外情緒極強的庫爾德人都與英國佔領軍發生過武裝衝突，規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義雖屢被鎮壓，但產生了庫爾德人的民族英雄巴爾扎尼。二次大戰後，從五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巴爾扎尼率領其追隨者屢屢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的請求，遭拒絕後又幾次揭竿而起，幾次簽訂停火和平協議。兩伊戰爭中，各派庫爾德反政府勢力再次發起獨立運動，薩達姆不顧戰況吃緊，冒險從前線抽調重兵對庫爾德人進行大規模驅趕，從83年到88年，約有25個庫爾德鎮及4000個村寨被毀，50萬庫爾德人被驅逐境外，150萬人過著流浪生活，面對庫爾德人的反抗，伊政府軍甚至不惜動用化學武器。海灣戰爭使薩達姆的戰爭潛力和軍事鎮壓機器遭到嚴重削弱，趁共和國衛隊和伊軍主力東調之機，北部蘇萊曼尼亞、基爾庫克和埃爾比勒三省的庫爾德人再次舉行武裝起義，攻克了蘇萊曼尼亞和埃爾比勒省省會並對基爾庫克省會形成了包圍，伊政府被迫緊急調用精銳部隊平息暴亂。

在記者叢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萊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繡著“AFP”，我倆對視了一下對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華”，“你好法新”。

80萬人口的埃爾比勒幾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攔住逃難的車輛檢查，竟從一輛豐田的行李箱中搜出八個孩子。人們似匆匆過客，面無表情。四處全是持槍的士兵，把守路口的傘兵戴著巨大的白框架風鏡，身後軍車上的識別符號用黃泥塗抹蓋住。市內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雙聯37毫米高炮，當作戰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彈頭彈卡，全無立足之地。

沒有任何商店營業，幾位政府軍士兵在櫥窗前張貼薩達姆畫像。民房則門窗緊閉，毫無生息。埃爾比勒購物中心（ErbilShoppingCentre）門前的巨幅薩達姆像被挖去雙眼，商店被搶劫後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們拍攝被破壞的薩達姆像。

當地警察局長穆罕默德·諾瑞MohamadNonri向我們控訴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佔領了警察局，燒燬了我的文件。”薩拉丁大學管理系主任阿戴爾稱：“埃爾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戰鬥即將停止，一切都將結束。”他說至少有十萬伊朗歹徒越過邊界到伊拉克來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門口放眼望去，炸彈炸起的黃塵平地而起，炮聲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農炮陣地。坦克拖著沖天的黃色煙塵衝向敵陣。

市政府左手的十字街頭，五位著黑衣的庫爾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彈孔還在冒血。各國記者蜂擁而上，立即被新聞官員制止。帶隊的伊政府新聞部官員薩東先生大喊，當他數到“五”時，所有記者必須回到車上去，言罷開始數數。各國記者聽到“三”，就紛紛跑回車上。我因動作稍慢，又遭警告：“新華！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四月五日，我們迎著灰霧中冉冉升起的太陽向伊拉克東北部的蘇萊曼尼亞奔馳。基爾庫克的藍天、綠草、小河在我們身旁掠過。石油工人居住的點點英國式小屋，獨門獨戶，內帶花園，溫暖恬靜。豐富的石油資源、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條大河橫穿大沙漠中的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倫文明。

隨車隊入山，這裡的景色頗似耶路撒冷。路旁班用帳篷連綿不斷，與公路平行的高壓電線全被炸燬。公路上全是軍車、行人全是軍人。一個至少由五十輛軍車組成的車隊，正在路旁休息。車門上的軍徽被黃泥塗抹遮蓋住，偶有剝落，則露出紅三角上的黃色降落傘標誌，這支戴紅色貝蕾帽的部隊，顯然是共和國衛隊的一個傘兵師。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向前推進，四十噸集裝箱拖車上擠了上百名士兵，從齊肩高的車幫向外探著腦袋，象竹簍裡的一群鵝。這些士兵還穿著橄欖綠的冬裝，戴著大風鏡和毛線風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爾。沒有風鏡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圍巾裹住頭，僅露雙眼，渾身上下全是黃土。車身上捆縛了許多白塑料桶，裝的是備用汽油和水。一些擠在軍車頂上的士兵為防止打盹摔下來，用帳篷繩將自己身體捆綁在車頂上。

