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璇

八、“打起來了！”

公元1991年1月17日，約旦首都安曼。

2：10（中東時間），我被新華社約旦分社的小陳叫醒：“打起來了！”新華社安曼首席記者符衛健跑上四樓看電傳。我們用膠條將傳真室、小陳、老符及我的臥室封起來。老符發給我一支EVERYDAY牌手電，紅色的。

2：30，我給洲際飯店的河野打電話，打不通。BBC報道說，海灣戰爭的第一槍是由美國戰列艦打響的。在1月17日凌晨多國部隊的飛機發起攻擊之前，“密蘇里”號戰列艦和“威斯康星”號戰列艦向伊、科境內的目際發射了上百枚“戰斧”式巡航導彈。據美軍宣稱，命中率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密蘇里”號戰列艦是艘歷史名艦，以杜魯門總統的老家密蘇里州命名。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就是在“密蘇里”號上舉行的。當時美國五星陸軍上將麥克阿瑟將軍代表盟國在東京灣接受日本投降，他共用了五支鋼筆才簽完他的大名。他首先用第一支筆寫了“道格”，將筆送給了母校西點。又用第二支筆簽上“拉斯”，將筆送給了國會圖書館。之後又用兩支筆簽上麥克阿瑟，將兩支筆分送給當年丟失新加坡的英國白華特將軍和丟失菲律賓的美軍中將溫萊特。最後，他用一支小紅筆簽上他的軍銜，這支小筆送給了麥支阿瑟夫人。該艦是二次大戰後美國海軍唯一未被封存的戰列艦，改裝後曾在海灣為科威特油輪護航。今天，這名“老將”又立下新的戰功。

4：00，美國總統布什發表電視講話。這不是越南，我決不會束縛將軍們的手腳。直打到獨裁者垮台，打到科威特解放，合法政權建立。

4：30，小陳給他的約通社朋友打電話，約伊邊境的伊導彈基地被擊中，伊拉克只有一枚導彈發射到沙特。

聽新聞，開戰後，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出動各型飛機，發射“戰斧”巡航導彈等實施大規模襲擊，重點是攻擊對美軍和多國部隊嚴重威脅的伊拉克戰略性目標：防空陣地、雷達系統、指揮中心、通信樞紐、導彈基地、核生化設施、空軍機場等。

多國部隊的空軍作戰飛機主要由沙特、卡塔爾等海灣國家和土耳其起飛從伊拉克南部和北部進入，海軍作戰飛機由波斯灣的3艘航母和紅海的3艘航母上起飛從伊東南部和西南部進入，B－52戰略轟炸機由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島和沙特的吉達機場起飛從伊南部進入，“戰斧”巡航導彈由波斯灣的戰列艦、水面艦只和紅海及地中海的潛艇上發射從伊東部和西部進入。

5：50，接新華社總社總編室來電，通報表揚我。

6：00，房東老太太來電話問到底出了什麼事。

7：30，到使館吃飯，街上靜悄悄，不見異常。

9：00，與小陳往敘利亞使館辦事。街頭出現戴鋼盔的士兵，警戒重要部門和使館。我在車上用80—200加倍f4，1／1000“掃射”。車走到半路拋錨了，請約旦人幫忙。問我們會阿語嗎？我們答“shiweishiwer（一點點）。”問我布什壞不壞，我看看他的意思，頭由右上向左下，似擺似點，他挺高興：“撒狄克”（朋友）。修車的小夥叫哈利德，我剛拿起相機，就衝過來一個人朝我們怒罵，小陳勸我快收起相機。

14：00，總社攝影部來電，要求拍機場，可無交通工具。傳了一張四個大兵的傳真。

晚上，與河野約定，明早7：30去洲際飯店拉上大河源利男、近藤一起去邊境。

夜裡，河野來電，不去了。因為伊拉克襲擊了以色列。

老符讓打行李，拆機器，凌晨搬到使館。整個約旦彷彿已被化學武器擊中了似的，印度駐約旦大使跑到中國使館問章大使要塑料薄膜。家家戶戶都在用塑料布構築防毒室。

小璇

九、安曼祈禱和平

1月18日，週五。

今天是伊斯蘭教主麻日，在安曼最大的清真寺—阿卜杜勒·侯賽因清真寺，數千名穆斯林在此聚禮，祈禱和平。下午一點整，在這座以侯賽因國王祖父命名的清真寺裡座無虛席，前來參加聚禮的人一直排到清真寺外的廣場上。穆斯林們的人手一席，富有的用毛毯，貧窮的以一張硬紙墊在身下，幾個小孩專門給赤手空拳者送舊牛皮紙。數千名穆斯林或坐或跪，口中唸唸有詞，雄偉壯觀。幾位正在值勤的警官也暫停自己的公務，虔誠地趴伏在地，引得幾十名外國記者爭相拍照。日本NTV電視攝製組，也穿著阿拉伯民族服裝，頭纏花頭巾，在祈禱的人海中穿行。

與此同時，在美國使館前，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的退休教授艾倫·羅塞爾博士（DR．ERLENROSSER）正在靜坐絕食，抗議布什政府動用武力解決海灣危機。她高舉一塊用英、阿兩種文字寫滿上帝和耶穌教誨的紙牌，朝過往行人大喊：“上帝讓我們人人相愛。”

在艾倫身旁是一位不肯透露自己姓名的約旦人，他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教徒。這位中年男子手捧《古蘭經》帶著妻子和四個孩子來此靜坐。他對我稱讚“中國是熱愛和平的。”

青年們則被突然爆發的戰爭弄得不知所措。出租車司機穆罕默德說到激動處竟雙手離開方向盤，任憑汽車象脫韁野馬在高速公路上奔馳，他雙手模仿端槍姿勢，口中“噠噠噠”地大喊“我真該去打仗。”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他痛苦地說：“我們不是不要和平，他們不知道巴勒斯坦人的痛苦，中國知道。”

我也真該去打仗！作為一個戰地記者，鄰國硝煙滾滾、戰火紛飛，我卻安然坐等在這塊“中東的瑞士”的土地上，在街上逛著、在屋裡窩著。我實在忍無可忍，提起了筆寫道：

總社攝影部值班室：

在安曼待命的指令已收到，作為士兵我以極不贊成的心情執行這項命令，象一週前服從由巴格達撤出的決定一樣，我再向你們申訴一下。因為，從工作考慮，安曼可上鏡頭的東西已經沒有。將戰地攝影記者放在一箇中立國等待轉機，有點浪費時間。在這裡已很難碰到從巴格達撤下來的攝影記者，他們已分數路進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安曼太安全、太平靜了。

1、安曼已不是重返巴格達的跳板。伊拉克已關閉了約伊邊界，並停止辦理簽證。我已去過伊拉克駐約旦使館和伊約邊境地區。

2、巴格達水、電、交通癱瘓，無法攝影採訪發稿。CNN有衛星發稿，而我什麼也沒有。

3、除非以色列假道代虢，一般在約旦拍不到戰爭場面，這裡太安全了。理由有三：1）伊不願失去西部安靜的邊界，為把陸軍裝甲單位集中在北緯31°線防範美軍登陸，伊希望西部無戰事。2）以色列不必自己冒激怒阿拉伯國家之險，從國家利益考慮，不會主動進攻約旦河東岸。3）約旦既要維護自己利益，保住哈希姆王朝，又要以“前線國家”自詡，滿足經濟上的好處。因此，約旦很可能成為中東的瑞士。因此不適合戰地攝影。

