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璇

29　去北部——庫爾德難民逃難記

一盎司的成功，需付一加侖的鮮血。

——喬治·巴頓

4月1日，凌晨4點，巴格達首席老朱把我叫醒，沒電，我們摸黑用涼水擦了一下臉，然後扛起鐵鍬去拉屎，由於水電無保障，樓內的沖水馬桶根本沒法用。夜漆黑如墨，我們打著手電仔細挑選地面，因為附近已被我們“拉遍”。

5點整，我們趕到拉希德飯店。記者們正在樓下靜立，等候伊拉克新聞部官員到來。除約旦記者自己開一輛“尼桑巡邏兵”外，所有西方記者俱財大氣粗，掏出整打的美元，僱伊拉克新聞部的汽車。戰時伊拉克規定，所有外國記者外出，必須乘新聞部的車，不許隨便自己僱車，連狂得不行的CNN也得服從。我們則受到優待，獲准開自己的奔馳—260，但必須讓一個新聞官員“全陪”，服從他的一切命令。今天分給我們的“全陪”是穆罕默德，上週他曾陪我拍過挨炸的兒童奶粉廠。穆罕默德檢查了我們後備箱裡的150升備用汽油後下令上車待命。

直耗到6點鐘，我們才接到出發的命令。所有汽車全編了號，必須依次行駛，不得超越。約旦記者被編在我們前面，大鬍子攝影記者朝我揮了一下特大號菸斗：“但願路上別出事。”我朝他回敬了一句剛學的法語：“BonVoyage（一路平安）。”

由於通往基爾庫克的2號公路正在運兵，我們不得不向右繞行走另一條低等級公路。

駛過小扎卜河大橋，左側叢林中有幾十輛燒燬的IFA牌軍用卡車。路邊開始出現燒燬的建築物。持AK—M步槍的愛國民防團站在路中央不停地檢查過往車輛的證件。

天氣仍很陰晦，像雨後的湘西張家界，霧氣述蒙，令人懷舊、憂怨、傷感。公路兩側被火燒燬的IFA軍車連綿不斷，公路沿線的制高點都築有碉堡，上插紅、綠、白、黑四色伊拉克國旗。向陽的山坡上架滿了雙人帳篷和班用帳篷，窪地中有T—62坦克和法制GCTI20毫米自行加榴炮。路邊所有的薩達姆畫像全被毀壞，上面佈滿AK式步槍7．62毫米的彈洞。槍炮聲不絕於耳，我們的車隊在軍車中蜿蜒穿行。

中午時分，跟在我們後面的皇冠車直閃大燈，示意停車。原來我們滯灑的大奔馳右後輪被彈片扎穿了，正“吃吃”地跑氣。趁老朱換備用車胎之機，我又給我們的“大奔”加了60升油。

經過六個多小時的飛馳，我們抵達巴格達以北400公里的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這裡是前天剛收復的。街頭不時可見被擊斃的庫爾德人屍體。衣衫檻樓面黃肌瘦的庫爾德農民，誠惶誠恐像驚了槍的兔子一樣四處亂跑。由於天氣轉暖，有的屍體已經開始腐爛，招得成團的蒼蠅亂舞，絛紫色的汙血在柏油路上龜裂，臭氣沖天。

一向被視為伊拉克騷亂根源的庫爾德問題再次引起了國際關注。很多中東問題專家認為，庫爾德問題不但關係到薩達姆政權存亡，而且正在成為關係到伊土、兩伊和敘伊關係的地區性棘手難題。

庫爾德人是生活在西南亞庫爾德斯坦地區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庫爾德斯坦地區包括土耳其東南部、伊拉克東北部、敘利亞東北部、伊朗西部和蘇聯的亞美尼亞。庫爾德語屬印歐語系伊朗語族。絕大多數庫爾德人是伊斯蘭教遜尼派教徒。

庫爾德人在歷史上主要以遊牧為生，受居住國或居住地政治、經濟、文化諸因素影響，庫爾德人各部落各分支的經濟、文化呈現出不平衡發展的態勢，謀生手段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山區居民一般定點放牧或繼續遊牧，平原居民則從事農業，而居住在伊拉克基爾庫克油田地區的庫爾德人則多為石油工人。

目前，全世界約有2500萬庫爾德人，他們的大體分佈是：士耳其約1200萬，伊朗約550萬，伊拉克約500萬，敘利亞約50萬，其餘的則分佈在蘇聯、黎巴嫩、約旦、阿富汗等國。庫爾德人居住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著主體民族與庫爾德人之間的矛盾，因此說這是個地區性問題。而歷史上殖民主義統治遺留的種種因素，使這種矛盾在伊拉克表現得最為強烈。

據同行的西方記者介紹，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大部分居住在北部的蘇萊曼尼亞和埃爾比勒省，其餘的則居住在基爾庫克、摩蘇爾和迪亞拉三省。第一、二次大戰期間，排外情緒極強的庫爾德人與英國佔領軍發生過武裝衝突，規模不等的多次反英起義雖屢被鎮壓，但產生了庫爾德人的民族英雄巴爾扎尼。二次大戰後，從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中期，巴爾扎尼領導其追隨者屢屢向伊拉克政府提出民族區域自治的請求，遭拒絕後又幾次揭竿而起，幾次簽訂停火和平協議。兩伊戰爭中，各派庫爾德反政府勢力再次發起獨立運動。薩達姆不顧戰況吃緊，冒險從前線抽調重兵對庫爾德人進行大規模驅趕，從1983年至1988年，約有25個庫爾德鎮及4000個村寨被毀，50萬庫爾德人被驅逐境外，150萬人過著流浪生活。面對庫爾德人的反抗，伊政府軍甚至不惜動用化學武器。海灣戰爭使薩達姆的戰爭潛力和軍事機器遭到嚴重削弱，趁共和國衛隊和伊軍主力東調之機，北部蘇萊曼尼亞、基爾庫克和埃爾比勒三省的庫爾德人再次舉行武裝起義，攻克了蘇萊曼尼亞和埃爾比勒省省會並對基爾庫克油田形成了包圍，伊政府被迫緊急調用精銳部隊平息暴亂。

在記者叢中一位身背三台尼康F4、一台萊卡M6的老外特引人注目，他前胸上繡著“AFP”，我倆對視了一下對方身上的招牌，伸出了右手，“你好新華”，“你好法新”。

80萬人口的埃爾比勒幾乎已成一座空城。士兵攔住逃難的車輛檢查，竟從一輛豐田的行李箱中搜出六個孩子。人們似匆匆過客，面無表情，四處全是持槍的士兵，把守路口的傘兵戴著巨大的白框架風鏡，身後軍車上的識別符號用黃泥塗抹蓋住。市內主要路口均有平置的雙聯23毫米高炮，當做戰防武器使用，遍地是彈頭彈夾扎鞋硌腳，全無立足之地。

沒有任何商店營業，幾位政府軍士兵在櫥窗前張貼薩達姆畫像。民房則門窗緊閉，毫無生息。埃爾比勒購物中心門前的巨幅薩達姆像被挖去雙眼，商店被搶劫後付之一炬。“全陪”禁止我們拍攝被破壞的薩達姆像。

當地警察局長穆罕默德·諾瑞向我們控訴暴徒的罪行：“3月11日，暴徒佔領了警察局，燒燬了文件。”薩拉丁大學管理系主任阿戴爾稱：“埃爾比勒已回到政府手中，戰鬥即將停止，一切都將結束。”他聲稱至少有10萬伊朗歹徒越過邊界到伊拉克來為非作歹。

站在警察局門口放眼望去，炸彈炸起的黃塵平地而起，炮聲隆隆，用肉眼也能看清郊外的坦克和加農炮陣地。坦克拖著沖天的黃色煙生衝向庫爾德人陣地。

市政府左方的十字街頭，五位著黑衣的庫爾德人匍匐在地，背上的彈孔還在冒血。各國記者蜂擁而上，立即被新聞官員制止。帶隊的伊政府新聞部官員薩東先生大喊，當他數到“五”時，所有記者必須回到車上去，言罷開始數數。各國記者聽到“三”，就紛紛跑回車上。我因動作稍慢，又遭警告：“新華！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4月5日。我們迎著灰霧中冉冉升起的太陽向伊拉克東北部的蘇萊曼尼亞奔馳。基爾庫克的藍天、綠草、小河在我們身旁掠過。石油工人居住的點點英國式小屋，單門獨戶，內帶花園，溫暖恬靜。豐富的石油資源、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兩條大河橫穿大沙漠中的這片沃土，孕育了悠久的巴比倫文明。

隨車隊入山，這裡的景色頗似巴格達的宿敵以色列那路撒冷。路旁班用帳篷連綿不斷，與公路平行的高壓電線全被炸燬，公路上全是軍車，行人都是軍人。一個至少由50輛軍車組成的車隊，正在路旁休息。車門上的軍徽被黃泥塗抹遮蓋住，偶有剝落，則露出紅三角上的黃色降落傘標誌，這支戴紅色貝蕾帽的部隊，顯然是共和國衛隊的一個傘兵師。

沿途的士兵正搭乘各種交通工具向前推進，40噸集裝箱拖車上擠了上百名士兵，從齊肩高的車幫向外探著腦袋，像運往萊市場的竹簍裡的一群鵝。這些士兵還穿著橄攬綠的冬裝，戴著大風鏡和毛線風帽，令人想起阿拉曼的隆美爾。沒有風鏡的士兵用阿拉伯大圍巾裹住頭，僅露雙眼，渾身上下全是黃土。車身上捆縛了許多白塑料桶，裝的是備用汽油和水。一些擠在軍車頂上的士兵為防止打盹時摔下來，用帳篷繩將自己身體捆綁在車頂上。

二十幾輛軍車組成的小型車隊四處可見，蘭德羅孚吉普上平架著12．7毫米高射機槍，車上的士兵肩扛火箭榴彈發射器，頭戴蘇式鋼盔。路邊向陽的山坡上，T—72坦克的滑膛炮塔上晾曬著軍毯，士兵躺在草綠色的帆布炮衣上打盹。加榴炮陣地旁是蘇制40管車載火箭炮。空中有編隊飛行的四架米—24雌鹿武裝直升機，沿公路呼嘯而過。右側是一個簡易前進機場，一架法制SA—3小羚羊直升機正在降落，吹得黃沙蔽日，像VCD盤上的越戰。

