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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節 鑄劍為犁的拉賓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一架以色列“阿爾法”式運輸機冒著海灣戰爭的炮火在本---古裡安機場著陸。這是我頭一次跳上這塊神秘的國土,當時以色列尚未與中國建交。

我徑直爬到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頂層的陽台上,成為有史到來第一個用“新華社特拉維夫”電頭髮稿的中國人。入夜,我跟著一幫膽大妄為的西方記者守在樓頂上等“飛毛腿”,喝威士忌,數遍古今的各國英雄。美國CBs攝影師海古德津津樂道地稱讚以色列總長伊扎克·拉賓,彷彿他是聖喬治。可當時我對以色列的全部知識僅為一本田上四郎的《中東戰爭全史》和一張以色列地圖。想不到在此後的三年裡,我數次前往以色列,每次都與這位大名鼎鼎的拉賓將軍有關。(一)

1992年6月22日,我第二次去以色列,奉命採訪以色列大選。歷史上的6月22日不是法國工人起義就是希特勒進攻蘇聯,而我則在這天連人帶車都被扣在加沙與阿什克隆間的沙漠裡,整整兩車以色列國防軍把我和我的大吉普押往西奈。在押解我的路上,南方軍區的一位中校還執著地要與我打賭,是沙米爾贏還是拉賓贏,我毫不猶豫地選了沙米爾,可中校說我準輸。

好在弄清楚我的種種苦衷之後,押送我的軍警憲特迅速放我上了路。《以色列消息報》還為我的莽撞登了條特寫:“250名外國記者來以採訪大選,31歲的中國記者讓南方軍區跳了起來。”

次日凌晨,當我從耶路撒冷驅車60公里趕至特拉維夫哈美利茲投票站時,只拍到瘦小枯乾但總精神抖擻的沙米爾,而工黨領袖拉賓則在幾公里外的另一投票站投票。我急忙發動汽車,可《以色列之聲》的記者偏舉著個話筒橫在我那因闖邊界被傳媒炒得火熱的大吉普前,問我昨天是否遭到軍警非人道待遇,由此是否會影響中以關係。我一面掛檔、松離合器,一面歪著脖子告訴他:“士兵不是以色列,我更代表不了中國。”想不到這段由吉普馬達伴奏的採訪在電台播出時,竟被中國駐以色列大使林真的秘書錄了下來,林大使誇我回答得很有外交水平。

待我駕大吉普風馳電掣趕到投票站時,只見拉賓正躬身鑽進一輛破舊的“沃爾沃”絕塵而去,至此,我追拍拉賓大選投票的任務就這麼不體面地以失敗告終。

好在當晚以色列工黨在丹·特拉維夫飯店工黨總部集會助選,我還有機會再睹這位拉賓將軍的風采。從黃昏等到午夜,這位頗具傳奇色彩的將軍就是不肯露面。天快亮了,興奮的工黨黨員還在等待大選的統計結果。直到有人宣佈工黨以12席之差擊敗對手利庫德集團後,姍姍而來的拉賓才露了面。

我第一次在這麼近的距離內端詳拉賓這張比關公還紅的大臉。還是“六日戰爭”中那種躬身向右前方微傾的習慣姿勢,只是黃軍褲換成一身剪裁合體的黑色暗條紋西裝,給人一種羞羞答答的錯覺,可一開口,渾厚吵啞的男低音立即將剛才的羞赧之氣一掃而光,顫抖的語音浸透了工黨飽嘗15年在野黨的辛酸和大選勝利的激動。拉賓的講話一再被震天的歡呼聲和工黨黨歌打斷,他一一感謝支持他的同事和選民,直到有人齊呼“佩雷斯”時,他才想起這位與他素有芥蒂而又風雨同舟的同事。

四天之後,拉賓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多功能廳正式慶祝工黨獲勝,還是那輛老掉牙的“沃爾沃”轎車,還是那身黑西服。這位由突擊隊員、野戰排長升至以軍總長、駐美大使及1974年~1977年內閣總理的老者,終於重新回到權力的頂峰。面對記者圍剿,這位鶴髮童顏、下野15年之久的花甲老人侃侃而談,一雙深逢的藍眼睛似乎永遠帶著一絲憂傷。(二)

拉賓在《回憶錄》中回憶自己的出生時說:“有的婚姻是天造之合,我的父母就結合於聖城耶路撒冷。”拉賓的父親魯比佐夫生於烏克蘭,俄國革命後隻身逃往美國,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想當英雄的魯比佐夫報名參軍保衛耶路撒冷,由於平足被刷了下來。可固執的魯比佐夫趁人不備將自己的姓改為拉賓,走向另一位矮個大頭的體檢官,竟奇蹟般地混了過去。多年以後,成了以色列首任總理的本---古裡安拍著拉賓的肩膀:“小子!要不是讓你爹通過體檢,你就不可能生在耶路撒冷啦。”

就這樣,老拉賓進了英軍第38營。可惜時運不濟,等他的部隊開到巴勒斯坦時,戰爭已近尾聲。儘管一個敵人沒見著,但畢竟朝天放了許多空槍。在鎮壓一場阿拉伯人騷亂之後,好歹也算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老拉賓沒有白上戰場,他俘獲了驚人的“戰利品”----一位楚楚動人、含情脈脈的猶太姑娘。她原是彼得堡一位頗有教養的富商,十月革命後來到巴勒斯坦。她先在加利利基布茲墾荒,天生麗質受不了斯巴達式的磨練,只好到耶路撒冷當了護士。

那年阿拉伯人發動襲擊猶太移民的騷亂,高大健壯的猶太軍人老拉賓用胸脯護住了她。老拉賓發揚參軍時的那股犟勁,趁熱打鐵與姑娘成婚。一年後的1922年3月1日,酷似其父的藍眼珠的伊扎克·拉賓誕生於耶路撒冷。

拉賓的母親是個天生的政治家,當老拉賓還是金屬工會積極分子時,她己當選為特拉維夫市政委員了。小拉賓先後在幼兒園、工人子弟學校長大成人,15歲考進了卡多里農技學校。課餘,拉賓在加利利基布茲務農,白天種地,晚上在農場當警衛。從卡多里農校畢業時,拉賓由於成績優異,得到英國7。5鎊的“農具獎金”,可他根本沒把錢用在農具上,至今還自稱欠英國政府7。5鎊。

象當時所有基布茲社員一樣,拉賓對土地本能地眷戀,為墾荒地甚至放棄了去美國伯克利大學留學的機會。假如不是隆美爾打到埃及的阿拉曼,拉賓肯定在海法基布茲裡當一輩子老農了。1941年,當一名神頭鬼臉的大漢找到正在基布茲食堂喝湯的拉賓,問他是否願意加入帕爾馬奇(希伯來語,意為突擊隊)時,拉賓對此還一無所知。

1941年5月的一個黃昏,拉賓和其他二十多個同樣激動的小夥子開進了南黎巴嫩破壞電話線,這是他參加帕爾馬奇的第一個戰鬥。

1943年,21歲的拉賓出任帕爾馬奇排長,很快他的排成了帕爾馬奇九個排中火力最猛的一個。一次演習之後,拉賓順手牽羊將一枚未打響的迫擊炮彈藏進揹包,混上公共汽車運回海法,因為他的排只有迫擊炮而沒有炮彈。不料就在他為自己的所為洋洋得意時,一紙盜竊彈藥的傳票把他送上了軍事法庭。原來他偷走的那枚啞彈,是當時全帕爾馬奇的最後一發炮彈。