4、以色列參戰與否完全視其國家利益而定。除非遭到伊化學、生物武器襲擊，傷亡重大，否則一般不會因一兩顆“飛毛腿”而反擊。而伊如要動用生化武器應在盟國陸軍深入伊境內，伊瀕臨崩潰時。而盟國在炮火準備未達一個月之前，不會貿然登陸。所以安曼無戰事。

5、如以色列進攻伊無外乎兩種手法：1）空軍轟炸。這點不可能，因為以的空軍不可能比盟國空軍優秀，一向以出奇制勝的以空軍現在已不可能取得1982年轟炸伊核反應難的奇襲效果；2）坦克奔襲。這點現在也不可能，由於補給線太長，按每小時推進40公里的速度，無法造成突襲效果。故作為戰地記者，在安曼意義不大。

我現在處境就象1944年12月巴斯托尼的巴頓，山本五十六反對向美開戰，可既然天皇讓打，他就拚了命打好。我會服從在安曼待命的決定，就象一週前我被撤出巴格達一樣。

小璇

十、魯威謝德難民營

1月17日戰爭爆發時新華社攝影部電告我設法採訪位於伊拉克、約旦邊界附近的難民營，可直到1月18日晚上，我的採訪申請才批下來。這封用英、阿兩種文字簽署的文件註明：“茲有新華社記者唐師曾一人獲特許前往魯威謝德（Ruweished）難民營（沿途一切軍事地點除外）。此證僅供一天使用，必須於當日下午兩時前離開魯威謝德邊防哨卡返回。”

下面面臨的是交通問題，難民營離我所在的安曼有296公里，分社的兩位文字記者因工作需要必須日夜照看幾台電傳機，收發文字消息，無法陪我去。儘管分社有兩輛奔馳轎車，可都跑了有10萬公里，車況不好，而且我的國內駕駛證還沒有換成約旦執照，無法一人跑長途。可我決不想坐失首批進入難民營的良機。此時，我又想到了我的北大校友、一起在巴格達工作的共同社記者河野。果然河野比我興致還大，他立即出錢包了一輛出租車，並在電話中告訴我，明早6：00整到我住宿的中國駐約旦大使館來接我，我只需負責準備一些食品。

1月19日凌晨4點，我悄悄地起床，發動了白“奔馳”，先趕回分社傳照片，可使館的兩條德國黑背（狼狗）一陣狂吠，到底吵醒了大使。

凌晨6點，河野的出租車準時來到中國駐約旦使館門前。我們立即出發。車內除約旦司機、河野和我外，還有共同社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大河曾任共同社駐北京記者，也是我的老朋友。約旦司機聲明，沿途嚴禁照相，必須把相機放進包裡。

汽車駛出安曼，以120公里的時速向正東飛馳，迎面而來是一輪冉冉升起的旭日，通紅通紅，公路象一條連結我們和太陽的金色飄帶。河野詩興大發，用中文大喊：“眼前是一條金光大道！”大河激動得端起佳能相機就要拍太陽，嚇得司機連忙制止，弄得我們的興致全沒了！

因為耽心多國部隊轟炸，公路上冷冷清清，不時有一輛輛載重40噸的巨型油罐車迎面駛來。河野問是不是從伊拉克來的，約旦司機堅決否認。這些“奔馳”（Benz）、“沃爾沃”（Volvo）和“曼”（Man）牌載重車輪胎邊緣壓得凸起，鋼板彈簧緊繃，顯然是重車。

在安曼以東80公里，可以看到公路旁龐大的無線電陣地，天線塔密如蛛網。遠處山丘上有固定式和車載移動式雷達，雷達天線飛速旋轉，附近是一群群草綠色的拱型掩體，估計是防空導彈發射器。沿途關卡林立，不斷地查驗我們的證件，並在記事本記下我們的姓名、國籍、服務單位、通過時間等。我不斷地用僅會的幾句阿拉伯語與他們打招呼：“薩拉瑪雷空，西尼夏貝，薩哈菲，孰克蘭”（人民中國記者，你好，謝謝）。他們一聽說中國，總是連聲說：“西尼，沙狄克”（中國，朋友）。這些值勤的士兵頭戴美式盂型鋼盔，鋼盔上包了迷彩布，端的是意大利造的美製M式步槍，腰繫帆布武裝帶，腰右側掛子彈袋，穿黑色高腰皮靴，兩腿叉開，呈警戒姿勢。公路上，塗迷彩的蘭德羅娃軍用吉普不時飛馳而過。公路兩側有藍灰色的輕型輪式裝甲車，車身下半截埋在黃土掩體裡。一群群士兵在喝咖啡或茶。

在阿茲拉克（AZRAQ）附近，我們迎頭碰上從伊拉克方向開來的三輛外交車，上前一問才知道是剛從巴格達撤出來的埃及外交官。這位開白色奔馳280的外交官說：“巴格達情況糟極了（Verybad），各國使館間不能彼此聯繫，我們只能聽廣播，看電視。據我所知除蘇聯使館外，各國在巴格達的使館全都撤空了。”當我們問道邊境地區難民狀況時，這位外交官搖著頭說：“不能說。”河野追問：“為什麼不能說？”外交官回答：“不能說就是不能說。”我忍不住鑽進汽車拿出相機拍下這些場景。共同社大河也拿出他的佳能T90一陣猛拍，繼而按下快速回片裝置，將照完的膠捲退出。就在這時，一位端M—16步槍的士兵大踏步走來，一把奪走我的尼康相機，同時沒收了我們約旦司機的駕駛證。我掏出身上的文件，反覆用阿文說：“中國，人民中國！”這傢伙才稍有鬆動，但堅定地說：“只許在魯威謝德難民營內拍照！”說罷強行打開照相機後蓋，沒收了我的膠捲。出租車司機已嚇得臉上沒了血色，半蹲在地。多虧河野勇敢地走上前，和顏悅色地向士兵講好話，士兵扭頭走回50十米外的哨位，河野堅定不移地緊跟著他。我拎著被曝了光的相機，遙望河野指手劃腳地懇求那個士兵。約摸過了10分鐘，河野終於要回了出租車司機的執照，可出租車司機再也不肯往前開了！在河野再三地央求下，直到眼看著我把相機裝入器材包，拉緊了拉鍊，才嘟嘟囔囔地發動了車子。我暗自讚歎河野的三寸不爛之舌，更佩服大河快速裝膠捲的功夫。

在魯威謝德（RUWEISHED）邊防檢查站，我們先到軍方辦理了手續，之後又到邊防站警方辦理手續。這裡十幾輛伊拉克汽車正排成一條長龍等待進入約旦，車頂上捆綁著各種行李。一輛大雪佛萊的右後輪胎紮了，幾個人正在修輪胎。一位自己驅車由伊拉克進入約旦的巴勒斯坦少女倚靠她的老式別克車（BUIK）休息，她告訴我們：她和她的父母是昨天下午離開巴格達的，“巴格達到處是飛機、開槍和導彈。我的朋友親眼看見美國飛機被擊落，跳傘的飛行員被抓。”這位少女咬著美麗的嘴唇說：“可我一點兒也不怕。美國人發動的是一場對整個阿拉伯的戰爭。”共同社大河源準備用佳能相機偷拍，立即被一名穿灰制服的安全警察制止。我們拿出軍警簽發的允許拍照的文件給他看，他說：“只許在魯威謝德難民營內，難民營再向前開30十公里。”眼巴巴看著列隊的汽車火龍擦肩而過，我和大河源相視苦笑，默默無言。魯威謝德，這個名字總讓我想起達豪和奧斯維辛。