二十幾輛軍車組成的小型車隊四處可見，蘭德羅娃吉普上平架著12·7毫米高射機槍，車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彈發射器，頭戴蘇式鋼盔。路邊向陽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曬著軍毯，士兵躺在草綠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陣地旁是蘇制40管車載火箭炮。空中有編隊飛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裝直升機，沿公路呼嘯而過，右側是一個簡易前進機場，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機正在降落，吹得黃沙蔽日。

行至蘇萊曼尼亞市阿德納斯廣場，“全陪”命令下車照相。我驚喜若狂。此處的軍車與難民擠作一處，亂成一團。我連車門都打不開。80—200鏡頭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環怎麼也擰不動。

由山裡逃出來的難民目光呆滯，疲憊不堪，肩扛各種破爛行李，一個小孩竟懷抱一隻老鷹。突然身旁響了幾槍，可不見有人倒下。我和BBC的吉姆雙手一撐，爬上一堵矮牆，這時槍聲不斷，人群大亂，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聞聯播”還播了我站在軍車上的一個鏡頭，媽媽因為沒看清楚，直等到“晚間新聞”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納斯廣場被擊毀的薩達姆像下，一個至少有一米九高的共和國衛隊上校柱著柺杖指揮士兵往前走。在他旁邊有一個懷抱嬰兒的小丫頭，還沒有我的腿高，瑟瑟發抖著。我把攝影背心裡能吃的東西全掏給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橋下，T—72主戰坦克和裝甲車封鎖了橋面，逃難的人似潮湧，軍隊猶如防波堤。士兵們仔細檢查每個人的身份證後方許通過。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機用庫爾德語大喊：“一切安全，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吉姆爬上立交橋頂，從這裡俯瞰前進的軍隊和逃難的難民相對而行，似滾滾蟻群。我不由得想起《悲慘世界》中的一段話：“士兵和市民的屍體並排靜臥，因為他們同屬於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輛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進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國新華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乾脆摘下昨天摔壞的那台尼康相機遞給他們，任其亂按一氣。我用我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幾句阿拉伯語，得寸進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剛按了兩張，跑過來一個少尉，大聲命令我下來，兩手比劃著戴手銬的樣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國）。”我被帶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動交出相機，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軍事機密嗎？”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穆斯林兄弟）合個影。”

“是人民中國嗎？”

“百分之百的人民中國。”說著我轉了一個圈，讓他看清我前胸後背上的字。

“下次別往上爬。”

“知道了。你沒聽昨天的新聞，人民中國正提議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藥品糧食呢？ ”

上尉連連點頭“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麼，因為這條新聞是我剛從BBC吉姆那兒聽說又添油加醋發揮的。我趁機收起相機，朝他連揮了三遍“V”手勢，就像我拍反美遊行一樣。

小璇

三十、撞車、撞車、再撞車

90年受命採訪海灣戰爭，行前，北大氣功師、我的大學同窗石松給我佔了一卦，說我海灣之行不會有大凶，但車禍不斷。這一算可嚇壞了中文系的平島由美，她特地讓弟弟從日本找了個小蛤蟆要我掛在身上，因為日語蛤蟆念“凱露”，與“回家”發音相同。

我頭一次撞車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災情不重，僅撞癟了出租車的右門。我一看石松的卦算得挺靈，從此坐車只坐後排，而且總是繫緊安全帶。