行至蘇萊曼尼亞市阿德納斯廣場，“全陪”命令所有記者下車照相，我驚喜若狂。此處的軍車與難民擠作一處，亂成一團，以致我連車門都打不開。我的80毫米～200毫米鏡頭偏又停止工作，光圈環怎麼也擰不動。

由此到山口幾十公里被軍車與難民擠得水洩不通。水牛、阿拉伯馬和毛驢拖曳著滿載被褥、縫紉機、大鬧鐘等的木板車在軍車間緩慢挪動。惡息撲鼻，哭喊之聲震天。由山裡逃出來的難民目光呆滯，疲憊不堪，肩扛各種破爛行李，一個滿臉鼻涕淚水、天真可愛的小孩竟懷抱一隻死去的老鷹。突然身旁響了幾槍，可人頭攢動，並不見有人倒下。我和BBC的吉姆雙手一撐，爬上一堵矮牆，這時槍聲不斷，人群大亂，可就是看不明白。回到北京才知道，“新聞聯播”還播了我站在軍車上的一個鏡頭，媽媽因為沒看清楚，直等到“晚間新聞”又看了一遍。

在阿德納斯廣場被擊毀的薩達姆像下，一個至少有1．90米高的共和國衛隊上校拄著柺杖指揮士兵往前走。在他旁邊有一個懷抱嬰兒的小丫頭，還沒有我的腿高，瑟瑟發抖。我把攝影背心裡能吃的東西全掏給了她。

在通往Choarta的立交橋下，T—72主戰坦克和裝甲車封鎖了橋面，逃難的人似潮湧，軍隊猶如防波堤。士兵們仔細檢疊每個人的身份證後方許通過。空中的SA—3小羚羊直升機用庫爾德語大喊：“一切安全，馬上回自己家去。”

我和BBC的攝影師吉姆爬上立交橋頂，從這裡俯瞰前進的軍隊和逃難的難民相對而行，似滾滾蟻群，所不同之處僅是兵蟻與工蟻之別。我不由得想起《悲慘世界》中的一段話：“士兵和市民的屍體並排靜臥，因為他們同屬於人民。”

我身旁就是一輛T—72坦克，巨大的滑膛炮直指進山的路口。我身上的“人民中國新華社”引起士兵的好奇，我乾脆摘下昨天摔壞的那台尼康相機遞給他們，任其亂按一氣，我用早已背得滾瓜爛熟的幾句阿拉伯語，得寸進尺地上了T—72坦克。可剛按了兩張，跑過來一個少尉，大聲命令我下來，兩手比劃著戴手銬的樣子。我磨磨蹭蹭地往下爬：“雅嘿（兄弟），西尼夏比（人民中國）。”我被帶到一位上尉跟前，主動交出相機，任其制裁。

上尉上下打量了我好半天，笑了。“你不知道上面是軍事機密嗎？”

“不知道。我是想和上面的‘雅嘿’合個影。”

“是人民中國嗎？”

“百分之二百的人民中國。”說著我轉了一個圈，讓他看清我前胸後背上的字。

“下次別往上爬。”

“知道了。你沒聽昨天的新聞，人民中國正提議取消制裁，援助伊拉克人民藥品糧食呢？ ”

上尉連連點頭：“知道，知道。”我真不知道他知道什麼，因為這條新聞是我剛從BBC吉姆那兒聽說又添油加醋發揮的，我趁機收起相機，朝他連揮了三遍“V”手勢，就像我拍反美遊行一樣。

小璇

30　撞車、撞車、再撞車

“戰地記者的命運賭注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可以把它押在這匹馬或那匹馬上，也可以在最後一刻抽回來。”

——羅伯特·卡帕

臨行前，北大一位氣功師哥們石松給我佔了一卦，說我海灣之行無大凶，但車禍不斷。這一算可嚇壞了我的朋友中文系的小師妹、日本留學生平島由美，她特地讓弟弟從日本找了個小蛤蟆要我掛在身上，因為日語蛤蟆念“凱露”，與“回家”發音相同。

我頭一次撞車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災情不重，僅撞癟了出租車的右門。我一看卦算得挺靈，從此坐車只坐後排，而且總是繫緊安全帶。

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的小陸是北大75級的，為人特仗義，開車技術也高，四年來從未出過事，眼看一筆數目可觀的行車安全獎就要到手。我在塞浦路斯轉飛機、辦簽證，他沒少義務幫忙。

由帕福斯到尼科西亞的高速公路好得不能再好，小陸開的是使館的沃爾沃—740GL，據說是世界上最抗撞的好車。小陸輕車熟路，可我總是習慣不了靠左行的英式公路。遠處海面上三塊巨石，就是司愛與美的女神阿佛羅狄忒誕生處。可由於滂淪大雨，什麼也看不清。眼看離尼科西亞還有20英里，我們就要到家，不料斜刺裡鑽出一輛粉紅色的小福特，沒亮轉向燈就上了快行線。當時我們的時速至少有95英里，一下子就頂在了小福特的屁股上。

接下來的情景一連有好幾年我怎麼也揮灑不去：眼前彷彿是在演慢鏡頭，小紅車在大雨中向右前方旋轉著滑去，掃斷12根中心隔離樁，車內雜物飛得滿天都是，小陸一腳剎車停在路中。

我弄不清我是怎麼從後排座位上飛起來，撞斷前排枕頭的靠墊，又打在小陸脖子上的。碰巧路過這裡的塞浦路斯交通部長目睹了全過程，立即用他車上的無線電話通知了中國大使館。警方當即裁決，責任全在小紅車一方。可我的左臂和小陸的脖子全不能行動自如了。

第三次撞車是在伊拉克。當時聽說美軍到了扎胡，正在修建難民營，我們就開始摩拳擦掌，由於路途太遠，得幾個人輪著開。首席老朱技術最精，從凌晨5點開到上午9點30分，跑的全是沒有燈光的夜路，險情叢生。我照例坐在後排，將自己緊緊捆在座位上，估計我們的新式奔馳—260不會撞不過別人，除非有人撞我們屁股，那我可就慘了。因為行李箱裡裝了200升備用汽油，一著火我先得變烤鴨。

天亮了，路也好了，老朱把方向盤交給了英文記者江亞平，江是新華社駐開羅文字記者，自稱有兩年開車經驗，老朱關照他先把速度搖起來，再上快車道。當時老朱誤以為所有年輕人都擁有和我一樣的車技，其實戰後我到開羅供職才發現，當時全分社14輛車僅有6人有駕照，而有駕照者開得比走路快不了多少。這是因為在國外的中國人惟一有危險的營生就是開車，所以分社領導不開放學車的“車禁”，以免出了事承擔責任。在我開闢大吉普天馬行空以前，從沒有人敢單人駕車開過長途。我也由此犯了封建社會大到可以殺頭的罪名——“違制”。

前方視野很好，自動換檔的大奔馳眨眼速度就上了130，速度表電子音響發出動聽的鳴叫聲，我雙目微合，儘量保存體力以待惡戰。就在這眨眼之際，只聽一聲“咩”，幾團黑乎乎的東西就越過奔馳的風擋，從我們頭頂呼嘯過去。車身猛然一抖，安全帶勒得我心臟狂跳不止。

停下一看，傻了！原來傲視群車的奔馳，前臉五官全挪了位，僅剩左前角還殘留一隻轉向燈。冷卻系統徹底撞壞，擠在引擎中。車身上滿是腥羶的羊血和碎肉。百米開外，兩隻死羊倒臥路中，幾隻傷羊正落荒而逃，氣得老朱大罵開羅派來個廢物。

老朱老跟我說，伊拉克大沙漠中夏季最高氣溫可達八十多度。我說這不可能，並要與他打賭。今天我全信了。

一望無際的大沙海在烈日下蒸氣騰騰，金光萬丈，彷彿有10萬個太陽從360個角度圍著我轉，弄不清哪邊是地，哪邊是天。柏油路在烈日下像一條曬乾了的死帶魚，泛著死光。剛才開著空調不覺熱，可現在一切全來了。

烈日下無處躲無處藏，眼看著奔馳—260內的液晶溫度計已經跳到了60℃，可還在穩步上升。連截了幾輛小車，都說拖不動這個大個兒的奔馳。昨天我還為我們車有六個缸得意，今天卻恨它為什麼不是輛“飛鴿”，騎上就可以走。

終於來了一輛大拖車，我穿上攝影背心，模仿標準的交通警察姿勢，左手向上直伸，右臂輕微向左揮動。這輛大車還居然停下了。老朱誇我挺有眼力，我忍不住又來了勁：“是魅力。”

拖車司機一聽我們是中國人，很願意幫忙。但翻遍全車僅找到一根丈把長的繩子，好歹算把我們的奔馳—260與他的龐然大物連在了一起。

汽笛一聲長鳴，我們總算顫顫巍巍上了路。可由於繩子太短，前面大車尾燈一亮，我們就得手忙腳亂踩剎車，生怕給已經無顏見人的前臉再錦上添花。就這樣，還是險象環生，三拖兩拽丈把長的繩子上又打了兩個結。

車速只敢維持在60公里上下，車內的空氣總算又流通了。可撲面而來的全是熱風，液晶溫度計降到55℃就停滯不前了，體內再也排不出汗。我粗壯的汗毛有如干柴根根直立。這種感覺不知算蒸還是算烤。似睡非睡，從曼蘇爾到巴格達兩小時的路程卻足足花了五個半小時，我們幾乎也全似涅槃了的烏鴉，肉體乾癟，只剩下一絲遊魂。等見到巴格達鄭大使，我只剩下說“水”的勁。