在魯威謝德難民營入口處，邊防警察查驗我們的證件後告訴我們，我們的文件上缺少一位長官的簽名和軍銜，為此我們必須返回30公里外的指揮部補籤。我們只好順原路返回。

所謂魯威謝德難民營位於伊約邊境的中立區，沿公路共有三座大型臨時營地，每個營地有面積為近100平米的帳蓬二、三十頂。上百名埃及難民在列隊辦理登記手續。幾名蘇丹人正圍著臨時架設的自來水洗腳。在一座草綠色帳蓬門口，四個蘇丹兒童在吃一種白麵做的薄餅。婦女們用黑紗裹得緊緊的，不許記者靠近他們的帳篷。

我畢恭畢敬地走到一輛蘭德羅娃警車前，問一位警官我可以拍什麼。他用緩慢的英語說：“營地中的難民。但不許把警察拍進去！”我告訴他那些難民拒絕拍照，如果他們攻擊我怎麼辦？警官面無表情地說：“我想你知道該怎麼處理。”

我抓緊時間小心翼翼地拍照，竭力避免拍進警察或激怒神經質的難民。我儘量朝每一個人微笑，迅速判斷這個對象是否會允許我按下快門。我耳旁迴盪著大河源佳能T—90快速過卷和回片的馬達聲，緊張而有秩序。河野此時已遠離我們去採訪營地的國際紅十字會官員。

一刻鐘後，河野跑過來喊我和大河源，已經到返回的時間了。我對準肩扛行李步入營地的埃及難民，按完最後幾張，才戀戀不捨地鑽進汽車。窗外，一隊天藍色掛有聯合國標誌的卡車正駛入營地。可我不敢再冒膠捲曝光的危險了。我摸出帶來的大橙子，用瑞士軍刀切開，遞給河野、大河源和約旦司機。“好吃，真好吃！”河野連聲讚歎。這裡離安曼300多公里的路，河野伸了伸懶腰說：“還要開幾個鐘頭呢，咱們睡會兒吧！”夢中，我夢見我向新華社攝影部主任徐佑珠哭訴士兵搶走了我的尼康F4。

小璇

十一、貝卡難民營

陰雨已持續了四天，到今早（25日），已變成紛紛揚揚的小雪。約旦一年中最冷的季節終於來臨，氣溫是－1℃。此間大股的外國記者已分幾路進入以色列、沙特和土耳其，留守安曼的少量記者待在洲際飯店中冬眠。只有個別不安份的外國記者正不顧風雪，策劃著新的冒險。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麥克·克特（MIKEKIRSCH）是我在巴格達的老朋友，他約好我今早去街上轉轉。在洲際飯店門口，精神抖擻的麥克身背索尼錄音機，穿一件黑色羽絨夾克，在他身旁縮頭縮腦地站著一個小巧玲瓏的亞洲女孩，麥克介紹說是他的朋友。小女孩叫尤麗（YULI），是印尼《坦波》（TEMPO）的文字記者。麥克早已僱好了出租車，他得意洋洋告訴我司機穆罕默德是巴勒斯坦人，這樣可以保證我們的絕對安全。我們四個不同種族的人，組成了一支小聯合國軍。

我們先到伊拉克駐安曼使館，使館大門口站著三個安全警察。一輛深灰色輪式輕裝甲車堵在使館正門，車上的重機槍上包著綠色防雨套，操縱機槍的士兵縮在雨衣裡抽菸。我們敲開伊拉克使館的小鐵窗，聲稱要去巴格達，小窗內有三個伊拉克人，他們一言不發地從小窗中遞出一塊硬紙板，上面用黑色記號筆寫滿了楷書英文字：“親愛的旅客，由於北大西洋條約國家和美國帝國主義對伊拉克的侵略，我們不得不遺憾地通知您暫停辦理簽證。我們歡迎您在不久的將來到伊拉克遊覽。”任憑麥克和尤麗怎麼說，裡面的人就是不吭聲。

出租車司機穆罕默德自告奮勇的要帶我們去約旦河東岸的貝卡巴勒斯坦難民營，他說保證絕對沒問題，他的家就在那裡。

由安曼驅車西行，雨越下越大，汽車玻璃蒙上一層厚厚的霧氣，司機穆罕默德從汽車工具箱中摸出一大把餐巾紙，讓尤麗幫他不停地擦前風擋玻璃上的蒸汽。大約開了一個多小時，司機穆罕默德告訴我們已進入貝卡山谷，他得意洋洋地搖下汽車玻璃，向路旁的巴勒斯坦人打招呼。他說：“你儘管照相，警察來了也不用怕，這裡是巴勒斯坦人的天下！”這時，他突然踩住剎車，招手喊一個衣衫襤褸的中年漢子過來，扔給那漢子一枚硬幣。司機穆罕默德告訴我們說，這漢子是個瘋子，“想回家都想瘋了！”

司機穆罕默德幾乎認識這裡所有的人，路旁一家雜貨鋪的老闆竟是他的親家。他把我們帶到一座圍有鐵欄杆的清真寺門口，就一頭扎進跪拜的人海中去做他的主麻日禱告了。我和麥克、尤麗也分頭行動：我要的是照片；麥克要的是錄音，尤麗自稱有個什麼專訪。

所謂貝卡難民營建於1967年，是聯合國為安置第三次中東戰爭無家可歸的巴勒斯坦難民而修建的，這裡居住的是清一色的巴勒斯坦人。當地居民每家一般有兩至三間小平頂屋，屋頂堆放著木柴，拉滿晾曬衣服的細鐵絲，屋內用小煤油爐取暖，家家戶戶都有電視，婦女不許外人照相。

凱米爾說一口漂亮的英語，他一家共有三間平頂屋，一間是廚房，一間正在裝修，我和麥克脫掉沾滿黃泥的球鞋，被引進他家的客廳兼臥室席地而坐。凱米爾年輕美麗的妻子在屋內正中的煤油爐上為我們煮土耳其咖啡，她用尖尖的手指夾著只有中國小酒盅大小的咖啡杯放在我和麥克面前。咖啡有一股刺鼻的香料味，辣絲絲的，帶點香茶味。我雙手緊捧滾燙的咖啡杯，生怕撒到嶄新的羊毛地毯上。凱米爾說，地毯是沙特製造的。沿屋內四壁牆根是疊放整齊的毛毯，供晚上睡覺用。房屋正東牆壁上掛著一張巨幅畫像，是薩達姆懷抱一個巴勒斯坦兒童。畫像右下角帖了一張5寸彩色照片，是凱米爾的漂亮妻子。三個蹣跚學步的小孩縮在凱米爾妻子的身後看電視，20寸的索尼彩電正播放美國轟炸伊拉克沿海的油輪，石油散佈到海面上和海鳥死亡的鏡頭。凱米爾說他用了兩千約旦第納爾（大約兩千五百美元）買了這座房子，這還得感謝約旦當局，而科威特則拒絕了他買房子的請求。