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的小陸是北大七五級的，為人特仗義，開車技術也高，四年來從未出過事，眼看一筆數目可觀的行車安全獎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轉飛機、辦簽證，他沒少幫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亞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陸開的是使館的沃爾沃740GL，據說是世界上最經撞的好車。小陸輕車熟路，可我總是習慣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遠處海面上三塊巨石，就是愛美女神阿佛洛迪成誕生處。可由於滂沱大雨，什麼也看不清。眼看離尼科西亞還有20英里，我們就要到家。不料斜刺裡鑽出一輛粉紅色的小福特，沒給燈光就上了快行線。當時我們的時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頂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眼前彷彿是在演慢鏡頭，小紅車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轉著滑去，掃斷十二根中心隔離樁，車內雜物飛得滿天都是，小陸一腳剎車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麼從後排座位上飛起來，撞斷前排枕頭的靠墊，又打在小陸脖子上的。路過這裡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長目睹了全過程，立即用他車上的無線電話通知了中國大使館。警方當即裁決，責任全在小紅車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陸的脖子全不能行動自如了。

第三次撞車是在伊拉克。當時聽說美軍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難民營，我們就開始摩拳擦掌，由於路途太遠，我們幾個輪著幹。首席老朱技術最精，從凌晨五點開到上午九點半，跑的全是沒有燈光的夜路，險情叢生。我照例坐在後排，將自己緊緊捆在座位上，估計我們的新式奔馳260不會撞不過別人，除非有人撞我們屁股那我可就慘了。因為行李箱裡裝了200升備用汽油，一著火我先得變烤鴨。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盤交給了英文記者江亞平，江是新華社駐開羅記者，有兩年開車經驗。老朱關照他先把速度搖起來，再上快車道。

前方視野很好，自動換檔的大奔馳眨眼速度就上了一百三，速度表電子音響發出動聽的鳴鳴聲。就在這眨眼之際，只聽江亞平大叫了一聲“羊”，幾團黑呼呼的東西就越過奔馳的風擋，從我們頭頂呼嘯過去。車身猛然一抖，安全帶勒得我心臟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本傲視群車的奔馳，前臉五官全挪了位，僅剩左前角還殘留一隻轉向燈。冷卻系統徹底撞壞，擠在引擎中。車身上滿是腥羶的羊血和碎肉。百米開外，兩隻死羊倒臥路中，幾隻傷羊正落荒而逃。

老朱老跟我說，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氣溫可達八十多度。我說這不可能，並要與他打賭。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無際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汽騰騰，金光萬丈，彷彿有十萬個太陽從三百六十個角度圍著我轉，弄不清哪邊是地，哪邊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象一條曬乾了的死帶魚，泛著死光。剛才開著空調不覺熱，現在一切全來了。

烈日下無處躲無處藏，眼看著奔馳260內的液晶溫度計已經跳到了60℃，可還在逐步前進。連截了幾輛小車，都說拖不動這個大個兒的奔馳。昨天我還為我們車有六個缸得意，今天卻恨它為什麼不是輛“飛鴿”，騎上就可以走。

終於來了一輛大拖車，我穿上攝影背心，模仿標準的交通警察姿勢，左手上伸，右臂輕微向左揮動。這輛大車還居然停下了。老朱誇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來了勁：“是魅力。”

拖車司機一聽我們是中國人，很願意幫忙。但翻遍全車僅找到一根丈把長的繩子，可好歹把我們的奔馳260與他的龐然大物聯在了一起。

汽笛一聲長鳴，我們總算顫顫巍巍上了路。由於繩子太短，前面大車尾燈一亮，我們就手忙腳亂踩剎車，生怕給已經沒面目見人的前臉再錦上添花。就這樣，還是險象環生，三搶兩拽丈把長的繩子上又打了兩個結。

車速只敢維持在60公里上下，車內的空氣總算又流通了。可撲面而來的全是熱風，液晶溫度計降到55℃就再也停滯不前了，體內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壯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這種感覺不知算蒸還是算烤。似睡非睡，從曼蘇爾到巴格達兩小時的路程卻足足花了五個半小時，我們幾乎也全似涅磐了的烏鴉，肉體乾癟，只剩下一絲遊魂。等見到巴格達鄭大使，我只剩下說“水”的勁。