小璇

31　海灣戰爭中的北大人

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海明威

1979年，我是稀裡糊塗進北大國際政治系的，這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京師大學堂仕學館，我爺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文科中國文學門。當時，他老人家硬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會變得勇敢誠實，民主科學，樂於助人。其實當時我更想進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孩一樣，幻想當個古德里安式的好軍官（海因茨·馮·古德里安，普魯士貴族，第三帝國裝甲兵創始人，德國裝甲兵總監，閃擊戰刨始人，由於在奧地利、波蘭、法國、蘇聯等戰役中以快速楔人敵後而著名，有“飛毛腿海因茨”之稱。著有《閃擊英雄》、《坦克進攻》等著作）。為了能和我爺爺歷數的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們成為校友，我狠心放棄了當裝甲師長的念頭，咬著牙進了北大。可我怎麼也想不到，就因為我爺爺一句話，競會引出那麼多不可思議的故事。

開學後第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北大素有照相的傳統，60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建立過“光社”。在未名湖南岸，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在北大37樓學生宿舍，我衝了我平生第一個黑白膠捲。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的戰地攝影記者闖進了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夥子大學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他揹著相機隻身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一起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由於玩命而聞名於世。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海明威，無所不包。直到1954年在印度支那踩響地雷，他還不忘按下快門，終於含笑死去。我被這傢伙迷住了。我把卡帕的好友、普利策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了日記中：“他不僅留給我們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給我們一種精神。”我幻想自己是卡帕轉世。

我兒時皈依的師父、中國佛教協會秘書長正果法師告訴我，人類的私慾不外為“名、利、色”。可像卡帕這樣早已聞名於世可仍奮鬥不息，直至粉身碎骨，他追求的是什麼樣的私利呢？

1983年我從北大畢業。久居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地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揹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書。直到一位北大校友將我推薦給新華社攝影部。

1986年底，我被新華社攝影部錄用後，我才知道，對我進行考試並決定收留我的攝影部主任徐佑珠也是北大校友。當時我向她表自我決心當中國的卡帕，可她冷冷地說：“現在我一台相機也沒有，可我知道怎麼培養使用人。”如果沒攝影部老闆們的知遇，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1990年12月20日，我經伊斯坦布爾、安曼輾轉進入巴格達。在金色屋頂的中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神態凝重的鄭達庸大使對我的貿然前來似乎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畢業生的心情，鄭大使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一箇中國人負責。自海灣危機以來，巴格達使館已組織成千上萬的駐科威特、伊拉克勞務人員經約旦撤回祖國。鄭大使鑽進高懸五星紅旗的奔馳—300匆匆而去，他正在為最後一批勞工的安全奔波。

巴格達使館屋頂已用紅油漆畫了一面巨幅的五星紅旗，赤日當空，一絲風也沒有。為了求得大使同意我留守，我力陳我的四條理由：一、我是奉總社之命來採訪戰爭的，為任務理應堅守巴格達。二、我是攝影記者，其工作特點是親臨一線。三、在國內我搞了四年突發事件採訪，有應付危險的經驗。四、有老學長的幫助。我保證服從大使校友的一切命令，我想大使校友最能理解我所追求的精神。大概正是這種北大精神的魅力，大使終於開了口：“你馬上去領一套防化服。”

1991年1月14日，我正式接到開羅中東分社社長撤出巴格達的命令。在巴格達薩達姆國際機場，我被伊拉克海關扣留，理由是我沒到移民局辦理合法離境手續，在我們最後撤出的七個人當中。我是惟一沒辦此手續的，因為我一直想尋機脫離組織，在巴格達潛伏下去，由於在戰爭期間違犯伊拉克法律，我被共和國衛隊看管起來。我猜自己大概也會被押往曼蘇爾飯店當做人質充當人肉炸彈。就在這時，鄭大使的大手緊緊攥住了我：“我是中國大使，現在我擔保這個人出境。”大使一直把我拉上波音—747的頭等艙，緊貼著他坐下，直到飛機起飛才鬆了手。在這個世界上壞人每天都在增多的同時，好人並沒有減少。這是我平生頭一回坐頭等艙，坐在我右邊的是數夜不眠兩眼通紅的中國大使。我深切地感受到魯迅自豪的“北大精神”，我們今天缺少的正是這種勇於承擔責任的人。

在巴格達追蹤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為和平做最後努力，是我平生遇到的難度最大的採訪。攝影記者最大的挑戰是在恰當的時候抵達最恰當的地點，這全憑一流的通訊和交通能力。在北京我有BP機、無線電話和一張到處是朋友的老臉，可在這裡我僅有兩手空拳。

就在我孤立無援之際，撞上了我的另一位北大校友、共同社記者河野澈。河野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又到北大中文系進修。想不到在黑雲壓城的巴格達，我倆再次相遇，並肩合作，結下兄弟般的友誼。

以後，不論是在戰火紛飛的伊拉克邊境，還是一派和平景象的塞浦路斯，全能碰上北大的校友。

1月29日，我奉命由安曼飛尼科西亞，設法進入以色列。鼎力幫我的除新華社尼科西亞分社老陳夫婦外，還有一位素昧平生、畢業於北大經濟系的塞浦路斯使館經參處二秘小陸。小陸具有誠實、勇敢、樂於助人等典型的北大特點，他一直開車把我送上飛往以色列的小飛機，臨別時又告訴我一個令人驚喜的消息：“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也是咱們校友。”

3月1日，在開羅中國駐埃及使館的院子，我與久別的巴格達鄭達庸大使再度相聚，鄭大使摟住我連轉了三個圈，朝中國駐埃及大使詹世亮大喊：“嘿！快來，這就是我告訴你的小校友。上了《人民日報》的小校友。可就是頭髮太長了，沒《人民日報》上的鴨子精神。”

更不可思議的是，3月15日重返巴格達一行六人，領頭的鄭達庸大使、武官曹彭齡、武官助理李天天竟全部是北大校友。

當我們四個人聚在曼蘇爾附近一個大彈坑旁時，我猛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話：“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上帝啊！請賜予我

不為金錢所動的人

不為權力所害的人

講真話愛思考的人

擔責任珍視榮譽的人

勇敢的人。

小璇

32　羅伯特·卡帕！

一個有趣的、穿大兵服裝的拍照片的人。

——英格麗·褒曼

在北大國際政治系當學生時，我就不是一個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種種拗口的政治詞彙更令我神往。為了應付以苛刻聞名的北大考試，我不得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的屈股後面往圖書館跑。然則“其東走者同，其所以東走者異也”。英國的《簡氏武器系統年鑑》、《簡氏艦船年鑑》、《簡氏戰機年鑑》成了我的寵物。那套“時代—生活”版的14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畫史》尤令我終生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我們課本中種種令人費解的闡述產生了懷疑，身不由己地被這批用相機記錄歷史的傳人所折服。

很快地，我發現在種種版本的歷史書中，眾多驚心動魄的戰爭照片的右下角，經常標有一行細小的黑字：RobertCapa（羅伯特·卡帕）。顯然，這是照片的作者。我不由得產生了二十分的好奇。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好萊塢影后英格麗·褒曼的自傳中又看到了這個名字。褒曼把這位與她有過一段浪漫故事的卡帕先生描寫成“一個有趣的、穿大兵服裝的拍照片的人”。

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後，我終於在書堆中找到了卡帕的身世。這位遊俠老哥本是匈牙利人，真名為安德烈，18歲考入柏林大學政治系，可畢業那年正趕上納粹黨上台，匈牙利霍爾蒂亦效法德國實行法西斯主義，迫害進步青年，逼得他遠走巴黎。由於窮困潦倒、一文不名，安德烈不得不靠一架破相機賣照片為生。但時運不濟，儘管拼死工作，收入僅勉強餬口。

就在這尷尬時分，一位名叫塔羅的小妞兒從半空中掉了下來，心甘情願地給流浪漢做搭檔。塔羅人小鬼大，自稱是子虛烏有的“美國攝影大師羅伯特·卡帕”的圖片經紀人，而她那窮困潦倒的男朋友自然成了神秘的攝影大師羅伯特·卡帕的暗房工。少年伉儷狼狽為好，照片卻以以往五倍的價格成批地拋售出去，法郎美金滾滾而來，而憑空杜撰出來的“羅伯特·卡帕”成了從未露面的神秘人物。

1936年，蘇聯肅反成功，宣佈進入社會主義。十月革命中與列寧並肩站在鐵甲列車上向蘇俄紅軍揮手致意並被列寧稱為“惟一可以在三個月內組織起一支攻無不克的紅軍”的托洛茨基，此時卻成了“革命的敵人”，被驅逐出境。他的形象被斯大林從列寧身旁抹去。社會主義蘇聯開闢了用暗房技術隨意更動歷史照片的先河。

托洛茨基被驅逐到小亞細亞，輾轉到北歐，沿途孜孜不倦地宣揚自己的“不斷革命論“。從革命副統帥到流亡政客，托洛茨基自然成為國際傳媒追逐的熱點。可托洛茨基像討厭拔牙一樣憎恨攝影，每逢公開演說，必先將所有持相機者逐出國外方才開講。全歐洲的攝影記者都無法拍到託氏尊容。歐洲當時最著名的《VU》雜誌的總編輯重金懸賞天下勇夫，井親自徒手前往哥本哈根大學現場聆聽託兄侃山。

講演即將結束，被繳了械的攝影記者們，徒恨殺龍有技，拍照無門，《VU》總編大失所望，而在這時，身著管子工破夾克、肩扛工具箱的安德烈鑽了進來，當眾裝模作樣地拆開了一段水管，又笨手笨腳往回裝。

當夜，小妞兒塔羅一個電話打到《VU》總編輯的臥室：“老總，卡帕先生已經獨家拍得托洛茨基……”席夢思上的總編輯一躍而起：“晦，小妞兒，別再羅嗦了！快讓你那個髒兮兮的小夥子來我這兒上班！”

髒兮兮的小夥子從此乾脆公開改名為羅伯特·卡帕，挽著小鬼塔羅的胳膊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以一幅《士兵之死》開始職業戰地記者生涯。直到今天，人們也弄不清這幅力作到底出自這一對兒情人中的哪一位之手。小妞兒塔羅死於戰火後，卡帕出版了《西班牙內戰》，靡頁赫然一行黑字：“獻給塔羅，她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並永遠留在了那裡。”