凱米爾兩手平伸：“薩達姆並沒有給我一分錢，我也並不特別喜歡他，問題是他想著我們巴勒斯坦人。我沒有別的要求，我就要回家！”說到這裡，他朝妻子一努嘴，溫順的小妻子立即跳起來，爬到櫃頂上取過一個小布色。凱米爾拿出一個暗綠色的小本，說，這是他的巴勒斯坦身份證。他說他感謝聯合國在貝卡難民營開辦了學校，儘管水平僅僅“OK”，談不上好（It＇sjustonlyOK），但畢竟是免費的。說到這裡，他朝我鞠了一個躬：“中國也出錢為我們建了一所學校。”說著他叫過四歲的女兒裡奇·哈丹給我們表演用英文數數，小哈丹可以數到“10”。凱米爾說，他的英文全是跟著電視學的。

此時，街上響起了震耳欲聾的口號聲，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難民湧上街頭開始示威遊行。他們高呼和平，支持薩達姆和打倒布什的口號。隊伍最前面是一幅耶路撒冷清真寺的大畫像。凱米爾說這裡有“15萬巴勒斯坦難民！”這種規模的遊行是經常性的。遊行隊伍浩浩蕩蕩，圍著貝卡難民營緩慢行進。

小璇

十二、告別約旦

1月28日夜，蟄伏約旦的我，終於盼來攝影部的直接命令，社領導和總編室批准了我進入以色列的申請。攝影部副主任林川通過國際長途電話朝我大喊：“鴨子，力爭當第一個用特拉維夫、耶路撒冷電頭髮稿的中國記者。你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畢業的，應該懂我們的立場。我只要你快！給我拍飛毛腿、愛國者，還有被佔領土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一旁的主任徐佑珠插上一句：“注意安全。”

次日清晨，約旦分社用電話幫我預定了2月1日飛往塞浦路斯的機票。約旦與以色列是敵對國家，沒有任何交往，連電話都不通。約旦河谷阿拉伯人與以軍的流血事件，幾乎每天都發生。由約旦首都安曼開車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只需兩個多小時，可兩軍對峙，我只好繞道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位於地中海東部，扼亞、非、歐三洲海上交通要衝。為地中海第三大島，主要由信奉東正教的希臘族人和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族人組成。

中午，約旦分社陳汝為陪我去取機票。一看，戰爭保險金竟比機票本身還貴。機場的售票小姐說：“飛機隨時有被擊落的可能。”交款時，我突然發現當天下午竟有一班飛往塞浦路斯拉納卡的飛機，這意味著可以爭得3天時間。我請求換乘這班飛機。小陳用電話請示了新華社駐約旦首席記者符衛建後，幫我改了機票，小陳說，別人是看好了落腳點再起跳，你這隻鴨子是跳起來再找立腳點。這趟航班要求3點到機場。

回到分社，首席記者老符開上奔馳就往機場趕，此時已差10分3點了。老符把車開到150公里／時，結果被警察截住，罰了20美元。趕到機場才知道，飛機推遲起飛了。

約旦安曼阿麗亞國際機場外，坐滿了難民。一群一週前在魯威謝德難民營認識的蘇丹難民一見我就齊聲大喊：“西尼，撒哈菲（中國，記者）！”我忍不住端起萊卡按了兩張。正想變換角度，走過來一個身著深灰制服的警察、一個戴紅色貝蕾帽的士兵和一個戴黑色貝蕾帽的士兵。警察朝我客氣地說了句：“Goodafternoon，Sir．（下午好，先生）”我正想回話，他卻出其不意地抓住我脖子上的相機。任我百般解釋，毫無效果。面對強權和四周無所事事跟著瞎起鬨的難民，我氣得雙手發抖，我不再解釋，只想儘快結束。我在約旦碰到此類事已不止七八次，我只是暗恨自己不長記性，恨自己捨不得扳幾張就把膠捲退出來。現在只能為這個膠捲流淚，恍惚記得這卷有和美國、日本記者的合影、偷拍的伊拉克駐約旦使館、約旦航空公司售票處和剛才的難民。

離起飛還有5個小時，我躺在椅子上百無聊賴，旁邊是幾個菲律賓小保姆，一個自稱是敘利亞人現在在美國當僱傭兵的傢伙用誰也聽不懂的英語嘮叨個不停，非纏著我讓我解釋菲律賓人、日本人、朝鮮人和中國人的區別。我不耐煩地揮揮手：“中國人長得最高，像我這種一米八幾的在中國算是矮的，其它幾國一個比一個矮，羅圈腿。”

我情緒壞到極點，找了輛行李車推著自己的5件行李往裡走。一個約旦人搶著幫我推車，任我怎麼表示不用就是不肯走來，傻呆呆跟在我身後寸步不離，直到我朝他大吼一聲：“沒有美元！”才悻悻離去，果然他不想學雷鋒。

三道安檢過後，我的防毒面具、鋼盔、防彈背心等弄得滿地都是。英國WTN電視編輯古斯塔斯（CastasConstoatinon）走過來幫我收拾行李。作為回報，我給他講了一下巴格達的戰前形勢。

直到晚上9點，本應下午5點起飛的航班才開始滑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飛行，我在塞浦路斯拉納卡機場著陸。可直到這時，我還沒有塞浦路斯入境簽證。塞浦路斯是個歐化國家，由於我手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護照而無需隨大隊旅客排隊。我先到移民局申請入境簽證。我的鋼盔和防毒面具鎮住了海關，我對移民局講，我是從巴格達過來的，準備繞道這裡去以色列，由於時間倉促，來不及辦簽證，請高抬貴手，幫我入境。移民官員連說問題不大，但先得講講伊拉克、約旦那邊的形勢。一刻鐘後，我得以踏上塞浦路斯國土。

小璇

十三、另紙簽證

以色列駐塞浦路斯使館坐落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亞市中心的一條衚衕裡。為防備恐怖分子，衚衕兩頭俱已被鐵絲網路障封死。我們的奔馳轎車奉命停到兩條街口以外的停車場。把守路口的兩位肩扛AK—M式衝鋒槍的塞浦路斯警察仔細盤查後，放我和新華社駐塞浦路斯首席陳德昌穿過路障。

踏著積水的石子兒路，呼吸著清新的地中海空氣，心中卻是惴惴不安。昨天深夜，我一到分社，老陳就給以色列使館二秘梅隆先生打了電話，將我姓名的英文拼寫和護照號碼通知了以方。

此刻，前方左手的那座四層小樓就是以色列駐塞使館，一面藍白相間的六角星旗在小雨中飄舞。四五個塞浦路斯武裝警察平端著衝鋒槍往來巡邏。使館鐵門緊閉，我們通過裝在門上的對講機與樓內的保安人員對話3分鐘後，鐵門才“咔嚓”一聲自動打開。接著我們來到第二道自控門，在經過同樣程序後，進入使館會客廳。

會客廳不大，正面和左側牆壁上各開了一個半平方米大小裝有數層防彈玻璃的窗口，我們隔著10公分厚的玻璃，通過對講機與裡面的一位小姐用英語對話。我奉命將填好的表格和護照，通過防彈窗下側的特殊暗道遞到裡面。