1947年聯大通過巴以分治決議,可聯結耶路撒冷至特拉維夫的公路一開始就被阿拉伯軍隊切成幾段,耶路撒冷成了一塊飛地。為了保障以色列與耶路撒冷的聯繫,以色列總理本---古裡安命令26歲的帕爾馬奇上校旅長拉賓打通這條70公里的生命線。脾氣暴躁但卻雷厲風行的拉賓立即以自己的方式工作,他不僅打通了縱穿“地獄之門”阿雅龍山谷的特拉維夫至耶路撒冷公路,還以暴力另開出一條“緬甸路”。

1991年1月到1993年9月,我先後四次拉赴以色列採訪,特拉維夫至耶路撒冷公路是我的必經之路。駕大吉普穿行於阿雅龍山谷之間,當年拉賓親手改裝的裝甲汽車還扔在路邊,被火箭榴彈擊中的彈洞張著血盆大口,被後人塗上暗紅色防鏽漆,提醒人們牢記前輩付出的鮮血代價。(三)

帕爾馬奇隊員拉賓在婚戀問題上一掃窮追猛打的職業雄風,更沒有他老爹趁熱打鐵的魄力。

1944年,22歲的拉賓與亭亭玉立的麗哈邂逅於陽光明媚的特拉維夫街頭。雙方只是相互一瞥,就把一切全說明白了,其後是默默相向而立,深情凝視,麗哈一對明眸當即淚花滾滾。拉賓忙從軍褲口袋中掏出皺巴巴、滿是汗味煙味的大手絹遞過去,可麗哈收下了手絹卻沒擦淚水。次日清晨,麗哈把洗得乾淨無比、灑了香水並繡了一顆心的手絹還給拉賓,拉賓當即心慌意亂,邁開軍靴跨上一步,展開猿臂把麗哈抱了起來。

可戰場上雷厲風行的拉賓並不願立即明確兩人的關係,在長達四年的戀情中若即若離,不時玩弄“敵進我退”、打了就跑的帕爾馬奇戰術。其實,拉賓始終狂戀著麗哈,只是身為一名帕爾馬奇軍官,死神的黑翼一直籠罩在頭頂,拉賓不願承擔自己無法承擔的責任。在現代軍隊中,帕爾馬奇軍官死亡率歷來居世界第一,我在以色列看過一部描寫六日戰爭的紀實片,片名為《跟我來》整部影片全是戰地記者火線實拍的,影片字幕上圈了十幾個黑框,因為這些記者早已笑臥沙場。影片中有達揚、沙隆、拉賓等人的實戰鏡頭,戰鬥中的帕爾馬奇軍官從不說:“給我衝!”而是一馬當先說:“跟我來!”拉賓深知自己職業生涯的危險性,他不願讓漂亮純潔的麗哈把青春耽誤在一個低級軍官身上。

睿智的麗哈卻偏要把一生賭在這個髒兮兮、穿軍靴的傻小子身上,她先報名參加陸軍,以後乾脆也加入帕爾馬奇,並巧弄手段設法編進了拉賓那個營,把自己完整地交給副營長拉賓指揮,繼而幾個衝鋒把拉賓原本脆弱的防線打得千瘡百孔。拉賓受傷後,麗哈寸步不離,百般柔情,終於徹底摧毀了拉賓的最後防線,開始籌劃在戰爭間隙給長達四年多的戀情畫上句號。

婚禮之後,拉賓全力投入獨立戰爭(第一次中東戰爭),他率領部隊於1948年10月15日誘使加沙--內格夫的埃及軍隊開槍,藉此越過邊境直搗北西奈首府阿里什,連以色列空軍也沒想到拉賓的部隊如此迅速地插入敵後,以至錯誤地朝拉賓的部隊發起攻擊。拉賓部隊的突進再次引來本--古裡安總理的指責,可他的滲透給和談爭得了有利條件,他本人也由於親臨一線、瞭解戰局而成了以色列和談代表團的成員。(四)

和談是件令拉賓頭疼的事,首先他除了軍裝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接下來的難題是長這麼大從未打過領帶,任司機反覆教了多少遍,他也無法把那件“工藝品”繫到脖子上。絕望的司機只好將領帶打一個活釦,套在拉賓脖子上再輕輕拉緊。幸好拉賓對這種“一拉得”的絕招一練就會。

住進羅得島玫瑰飯店後,寧靜的和平氣氛使聽慣了槍炮聲的拉賓睡不著覺。長夜難眠,多年野戰生活造成的營養不良使他飢腸如鼓。會議之餘,他找來侍者請教希臘語“還要”怎麼說,侍者告訴他是“Encore”。他於是坐在房中苦練了一刻鐘。晚餐時,拉賓一眨眼就吞下了一盤肥牛排,隨即指著空盤子說“Encore”,繼而又得到一盤。那天晚餐拉賓至少重複了三遍“Encore”,才心滿意足地走過瞠目結舌的侍者,緩步離去。

15個月的獨立戰爭結束後,本--古裡安總理開始改組陸軍,帕爾馬奇軍官以集體辭職反對削弱他們的地位,拉賓自恃與本--古裡安關係特殊,到本--古裡安家中為帕爾馬請願,並不顧取締聚會的命令,因而被記大過一次,還丟了旅長職務。丟了官的拉賓像抽筋似的抬不起頭來,可還戀戀不捨地賴在軍中不走。好在總參訓練部珍視拉賓的才幹,力排眾議任命他主管“營長訓練班”。他以加倍努力報答朋友的知遇之恩,培養出許多亡命徒式的火線軍官,其中最有名的是阿里爾·沙隆。

拉賓的勇敢忠誠和講義氣給他惹了麻煩,可這無法抵消其超人的軍事天才,拉賓的實戰經驗和個人魅力有目共睹。1950年,28歲的拉賓升任總參作戰部長。他在英國坎伯萊皇家參謀學院進修一年後歸國,親手編寫教材籌建以色列指揮學院,繼而赴美考察,確立“培養傘兵素質的步兵、突擊隊員型的坦克手”的建軍方略。1956年,拉賓晉升為少將,任北方軍區司令,不久又被哈佛大學管理系錄取。他動用軍隊成功地將冰天雪地中10餘萬新移民妥善安置,深得民心。1964年1月,42歲的拉賓出任以軍總參謀長,他從一名帕爾馬奇隊員爬至以軍最高長官僅用了23年。

這期間,拉賓與和他年齡相仿、資歷相近的國防部副部長佩雷斯屢屢意見相左。佩雷斯溫文爾雅,主張依靠歐洲發展以色列國防;而身懷奇才又咄咄逼人的拉賓以切身經驗和一幫職業軍人為後盾,傾心美國。兩個各懷大志的才子不時在各種問題上發生齟齬,但這絲毫不影響兩人為國盡忠的合作。