小璇

三十一、海灣戰爭和北大人

79年，我是稀裡糊塗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怪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樂於助人，一輩子受用不完。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象所有多夢的中學生一樣，幻想當個古德里安式的好軍官。（海因茨·馮·古德里安，普魯士貴族，第三帝國裝甲兵創始人，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創始人，由於在奧地利、波蘭、法國、蘇聯等戰役中以快速鍥入敵後而著名，有“飛毛腿海因茨”之稱。著有《閃擊英雄》、《坦克進攻》等著作）。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毛澤東、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竟會引出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後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六十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末名湖南岸，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37樓，我衝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捲。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美國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夥子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他揹著相機隻身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於玩命而聞名於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還不忘按下快門，含笑死去。我被這傢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列策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辭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

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慾不外為“名、利、色”。可象卡帕這樣早已聞名於世可仍奮鬥不惜、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私利呢？

1983年我從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埃爾森徹（ELCENTRO）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揹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薦給新華社攝影部。

1986年底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後，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並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白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機也沒有，可我知道怎麼培養使用人。”就象“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樣，如果沒攝影部老闆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經伊斯坦布爾、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冒然前來似乎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他公而忘私的自我犧牲精神正是魯迅引以自傲的北大精神。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箇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機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萬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掛著五星紅旗的奔馳300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後一批勞務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幅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採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採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種北大精尤的魅力，大使終於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後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採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機、無線電話和到處是朋友的臉，可在這裡我僅有兩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澈。河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89年在北京跑過新聞，90年亞運會上為我拍的毛主席外孫配寫過文字。想不到在黑雲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事後，河野告訴我，新華社播發的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機場的照片是各大通訊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全是新華的照片，為此共同社攝影記者還捱了批。其實，假如沒有河野校友告訴我德奎利亞爾行蹤，我根本無法及時趕到機場，快速突破警戒線，更不用說拍照傳真了。

1月14日，我正式接到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到移民局辦理合法離境手續，在我們最後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唯一沒辦此手續的。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機起飛才鬆了手。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再次感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

以後，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於北大經濟系的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於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精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機，臨別時又告我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3月1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與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度相聚，鄭大使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髮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更不可思議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是北大校友。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小璇

三十二、新聞檢查

88年新華社攝影部送我到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學習。筆試之後是口試，該中心主任鮑勃·希區克親自主考。老鮑勃先問我為什麼來這裡學習，我回答說，我從未想過到這兒來，全是我老闆硬逼著我來的。老鮑勃大惑不解，問我想去哪兒，我從牙縫裡迸出“Berut”（貝魯特）。想不到老鮑勃一聽竟跳了起來，用缺了指頭的右手指著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訓練得能去貝魯特。”

以後我才知道，老鮑勃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年輕時曾是個大出風頭的戰地記者。幾個月後，當我從湯姆森畢業時，老鮑勃竟主動為我寫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薦信，聲稱要推薦中國最好的新聞攝影師到英國艦隊街上學。可我由於要到秦嶺拍野生熊貓而作罷。

老鮑勃教了我認多皮肉上磨鍊出來的絕招，如面對開槍的軍警應往人多的地方站之類，並危言聳聽地警告我，好記者不僅要能快速到達現場，還得善於對付新聞檢查。居然，不出兩年，老鮑勃的預言，我全碰上了。

90年12月23日，當我飛抵巴格達之時，由於戰爭迫近，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電傳機已被切斷，文傳機也因與伊拉克規定的型號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記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轉，寫好的稿子就是發不出去。至於我的圖片發稿則更是困難萬分，首先我得將放大好的10寸標準傳真照片打好英文說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聞部，經審查合格後再送至伊拉克通訊社圖傳室，由伊通社圖傳室向伊拉克郵電部要國際長途，再傳送新華社巴黎分社，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傳回北京。