這以後，羅伯特·卡帕流著眼淚告別了西班牙。輾轉來到中國，採訪了台兒莊大戰。在諾曼底登陸中，卡帕是300萬盟軍中最先在諾曼底猶他灘登陸的先頭部隊的一員。

隨著科技的發展，卡帕敏銳地預見未來戰爭愈來愈不適合攝影採訪：“戰爭就像女人，已經愈來愈老，失去魁力。”儘管如此，對當代的每場戰爭，他都要御駕親征。卡帕說如果未能參加進攻，“就猶如在美國星星監獄關了五年的囚徒，連豔星蓮娜端娜的幽會都沒有興趣”。

在參加了所有現代戰爭之後，德高望重的卡帕在印度支那的熱帶叢林中踏響了地雷。就在他的軀體被自下而上地撕成碎片之際，還本能按下快門，這張照片就是著名的《卡帕眼中的最後世界》。他生來一文不名，死時兩袖清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在獻給這位好友的輓詞中寫道：“羅伯特·卡帕不僅留下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下一種精神。”正如卡帕畢生所言：“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夠好，那是靠得不夠近。”

羅伯特·卡帕只活了40歲，短短的一生中參加了五次戰爭。卡帕嘗言：“那些在勝利到來之前壯烈犧牲的人們是最傑出的，可活著的人卻馬上忘了他們。”卡帕一生追求的就是讓歷史永遠記住那些西班牙內戰中衝鋒陷陣飲彈身亡的普通戰士，記住第二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時在萊比錫陽台上中彈倒地的美軍大兵……

兩杯黃湯落肚，我總是產生我就是卡帕轉世的錯覺，彷彿我真的經歷過卡帕經歷的一切，我滿身的臭汗也帶著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山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點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倆都是18歲那年進了名牌大學政洽系。還有，就是我們倆都有著同樣狹隘的自負，彷彿只有相機才能記錄歷史。

小璇

33　新聞檢查

“謹慎和大膽可以交替表現，但不可同時表現。”

一丘吉爾

1988年，新華社攝影部送我到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學習。筆試之後是口試，該中心主任鮑勃·希區科克親自主考。老鮑勃問我為什麼來這裡學習，我回答說，我從未想過到這兒來，全是我老闆硬逼著我來的。老鮑勃大惑不解，問我想去哪兒，我從牙縫裡迸出“Beirut（貝魯特）”。想不到老鮑勃一聽竟跳了起來，用缺了指頭的右手指著我：“嘿！小子！我就要把你訓練得能去貝魯特。”

以後我才知道，老鮑勃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年輕時曾是個大出風頭的戰地記者。幾個月後，當我從湯姆森畢業時，老鮑勃竟主動為我寫了一封硬得不能再硬的推薦信，聲稱要推薦中國最好的新聞攝影師到英國艦隊街上學。可我由於要到秦嶺拍野生熊貓而作罷。

老鮑勃教了我許多皮肉上磨鍊出來的絕招，如面對開槍的軍警應往人多的地方鑽之類，並危言聳聽地警告我，好記者不僅要能快速到達現場，還得善於對付新聞檢查。果然不出兩年，從北京到巴格達，老鮑勃的預言我全碰上了。

1990年12月23日，當我飛抵巴格達之時，由於戰爭迫近，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電傳機已被切斷，文傳機也因與伊拉克規定的型號不符而停止使用，首席記者老朱急得原地打轉，寫好的稿子就是發不出去。至於我的圖片發稿則更是困難萬分，首先我得將放大好的10寸標準傳真照片打好英文說明，送到伊拉克政府新聞部，經審查合格後再送至伊拉克通訊社圖傳室，由伊通社圖傳室向伊拉克郵電部要國際長途，再傳至新華社巴黎分社，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傳回北京。

由於巴格達情況特殊，對於所有會引起麻煩的敏感題材，我儘量擦著邊走。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氣氛迫使每個記者都格外謹慎。對於伊拉克新聞部組織拍照的諸如每日一次的反美遊行，作為“雅嘿”（兄弟）我場場必到，以博得好感。面對新聞檢查，光憑勇敢和誠實遠遠不夠，見機行事的機敏及對你所在國家政局的瞭解，對該國實力派發自內心的尊重是必不可少的。

戰爭爆發後，伊拉克規定記者發稿只許用英文和阿拉伯文，因為新聞審查官只會這兩種文字。未經伊拉克新聞部審查的任何稿件都不得播發。我送審的所有照片都本著同情伊拉克人民的苦難、譴責戰爭的罪惡、爭取國際社會幫助受戰禍迫害的伊拉克人民、絕對遵守伊拉克政府各項政策的立場，固此沒惹什麼麻煩。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墨家學派，四處兜售“非攻”。

在與巴格達敵對的特拉維夫，戰時新聞檢查制度更加完備。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大廳，專門設有以色列政府新聞部、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和新聞檢查官三個彼此獨立的辦公室。在這裡，記者可以用任何文字發稿，但必須將稿件內容用希伯來文或英文扼要彙報給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待著軍裝的新聞檢查官審核後，蓋上一個長方形的紫色圖章並簽上姓名才能發出。

以色列是個標榜新聞自由的國家，其新聞檢查更側重於軍事意義。記者採寫的所有稿件不許涉及與軍事有關的地名、數字等，例如對所有“飛毛腿”導彈命中的目標都只許說“擊中以色列中部某地”，以防止伊拉克根據新聞報道提供的信息，校正“飛毛腿”彈道導彈的發射軌跡。據我的以色列朋友奧麗特小姐介紹，大名鼎鼎的美國廣播公司就因報道了“飛毛腿”導彈命中特拉維夫某地而被勒令停止採訪，直到在電視節目中“向全體以色列人民公開道歉”後才獲准恢復正常工作。

戰爭爆發後，美製“愛國者”式反彈道導彈出盡了風頭。我一直想拍特拉維夫城外的美軍愛國者導彈陣地，可又不敢貿然行事。我找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的以色列國防軍新聞發言人，請求拍攝“愛國者”，可新聞發言人聲稱這類軍事目標嚴禁拍照，任我力陳“愛國者”導彈神奇的新聞性就是毫無效果。最後我說：“我的朋友、台灣電視台的朱增有就拍過‘愛國者’。我之所以不能拍是不是因為我來自北京。”這個軍官聽罷，像被蠍子蜇了一下連連搖手：“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台灣人可能是偷拍的。”這位發言人竟建議我也去偷拍，不過千萬別把周圍的環境拍進去，如果暴露“愛國者”導彈部署的位置，那麻煩就大了。

我和法國Les'tRepublican的Charleslaprevoto驅車到城外，可還沒等靠近“愛國者”陣地外圍的鐵絲網，就被巡邏兵發現，偷拍計劃流產。當日下午，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再度前往。成群的“愛國者”導彈四枚一組裝在巨型發射車上，昂首而立，每十餘台發射車排成一個足球場大小的方陣。這次我們學乖了，村田用佳能新F—1機身十FN馬達十300F4，我用尼康FM2機身十MD12馬達十80～200F4，隔著出租車的玻璃一通掃射，反正老鮑勃教導我們“新聞價值決定照片質量”。

急急忙忙跑回住處，我用肩膀撞開門，甩掉鞋，衝膠捲時緊張得直哆嗦。草草定影水洗，可膠捲上的“愛國者”導彈結像太小，任我把放大機機頭提到頂，偌大的“愛國者”發射架在照片上還不夠指甲蓋大。我只好把提到頭的放大機搬到洗臉池上，再摞上一把椅子，掉過頭來趴在地板上鋪平相紙，總算放了張只有“愛國者”導彈、沒有任何環境的10寸傳真照片。

待我興沖沖捧著這張10寸傳真照片、趕到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新聞檢查辦公室時，只見村田信一正站在那裡發呆。原來村因那捲用300mm鏡頭拍的反轉片因“暴露導彈陣地的環境”而沒能通過新聞檢查。村田說我那用200mm鏡頭拍的則更不在話下。可當他看到我用放大機頂天立地放出的照片時，竟氣得大哭起來，我壞笑著勸村田，拍負片有拍負片的好處。我的照片順利地通過了檢查，當天傳到了北京，《解放軍報》立即刊登了這張照片，這是首張出自中國人之手的“愛國者”照片。

在特拉維夫“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下，我結識了許多勇敢風趣的西方記者。他們大多智力超群，雄心勃勃，經驗豐富，不僅愛錢更愛榮譽，有強烈的職業自豪感。對他們來說，僅千把塊的普利策獎遠比六位數的年薪更重要。這些人對付新聞檢查有著豐富的經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約翰·海古德說：“在危險襲來之際，自始至終的鎮定是絕對必要的，這種鎮定建立在經歷了多次九死一生的基礎上。有人說我勇敢，那是瞎說。臨危不懼不是膽量問題，而是經驗問題。好記者每戰勝一次危險，就對自己的能力增強一份信心。這又刺激他去投入到下一場危險之中。”

2月11日夜，我第二次拍到“愛國者”導彈劃破夜空迎擊“飛毛腿”，前一次我用萊卡M—4十35mm鏡頭F1.4、1/2秒，拍到的“愛國者”導彈劃破長空的彈道軌跡由於太短，被新華社攝影部值班室的老歐槍斃。在電話裡，老歐說若用B門會更好些，但叮囑我千萬別再站在樓頂上拍導彈了。可我賊心不死，這次還用萊卡M—4十35mm鏡頭F1．4，B門，總算拍到了這一恐怖的夜景。