1967年6月5日凌晨,拉賓任總長的以軍先發制人,傾巢出動全部200架飛機中的198架,一舉摧毀埃及空軍,幾小時後,又將敘利亞、約旦、伊拉克等阿拉伯國家的空軍徹底殲滅。擁有絕對制空權的以軍裝甲部隊向西奈半島穿插,不費一槍一彈拿下沙姆沙伊赫,控制了蒂朗海峽。我曾先後14次赴沙姆沙伊赫採訪,當年以軍緊扼蒂朗海峽的工事已移交戴玫瑰紅貝雷帽的多國部隊觀察員(MFo)。當初拉賓這一舉使約旦、加沙地帶、埃及、沙特失去了亞喀巴灣的出海口。拉賓的軍隊隨之佔領整個耶路撒冷,進抵蘇伊士運河,攻佔戈蘭高地和約旦河西岸。以色列軍隊僅用六天就大獲全勝,佔領了相當於本土三倍多的阿拉伯鄰國領土,身為以軍總長的拉賓被以色列人視為“六日戰爭”中的頭號英雄。

四年總長任期將滿,從不滿足的拉賓找到以色列總理,一句話差點把這位總理從安樂椅裡震出來:“我想當大使,以色列駐美國大使!”(五)

所有內閣成員都不希望鋒芒畢露的拉賓出任駐美大使,但執拗的拉賓得到他那位德高望重的“大嬸”---工黨總書記梅厄夫人的全力支持。

1968年2月,脫下咔嘰軍裝的拉賓走馬上任。當時美國正陷入越戰困境,好奇的美國人都想一睹這位用六天打敗所有鄰國的彈丸小國的三軍總長,連羅伯特·肯尼迪也請求與拉賓合影。

尼克松未當美國總統前就是拉賓的好朋友,他身邊的基辛格和布熱津斯基是當時世界上最出風頭的猶太人,而那位一直庇護拉賓、除了以色列什麼也不在乎的梅厄夫人此時穩穩地坐在以色列總理的位子上。

拉賓的大使生涯並非一開始就得心應手。尼克松在白宮舉辦晚宴,拉賓不知道請柬上的“白領帶”(whitetie)是什麼東西,更弄不懂是必須佩帶還是嚴格禁止。好在他不恥下問,才在一個飯店老闆那兒弄到一套硬襯條紋褲、黑燕尾服的“白領帶”,像個“摩登時代”的機器人,呆頭呆腦地進了白宮。

拉賓在大使官邸宴請美國官員,佳餚美酒之後,他興沖沖取出卡斯特羅送的哈瓦那雪茄請客人品嚐,不料原本笑逐顏開的來賓一時像見了毒蛇猛獸,望煙而逃,只有拉賓自己一臉憨笑地獨自享受卡斯特羅的禮物。原來美國當時正對古巴實行經濟制裁,而拉賓卻在美國政府官員眼皮底下以實際行動反對美國政府的政策。

幾天以後,拉賓才弄明白自己的失禮。他在宴請五角大樓將軍們時誠懇地為自己以違禁品待客表示歉意,不料這幫將軍們對哈瓦那雪茄這種“違禁品”神往已久。結果所有將軍都湊到拉賓周圍,醉人的古巴雪茄的芬芳瀰漫於室。

在外交場合折衝樽俎之餘,拉賓還不遺餘力地從各個方面、以各種方式捍衛以色列國家利益,有時甚至有失外交官的風度。當美國根據聯合國242號決議要求以色列撤出“六日戰爭”侵佔的領土時,拉賓竟敢指著基辛格的鼻子大吼:“我告訴你!你們正在鑄成大錯!我將在美國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反對你們!”其後在公共場合,他還指著美國國務卿羅傑斯抨擊了40分鐘。拉賓此舉在華盛頓外交界得了個“闖進瓷器店的公牛”的渾名。

拉賓並非永遠這樣魯莽,在尼克松的橢圓形辦公室,拉賓則換上另一副面孔,哀求尼克松:“總統先生,我再次誠懇地呼籲,作為唯一信任、同情、理解以色列的您,給我們急需的武器吧!”在尼克松的默許下,以色列使用美國支援的F-4鬼怪式戰鬥機飛越運河,轟炸了埃及腹地。

拉賓還巧妙爭取到美國猶太人社團的大力支持,進而加影響,《華盛頓郵報》攻擊他通過猶太人插手美國內戰。

在華盛頓,拉賓作為“六日戰爭”的英雄四處作巡迴報告,五角大樓的將軍們則像初中生似的坐在台下記筆記。

對美國軍方和各種要求,拉賓從不拒絕,他希望擴大自己的影響,當美國國會拒絕海軍建造航空母艦的預算案時,五角大樓把拉賓請進了國會。拉賓作為惟一親手使用過所有蘇美雙方先進武器的常勝將軍,竟娓娓動聽他說服了國會追加撥款,為第六艦隊再造了一艘航空母艦。拉賓豐富的戰場經驗、直率的性格和傳奇般的經歷很討美國人喜歡。

五角大樓甚至邀請拉賓參觀戰略空軍司令部的地下指揮所、核潛艇基地和其他絕密設施。

在拉賓擔任駐美大使的兩年裡,成批的軍火運往以色列,拉賓終於實現了多年前以美式裝備武裝以軍的夢想。

此外,在華盛頓結交的朋友使美國輿論日益親以。當拉賓行將卸任回國時,尼克松笑著問來訪的梅厄夫人,拉賓回國後會得到什麼職位,梅厄夫人說:“那得看他自己的表現。”尼克松當即仰天大笑:“如果你們不想要他,把他留給我,我想用他!”(六)

1973年3月11日,興沖沖的拉賓返回以色列。梅厄夫人曾數次許諾他當部長,可此時得到的僅是“先休息一段”的託詞。拉賓憑藉昔日戰功和外交上的成就,開始為工黨拉選票而奔走。半年多的犬馬之勞感動了工黨元老,他們悲天憫人地把拉賓的名字排在工黨候選人名單的最後一名上,這讓為工黨賣命30年的拉賓傷心不已。

上蒼有眼,1973年10月6日突然爆發的“十月戰爭”一夜之間把以色列推入混亂之中。相互揭短、指責、拆台把工黨弄得一團糟。感情用事的梅厄夫人倚重佩雷斯、達揚,引起民眾的普遍不滿。這位76歲高齡的老太太最終不得不以辭職來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

佩雷斯首先站出來競爭總理職務,他早在本--古裡安時代就是國防部副部長,資歷深厚、可拉賓看不起這個文質彬彬的文官,拉賓自身的地位是靠真槍實彈打出來的,而此時的工黨正需要拉賓這位與黨內瓜葛不深、出身名門而又喜歡講真話的常勝將軍。結果拉賓以295對254的多數票擊敗佩雷斯,出任以色列政府總理,時年52歲。

拉賓是以色列建國以來第一位土生土長的總理,在此之前,總理全是蘇聯東歐移民。生在耶路撒冷的拉賓一改他以前歷屆總理的形象,擺出鮮明的親美姿態。可拉剛上台,美國曆史上最親以的總統就因水門事件成了美國曆史上第一位被彈劾下台的總統。好在福特繼承了尼克松的政策,拉賓被當做福特總統的客人訪問白宮。

1974年9月10日,拉賓首次以總理身份訪美,盛大國宴之後,響起悠揚的舞曲。頓時,全場目光都集中到福特、拉賓夫婦身上。精於此道的福特欣然而起,以騎士風度攬住拉賓夫人翩翩起舞。貴賓們隨之以鼓勵的目光期待拉賓與福特夫人共舞,可拉賓根本不會跳舞。他裝模作樣地談笑風生,拖延時間,盼望能有仰慕第一夫人風采的“猛男”挺身而出,代他完成這一無比艱鉅的任務,可如此不懂外交禮儀的冒失鬼就是沒有。無計可施的拉賓只好壯著膽子走向滿面春風、翹首以待的福特夫人。他一臉尷尬:“對不起,夫人,我不會,一步也不會,我不想踩傷你的腳趾。”他原以為會得到寬恕,不料福特夫人明媚地一笑:“別怕,總理先生!我年輕時總教人跳舞,比您再笨的傢伙也傷不了我。ComeAkong(來吧)!”