由於巴格達情況特殊，對於所有會引起麻煩的敏感題材，我儘量躲著走。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迫使每個記者都格外謹慎。對於伊拉克新聞部組織拍照的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遊行，我場場必到。面對新聞檢查，光憑勇敢和誠實遠遠不夠，見機行事的機敏及對你所在國家政局的瞭解，對該國實力派發自內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戰爭爆發後，伊拉克規定記者發稿只許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為新聞審查官只會這兩種文字。所有未經伊拉克新聞部審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發。我送審的所有照片都本著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譴責戰爭的罪惡，爭取國際社會幫助受戰禍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的立場，因此沒有什麼麻煩。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墨家學派，四處兜售“非攻”。

在與巴格達敵對的特拉維夫，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更加完備。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大廳，專門設有以色列政府新聞部、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和新聞檢查官三個彼此獨立的辦公室。在這裡，記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發稿，但必須將稿件內容用希伯來文或英文扼要彙報給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待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審核後，蓋上一個長方形的紫色圖章並簽上姓名才能發出。

以色列是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其新聞檢查更側重於軍事意義。記者採寫的所有稿件不許涉及與軍事有關的地名、數字等，例如對所有“飛毛腿”導彈命中的目標都只許說“擊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據新聞報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飛毛腿”彈道導彈的發射軌跡。據我的以色列朋友奧麗特小姐介紹，大名鼎鼎的美國廣播公司（ABC）就因報道了“飛毛腿”導彈命中特拉維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採訪，直到在電視節目中“向全體以色列人民公開道歉”後才獲准恢復正常工作。

戰爭爆發後，美製“愛國者”式反彈道導彈就出盡了風頭。我一直想拍特拉維夫城外的美軍愛國者導彈陣地，可又不敢貿然行事。我找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的以色列國防軍（IDF）新聞發言人，請求拍攝“愛國者”。可新聞發言人聲稱這類軍事目標嚴禁拍照。任我力陳“愛國者”導彈神奇的新聞性就是毫無效果，最後我說：“我的朋友，台灣電視台的朱增有就拍過‘愛國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為我來自北京。”這個軍官聽罷，象被蠍子蜇了一下連連搖手：“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台灣人可能是偷拍的。”這位發言人竟建議我也去偷拍，不過千萬別把周圍的環境拍進去，如果暴露“愛國者”導彈部署的位置，那就惹麻煩了。

我和法國Les’tRepublican的CharlesLaprevoto驅車到城外，可還沒等靠近“愛國者”陣地外圍的鐵絲網，就被巡邏兵發現，偷拍計劃流產。下午，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這次我們學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機身＋FN馬達＋300f4，我用尼康FM2機身＋MD12馬達＋80—200mmf4，隔著出租車的玻璃一通掃射，反正老鮑勃教導我們說，“新聞價值決定照片質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處，我用肩膀撞開門，甩掉鞋，衝膠捲時緊張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膠捲上的“愛國者”導彈結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機機頭提到頂，諾大的“愛國者”發射架在照片上還不夠指甲蓋大。我只好把提到頭的放大機，搬到洗臉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過頭來趴在地板上鋪平相紙，總算放了張只有“愛國者”導彈，沒有任何環境的10寸傳真照片。

待我興沖沖捧著這張10寸傳真照片，趕到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新聞檢查辦公室時，只見村田信一正站在那裡發呆。原來村田拍的那捲用300mm鏡頭拍的反轉片因“暴露導彈陣地的環境”而沒能通過新聞檢查。村田說我那用200mm鏡頭拍的則更不在話下，可當他看到我頂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時，竟氣得大哭起來。我的照片順利地通過了檢查，當天傳到了北京，解放軍報立即刊登了這張照片。