坐等回話的時候，我開始打量這間好似罐頭盒般的小屋。屋內的陳設簡單到不能再簡單，除了書架上的旅遊介紹和宣傳品外，什麼也沒有。門旁整齊堆放著十幾支藍色包裝的滅火器。右側牆上有一個小佛龕樣的東西，上蓋一塊絲絨簾，繪有六角形的“大衛星”。撩起簾子，是個小櫃子，我沒敢打開看裡面裝的是什麼寶貝。

對講機裡一個男低音命令我進去，我以為這下子可以見到梅隆了，不料從自控門進去又是一間小隔離室。一名安檢人員用對講機隔著同會客廳一模一樣的防彈玻璃開始盤問：“為了你本人和我們大家的安全，”從我的職業、畢業的學校、訪問過什麼國家、發表的作品、宗教信仰、使用的器材、在伊拉克幹了什麼到我有什麼慢性病。最後問我，為什麼頭一次到中東地區，護照上就填滿了塞浦路斯、土耳其、約旦、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幾乎所有中東國家的簽證。我直視著大禿頂的眼睛，緩慢地說：“我是個和平主義者。這個古老的學派誕生於春秋戰國時期。創始人叫墨子，主張‘非攻’。其歷史可能比猶太教還長。基於和平觀點，我走遍中東各國拍照戰爭給人們帶來的苦難，喚醒人們熱愛和平的本能。為此，我計劃走遍所有有戰火的角落，所以這本護照已經快籤滿了。”禿頂猶太似乎很感動，也許是被中國歷史的悠久懾服。用對講機招呼被隔在會客廳的老陳進去。打開後一道自控門，讓老陳和我通過，輾轉上了二樓。

二秘梅隆是個30多歲的小夥子，舉止文雅，說一口漂亮的牛津英語。他請我們坐下，表示歡迎中國記者去，並答應儘快幫我辦簽證。我翻開護照印有巴格達簽證的那頁指給他看，上面有一段紫色的英文：“該證件一旦印有以色列印記全部作廢。”梅隆只瞟了一眼，說：“我知道。阿拉伯國家全不喜歡我們，我給你做‘另紙簽證’，保你不留絲毫痕跡。”

梅隆說，由於戰爭，飛往以色列所有的航班全中止了。目前，只有一傢俬人小飛機後天（2月1日）中午飛以色列，可有一定冒險性。為保險，可以乘船去海法。老陳問我意見，我說：“越快越好。”

小璇

十四、從拉納卡到本——古裡安

中國駐塞浦路斯林大使是我北大老學長，經參處二秘小陸是我北大師兄，他開著使館的奔馳260一直把我送到拉納卡機場。新華社分社的陳德昌夫婦象囑咐三歲的孩子，關照個沒完沒了。

在候機廳問詢處旁的長沙發上，我們終於找到Sunnit公司的代表。這位西裝革履的瘦高男子建議我們先去咖啡廳坐坐，一會兒他會找到我的。

20分鐘後，瘦高男子鬼鬼祟祟地進了咖啡廳，象接頭的地下工作者一樣示意我跟他去。在候機廳廁所旁，已聚集起10來個旅客。兩位便裝的猶太男女逐一檢查旅客們的行李。一位戴眼睛禿頂的猶太男子正用一箱儀器探試旅客們的行李。一位大鬍子阿拉伯旅客的箱子的夾層被撕開，東西散落一地。一位要到特拉維夫當保姆的波蘭女人正被一位女警察盤問。

輪到我，那位禿頂戴眼睛的猶太人並不動手檢查我的行李。只是說他是警官，為了我和大家的安全必須配合他一下。他先問我從哪裡來，在巴格達幹什麼，在約旦去了哪裡，住在尼科西亞什麼地方、這些行李是不是全是我自己的、有沒有什麼陌生人碰過我的行李、是否有人送我電子玩具和巧克力，當他聽說我是乘中國大使館的車到機場的從未與任何陌生人接觸之後，表示沒有問題，感謝我的合作。我端起萊卡想要拍一張安檢的場面，這位禿頂猶太立即制止了我，讓我為他和大家的安全考慮一下。

一刻鐘後，那位漂亮得象《三個偵探》中的波蒂的女便衣走到我面前：“我是警察，為了你和大家的安全請回答我的問題。”接著，把剛才的提問幾乎重複一遍。提問過程中，美麗的大眼睛直逼我，一眨不眨。回答完問題，我早已出了一頭冷汗。女便衣說感謝合作，之後掏出一卷不乾膠紙，撕下幾片一釐米見方的小黃紙，在上面用記號筆畫上個希伯來符號，逐一貼在我的5件行李上。整個安檢結束，既未開包也未用探測器。

直耗到晚上七點多飛機才起飛，據說這種不定時的改變時間也是為了對付恐怖分子。飛機是老式的螺旋漿飛機，象二次世界大戰時的B—17轟炸機。機內很簡陋，算上安檢人員，兩個駕駛員、旅客和我共有14人。飛機滑跑時震耳欲聾，我就坐在駕駛員背後，越過他的肩膀，可以看到發著綠色熒光的儀表板。地中海上空細雨濛濛，小飛機在風雨中上下顛簸。窗外漆黑如墨，只能看到雨滴打在我左側舷窗上劃出的直線和前排駕駛員膝蓋旁雷達屏幕上飛轉的綠色影象。

飛行了一個多小時之後，左前方四十五度天際出現一線金光，駕駛員說那是海法。舉目望去，以色列籠罩在一團桔黃色的燈光之中，若隱若現，神秘安靜。

特拉維夫（TelAviv）是以色列經濟交通和文化中心，也是以色列最大的城市人口聚集點。它位於巴勒斯坦西岸中部，大致北起雅爾貢河下游，南到雅法灣，面積在50平方公里以上。

差一刻九點，我們的破飛機吼叫著在本——古裡安機場大雨淋過的跑道上著陸。當飛機起落架平穩地接觸地面，機上旅客齊聲鼓掌。大鬍子的駕駛員扭過頭問我：“飛得怎麼樣？”我問：“你是問駕駛技術還是問飛機？”“兩者。”“飛絕了！”我豎起大拇指，“可美國飛機造的也不錯。”沒想到，這傢伙竟大為不滿：“嘿！這飛機可是我們自己造的，型號叫‘阿爾法’。”

諾大的機場內靜悄悄空無一人，剛才的旅客眨眼間如水銀瀉地不見蹤跡。循著英、阿、希伯來文路標，我扛著被雨水弄得溫淋淋的行李爬上二樓敲開移民局辦公室的大門。一位著土黃軍褲的中年漢子開門發給我一個防毒面具、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棕色藥粉，揮動著肥厚的大毛手。教我如何躲避飛毛腿，中毒後如何自我注射，如何將藥粉塗到被糜爛型化學武器弄傷的皮膚上。

機場問詢處的小姐聽說來了箇中國人，一聲尖叫又招呼出一大幫人圍著我看新鮮，刨根問底地研究中國人與日本人、朝鮮人的區別。我幫他們概括了一下：凡是像我這樣一米八幾的大漢一般都是中國人，其他各國一個比一個矮。

深夜，在我落腳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我溼淋淋地趕到以色列新聞部辦公室。一位官員正在鎖門，“你是蘇聯人？”他指了指我攝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紅旗。“不，中國，北京。”他“哦”了一聲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對不起，我從未見過北京來的中國人。我馬上就給你辦採訪證。你打算呆多久，10天？我先給你開15天。如果不夠，我再給你延期。”