拉賓夢遊般地被福特夫人牽進了舞池,身不由己地扭著苯重的身軀,緊盯著自己不聽指揮的雙腳。福特夫人一面引導著芒然不知所措的拉賓,一面敏捷地躲閃那雙穿慣了軍靴的大腳的襲擊。樂隊無休止地奏著舞曲,拉賓大汗淋漓,機器人般地搖來晃去,雙眼露出乞求的目光。站在圈外同樣不擅此道的基辛格兔死狐悲地讀懂了拉賓的眼神,藉口有要事,才把千恩萬謝的拉賓救出圈外。多年後拉賓還對這次當眾出醜心有餘悸。他說,即使基辛格從未幫過以色列,但僅憑這次救他出苦海的義舉,也值得感激一生。(七)

基辛格不僅幫拉賓擺脫舞會,還硬逼著他與埃及總統薩達特和談。1975年6月,以色列與埃及達成協議,因“六日戰爭”封閉了8年之久的蘇伊士運河恢復通航。以後,拉賓出訪摩洛哥,託國王哈桑二世向薩達特轉達願意會晤的信息。拉賓還授意摩薩德查明卡扎菲在撤哈拉沙漠中的敢死隊訓練營,協助埃及突擊隊摧毀了企圖在“七·二六”革命節行刺薩達特的陰謀。

在積極與埃及謀求和解之餘,拉賓內閣對一切危及以色列利益的恐怖活動決不手軟。1976年6月,巴勒斯坦“人陣”將法航139班機動往烏干達,機上254名乘客中83名是以色列人。當時各國通行的做法是屈服於恐怖分子壓力,可以色列強硬的做法改變了以往的慣例。

拉賓親自領導由他和國防部長佩雷斯、外長阿隆等人組成的應急指揮部,授權國防軍制定強硬的“大力神”計劃,準備從4000公里之外的烏干達奪回人質。

在比爾謝巴空軍基地,39歲的傘兵司令肖姆龍准將裝模作樣地在婚宴上暴飲。國防部長佩雷斯在與來訪的布熱津斯基共進晚餐時,對他的同鄉用波蘭語熱情長談。在這些公開曝光之後,精神抖擻的肖姆龍立即潛回蒂朗海峽的沙姆沙伊赫空軍基地。在那裡,兩架波音707和四架C--130“大力神”已為奪回人質進行了上百次模擬演習。

7月3日15時10分,拉賓在內閣鄭重宣佈,解救人質的部隊己在20分鐘前出發,若內閣反對,他將下令召回已經踏上征程的部隊。

飛往4000公里外的烏干達執行任務的總指揮佩萊德空軍司令是熟練掌握C--130“大力神”駕駛特性的空軍專家,地面分隊指揮官喬·內塔尼亞胡中校是以色列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的兄弟,他的神槍手全化裝成黑人。為了出奇制勝,內塔尼亞胡專門挑選了一名長得酷似烏干達總統阿明的傢伙,準備與劫機的恐怖分子“談判”。以色列空軍的F--4E“鬼怪”戰鬥機在紅海上空為這六架遠征的飛機護航。

經過七個多小時的長途飛行,襲擊部隊飛抵烏干達恩德培機場上空。一名倫敦口音的突擊隊員尖著嗓子向地面塔台請求允許“英國民航”迫降。為了控制“大力神”著陸時的轟嗚,以軍飛行負沒有改變螺旋槳槳距便著陸滑跑。身先士卒的哈佛畢業生內塔尼亞胡中校帶著他的九名“黑人”部下乘奔馳轎車從“大力神”的機腹內衝出,莫名其妙的烏干達士兵在向奔馳轎車行禮之際已被迎面而來的無聲手槍打翻在地。

內塔尼亞胡和他的部下一面用雪花膏擦去臉上的黑墨,一面用希伯來語高喊著“臥倒”,衝進關押人質的候機樓。45秒之後,以軍全殲了劫機犯,取了指紋,並將所有人質護送上馬達轟嗚的“大力神”。

與此同時,其餘突擊隊員已將停機坪上的烏干達米格戰鬥機一一炸燬,還順手收拾了機場塔台和雷達站。另一組突擊隊用吉普車上的106毫米無後坐力炮的“龍”式導彈“修理了”從坎帕拉方向趕來增援的烏干達陸軍。提供空中警戒的兩架波音707則按計劃在空中巡航。

當人們歡迎凱旋的突擊隊員把所有人質救回以色列時,拉賓正在西奈半島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仰望晴空,作為將軍出身的總理,他為他部下的戰績淚流滿面。內塔尼亞胡中校在行動中陣亡。海明威曾言:“戰爭中總有墮落的人,可還有哈佛畢業生。”

拉賓還來不及為自己的傑作得意,因通貨膨脹引起的民憤以及接連不斷的打擊使拉賓政府雪上加霜。先是拉賓內閣在安息日為首批飛抵以色列的F一15戰鬥機舉行歡迎儀式違反了“摩西聖訓”,議會為此對拉賓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繼而是政府閣員的一系列貪汙案在報上曝光;最後是拉賓自己在美國銀行中的2000美元存款被《國土報》揭了出來。在以色列,作為一名政府總理在國外擁有私人存款是違法和極不道德的事。拉賓夫人因此被起訴,在眾目睽睽之下,拉賓以一個熱吻將患難與共的夫人送進法庭,接受2.4萬美元的罰款。此後不久,拉賓代表執政29年的工黨把權力移交給貝京,從容下野。(八)

1992年夏,我親眼目睹拉賓大選獲勝、再度輝煌的全過程。在沉寂了15年之後,他梅開二度,重新登上總理寶座。拉賓深知工黨之所以獲勝是由於國民渴望和平,以及國際和平力量施加的壓力。拉賓自兼國防部長,任命自己的夥伴和對手佩雷斯任外長。拉賓動情地宣稱:“人們的成功源於他們的夢想。”他一上台就凍結了被佔領土上100多個猶太人定居點,吸收巴勒斯坦人進入內閣,邀請約旦國王、敘利亞總統等阿拉伯國家首腦訪問以色列。

1992年7月21日,組閣僅僅10天的拉賓就親自飛抵埃及進行正式訪問。作為穆巴拉克總統攝影師,我有幸進入機場拍攝盛大的歡迎儀式,眼看著拉賓緩步踏著猩紅色地毯神態凝重地檢閱埃及儀仗隊。其後,我躥上大吉普緊隨著國賓車隊趕赴20公里外的開羅庫巴宮總統府,數百名記者擁在這裡採訪中東和平進程。在大庭廣眾之下,穆巴拉克與拉賓的四隻大手緊握在一起。這兩位締結和平的政治家曾是戰場上的對手,拉賓曾任以色列總長;穆巴拉克曾任埃及空軍司令。他們的軍旅生涯和層層晉升都是在以對方為死敵的搏鬥中完成的,而今兩位勁敵紳士般握手言和。