在特拉維夫“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下，我結識了許多勇敢風趣的西方記者。他們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經驗豐富，不愛錢但愛榮譽，有強烈的職業自豪感。對他們來說，僅千把塊的普列策獎遠比六位數的年薪更重要。這些人對付新聞檢查有著豐富的經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約翰·海古德說：“在危險襲來之際，自始至終的鎮定是絕對必要的，這種鎮定建立在經歷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礎上。有人說我勇敢，那是瞎說。臨危不懼不是膽量問題，而是經驗問題。好記者每戰勝一次危險，就對自己的能力增強一份信心。這又剌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場危險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愛國者”導彈劃破夜空迎擊“飛毛腿”。前一次我用萊卡M4＋35mm鏡頭f1·4，1／2秒拍到的“愛國者”導彈劃破長空的道軌跡由於太短，被新華社攝影部值班室的老歐槍斃。在電話裡，老歐說若用B門會更好些，但叮囑我千萬別再站在樓頂上拍導彈了。可我賊心不死，這次還用萊卡M4＋35mm鏡頭f1。4B門，總算拍到了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報解除，文字記者朱界飛跑過來看我是否肢體完好時，我早已衝完膠捲並放好了一張傳真照片。放照片時我故意讓底片藥膜朝上，這樣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張影像相反的照片，使讀者無法正確判斷“愛國者”導彈的飛行軌跡，以推算出愛國者導彈的位置。來不及關閉放大機，我和文字記者朱界飛跑到一樓大廳，他去查看外國通訊社如何報道剛才的空襲，我則提著美聯傳真機衝進新聞檢查辦公室。令人遺憾的是辦公室空無一人，估計躲避空襲的檢查官還沒從避彈室回來。我拎著水淋淋的照片，衝到電話機旁，邊裝我的美聯圖片傳真機，邊撥008613073642北京新華社，我朝聽筒中的袁滿恕吼：“袁滿，快收！”美聯社傳真機飛速旋轉起來，水珠灑了我一眼鏡，我終於大鬆了一口氣。因為這種老式的美聯圖片傳真機沒有監控，滾筒一轉誰也看不到滾筒上發的是什麼東西。我將幾張前一天通過檢查已蓋章簽字的照片擺在一旁，似乎傳真機上傳的是它們中的一張。我提心吊膽地守著我的寶貝照片。可就在這張“愛國者”截擊“飛毛腿”的照片即將傳完，滾筒行將停下來時，一名新聞檢查官突然撞了進來。他走到我面前，隨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著問我為什麼拍了這麼多男女士兵接吻、摟抱的照片，我說因為我還沒有女朋友，挺羨慕他們的。說話時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在這關鍵時刻，一向穩重得讓我著急的文字記者朱界飛搖搖擺擺的進來了，我頓時象老羊倌見到了毛主席。我面帶微笑不動聲色地用中國青年報的語言快速地說：“快他媽讓他走，我要河北省‘完’縣了。”朱界飛手持稿子，指指點點把眼前的瘟神請了過去。我的圖傳機也恰在此時嘎然而止。待到這位檢查官回過身來看我的，我早已換上了另一張照片。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時，現實殘酷得讓我流淚。我剛才忙於放照片，把那張水淋淋底片始終藥膜朝上地卡在放大機集光箱下，現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著沒趴下。我記得1944·6·6諾曼底登陸時的羅伯特·卡帕也碰上過這麼一回。

小璇

三十三、再見巴格達

5月7日，我終於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簽發的離開伊拉克的特許證和路條。在此之前，辦理離境申請足足花費了我兩個多星期。由於伊拉克的藥品試劑嚴重短缺，單是血樣檢驗就得等10天。

可約旦駐巴格達使館的一位小姐拒絕給我辦理過境簽證。原因僅僅是幫我辦手續的老朱對她叫了聲“夫人”。幸虧老朱應變能力極強，馬上感慨道：“我真沒想到至今還沒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這樣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轉怒為喜：“現在就籤。”

由巴格達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與外界聯繫的唯一通道，長約900多公里，由東向西穿過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記者稱之為“死亡之路”。

沿途被炸燬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彈坑也被填上新鮮的黃沙土。被炸燬的汽車殘骸堆在路邊鏽成一團烏鐵。我們嶄新的“巡洋艦”雖然輕快，可因為是新車，引擎耗油極厲害，才跑了一半路，車頂四大桶備用汽油就已見底，此時離約伊邊境還有上百公里。為了節油，我們不敢開空調，撲面而來的熱風至少有50℃，太陽照在沙漠上，朦朦霧氣中，遠處忽然出現一片碧綠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陽在天上還是地下，其實這全是幻覺。