小璇

十五、生活在面具後面的以色列

昨夜（2月1日）特拉維夫沒有遭到伊拉克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人們在不安中度過了二月的頭一個週末。這天，只有一架為Salamis私人所有的“阿爾法”式小飛機載著14名旅客在特拉維夫降落。所有航班早已因海灣戰爭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飛行。

在特拉維夫機場二樓，移民辦事處的民防人員向剛入境的旅客免費提供防毒面具。雖然剛剛晚上九點，機場已沒有任何交通工具進特拉維夫城區。

2月2日早晨，特拉維夫陽光明媚，西臨碧波萬頃的地中海，氣候溫溼。也許由於是週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門。我怎麼也找不著飯吃。我們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的法國大菜貴且不說，我連菜單都看不懂。指揮我的攝影部讓我餓了上街找小飯鋪，渴了喝衛生間裡的水，攝影部副主任林川說，歐洲自來水符合衛生標準，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

位於市中心的華人餐館Tenlichow的主人因為怕轟炸已不知去向。一位名叫哈雅肯（Hayarkon）的出生於巴格達的猶太人說“飯館全關門了”。他自告奮勇地推薦我去他朋友開的一家小館子Avazin吃“希希立克”，好歹填飽了肚子。

街頭，行人很少。特拉維夫的王府井——阿蘭布（ALENBU）大街也沒有什麼人。到處是“請隨身攜帶防毒面具”的提示。在拉馬特岡Ramate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圍著一處前一天被“飛毛腿”導彈炸燬的民宅發呆。出租車司機說：“到目前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傷。”廢墟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衛星旗”，旁邊樹立起一塊高4米，長10餘米的藍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書寫著該區區長的一句話：“拉馬特岡在它公民支持下堅強挺立（RamateGanstandsfirmlybehinditscitizens）。”廢墟旁，一台推土機正在平整土地，計劃重建一座新屋。

豪華的希爾頓飯店（TelavivHilton）的第六層修建了防毒室。住在這裡的賓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襲警報，應立即進入六樓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聞週刊》攝影記者村田信一由於忘帶防毒面具而不許回希爾頓飯店。

猶太出租司機ABRAMOVIZHAIME的車裡也放了防毒面具，望著明亮的藍天，他自言自語道：“但願今夜平安無事。”

2月2日晚，我和加拿大攝影記者喬正漫步德里希沙龍大街，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鬼哭似的警報聲在四周嗚咽，抬頭仰望，只有高樓叢中一線青天。家住該街99—G—9號的小夥子嘉迪連拉帶拽地把我倆弄上他家的二樓。這是一間大約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門窗縫上貼滿了塑料密封膠條。小夥子最後一個進屋，手忙腳亂地用膠帶紙封死身後的大木門。他命令我們戴上防毒面具，見我沒有，就大聲訓斥：“如果讓警察碰上，非罰你兩百謝克（合120美元）不可。”小夥子嘉迪是拐角上意大利餐館的小老闆，受過民防訓練，是名志願人員。

其實並非我有意試探以色列法令的穩固性，因為，如果我戴上防毒面具，就非得摘下眼鏡不可，而這樣我就找不到焦點了。況且單憑一個防毒面具，對薩達姆的兩元化學武器，真起不了任何作用。我心裡清楚，防毒面具只不過是穩定民心的鎮靜劑而已。

與此同時，在有十七層高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工作人員正將所有旅客趕入設在六層的防毒室，然後用黑塑料布和棕色膠條封閉進入六層的所有通道。

而警報一響，閒不住的各國記者則各執採訪器械衝出房間，聚集在希爾頓門外仰望星空，屏氣凝神靜候“飛毛腿”劃破夜空。各國記者還賽著炫耀自己的軍用品，那天，“台視”朱增有左腿上綁著一隻防雨軍包，上面用黑漆噴著：“T3—75式防護面具”，他自稱這種面具要比以色列的好。我從巴格達地攤上買來的一條共和國衛隊腰帶也頗使他們羨慕。美國CBS的約翰·海古德更是全副武裝，好似一個陸戰隊員，他頭戴藍色美軍防毒面具，綠毛線軟帽，緊裹防雨夾克，手戴黑皮手套，肩扛攝像機，腰纏電池塊，憋得他接連在原地做蹲下站起，還向我招手：“唐，來一張，讓我媽媽看看我有多威風。”

一個名為《以色列——生活在面具背後》（lsrael——lifebehindtheMask）2月8日中午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開幕。共有40幅黑白、彩色照片從不同側面展示了海灣戰爭以來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幾乎每張照片都有防毒面具。

《耶路撒冷郵報》刊登了一張漫畫：堅守前線的士兵給自己家中頭戴防毒面具的老母打電話，詢問戰況如何。這是一場全新的不分前方與後方的戰爭，連特拉維夫海灘上纏綿春宵的情侶也手不離防毒面具。

據該影展組織者說，他們試圖通過圖片展示“以色列如何一夜之間被拖入了一場戰爭，老人、婦女、兒童全成了士兵，這些士兵全部用防毒面具武裝自己。……這是一個不是戰場的前線。”

2月8日是伊拉克“63年革命節”，也恰逢猶太教安息日（sabbath），由於巴格達宣稱它擁有比飛毛腿射程更遠、威力更大的SS—12，使參加影展開幕的來賓更加膽戰心驚，人人屁股後面掛著一包防毒面具。

在耶路散冷猶太教聖殿內和哭牆下，成千上萬的猶太教徒身背防毒面具，冒雨祈禱。人們耽心夜裡會有“飛毛腿”來訪，因為巴格達一定會以此紀念自己的“六三革命節”。

小璇

十六、“飛毛腿”襲來之際

每當防空警報響起之際，在有十七層高樓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工作人員都將所有旅客趕到設在第六層的防毒室，用黑塑料膠條將旅客密封在避彈室裡。住在這裡的一幫各國記者據理力爭，終於有幸享受“豁免權”，他們首推CNN、ABC、NBC的一幫攝影師。CBS的約翰·海古德、加拿大的自由攝影師喬、日本《新聞週刊》的村田信一和我，總是待在一起，腳邊堆放著防毒面具。我從未穿新華社給我的防化服，早在撤離巴格達之前，首席老朱和我就將全套防化服連同面具送給了房東。路過安曼時，試穿補充的新式防毒面具險些把我憋死。一到以色列，又得到了我的第三套防毒面具，可我從未用過。現有的防毒面具也只能對付警用催淚彈，連一次世界大戰糜爛皮膚的芥子氣全擋不住。鋼盔我卻從不離身，從北京出發的前一天，解放軍報攝影記者喬天富特別關照我，百分之八十的戰傷是被彈片擊中頭部，要想多活就別怕沉。

兩天前，我站在陽台上首次拍到了迎擊“飛毛腿”的愛國者導彈騰空而起，由於用的四分之一秒，彈道軌跡極短，在10寸傳真片上不足兩寸，但這也引起了村田和喬的大力稱讚，喬為了表彰我的勇敢，還送了我一個名牌攝影包，村田在一旁羨慕地說這種“多姆克”專業包在東京賣兩百美元。