當我大汗淋漓地鑽出人群,才發現《時代)週刊的斷腿巴利正痛苦地匍匐在地,相機和鋁梯扔在一邊。原來這老兄高燒39℃,可又不願錯過千載難逢的拉賓來訪,終因體力不支摔倒在地。聽到他的呼救,我忙把他連同一大堆器材扛上吉普,一直將他送到他太太手中才返回辦公室發稿。

一週後,我在《時代》週刊上看到巴利的病中之作,我的照片也被《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等採用。

1999年4月14日拉賓二訪埃及,我驅車趕往位於伊斯梅利亞總統別墅時,拉賓的UH--60黑鷹直升機正緩緩降落。在蘇伊士運河管理局面向大苦湖的露天會場,穆巴拉克與拉賓並肩宣佈將堅定不移地加速中東“實現和平”。1993年10月6日,拉賓三訪埃及;同年12月12日,拉賓四訪埃及,我都受命為拉賓拍照。

1993年9月,我第四次前往以色列,採訪當時尚屬子虛烏有的巴以秘密和談。由於風傳拉賓、佩雷斯與巴解組織秘密談判,加沙、傑里科行將自治而引起全國的震驚。拉賓的支持者和反對者全上了街,在總理府前的小山上紮了營,全副武裝的軍警不得不設立路障以保障交通暢通。好在以色列人法制觀念極強,儘管示威者也與軍警發生衝突。

砸路障、燒旗幟,但總的來說還算溫和。在總理府門前,數百名記者爭搶進入總理府的名額,因報道艾滋病而獲大獎的瑞寧格搖晃著總理府大門:“我是猶太人,我的祖國為什麼不讓我進!”騷亂的示威者忽然扔出一個冒著煙的圓柱體,嚇得我緊跟著軍警趴在地上,原來是一顆煙幕彈,一個大個子警察用一罐可口可樂澆滅了它。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議會,反對加沙、傑里科自治的議員激烈抨擊政府的外交政策。沙米爾坐在議席上一語不發,阿里爾。沙隆火車頭般地喘著粗氣。一位坐在我左側的亞洲女孩突然用中文同我打招呼,自稱是台灣《中國時報》的特派記者,掏出一張德文名片,竟是大名鼎鼎的龍應台。龍應台和我都被以色列議會的大辯論弄得不知所措、眼看著拉賓一再看手錶,可就是連說話的機會都沒有。(九)

1992年9月,中國外長錢其琛作為首位訪以的中國高級官員前往耶路撒冷,我由於被列為錢外長的私人攝影師面在星夜從開羅趕赴以色列。途中,回想當年單槍匹馬去以色列採訪戰爭時的孤獨和不久前中以建交後兩國關係的飛速發展,我不禁為自己能有幸親歷這一偉大進程而得意洋洋。

在以色列外交部,一幫人圍著為錢外長準備的禮賓車忙來忙去。一位司機仔細研究大奔馳旗杆上的五星紅旗圖案與蘇聯紅旗的區別。拉賓總理府的一名司機則對中國外交藝術讚不絕口,說中國派來了一位猶太人外交部長,無疑會給以中兩國關係打開新局面。他的話聽得我直翻白眼,因為我這個隨團攝影師還是頭一次聽到有人竟把我們的外長說成猶太人。大惑不解的我忙上前請教他怎麼知道中國外長是猶太人,這老兄竟擺出十足的學者架子,在我右掌心用英文字母拼出“錢其琛”三字後說道:“嘿!老兄!COHen、雅可夫、伊扎克全是猶太人的名字呀!”想不到這位好鑽研學問的猶太司機竟把錢其琛的琛(chen)中間多加了“個0,成了猶太人的姓名“COhen”。

拉賓在特拉維夫國防部會見錢外長時,我和中央電視台記者都被攔在門外,氣得我哇呀暴叫。經與拉賓的新聞秘書交涉,以方才同意我們進入會場,拍下珍貴的歷史鏡頭。我深感軍人出身的拉賓儘管嚴厲,但卻通情達理。

1993年9月底,中國駐以色列使館在特拉維夫舉行國慶招待會,大使林真讓我給相機充足電,據說拉賓將參加中國國慶,可我始終將信將疑。幾年來我到過埃及、約旦、伊拉克、黎巴嫩……參加過多次國慶招待會,可還從未見過哪總理親自來使館祝賀中國國慶。

黃昏,我懶洋洋地幫廚師小李在使館草坪上掛國旗,突然來了兩名以色列便衣,彬彬有禮地沿著半人高的圍牆轉了一圈後便悄然離去,可使館外連一個崗哨也沒加。招待會開始後,我逐一為與大使握手祝賀的來賓拍紀念照。就在我的閃光燈需要更換電池時,我突然發現當天下午來過的兩名便衣正靜靜地排在魚貫而入的隊尾,站在他們之間的,竟是以色列總理拉賓。

我忙不迭地奔過去、手忙腳亂地給相機換上新電池。

近在咫尺的拉賓身著暗藍西裝、白襯衣,打著藍領帶,雙手交叉,身體習慣地向右前傾,謙遜有禮地排在來賓的隊尾。大使與拉賓並肩沿花園小徑緩步而入,我搶到他們的前面,透過取景器全神貫注於拉賓的一舉一動。正當我心滿意足地在拉賓眼前倒行時,一盞草坪地燈絆住了我。我只感到原本肌肉萎縮的右腿一下子失去控制,我和我脖子上的相機一齊失去平衡地仰面向後倒去。

就在我即將倒地的一剎那,拉賓身後貌不驚人的便衣象緊繃的彈簧撲向我,抓住我攝影背心的前襟,將我拎了起來,整個過程全是瞬間完成的,以至我現在根本無法回憶當時的感覺。驚魂未定的我忙不迭地向拉賓的便衣說“圖達拉巴(希伯來語:衷心感謝)”,而處變不驚的拉賓卻咧開大嘴用英語告訴林大使:“我的保縹總是這樣保護那些為我折照而摔倒的人。”難怪他對我剛才的窘態習以為常。

也許是為我壓驚,拉賓把為他準備的一份石斑魚讓給了我,而執行任務時連一滴水也不喝的便衣則將他的石斑魚給了新華社駐以色列首席記者懷成波。還了陽的我又來了勁:“我是拉賓,他們是我保鏢!”