等警報解除、文字記者朱界飛從掩蔽部跑出來看我是否肢體完好時，我早已衝完膠捲並放好了一張傳真照片。放照片時我故意讓底片藥膜朝上，這樣放出的照片就成了一張影像相反的照片，使人無法根據“愛國者”導彈的飛行軌跡推算出愛國者導彈的位置，以免給以色列人民帶來災難。來不及關閉放大機，我和文字記者朱界飛跑到一樓大廳，他去查看外國通訊社如何報道剛才的空襲，我則提著美聯傳真機衝進新聞檢查辦公室。令人遺憾的是辦公室空無一人，估計躲避空襲的檢查官還沒從避彈室回來。我拎著水淋淋的照片衝到電話機旁，邊裝我的美聯圖片傳真機，邊撥008613073426（這是當年的新華社傳真照片接口）北京新華社，我朝聽筒中的袁滿怒吼：“袁滿，快收！”美聯社傳真機飛速旋轉起來，水珠灑了我一眼鏡，我這才大鬆了一口氣。因為這種老式的美聯圖片傳真機沒有監控，滾筒一轉誰也看不到滾筒上發的是什麼東西。我又做了個局，將幾張前一天通過檢查已蓋章簽字的照片擺在一旁，彷彿傳真機上傳的是它們中的一張，然後提心吊膽地守著我的寶貝照片。可就在這張“愛國者”截擊“飛毛腿”的照片即將傳完、滾筒行將停下來時，一名新聞檢查官突然撞了進來，他走到我面前，隨手翻看我扔在桌子上的照片，笑著問我為什麼拍了這麼多男女士兵接吻、摟抱的照片，我說因為我還沒有女朋友，挺羨慕他們的。說話時我的心已提到嗓子眼兒。在這關鍵時刻，一向沉穩得讓我著急的文字記者朱界飛踱著方步搖搖擺擺進來了，我頓時像老羊倌見到了毛主席。我面帶微笑不動聲色地用北京俚語快速地說：“快他媽讓他走，我要河北省‘完’縣了。”朱界飛手持稿子，指指點點把眼前的瘟神請了過去。我的圖傳機也恰在此時戛然而止。待到這位檢查官回過身來看我時，我早已換上了另一張照片。

就在我得意忘形跑回住所時，現實殘酷得讓我流淚。我剛才忙於放照片，把那張水淋淋的底片始終藥膜朝上卡在放大機集光箱下，現在已烤得起了泡。可我硬挺著沒趴下。我記得1944年6月6日諾曼底登陸時的羅伯特·卡帕也碰上過這麼一回。

小璇

34　再見巴格達

玩耍後睡眠，暴風雨中航行後入港，戰爭後休整，生之後死，這都是最大的快樂。

——斯賓塞《仙后》

1991年5月7日，我終於得到了伊拉克政府簽發的離開伊拉克的特許證和路條。在此之前，辦理離境申請足足花費了我兩個多星期。由於伊拉克的藥品試劑嚴重短缺，單是血樣檢驗就得等10天。而出入境的常駐外國人必須不停地提供血液證明。

而約旦駐巴格達使館的一位胖乎乎、穿得花裡胡哨、似乎進化得不夠年頭的圓囫圇小姐卻拒絕給我辦理過境簽證，原因僅僅是幫我辦手續的老朱對她叫了聲“夫人”。幸虧老朱應變能力極強，馬上感慨道：“我真沒想到至今還沒有一位男子有幸娶您這樣的美人。”黑胖小姐立刻轉怒為喜：“現在就籤。”

由巴格達到安曼的公路是伊拉克與外界聯繫的惟一通道，長約九百多公里，由東向西穿過寸草不生的大沙漠，西方記者稱之為“死亡之路”。

老學長鄭達庸張開熊臂擁抱了我之後，讓他的司機一直把我送出境。沿途被炸燬的公路已被清理，一些彈坑也填上新鮮的沙土，汽車殘骸堆在路邊鏽成團團烏鐵。我們嶄新的“巡洋艦”雖然輕快，可因為是新車，引擎耗油極厲害，才跑一半路，車頂四大桶備用汽油就已見底，此時離約伊邊境還有上百公里。為節油，我們不敢開空調，撲面而來的熱風至少50℃。太陽照在沙漠上，朦朦霧氣中，遠處忽然出現一片碧綠的湖泊，使人弄不清太陽在天上還是地下，其實這全是幻覺。長達五個半月的緊張採訪已經使我對危險的感覺變得遲鈍。

車到卡迪希亞邊防站，我和司機四處找人買油，回答都是“麻庫”（沒有），正在走投無路之際，發現一輛接著使團標誌的“奔馳”。一打聽，是斯里蘭卡駐伊拉克大使的車。這位佛國大使雙手合十爽快地命令司機立即給我們抽油，並堅決拒絕收款，只收了我們兩罐茶葉。他說“互相幫助，友誼第一”，之後是阿彌陀佛之類。我亦虔誠地背誦起“槃若波羅密多”。

駐安曼使館的小李曾在敘利亞留學，說得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有他送我到安曼阿麗亞機場，辦理各種手續格外順利，直到第三道安檢，小李才被擋在了線外，高大魁梧的邊防警察對旅客逐一搜身。我規規矩矩地先把傳真機遞上去，然後是一大摞傳真照片。幾名安檢官員一擁而上，爭相傳看照片，竟把我曬在一邊。這時走過來一位上校，一聲斷喝，大兵立即畢恭畢敬地將我的照片呈上去。上校走到一張辦公桌後坐定，戴上眼鏡，一張張仔細翻看。待聽得上校一聲低吟，我趁機走上前去給上校講解照片的內容。“七·一六”大橋、飢餓的兒童、被美軍炸燬的兒童奶粉廠、被政府軍擊斃的庫爾德武裝分子……我抬頭朝玻璃門望去，見小李還在緊張地注視著我，我高舉右手做了個“OK”手勢。上校終於將照片全部還給我：“很好，應該讓全世界知道戰爭的罪惡。”

安曼時間5月12日22點30分，我搭乘的約航班機開始滑跑。一位漂亮的空姐問我：“你是日本人？”“不，中國人，人民中國。”小姐嫣然一笑：“中國飯好吃。”

當地時間5月14日11時30分，我飛抵曼谷。我的土黃色的沙漠迷彩褲和笨重的傘兵靴令生活在和平環境中的人們驚異。我看著泰國人的面孔，與中國人非常相近。面對無數張“中國臉”的海洋，我無法辨認誰是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同胞。我擔心自己身上的“新華”標誌還不夠醒目，就拿出幾張10寸傳真照片，在其背後用“詩德樓”記號筆寫了一尺見方的三個字“新華社”，把它豎在行李堆上。好奇的旅客總想翻看方塊字背後的畫面，我可沒心思在這裡辦影展。正當我急不可耐、準備叫出租車的時候，新華社曼谷分社來接我的小邵在人群中發現了我。

中午，我們在乍都扎公園門口吃了頓海鮮火鍋，這是我參加海灣報道五個多月以來吃得最美的一頓。曼谷分社要留我住兩天，可我們攝影部老闆命令我立刻返京，否則就要扒我的“鴨皮”。當年腐敗還不盛行，攝影部不許記者利用採訪之便遊山玩水。在我撤離巴格達時就已接到老闆要我“保持晚節”的指示。

就要回到祖國、回到親人身邊了，心情卻比在戰火下的海灣時更不平靜。戰爭鍛鍊了我異於常人測知哪裡將要發生重要事件的能力，只有受過嚴格訓練的眼睛，才能觀察到細緻入微的東西，得出令人信服的正確結果。泰戈爾老人詩云：“天空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可我驕傲，我飛翔過。”

回首戰時的五個半月，我想念曾與我一起日夜奮戰在海灣的各國同行：共同社的河野澈、大河源利男，CBS的約翰·海古德，美聯社的多米尼克，東京新聞的草間俊介，法新社的阿德利，自由撰稿人村田信一……就在我們採訪基爾庫克前幾天的3月29日，美國《新聞週刊》攝影記者加德·格羅斯永遠長眠在那裡，他只有27歲。我曾在約旦河谷貝卡難民營與他有過一面之交。

新華社社長郭超人曾對我說：“攝影記者應該是最勇敢、最忠誠的人。新華社攝影記者更應該如此。”我不過是想當新華社“攝影翅膀”上硬羽毛的多夢青年，歷史成全了我，讓我趕上了一個好的時代、好的集體。並不富足的人民使我得到了一流的教育和培訓。我幹得並不很好，只是盡了力而已。

飛機將我和祖國的距離不斷拉近，我就要見到日夜指揮我採訪的老闆們、幫我保障傳真線暢通的傳真員袁滿和新聞中心的哥兒們了。

走出機場，我一眼就看見了我的老闆，我邁開傘兵靴衝上去，把我髒兮兮的阿拉伯包頭蒙在她的頭上。我心裡默唸：緬懷戰爭中喪生的無名英雄，獻給他們的母親。

戰爭結束了，我們休息了，

但大炮和坦克沒有休息。

戰爭結束了，我們回家了，

可我們的兄弟沒能回來。

戰爭結束了，我們還活著，

【全書完】

小璇

附錄一　鴨子這傢伙

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劉憶分

鴨子這傢伙，有時跟他在一起，你會覺得真累。一米八三的大個兒，坐不住，老在你面前晃悠。盯著你，滔滔不絕，高興處，不僅眉開眼笑，還舞之，蹈之，手腳恨不能全比劃上，簡直能把人侃暈乎。這時，你會驚訝，這傻鴨子會有這思路、這學問、這口才。

京城攝影圈裡有句極精闢的話，叫做：唐老鴨是寫的比拍的好，說的比寫的好，乾的比說的好。作為一個攝影記者，此話不知是誇是貶，反正他聽了挺樂乎。這人，就喜歡聽好聽的。要是滿臉烏雲，準是誰說到了要害，也不管周圍人多人少，高興與否，一屁股坐一旁發呆。可有一點，這傢伙幹起活來，真是不要命。1987年他剛進新華社，就和法國記者一起徒步走長城，照片居然被西帕、西格瑪們買了去。1988年他為美國一家公司拍野生熊貓的照片，進入人跡罕至、冰天雪地的秦嶺。人們印象中的國寶都是一副溫馴可愛的模樣，坐在地上啃著竹葉，悠哉悠哉，偶爾還能表演個節目什麼的。可在高山大林中，熊貓卻野性十足，靈敏輕捷，奔跑跳躍在鋒利的竹叢與冰硬的雪石之中。給它拍照片，你得在茫茫雪嶺中細心尋覓，雙腿不時要泡在刺骨的雪水中，而且一蹲就是幾十分鐘。一有動靜，恨不能用百米衝刺的速度，追著那野物跑上幾里地，可累得你都喘不上氣來時，熊貓又已無影無蹤。當他的老闆專程去美國捧回那精美的大畫冊時，他又像個孩子似的只知道嘿嘿傻樂。只是在夜深人靜時，他會躺在床上不停地揉著貼著虎骨膏的雙腳。