這裡的攝影記者55％用尼康，30％用佳能，15％用其他相機，如萊卡。主要型號有尼康F4S、尼康F3P、佳能新F1、佳能T—90和萊卡M6。他們都隨身掛有外接高壓電瓶，一色地背村田說的那種在東京賣兩百美元的美國“多姆克”（Domke）牌攝影包。這種包可裝兩台加MD—4的尼康F3，四個中等體積的（如Nikkor80—200F4）鏡頭，兩隻閃光燈，此外還有兩個大口袋可供裝其他物品，開關簡單，具有防水夾層。在國內我只見《中國青年報》賀延光背過這個牌子的包。

每天早上當我揹著美聯圖片傳真機到一樓新聞中心傳照片時，都引了一大堆外國同行圍觀，這使我很難堪，根本不敢把那些臭照片裝上機器，生怕給中國人丟臉。澳大利亞NewsLimited攝影記者Raystrange笑稱我用的是上個世紀的機器，他問我為什麼不用美聯底片傳真機APLeafax呢？

這裡的美聯、路透、法新、共同、時事、讀賣新聞一色的用美聯底片傳真機APLeafax。我在巴格達就曾向共同社攝影記者大河源利男借用過這種機器。其體積只有一台電動打字機大小，在東京賣一萬五千美元。可用英文打說明，傳一張黑白照片（亦可用彩底）只需6分半鐘，而圖片傳真機傳一張照片則需10分鐘。據東京新聞攝影記者吉岡逸夫講，尼康公司正在試造一種比美聯APLeafax更小巧的機器，估計打完仗時會投放市場。

美聯社攝影記者多米尼克說過：“讓一個攝影師拍兩種以上膠捲簡直不可思議。”英國自由攝影師尼爾·錢德勒說：“只拍彩色負片再好不過。第一，可以專心致志。第二，既可傳真，又可給畫報提供。第三，快，省事。一小時快衝店四處可見，而D—76顯影液在一些地方早已絕跡。可以這麼說，凡是有電話機的地方全有快衝店。”

日本攝影記者村田說：“紅色中國也應該給你裝備這種機器。”不想，這話惹惱了站在一旁的希爾頓飯店安保人員YOSSY：“什麼紅色中國，只有一箇中國。中國一個，懂嗎？”

言歸正傳，一連幾夜，喬、村田和我都站在陽台上迎著地中海的寒風，仰望夜空，靜候“飛毛腿”的光臨。由於白天跑新聞，晚上眼睛都睜不開，可在強烈的競爭心理驅使下，誰都不肯認輸。村田說最好的辦法是我和喬支好相機打開B門，他用菸頭給我們劃一個“愛國者”撞擊“飛毛腿”，我們仨個一塊領普利策獎。氣得喬大罵薩達姆不配合。

等到2月8日午夜，村田和喬終於熬不住了，回到各自的房間去睡覺。可我堅信今夜“飛毛腿”必定光臨，因為今天碰巧是穆斯林主麻日，猶太教安息日，巴格達的六三革命節聯在了一起。為此，我還與村田打了賭，可連響兩回警報，卻一無所有。

大約凌晨兩點三十分，我第三次被淒厲的警報聲吵醒。我將頭鑽到枕頭底下，認為這次還是“狼來了”，電話鈴又響起來，聽筒中一個男人用英語命令我閉燈、關水迅速隱蔽。我摸黑爬上陽台，特拉維夫全城仍是燈光燦爛。我返回房內拉上落地式大窗簾，這樣可以避免炸碎的玻璃橫飛，我抄起萊卡戴上鋼盔重新返回陽台上。

城市中的燈光一片一片的熄滅，正北方一條火龍騰空而起，直衝夜空，待升到一定高度突然消失。幾秒鐘後，再度出現。繼而傳來兩聲沉悶的巨響。樓板跟著一抖，“飛毛腿”真來了。

我從防火梯跑下一樓大廳，這裡空無一人。門口竟沒有出租車。兩位背尼康的白人拒絕我的搭車請求，絕塵而去。我只好重新跑回大廳。這時迎面跑出一個法國人，先用法語，後用英語問我看到了什麼。我說，開上你的車，我知道在哪。

出飯店北行，迎面撞上一隊消防車，我們緊隨其後，更多的消防車救護車閃著紅黃藍色的警燈匯入我們的隊伍。

空中瀰漫著焦糊的氣味，自來水管爆裂，水流四射，大衛——本古裡安街路中央有一個直徑七八米的彈坑，幾輛汽車已燒作一團烏鐵。數名消防隊員正用水龍滅火。四周的房子已被炸塌。我身後一輛嶄新的歐斯謀彪（Oldsomobil）牌車被炸壞的水泥預製板砸破了車頂。牽著德國黑背軍犬的工兵救護隊在廢墟中尋找受難者。

附近沒有燈，只有消防車頂上的探照燈和亂成一片的手電光，紅黃藍各色警燈閃爍不停。士兵的軍車首尾相連形成路障，上百名身揹著M—16步槍的志願者手拉手配合軍警將所有記者趕離現場。救護隊員將5名輕傷員抬上救護車，我衝過去，消防水龍噴出的水弄了我一身，一個士兵幾次用手擋住我的閃光燈，氣得我破口大罵。

路邊一對可憐巴巴的老人用防毒面具遮住臉，求我別照了。一條壯漢朝電視記者大吼：“告訴薩達姆！我們要扔原子彈，炸得他屁滾尿流，我們自己打，我們不用美國人！”

這是一週來伊拉克導彈首次攻擊拉馬特岡也是彈頭第三次落入該城。共有5座住宅被毀，150座受損，26人受傷，無人死亡。被毀的建築物包括緬甸使館。這是猶太安息日凌晨的首次遭受攻擊。

對於以色列的反應，外界一直頗為注意。上週公佈的民意測驗表明超過70％的市民主張剋制。以總理沙米爾今晨亦在收音機裡發表講話，表示以色列對此次襲擊仍將剋制。可如果一旦伊拉克運用化學武器，那就後果難料。他指出，過去5次“飛毛腿”襲擊每次都僅發射一枚導彈，說明伊拉克的發射能力已大為減弱。到目前為止，“飛毛腿”導彈已使4名以色列人死亡，270人受傷。

一位房子被毀、名叫Rondi的男子說，警報響後約一分鐘他看到四面牆壁都向內壓來，玻璃碎片向四面橫飛，他說他以為自己死定了，但是儘管房子塌了，可自己僅僅是手臂受傷，還算幸運。在現場協助救護的一名女軍人說，這次襲擊十分萬幸，因為該區不少居民已離家出走，大多是空屋，故只有26人受傷。

我找了輛出租車趕回希爾頓飯店，甩掉鞋趕緊衝膠捲。趁顯影之機，寫了篇“飛毛腿襲來之際”的短文，送到新聞檢查處。再跑回房間，用溼淋淋的底片放傳真照片。攝影部值班室主任老歐聽說此時我僅有一張塗塑傳真片，命令我留到最需要的時候再用。

我拎著傳真機和水淋淋的10寸傳真片跑到新聞檢查處，要回審定的《飛毛腿襲來之際》文字稿，傳往新華社巴黎分社，等到新聞官在我的送審照片上蓋完審查章，北京新華社攝影部的林川袁滿已要通了我。我裝上圖片，只聽袁滿大喊一聲：“調幅120轉，開發。”溼淋淋的圖片甩出的小水珠在桌上劃出一條線。我抓起另一台電話向林川口授了圖片說明。林川指示：戰爭已拍得差不多了，要注意巴勒斯坦人居住的被佔領土。