在行將為我冗長的文章結尾之際,拉賓、佩雷斯和阿拉法特共同獲得’94諾貝爾和平獎。而他們三位都接受過我採訪。拉賓獲獎之後說,他獲得的和平獎屬於全體以色列人民,並宣佈將獎金捐獻給那些獻身於和平事業的人們,就象《聖經》中的騎士聖喬治。後記

1995年11月5日,我正和一幫狐朋狗友圍著火鍋涮羊肉,腰問的BP機突然狂叫不止,低頭細看,一行蠅頭小字說:“快聽廣播,你的拉賓被刺。”一時間彷彿五雷轟頂,我手忙腳亂地摸出口袋中的松下RF--10短波收音機,慌亂中踢翻板凳險些燙著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

情報是千真萬確的。11月4日是猶太安息日,特拉維夫10萬人在國王廣場舉行“要和平不要暴力”集會。19點50分,拉賓結束講演走向停車場時,一個名叫阿米爾的25歲猶太學生,用一支9毫米帕雷特手槍,在拉賓背後連發四彈。其中三槍命中拉賓,分別射入脊椎、脾臟和肺部,19分鐘後敵無效,拉賓死於伊奇洛夫醫院。

悲痛後的我像聽到槍響的士兵,《中國青年報》值班的副總編陳泉湧打電話讓我寫一篇拉賓的文章並問我能寫多少,他能給我多大版面,他說一個版。《世界博覽》任主編聞訊連夜趕回辦公室幫我找來我拍的拉賓照片。

11月6日拉賓下葬的同天,《中國青年報》用了一整版圖文並茂的地悼念拉賓。惟一遺憾的是沒用我的標題“鑄劍為犁”。

一星期前,我在中國新聞學院講課時,有個學生問拉賓是否是和平衛士。我說我不同意,我認識的拉賓是位國家利益第一的公務員,是位民主國家的民選總理。他所做的一切是為猶太選民服務,為猶太國家服務,為全體納稅人服務,至於和平還是戰爭都僅是現象而非本質。基辛格在悼念拉賓時甚至提到拉賓“是勉強進入了和平進程”。拉賓從軍27年身經百戰,打敗周邊阿拉伯國家佔領耶路撒冷,直到1990年還命令部隊開槍打斷巴勒斯但示威者的雙腿。

以色列的和平是通過1979年的埃以和約、1994年的約以全面和約完成的。拉賓令我尊敬的不是和平也不是戰爭,而是忠於國家、忠於選民利益和勇敢真誠的職業道德。

我多次目睹拉賓會晤穆巴拉克時的情景,這是大國政治家間才有的場面,而以色列乃彈丸小國,不得不艱辛地在大國間折衝樽俎。拉賓遇刺前還不忘為約旦國王侯賽因生日寫親筆信,可他對巴勒斯坦僅僅是具有某種國家地位的自治。阿拉法特對拉賓夫人稱讚拉賓“是一位和平英雄,也是我的朋友”時,拉賓夫人說:“我丈夫把你看做他的和平夥伴。”夥伴不同於朋友。

以色列有一流的1DF國防軍、一流的情報部摩薩德、一流的秘密警察辛拜特、一流的烏茲槍和凱福拉防彈背心。

在特拉維夫當我為拉賓拍照摔倒時,站在他身後一米的保鏢一躍而起,在我倒地前的一剎那將我拎起來,足見鏢技超群。可他們保護不了拉賓,因為拉賓生活在自己的選民裡。

一個身著防彈衣被保嫖保護起來的人,在有兩百個政黨的以色列不可能當選任何公職,更何況是總理,這一點只有親歷以色列生活的人才能深刻體會。看到國內一家報刊把拉賓遇刺歸罪於警方情報不力、保密不完善、保安人員大意和拉賓與警方相互配合不力,我很不以為然。一位美國記者曾問拉賓夫人為什麼不給拉賓穿防彈背心,夫人反問:“你瘋了嗎?我們又不是在非洲。”的確,以色列人決不會承認一位被保鏢鐵甲包裹起來的懦夫當總理。在畢生為國家利益服務、身經百戰的拉賓看來,穿防彈衣是一種汙辱。出埃及的摩西並沒能活著到達迦南,但他的目標已經顯現,拉賓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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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 夢繫魂牽阿拉曼

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1983年從北大畢業時,我慷慨激昂地找到“萬歲軍”坦克6師申請參軍,自詡是最好的坦克師長。弄得這支王牌部隊的首長眼光異樣地打量我好久,給了我兩個包子、一碗雞蛋湯,禮貌而堅決地把我送出了軍營。當時我22歲,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著了迷,把自己當成了“沙漠之狐”隆美爾。

丘吉爾說:“阿拉曼戰役前我們不知勝利為何物;阿拉曼戰役後我們從未敗北。”一直到海灣戰爭結束,我從巴格達轉赴開羅任新華社中東分社攝影記者,才有幸拜謁我夢繫魂牽的阿拉曼戰場。1991年12月,當我興沖沖駕大吉普闖入阿拉曼東北著名的白沙灘時,一名穿沙漠野戰服的埃及中士氣喘如牛地跑過來攔住我。從他半英語半阿語的比劃中,我終於明白我已經闖入二戰德軍的“魔鬼花園”,卜知沙漠滾動的反坦克地雷,隨。寸可能把我這個解放陣裝甲兵學院的榮譽上校連人帶車炸飛到空中。阿拉曼戰役

從開羅駕車穿過費薩爾路向西,至金字塔東兩公里處轉向西北,再沿沙漠公路狂奔220公里,就是被稱為“地中海新娘”的千年古港亞歷山大,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古燈塔遺址和龐培柱全在這裡。出亞歷山大沿海濱公路繼續向西113公里,沙漠小鎮阿拉曼(ElALmein)就突然從蒸氣騰騰的沙漠中跳了出來。50年前的這個季節,空前絕後的沙漠坦克軍團曾在這裡決一雌雄。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自比愷撒,揚言重建羅馬帝國。

他先以武力控制阿比西尼亞,使海爾·塞拉西皇帝流亡英國;繼而覬覦多瑙河流域、巴爾幹和北非。1937年11月,意大利加入《反共產國際協定》,法西斯東京一柏林一羅馬軸心正式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墨索里尼匆忙宣戰,意軍從利比亞進攻埃及,但不久即被英軍擊敗。墨索里尼私下對女婿齊亞諾伯爵表示:“應該把任務交給那些以戰功求晉升的人,而現在司令官惟一關心的是如何保住元帥位子。”為了扭轉敗局,他向希特勒求援,希特勒一眼選中年輕的坦克將軍埃爾溫.隆美爾:“隆美爾知道如何激勵部下,他是惟一可以在北非艱苦氣候下打勝仗的人。”

1941年2月14日,隆美爾人數可憐但富於獻身精神的專業坦克部隊在的黎波里登陸。他用木頭、紙板和沃爾克牌卡車連夜改裝了數百輛假坦克,在沙地上拖著樹枝蕩起征塵。隆美爾的兵力與英軍相差懸殊,可他的每句話都板上釘釘:“如果給養和制空權沒有問題,我將拿下昔蘭尼加,控制蘇伊士運河。”這意味著他將在敵強我弱的大沙漠中直線推進2896公里。隆美爾的計劃遭到上下一致反對,可他固執已見:“我將冒險違背一切命令,歷史會證明我正確。”

1941年4月3日,在他的前任一再退守的陣地上,隆美爾開始反攻,他筆直地站在車頂,衝在坦克部隊的最前面。沙漠高溫使坦克機油變稀,通訊設備失靈,他乘一架“鸛”式飛機,飛在先頭部隊的頭頂,給迷失方向的部隊引路。一支摩托化步兵企圖在沙地上偷懶時,隆美爾咆哮著從他們肩頭掠過,接著扔下一紙卡片:“如不立即行動,我就在你們身上著陸!——隆美爾。”當第21裝甲師被困地雷陣時,隆美爾的指揮車衝到了前面。他不顧橫飛的彈片,若無其事地跳下指揮車,跪在沙地上小心翼翼地排雷,他的參謀們緊跟其後效仿他,這使第21裝甲師僅用10分鐘就衝出了雷區。隆美爾與士兵吃一樣的配發食品,喝沙漠中的苦水,親自給陣亡的戰士遺蠕寫信,用誇張的樂觀情緒感染情緒低落的傷員。這位古怪而富於傳奇色彩的“士兵將軍”只用兩個月就推進了2000多公里,打進埃及。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後,德軍在斯大林格勒---庫爾斯克受挫,日軍在中途島、珊瑚海、瓜達爾卡納爾失利。