1990年他又從海拔50米的北京移師到海拔五六千米的青藏高原，加入了可可西里無人區科學考察隊。可可西里，被稱為世界第三極，蘊藏著極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也以嚴酷的自然條件聞名於世。剛去的一段日子裡，他每早穿衣服都得十幾分鍾。一個大小夥子，愣是氣喘吁吁抬不起胳膊套不上衣服。三個多月，沒有新鮮蔬菜。回到北京，多了個習慣，吃個水果，恨不得把籽兒也全嚼了嚥下去。可是新華社有了一套完整的關於這地區的照片資料。

1989年山西地震，他聽到廣播就從家裡衝到社裡，鑽進他老闆備好的汽車，成為震後首位進入震中的記者，連續工作了38個小時。“新華”的照片不僅佔領《人民日報》等國內大報，就連美聯、法新、路透用的也全是“新華”的。

外交部招待所大火，被警方嚴密封鎖的“長城情死”，不願見中國記者的阿蘭·德隆到京，蒲黃榆火車相撞，故宮宋牆倒塌，蘆溝橋獅子被雷擊劈，採拍押送回國的劫機犯……他要麼風風火火趕到現場，要麼能在機場上守一夜。追蹤轟動一時的京石公路事件，追捕殺害北大學生兇犯案件，他能星夜驅車趕到外地。

在可可西里雪山上，他聽到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立即給社領導打了請戰報告，並迫不及待地拍電報讓好友準備資料。下山後，他就顛兒顛兒地部裡、社裡、外事局、北大東語系、公安局、使館……一關又一關到處說好話、表決心。累極時，撩起褲腿發愁：“這兩條腿越發的一條細，一條更細，怎麼辦喲。”於是每天用那條細腿練蹲下站起。明知道該上醫院治療，可就是不敢，怕耽誤時間，上不了前線。就這樣，他邁著粗細不一的雙腿，走出了國門，走向了世界。

這回從雪山到火海，他身著縫有五星紅旗、塗寫著“中國新華社”字樣的攝影背心，隻身轉戰於伊拉克、約旦、塞浦路斯、以色列、埃及。五個多月，憑著幾句現炒現賣的阿文，操著半生不熟的英語，居然跑遍了大半個中東。

朋友們說，他那股風風火火的勁兒來源於辦公桌上掛的那張卡帕照片。他常說，這位踩著地雷還不忘按下快門的羅伯特·卡帕，似乎在天天催促他：鴨子，別閒著，快，出去幹活去。

幾年新聞跑下來，不僅京城的新聞圈熟悉了他，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同行們也漸漸知道了這個為“新華”、為搶新聞玩兒命的唐老鴨。為拍片，為給中國爭臉，對老外他照樣不買賬。第一次領教這種厲害的可能是法新社的凱瑟琳。那次他們為一個最佳拍攝位置互不相讓，鴨子一急，差點連北京痞話都出口了。結果贏了，法新、西帕、西格瑪買下了“新華”的片子。活兒完了，凱瑟琳也成了他的朋友。鴨子去中東後，這位金髮女郎還打聽他的情況，為他的安全擔憂呢？

因報道艾滋病而獲世界新聞大獎的瑞寧格、英國湯姆森國際培訓中心的老鮑勃……這些資深的名記者都不知為什麼被這個中國的年輕人迷住了，他們樂於與他神侃，教授他一些用皮肉之苦甚至是生命危險換來的拍照“絕招”。在海灣時，各國各大通訊社都紛紛派出自己的最佳陣容加入到這場世紀之戰也是新聞大戰的角逐中。在巴格達，在以色列，日本共同社的老朋友河野幾次提供了無私的援助；關鍵時刻，美國的斯迪夫把他當做“救命的稻草”，加拿大的喬與他患難與共；印尼的、法國的、英國的、巴基斯坦的記者們在共同的採訪中也不得不對中國記者刮目相看了。河野說：“新華髮的德奎利亞爾為和平斡旋來到巴格達機場的照片，是各大通訊社中最漂亮的，日本用的也是‘新華’的。”他對各類武器、裝備型號、性能的熟悉，對世界軍事戰況的把握，使得他成了這幫外國同行的“軍事顧問”。遇到個什麼坦克、導彈，不時有人要拉住他問個長短。

可是，為了這一切，他準備了十幾年。上高中時，他從家傳的一台老“祿來”開始接觸攝影，看著一本30年代柯達公司的英文小冊子《如何拍好照片》，他依樣畫葫蘆給自己釘個印像箱，天天盼著日落西山好關門印照片。五外公邵力子的好友黃翔成了他的啟蒙老師。這位大攝影家告誡他，攝影功夫在攝影技術之外，可他當時似懂非懂。

1979年他進入北大國政系學習，耳目頓覺一新。喜好讀書的鴨子在北大國書館熟知了斯諾的好友、那位曾拍過“台兒莊大捷”、“宋慶齡和周恩來在武漢”的攝影師羅伯特·卡帕。卡帕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個角落，幾乎拍遍所有的現代戰爭。鴨子為卡帕的經歷、卡帕的精神深深感動。他認為，卡帕精神就是一種為人類進步拼命工作的獻身精神。從此，他迷上了卡帕。

1983年畢業後他被分往中國政法大學任教。講台成了釋放、施展他才能的起點，努力勤奮的敬業精神、活潑生動的授課方式、廣博深厚的學識，使他成為受歡迎的教師。正課之餘，他還開設了二次大戰史選修課，讀了三年在職研究生。這是段自在輕鬆的日子，至今他常懷念政法大學那寬鬆的學術環境，小小課堂給他起飛前的自信與預演。但教課的同時，他始終不忘他的相機、他的卡帕。他仍在積累著、準備著——從理論到實踐。

終於，1987年初他叩開了新華社攝影部的大門。從此他如魚得水，天天奔走於北京的大街小巷，而什剎海邊的那個家，就簡直像個旅館了。他白天黑夜不著家，家人理解：為新華社幹活去了。他要是有一天在家閒著，家裡人倒不習慣了，還得提防著躲著點兒，一沒活兒幹，他就難受，瞧著誰都要橫眼運氣。可他媽媽樂意：不管咋的，看著兒子在身邊就安心。可以讓他喝上碗熱粥，吃上幾張娘親手烙的餡餅。要不這幾年跑新聞跑出來的胃病怎麼好得了呢？

可要一聽見腰間的BP機嘀嘀作響——準是又有新聞了。他頓時像只候食多日的老虎，渾身一抖，精神大振，衝將出去。

他喜歡紅色，因為“騎自行車撞不著”，於是不管走到哪裡，一襲紅衫成了他的標誌。那個紅色的身影一齣現，人們就知道又有麻煩了。“紅色在行動”——1988年《中國青年報》上刊登的關於他的一篇特寫表明了圈內人對他的認可、國外人對他的瞭解。

他人緣不錯，那滿臉的燦爛，贏得了上至部長下至平民男女老少的信任和友情，可是他那憨憨的眼神中不時閃過的一絲狡黠告訴你：這小子不傻。為達到目的，他會使盡渾身解數。那年，他就是夾著一卷登有他拍的頭版照片的破報紙，穿一身洗得發白的中山服，一副極誠懇的青年樣兒，來到我的辦公室，得到了一張記者採訪證。就連北京市公安局長蘇仲祥、副市長張百發也成了搭肩摟腰站在一起合影的朋友。翻開他那破破爛爛、貼了又貼的通信錄。看看那分門別類排列的上千個地址與電話，就知道這傢伙幾年下的功夫。

不知底細的會以為他有多大背景，同齡人則羨慕他的好運氣，其實，他就想當個好記者，是中國的好記者。在這個金錢與權勢被相當一些人信奉至上的社會里，記者，尤其是國家級通訊社的攝影記者，本是個很不錯、相當有油水可撈的職業。憑他的相機、他的名氣，他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到大把的“大團結”、美元港鈔。他信奉的是：我要忠於我的“新華”。他能放棄參賽得獎的機會，聽命於“老闆”的調遣；為了“新華”，他能扔下發大財、得大件、出國旅遊、休假的好事，就知道忙於那不來錢的拍照、衝卷。有時晚上一個活動結束了，別人都回家睡覺了，他還是回社裡衝捲髮稿。因為“新華的稿是新聞稿，要當天的”。當今，大批年輕人都往美利堅、法蘭西、英格蘭湧去，他卻主動申請去那整天不得消停的中東。海灣打起來時，他迎著炮火去那兒玩了一趟命，回來後，沒立功沒受獎，沒長工資沒分房，可他也沒吭聲。照樣背起相機，從前線到了洪水災區。他那股要獻身理想的真誠，那股認真得近乎學究的憨勁，使我在第一次見到他時竟驚訝：在這20世紀90年代的京城，從事著這時髦、現代的行當，居然還有這麼書卷氣的記者。如果說，不凡的家世、良好的家教，薰陶了這位年輕人比同齡人更深厚的文化功底，四年的北大教育培養了一種信仰與精神，四年的執教生涯訓練了他的思維與表達能力並且給予了一種理論的修養與準備，那麼，四年“新華”的經歷與環境對他的成長與成功更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念念不忘“新華”對他的“恩情”：“新華”老總們對他的關懷、老小記者們對他的幫助教誨，“新華”為他提供了BP機、手攜式移動電話，送他進湯姆森國際新聞中心培訓，送他學開車……要是“新華”有誰誇他一句，他能樂得屁顛屁顛的，恨不能記一輩子。