車到卡迪西亞邊防站，我和司機小朱四處找人買油，回答都是“麻庫”（沒有），正在走投無路之際，發現一輛掛著使團標誌的“奔馳”。一打聽，是斯里蘭卡駐伊拉克大使的車。大使爽快地命令司機立即給我們抽油，並堅決拒絕收款，只肯接受兩罐茶葉。他說：“互相幫助，友誼第一。”

駐安曼使館的小李曾在敘利亞留學，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有他送我到安曼阿麗亞機場，辦理各種手續格外順利，直到衛星廳的第三道安檢，小李才被擋在了線外，高大魁梧的邊防警察對旅客逐一搜身。我規規矩矩地先把傳真機遞上去，然後是一大摞傳真照片。幾名安檢官員一擁而上，爭相傳看照片，竟把我曬在一邊。這時走過來一位上校，一聲斷喝，大兵立即畢恭畢敬地將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張辦公桌後坐定，戴上眼鏡，一張張仔細翻看。待聽得上校一聲低吟，我趁機走上前去給上校講解照片的內容。7·14大橋、飢餓的兒童、被美軍炸燬的兒童奶粉廠、被政府軍擊斃的庫爾德武裝分子……我抬頭朝玻璃門望去，見小李還在緊張地注視著我，我高舉右手做了個“OK”手勢，上校終於將照片全部還給我：“很好，應該讓全世界知道戰爭的罪惡。”

安曼時間5月12日22點30分，我搭乘的約航班機開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問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國人，人民中國。”小姐嫣然一笑：“中國飯好吃。”

當地時間5月14日11時30分，我飛抵曼谷。我的土黃色的沙漠迷彩褲和笨重的傘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們驚異。我看著泰國人的面孔，與中國人的非常相近。面對無數張“中國臉”，我無法辨認誰是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同胞。我耽心自己身上的新華標誌還不夠醒目，就拿出了張10寸傳真照片，在其背後用“詩德樓”記號筆寫了一尺見方的3個字“新華社”，把它豎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總想翻看方塊字背後的畫面，我可沒心思在這裡辦影展。正當我急不可耐，準備叫出租車的時候，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小邰在人群發現了我。

中午，我們在乍都扎公園門口吃了頓火鍋，這是我參加海灣報道五個多月以來吃得最美的一頓飯。曼谷分社要留我住兩天，可我們攝影部老闆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則就要扒我的“鴨皮”。攝影部不許記者利用採訪之便遊山玩水。在我撤離巴格達時就已接到老闆要我“保持晚節”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國了，回到親人身邊了，心情卻比戰火下的海灣時更不平靜。我想念曾與我一起日夜奮戰在海灣的各國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約翰·海古德，美聯社的多米尼克，東京新聞的草間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就在我們採訪基爾庫克前幾天的3月29日，美國《新聞週刊》攝影記者加德·格羅斯就永遠長眠在那裡，他，只有27歲。我曾在約旦河谷貝卡難民營與他有過一面之交。

兩年前，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曾對我說：“攝影記者應該是最勇敢、最忠誠的人。新華社攝影記者更應該如此。”張郇和我不過是想當新華社“攝影翅膀”上的硬羽毛的兩個多夢青年，是歷史的幸運兒，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好的集體。並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訓。我們幹得並不很好，只是盡了力而已。

飛機將我和祖國的距離不斷拉近，我就要見到日夜指揮我採訪的徐老闆、林老闆，幫我保障傳真線暢通的袁滿和新聞中心的哥兒們了。

走出機場，我一眼就見到了我的老闆徐佑珠，我邁開傘兵靴衝上去，把我髒兮兮的阿拉伯包頭蒙在她的頭上。我心裡默唸：緬懷戰爭中喪生的無名英雄，獻給他們的母親。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