1942年,英國把伊麗莎白公主(今女王)和其未婚夫菲利浦。蒙巴頓派到馬耳他建立海軍基地,切斷了隆美爾的海上補給線。1992年夏,我赴利比亞採訪卡扎菲途經馬耳他,正值英女王在此參戰50週年紀念日,這才知道伊麗莎白女王與菲利浦親王的世紀之愛竟是在與隆美爾的作戰中孕育的。

1942年6月22日,年僅50歲的隆美爾晉升為德國最年輕的陸軍元帥,兩天後,他兵臨阿拉曼。為了頂住隆美爾繼續東進,威脅蘇伊士運河,丘吉爾傾全英聯邦國力於阿拉曼,圍剿隆美爾的北非軍團,英軍統帥蒙哥馬利受命統帥16個英邦國家的軍隊在阿拉曼與隆美爾決戰。1942年10月23日21時,蒙哥馬利的數千門大炮齊聲轟擊,兵強馬壯的盟軍在月光下發起總攻,對失去制空權又彈盡糧絕的隆美爾軍團開始合圍。可隆美爾這隻狡猾的“沙漠之狐”輕巧地一躍就跳出了包圍圈,魔術般西撤了2000多公里,穿越利比亞,在突尼斯大敗立足未穩的美國第二集團軍,這就是電影《巴頓將軍》開始時那屍橫遍野的一幕,艾森豪威爾不得不讓巴頓重建美第二集團軍。可當巴頓氣勢洶洶找到隆美爾拼命時,隆美爾已把他精銳的“北非軍團”撤出了非洲。隆美爾其人

丘吉爾在回憶錄中寫道:“提到隆美爾時我總說好話。”

他在英國下院讚揚敵人隆美爾“是非常有魄力、有才幹、卓越的將才”。隆美爾1891年生於海登海姆一箇中學校長之家,18歲進第124符騰堡步兵團,後入但澤皇家軍校,以“熱情、堅強、守時。自覺、智力超人、高度責任感”的評語記人畢業檔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隆美爾三次負傷,獲藍徽勳章和鐵十字勳章,伊松索會戰期間他孤軍楔人敵後,以一名軍官、13名士兵的代價俘虜意軍8000多人。當時他就以虛張聲勢、偷襲和迅速跟蹤戰術以弱克強,並瘋狂地追逐榮譽,多次與戰友反目成仇。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隆美爾到斯登卡德當連長,他對重機槍、內燃機、摩托車製造、造船、拉小提琴和滑雪都感興趣。隆美爾生活儉樸,不吸菸、不飲烈酒,對妻子以外的女人不感興趣。他用訓練士兵的方法教育獨生子,揹著老婆讓年僅7歲的兒子曼弗雷德騎馬,結果摔破了兒子的頭。

隆美爾用一馬克硬幣向兒子行賄,求他不要把真相告訴媽媽,當兒子向媽媽告發隆美爾的“暴行”後,他毫不猶豫地向兒子要回了作為勇敢獎賞的硬幣。

由於豐富的火線經驗加之辯才過人,隆美爾被任命為維也納斯塔特軍校校長,出版了《步兵攻擊》,該書先後再版十餘次,並被譯成多種文字,連美國的巴頓當時也以能背誦該書部分章節而自豪。隆美爾由此成為青年偶像並引起希特勒的注意,成為元首大本營警衛部隊司令。

波蘭戰爭爆發後,隆美爾陪希特勒親臨前線,冒著被叢林中波蘭狙擊兵的冷槍擊中的危險,觀察快速運動的坦克衝鋒。希特勒視察格丁尼亞時,隆美爾親自站在路中央指揮,僅放希特勒和警衛的汽車通過,將大喊大叫的希特勒辦公室主任馬丁·鮑曼攔在圈外。為報復隆美爾對納粹黨的羞辱,鮑曼等了五年。

波蘭戰役後,隆美爾任第7裝甲師師長,帶著10本《步兵進攻》開始了坦克生涯。上任伊始,他命令養尊處優的營長90分鐘內離開營房。每天6點鐘,他準時沿萊茵河慢跑。與士兵一起聽7點鐘新聞聯播,把坦克編成各種能快速突進的隊形。

身穿漂亮軍服、胸佩勳章的隆美爾經常暴露在坦克頂上,用斬釘截鐵的鮮明手勢發號施令,用戈培爾送的萊卡相機折下慘烈的戰鬥。由於用兵譎智、楔入神速,連德軍參謀長都無法捕捉到隆美爾的行蹤。他的士兵在距他不足一碼處中彈倒地,但他若無其事地用馬鞭敲擊坦克炮塔,指揮衝鋒。

隆美爾是法國之戰中最出風頭的少將,也是第一個獲得十字勳章的德國軍官,他的部隊被媒體稱為“魔鬼之師”。

聯邦傳媒對隆美爾的功績大肆宣揚,一部名為,《西部的勝利》的電影、一本《魔鬼之師》暢銷書把報刊電台的讚譽推至極點。可納粹宣傳給隆美爾帶來更多的嫉妒和仇敵,他渴望新的榮譽,但他咄咄逼人的氣勢和超人的膽識使機會與他無緣。就在他走投無路之際,希特勒把他派到了非洲。

隆美爾把他在歐洲本土創造的光榮帶到了北非,沙漠小鎮由此聞名天下,他自己則成了“沙漠之狐”。狐狸之死

隆美爾在北非的傳奇戰跡使他成為第三帝國26名元帥中最年輕的一位,“可他的怪癖和來自最高階層的支持,把人事關係弄得相當複雜。”隆美爾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晉升使我超過大批戰友,無疑引來許多許多嫉妒。”“我將在肩章上添更多的星。”就在隆美爾依靠才智膽識頑強地進行奧德賽式的遠征時,出於嫉妒而產生的陰謀已在孕育之中。

隆美爾性格孤僻、傲慢、專橫,在軍隊中他的敵人多於朋友。在一切由他支配的情況下,他是優秀並有獨立見解的戰場指揮官,可一旦受到過分的約束,他又是一個抗上而難於對付的軍官。隆美爾先同德國空軍鬧翻,繼而和墨索里尼發生激烈衝突。當他眼看著一年多來他的一萬名士兵、九名將軍在北非命送黃泉後,他與希特勒的衝突終於爆發,竟敢面對面朝希特勒怒吼:“惟一能做的是撤出非洲!”