生活中，有時人顯得很有些迂，有些不合時宜。他能把應得的禮品全送給隨車司機，因為“他比我更辛苦”；他能在刺骨的冰水中揹著老人與女孩過河，一聲不吭；他能為大獎賽中弄虛作假、欺負百姓的罪惡“慣常”行為痛苦得輾轉難寐；他能為一篇小說感動得涕淚交加，在火車上出盡洋相；他能傾盡身上所有給飢餓的孩子；他能為與一隻小狗的分離而珠淚潸然。他還會踩縫紉機，家裡的縫紉機還是買來後他自己裝配成的；他會彈吉他，他會下國際象棋，興起時還願教你一兩手。他閒暇時會給你吹上一段不成調的口哨、唱上一曲崔健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侃上一段令人捧腹的民間故事……

是的，他熱愛生活，熱愛自然，更愛他的祖國、他的人民。去年他申請赴海灣前線的報告批准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攝影背心的前胸後背分別縫上鮮豔的五星紅旗。在海灣的一百多個日日夜夜裡，不管多苦多累多難，他牢記的是：決不給中國人丟臉，要為“新華”爭光。

今天他又踏上赴中東的行程，揹負著中國新華社的使命：他成為新華社中東分社常駐記者。他又開始活躍在開羅的街頭巷尾、古蹟遺址，用自己的鏡頭去捕捉、去反映埃及人民的古今生活。他往往是一上班就駕車出去“野”，直到日落西山才回分社衝卷做片子。從國內各大報紙不斷亮相的照片、文字，朋友們又好像見到了他。這小子還是閒不住。半年來，鴨子不僅在埃及境內轉悠，從開羅到南部的阿斯旺到北部的阿拉曼，還和他的同事在利比亞被聯合國制裁的當間冒險進入利比亞。兩週內，他們克服重重障礙，搶拍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還意外地受邀採訪了卡扎菲，參觀了利比亞女子軍事學院。前不久，他又千里單騎穿越埃及的大沙漠赴以色列採訪，收穫又是大大的。當朋友們羨慕他能親臨目睹吉薩金字塔及獅身人面像、驚呼“這小子居然和大名鼎鼎的卡扎菲坐在一起照相”時，人們可曾想過，這段日子他碰到了多少困難：語言不通，像個“聾子”、“瞎子”似的與阿拉伯人比比劃劃，連蒙帶猜，彼此才似懂非懂；生活習慣相異，在京城他最怕牛羊肉的羶味，可如今只能天天湊合，愁得他媽老想給兒子包頓豬肉餡的餃子送去；還有，遇上中東這麼塊動盪之地，人的神經總是緊張兮兮，“階級鬥爭”的弦繃得格外緊，略有不順眼，相機就要遭殃，膠捲被強行拉出曝光，人也得挨刺兒受辱。碰上個非常事件、是非之地，還老得後腦勺上長隻眼，以提防那不長眼的槍彈。可鴨子不願提這些，整日還是“嘻皮笑臉”的。就是一點他認真，讓他“深情”：“我好想好想我的祖國。真的，我不想家，但想我的祖國。”跟真的似的，可這時他的確樂不起來了，好像有許多許多往事在回憶、在追憶……

瞧，忘了介紹大名了，鴨子人稱“唐老鴨”，中國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也。

（本文原載《大學生》雜誌1992年第5期）

小璇

附錄二　中國記者在海灣

《北京青年報》副總編輯孫偉

海灣戰爭中，本來在中國新聞界就已小有名氣的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一下子成了新聞人物。從去年12月底到戰爭停火的兩個來月時間裡，他從戰區發回一百餘幅傳真照片，其中五十多幅發表，全國各大報紙幾乎天天都有他拍攝的照片，登來載去，尤其是那張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機場的照片，人物表情、攝影角度都絕了！據說當時香港12家報紙全部採用了這張照片。

特殊時期，在巴格達拍照可太困難了。如果沒有伊拉克新聞官員的帶領，背相機上街都是違法的。士兵、警察，甚至老百姓都可以沒收你的相機，揪出膠捲曝光。唐師曾便將五星紅旗縫在攝影背心上，前後還都用中、英、阿三種文字寫上了“中國新華社”。他特意學了一句阿拉伯語：“西尼夏比撤狄克！”意思是：“中國記者好朋友！”逢人便講，講完就笑。這一招兒還真靈。人家看他挺和氣，就不太和他“較真兒”。藉機，他搶到了不少珍貴的鏡頭。

1月12日夜唐師曾接到北京的命令：設法拍到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在巴格達的照片。然而，要找到這位秘書長談何容易！13日他和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朱記者整整奔波了一天，直到晚上8點才追到薩達姆國際機場貴賓樓。

大廳裡聚集著二百多名各國記者，都在等待著秘書長的出現。

德奎利亞爾終於在官員們簇擁下來到機場。一時間記者擠作一團，相機、三腳架互相碰撞，叫聲響成一片。在這種情況下，鋁梯、三腳架根本支不住。唐師曾順手將早已物色好的一把椅子搶過來，一步跨了上去。本來他就一米八多的大個兒，再站到椅子上，角度太有利了，饞得美國記者翹著腳直問：“怎麼樣？”他邊拍邊得意地說：“絕啦！”

德奎利亞爾進了一個專門的小廳，記者們被攔在門口的鐵欄杆外，唐師曾擠在前排，他顯出規規矩矩的樣子，還不時衝警衛微笑。於是，警衛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幾個西方記者身上。就趁他們稍不留意的機會，唐師曾猛然抬腿跨過欄杆，三步兩步追上了德奎利亞爾一行。他聽到了身後警衛的怒罵和追趕的腳步聲，但他頭也不回，緊貼著官員們往裡去，終於抓到了最好拍攝機遇。事後，外國同行問他：“你就不怕他們開槍？”唐師曾樂呵呵地答：“不會的，我離阿齊茲那麼近！”

開戰後，唐師曾隨最後一批記者離開了巴格達，後經安曼飛抵塞浦路斯，從這裡辦了進入以色列的簽證。

此時，飛往以色列的班機全停了。但唐師曾一分鐘也不想等，因為每一分鐘以色列都可能爆發新聞。他冒險搭乘一架小型私人飛機。2月1日，天下著雨，這架螺旋槳飛機在風雨中顛簸，窗下一片漆黑，只能看見窗戶上疾下的雨滴。突然，飛機猛一下沉，唐師曾心裡也一沉，不由自主地把“尼康”緊緊抱在懷中。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考驗，好不容易到了特拉維夫。在以色列政府新聞部辦公室裡，一位官員驚奇地盯著他胸前的五星紅旗感慨道：“我第一次見到北京來的人，您打算呆多久？我馬上給您辦證件！”

在特拉維夫14天，天天趕上空襲警報，警報一響，工作人員便將所有客人趕入設在六樓的防毒掩蔽室。唐師曾卻沒有一次進掩體，而是一聽警報便抄起傢伙往外跑。有時在大街，有時在陽台上仰望天空，等候“襲擊”。2月9日凌晨2點多，警報再響，唐師曾照常爬上陽台等待，這次“飛毛腿”真來了，一條火龍劃破夜空，接著兩聲巨響，樓板都震得顫抖。唐師曾拍下這珍貴鏡頭後，立即衝下樓，往爆炸點趕去。那裡，房屋炸塌，煤氣管、水管崩裂。前來搶救的人亂成一團，唐師曾立即舉起相機。但一個以色列士兵卻上前擋住他的鏡頭。這下他急了，再也笑不出來，破口大罵……

在電話裡，唐師曾這樣對採訪他的記者說：“我決不會給中國人丟臉。我會給新華社玩命幹活！”

新華社攝影部的徐佑珠主任對她的這個兵十分滿意。她帶有幾分得意的口吻補充說：“除了拼命的精神以外，還有一點特別重要，張郇和唐師曾都是‘全天候記者’，會外語，能拍照片，又能寫文字稿，還會開車。為此，新華社下了不小的‘本’。但如沒有這些條件，他們海灣報道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本文原載《北京青年報》1991年3月8日）

小璇

附錄三　大街上揀回一個寶

——唐師曾一二

新華社攝影部主任、中國照片檔案館館長徐佑珠

《人民攝影報》連續發表了唐師曾從海灣發來的文字和圖片報道之後，《人民日報》2月3日又在“每週文摘”版“摘”登了唐師曾的戎裝照片。一名專事新聞報道的記者一時成了新聞人物，他的像片被幾家報紙轉來摘去，這本身就極具新聞價值。

“唐師曾是怎麼來新華社的？”

因為據《人民攝影報》介紹，唐師曾1983年從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後，分配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所以人們有這樣的疑問。

“從大街上揀的。”

這回答不完全是玩笑。1986年冬天，一位在新華社工作的北大畢業生走進我的辦公室，引薦一位想當攝影記者的校友。沒待我開口，這校友便虔誠地捧過一本貼了他幾十張見報照片的大本子，證明自己在新聞攝影方面的建樹。我接過來翻了翻，未見佳品，隨即就遞還給他。也許是我漫不經心的態度傷了他的自尊心，他頓時漲紅了臉，急切地介紹自己如何愛好新聞攝影，說如果讓他當新華社記者，他一定像卡帕那樣玩命地幹活，而且什麼要求都沒有，除了兩台萊卡或尼康……

“來了就想當記者？還要兩台相機？”

“一台也行。”

“一台也沒有，也不能來了就當記者。如果新華社要你，讓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哦，不給相機，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他深思了片刻，“行，只要讓我來新華社。”

他從我辦公室出去後，走廊上滿打招呼。奇怪，攝影部怎麼這麼多他的熟人？一問，有個把是校友，多數都是大街上採訪時認識的。小夥子們說，到哪兒都有他，這人一見背相機的就親，見面熟，又挺謙虛，所以對他都挺有好感，聽說他想來新華社，都幫他說好話。