發完照片，已是早上五點鐘。我收起傳真機，將兩卷彩負交給新聞中心的小姐，請她幫我衝一下。我得抓緊時間睡一會，天一亮好去被佔領土。爬上樓才發現，剛才放完照片忘了關放大機，溼淋淋的底片已烤得打了卷。

早晨，據官方說，昨夜發射的“愛國者”沒有成功。

小璇

十七、戒嚴中的加沙

加沙（Gaza）位於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邊境，濱臨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門戶，“加沙”一詞為迦南語，意為“強有力者”。十八世紀末，拿破崙遠征埃及時，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戰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加沙城內多古蹟。希臘文化鼎盛時，這裡成為傳播希臘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幾個世紀裡，這裡的學校被認為是講授哲學、修辭學和講演學最好的學校，傳說甚至希臘學生也來這裡留學。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園環抱，產葡萄、香蕉、野無花果、柑桔和橄欖等。加沙附近長約40公里、寬6—8公里，面積約300平方公里的地區，稱“加沙地帶”。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即“巴勒斯坦戰爭”後，由埃及管轄，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後被以色列佔領。加沙地帶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為主，還有少量以遊牧為生的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區和北非沙漠地區從事遊牧的阿拉伯人。“貝都因”阿拉伯語意為“住帳篷的遊牧者”）。78年埃以停火，以色列宣佈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諾言。

2月4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許部分記者進入戒嚴的加沙地帶。我和《東京新聞》的松川貴、吉岡逸夫、印尼《Tempo》雜誌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亞洲新聞》的袁國強合租一車前往加沙。

出特拉維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見成群的“愛國者”導彈群，挖土機正在構築新的發射陣地，天空不時有UH—1H武裝直升機掠過。公路上偶爾可以碰到運送輕型坦克的輪式運輸車。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運輸機正向加沙方向飛去。

在加沙地帶入口，已經有二、三十位各國記者聚在崗亭旁等候辦理進入加沙的手續。這裡有一家設在麵包車上的快餐店，價格貴得驚人。我買了一塊類似三明治的餅和一聽可口可樂，竟要了我40個謝克，合20多美元。等得無聊，台灣《中國時報》的王麗美小姐索性與端M—16步槍的以軍合影。一位名叫阿米爾的以色列兵纏著王麗美要通訊地址，“因為這是頭一回與姑娘合影。”看到我對步槍很好奇，阿米爾乾脆摘下自己的“加里爾”讓我過過癮，這種仿製美國M—16的新式步槍具有極好的防風沙性能，口徑與M—16一樣，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A1自動步槍是60年代後開始裝備美軍的一種小口徑步槍，它集中了許多步槍在結構方面的優點，口徑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輕，殺傷力強。目前，小口徑步槍已成為步兵武器的發展趨向。我國通用“56”、“63”步槍是蘇聯卡拉什尼科夫步槍的改進型，與華約集團一樣，口徑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式最為著名。

在數輛裝有4米多長鞭狀天線的軍用吉普的護衛下，記者車隊進入神秘的加沙地帶，路邊是一望無際的桔子林。三個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婦女坐在一輛驢車上，車上裝滿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兩個貝都因兒童趕著一群髒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幾乎看不到行人，四處全是開著近光燈疾駛的軍車，汽車風擋上裝了鐵絲編的防護網。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隱沒在桔林裡，旁邊是一群駱駝，還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們的車隊始終以一百公里的時速飛馳，聽任兩側景色轉瞬即逝。《東京新聞》松川貴請求司機開慢點，好飽覽秀色。司機說不行，我們必須緊隨車隊，否則會有危險，再向前，成群的駱駝越來越少，司機說這都是貝都因人的，每峰駱駝可以賣一萬六千美元。

下午一點，我們抵達諾思雷特（Nosserat）小鎮，這裡的街上看不到一個行人，只有頭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鋼盔、平端M—16步槍的以軍士兵。保護我們的幾輛吉普封鎖了路口，士兵跳下車，平端“加里爾”步槍，叉開雙腿，隨時準備格鬥。這裡的牆壁上塗滿了五顏六色的反以標語。臨街二層小樓樓頂的一個小窗戶裡，閃爍著幾十雙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關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記者告訴我，自海灣危機以來，加沙實行戒嚴，巴勒斯坦人由於不能離家外出做工，食品來源基本斷絕，每天三、五小時的外出時間無法謀生。

為了更好地工作，我離開記者車，找到我剛認識的那位叫阿米爾的士兵，請求使用他的吉普。阿米爾很高興，爽快地讓我擠進吉普隨他們巡邏，吉普車內裝有一部破舊得看不出牌號的軍用電台，嘰哩哇啦亂叫。阿爾米的紫色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緊握橫在膝蓋上的“加里爾”步槍，左手握著麥克風守護著車隊。在我腳旁扔著一支加了榴彈發射器的步槍和幾聽百事可樂。吉普車的風擋和車頂架著鐵絲護網，以防“恐怖分子”的石頭。可以想象得出，當恐怖分子的石塊雨點般飛來的時候，阿米爾猶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響的鼓裡。我和阿米爾聊起創建以色列202突擊隊的前國防部長阿里爾·沙龍，他問我是否仇恨沙龍。我說我討厭他的殘暴，但喜歡他的性格：誠實、勇敢、狂熱地熱愛自己的國家，還有他走險棋的軍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規定，18歲以上的高中畢業生，必須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則無法找到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好職業。阿米爾對自己的軍旅生活很滿意，他讓我多拍些照片，送給他在耶路撒冷的媽媽。

在埃爾伯利格（ElBoreg），我親眼看見一個黑衣人倒剪雙臂被以軍押進一間小屋。這裡的氣氛更緊張。街頭站滿了端M—16步槍、持大木棒、身背無線通訊裝置的以軍士兵。這些士兵除了頭頂鋼盔外，還穿了“開福拉式”防彈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記者身旁環繞一週，虎視眈眈地警戒著四周。我們腳下遍地是雜亂的石塊和彈殼。

正當大家四處張望之際，突然背後飛來幾塊石頭，我們紛紛四散隱蔽。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正砸在《東京新聞》記者松川貴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聲怪叫。4名以軍士兵撲向飛出石塊的樹叢，我和加拿大記者喬緊隨其後。翻過一堵矮牆，眼前是一大片靜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軍士兵用槍點著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鎮中的保護圈，見我就是不動，摘下自己的鋼盔扔給我。以軍不敢貿然進入桔林，我和喬在士兵保護下，退回到埃爾伯利格小鎮中心。以軍的吉普車圍著我們組成一堵車牆，車頭向外，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突然，離我不遠的一扇小門猛地打開，一位滿臉絡腮鬍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舉著一隻活老鼠，衝上街頭，邊跑邊用英語大喊：“我們生活不如老鼠，老鼠還能上街。”記者見狀蜂擁而上，但被以軍驅回。我爬上一輛被炸燬吉普車頂，用80—200鏡連扣兩張，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這位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將其推回到院門裡，可他仍在屋裡跺腳大喊：“我們不如老鼠。”我緊張地倒回膠捲，藏在汽車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軍沒收。但以軍並沒有找我們的麻煩，只是命令我們立即回到車上，因為採訪已經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