政法大學也願意成全他，儘管捨不得放走了一位好教員，但他實在太迷照相，留不住。

幾個月後，他如願以償。那些在大街上認識他的“老新華”逗他說是揀來的。

只看照片未謀其面的人可能以為唐師曾很魁梧，其實這個形容詞對他不合適。他雖說是1米83的個頭，但有些羅鍋，不著意挺起胸脯，得減去三釐米，身材偏細長。一張清秀白淨的臉上架副近視眼鏡，摘掉鋼盔，一副書生氣概。可在我們攝影部，誰要把“書生“這個概念和唐師曾的形象聯在一起，一定是他的大腦軟件出了毛病。有誰見過唐師曾穩穩當當地走路、按台階爬樓呢？他什麼時候都是急匆匆的，彷彿屁股後面永遠跟著追兵。

“下雨啦！”剛來的那年夏天，一個下午，他衝進一間又一間辦公室，興奮地大叫。

下雨誰看不見？下雨有什麼可激動的？一位小姑娘被他叫得心煩，罵他“神經病”！

他生氣地嘟噥：久旱下雨，就是新聞……轉身背起相機衝向大雨滂淪的大街小巷。晚上回來，渾身溼透，卻眉飛色舞，捧給編輯一摞千姿百態的雨中人物照片，連罵他神經病的小姑娘也高興地誇他“唐老鴨真聰明”。一組《雨中曲》專題照片發到香港，大受報紙歡迎。

這以後，他仍然經常犯“神經病”，又經常在捱罵之後得到誇獎。

他拍的照片越來越多，他的要求也隨之多了起來。兩台尼康已經不在話下，他還要BP機，要無線電話，要汽車，車上還要有麥考爾用的那種警燈，遇到緊急情況，能像麥考爾那樣，把警燈往車頂上一放，紅光閃爍，警笛長鳴，通行無阻。這過程中，又不知多少次捱罵。但他堅持，今天要，明天要，向主任要，向社長要，一遍一遍地向上司宣傳，這些東西都是記者必備的。他的要求終於被理解，除了麥考爾的警燈沒指望，專用汽車在國內暫時也沒條件。BP機和無線電話到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名片上加印四個字：“晝夜工作。”攝影部成立新聞中心的頭一年，幾乎每天都有他“晝夜工作”的成果。

他的要求沒完沒了，從要設備，轉而要任務。

山西大同、河北陽原間發生地震，電台廣播後剛半小時，他已從家裡騎車到新華社，連蹦帶跳地衝進攝影部值班室，全身顫抖地抓起電話要國家地震局。買10包餅乾，乘一輛“大發”，飛車千里，趕在救災的解放軍之前到達震中地區。連續38小時工作，向全國和世界各地發出第一批獨家新聞照片。

北大生物學家到秦嶺考察野生大熊貓，正是秦嶺山區一年中最寒冷的季節，他穿著普通的羽絨衣跟了去。在海拔2000米～3000米的林海雪原跟蹤搜索。人過竹林中的大熊貓通道必須爬行，竹叢上一寸多厚的積雪灌進脖子，兩層防寒服都溼淋淋地貼在脊樑上，大頭鞋也灌滿了雪水。但能拍到完全在自然狀態下的野生大熊貓，就足以補償一切。當大熊貓在雪原上消失，他的眼淚滴在取景器上，融化了上面的積雪。他珍惜這年冬天的經歷，說一輩子也忘不了。

為了揭開可可西里神秘的面紗，他隨國家科考隊去了海拔五千多米的無人區。那裡嚴寒、缺氧、乾旱、強輻射，由於從來無人涉足，被稱為“神秘的死亡地帶”，輕微的感冒就可能導致肺水腫，幾小時內喪命。死亡的威脅擋不住他對那“野生動物樂園”的嚮往。為了追拍雲端裡的野犛牛，走幾步就得扒在岩石上喘粗氣，肺像在油裡煎，幾乎要炸裂。這光景，他竟能生出無限的遐想：從“乞力馬紮羅的雪”到“走出非洲”。

海灣戰雲密佈，他一份報告又一份報告，以至直接上書社長，要求派他去拍攝第一手戰地照片，和美聯、路透們比個高下。40天工夫，他從巴格達到安曼，又從安曼到特拉維夫，單槍匹馬，拳打腳踢，已經有近30幅照片和6篇文章見諸報端。

在新華社三年，他去了不少沒人去的地方，都是他自己要求的。惟有一次例外，1989年初春去德國多特蒙德採訪第40屆世乒賽，是組織派遣的。

他整天東跑西顛，看不見他有安分的時候。攝影部辦青年記者培訓班，請他講講採訪社會新聞的體會，早就跟他打過招呼，但從不見他坐下來準備，辦班的人提醒了幾次，果然準時上講台，帶著厚厚的講稿還有若干張卡片。從中國講到外國，從魯迅講到黑格爾，旁徵博引，滔滔不絕，有理論，有實踐，令聽課的老少同行折服。

講課的時候，離他去巴格達還有五天，他在課堂上說，要去巴格達，要當卡帕，最好是單身男青年，別結婚。

如果你因此相信了他是預見有巴格達之行，才沒談戀愛，甚至以為他會為事業抱獨身主義，那可就上當了。

他剛來新華社那年，有人給他介紹對象。當時兩伊戰爭還沒結束，他整天嚷嚷要去貝魯特。他問介紹人，姑娘有尼康嗎？她能去貝魯特嗎？具備這兩條，我就同意。態度挺誠懇，氣得介紹人罵他傻瓜。他笑嘻嘻的，好像真有點傻。

裝傻，是他應付難題的絕招，這招數到巴格達還真用上了。臨戰的巴格達，不許任何外國記者隨便拍照，背相機上街被視為“違法”。老百姓不懂英語，他不會阿語，除了“西尼夏比撒狄克“（中國記者好朋友），說完這句話，就沖人家傻笑。老百姓莫名其妙，看他樣子和氣，便朝他友好地揮揮手，不再糾纏。

在巴格達機場採訪聯合國秘書長時，他又一次靠裝傻得逞。軍警命令所有記者列隊進入一間屋子與德奎利亞爾見面。他俯首聽命，規規矩矩，趁其不備，一個急轉身，邁腿跨過欄杆，幾步小跑，追上秘書長一行，緊貼著貴賓往裡走。這回真的是後有追兵，他卻佯裝不知，搶到最好的位置，拍到令美聯、共同記者望塵莫及的鏡頭。

有道是大智若愚。識不透他的狡黠才真是犯傻。

（本文原載《人民攝影》1991年2月13日頭版）

小璇

附錄四　紅色在行動

——記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

新華社記者羅更前

影星阿蘭·德隆到京，在一個不允許任何記者拍攝的場合，卻有一台相機硬是擠了進去，操作這台相機的是個穿紅色上衣的青年記者。

京津公路上，一輛“奔馳”牌轎車，以140英里的時速，緊緊尾隨著公安局的警車，車上坐的又是這個身著紅上衣的青年，在抓獲殺害北大研究生的兇犯時，他按下了快門。

外交部招待所起火，迅速到達現場，衝進火場，端起相機的，還是紅色上衣……

這個經常身著紅色上衣活躍在新聞現場的青年是新華社攝影記者唐師曾。他喜歡紅色，需要紅色，他認為紅色有緊迫感，紅色熱情、好勝，容易給人留下記憶，為下次採訪提供方便。

一年半之前，他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師，再往前，他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的學生。憑著他的勤奮，憑著他那一張張用草板紙裱糊的半生不熟的作品，去年1月，他敲開了新華社的大門。從那時起，攝影部的發稿欄裡出現了一個新的名字，幾乎每天都有。同行們很快就將這個名字和那來去匆匆的紅色身影對上了號。就在小唐擔心自己的潘太克斯相機不定哪天就會因勞累過度而罷工的時候，他領到了尼康。

“發我兩台尼康……”，他激動得像范進中舉一樣逢人便講，以致在工作時不慎被裁刀鍘破了手。幾天後，他又因如願地領到了鏡頭，高興地一躍，頭撞在門框上，打了“補丁”。小唐的確興奮過度，只有那些親身經歷過戰火的士兵才懂得武器精良的重要。

就在大家認為唐師曾躊躇滿志、如魚得水的時候，小唐突然感到心虛了。他拼命向有經驗的記者學習，希望能集眾家之長於一身，他有一大幫師傅。他一面向周圍的同行拜師求教，一面像當年著迷於世界戰爭史一樣開始津津有味地研究世界著名的新聞攝影記者是如何工作的。

他敬佩美國的羅伯特·卡帕，在踩上地雷的一瞬間還不忘按一下快門，並含笑死去，他覺得為自己所酷愛的事業獻身是值得的。

他把路透社駐菲律賓首席攝影記者維科所說的“我為我的傳真線拼命”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他只著眼於他每天的發稿量，只關心他的“老闆”需要什麼樣的新聞照片、人民想看什麼新聞、自己怎樣拍到這樣的新聞。他希望他的讀者能在採訪現場、在見諸報端的新聞照片署名中結識他、承認他。從他領到相機到現在的400多天裡，他已經向國內外發出了700多張照片，這樣的工作效率確實令新華社的同行們刮目。

有人覺得他不像是官方通訊社記者，這大概是因為他不夠氣派，或許是因為他的採訪途徑太不正式。確實，小唐獲得的許多采訪線索是有點邪門兒，這是因為他的人緣兒好、交際廣，從掌握實權的政府官員到某傳達室的看門老頭都是他的結識對象，都有可能成為他的“眼線”。

人們看他憨厚、滑稽，而且又姓唐，便給他冠以“唐老鴨”的外號，他欣然納之。其實，這在某種程度上掩蓋了他的機敏。誰能相信他曾經採用被值勤人員抓進去的方法接近採訪對象，他曾經大敞著鏡頭，風風火火地將一張張新華社攝影部的廣告煞有介事地塞進值勤人員手裡，當人家展開閱讀時，他已混進了包圍圈，到達了拍攝現場。

唐師曾這位27歲的年輕記者，儘管所拍攝的照片水平還有待提高，儘管他還很不成熟，但他那紅色的身影畢竟在行動……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報》1988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