1943年,百病纏身的隆美爾回到德國,疾病給他留下深深的非洲情思。帝國元帥戈林開始粗魯地侮辱他,脾氣暴躁的隆美爾已經失寵。

隆美爾是當時惟一與英美軍隊作過戰併為敵人畏懼的德國人。考慮到此,希特勒一度讓隆美爾任意大利“B集團軍”司令,可隆美爾並未得到相應的部隊。據戈培爾日記記載:“他們不願隆美爾指揮太多的軍隊。他們嫉妒他。”

1943年底,隆美爾奉命赴英吉利海峽用鋼軌、水泥、木樁、海水、沼澤、廢炮彈和千奇百怪的各種地雷修建6英里寬、50個阿拉曼戰線長的“大西洋壁壘”。連工兵司令梅斯將軍也看得目瞪口呆:“他真是個工兵天才!”像以往一樣,他對奢華的生活、名勝古蹟不屑一顧,途徑比薩時,他根本不理參謀們想去一睹斜塔的請求:“比薩斜塔已經斜了許多年,戰爭打完它還會斜著。”當他的參謀長高斯將軍送給他一個古董花瓶時,他竟容光煥發:“瓷器!我們為什麼不用陶瓷造地雷?”

隨著隆美爾回國後對納粹暴行的瞭解,他厭惡地稱:“納粹頭頭們的手都不乾淨。”當他的兒子曼弗雷德想參加黨衛軍時,隆美爾怒不可遏:“絕對不行!希姆萊的集體屠殺在斷送德國。”

諾曼底登陸後,隆美爾看到大局已去,無辜生命在白白送死。他來到蘇瓦松,向希特勒當面請求政治解決。在伯希特斯加登,他不顧希特勒的制止,幾次提出考慮“整個局勢”被希特勒逐出會場。

1944年7月,隆美爾遭轟炸顱骨粉碎,搶救三天才恢復知覺。這是他第六次火線負傷。至此,固執而閒不住的隆美爾只能在病床上掙扎著打蒼蠅。由於失去左耳左眼,他邊距離都已判斷不準。此時,刺殺希特勒的行動已把隆美爾捲了進去,蓋世太保懷疑隆美爾是密謀分子的核心,五年前遭隆美爾羞辱的希特勒辦公室主任馬丁·鮑曼、德軍總司令凱特爾、坦克上將古德里安、坦克中將寇徹海姆等五人組成軍事法庭,出於種種原因,沒有人願替隆美爾說公道話。

N944年10月14日早晨,身穿上開領非洲軍制服、滿身勳章的隆美爾還在等待希特勒把他派往前線的命令。可來訪的希特勒副官布格道夫將軍摧毀了隆美爾的全部希望:“陸軍元帥隆美爾被指控謀害元首。”面對種種天衣無縫的證據,誰也不相信他至今對謀殺計劃一無所知。布格道夫宣佈,鑑於隆美爾的戰功,元首允諾,隆美爾死後實行國葬,家屬享受元帥撫卹金。

隆美爾最後一次擁抱了妻子:“我將在15分鐘後死去。”他把鑰匙和錢包交給獨子曼弗雷德,然後戴好軍帽,穿上大衣,手握元帥杖跟在布格道夫身後,鑽進前來接他的汽車。15分鐘後,陸軍元帥隆美爾死於車中。紀念阿拉曼

1992年10月25日是阿拉曼戰役50週年紀念,幾十個國家的軍政顯要飛往埃及,緬懷這場“無仇之戰”。從亞歷山大到阿拉曼的旅館被預訂一空。24日日出之前,我就拉上英文記者潤哥從開羅直撲阿拉曼。茫茫沙漠路我的時速就沒下過180公里,6缸4.5升的龐大引擎發出噴氣戰鬥機才有的嘯音。沿海岸方向一直向西,左側是撤哈拉,右側是地中海。1992年4月,我曾沿海濱路一直到的黎波里謁見卡扎菲,婉蜒而去直至天際的海岸公路兩側,成群的無名戰士墓沉重肅穆。

馬特魯省人民已把當年隆美爾的指揮所改建成隆美爾紀念館。這裡原是羅馬時代貯藏穀物的巖洞。現任德國斯圖加特市市長的曼弗雷德·隆美爾將其父生前的皮大衣、望遠鏡、地圖和私人照片捐獻給這裡,與非洲軍團的旗幟、炮彈殼並排陳列在洞內。馬特魯人因曾遭受英國殖民統治,所以把隆美爾看做是反抗殖民主義的解放者。在加油站,牧民桑尼竟用德語朝我打招呼。放駱駝的老易卜拉欣已老得走不動路,歪在朝陽的沙坡上曬太陽。他告訴我,每當沙暴來臨之際,他都能見到他的老朋友隆美爾,說到此還斬釘截鐵地揮起乾枯得像貓爪的手:“Angreifen(德語,進攻)!”

阿拉曼戰爭紀念館是奉埃及總統納賽爾的命令於1965年12月開始興建的,這座環形紀念館建在昔日戰場上,用當地岩石構築而成。紀念館收藏了當年的武器、軍裝、旗幟、圖片、繪畫以展示當年的激戰場面。在沙盤作業室,按比例縮小的沙盤重現了德軍從利比亞東進2000公里直逼蘇伊士運河的態勢。沙盤前,隆美爾與穆巴拉克的半身塑像並肩而立。隆美爾身先士卒的品行、對祖國的忠誠、勇敢頑強的戰鬥風格、超人的指揮才能和神奇的機動戰術至今令世人讚歎。

1966年11月9日,曾指揮阿拉曼戰役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給埃及總統納賽爾寫信,請求參加阿拉曼戰役25週年紀念。自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以來,英埃關係一直不好,蒙哥馬利估計他的請求會被拒絕,但結果令他大吃一驚。納賽爾不僅同意他來阿拉曼,還把他作為官方客人。

為紀念阿拉曼戰役50週年,穆巴拉克總統撥款對阿拉曼戰爭紀念館重新擴建,以此歡迎來自世界幾十個國家的二戰老兵。

在阿拉曼戰爭紀念館西北的高地上,矗立著德軍戰士墓,4200名陣亡將士的骨灰按籍貫分裝在21個花崗岩石棺中,環列在羅馬鬥獸場般的墓地裡。巴伐利亞州石棺上一束夾竹桃的花朵已經乾枯,其後是鐫刻著4200名陣亡者姓名的石壁。

由德軍戰士墓西行3公里,是意大利無名戰士墓,4800名陣亡士兵的骨灰盒鑲嵌在一座紀念大廳的漢白玉牆壁中。再向西300米,是紀念228名陣亡的利比亞士兵的清真寺。

阿拉曼戰爭紀念館附近最大的墓地是英聯邦戰士墓,美國、新西蘭、澳大利亞、希臘、印度、南非、馬來西亞等16個國家的11945名士兵長眠於此。刻有猶太大衛星(六角星)、基督教十字架、天主教和伊斯蘭教標誌的墓碑並排靜臥。隆美爾曾把戰死的雙方戰士埋在一起舉行葬禮,堅持給修工事的勞工與德國人一樣的工資,他對白人戰俘歧視黑人戰俘的做法予以嚴厲懲罰,“因為身穿同樣制服的黑人與白人生而平等”。他拒絕執行蓋世大保屠殺猶太人的命令,他還要求部下不許在禁獵季節射殺野鹿。澳大利亞第9師的瓊斯當年只有22歲,他說,他和他的戰友們“對隆美爾非常尊敬,他是個出色的指揮官和真正的紳士”。美軍救護車戰地急救隊的阿瑟·豪少校回憶隆美爾:“紀律嚴明,不虐待俘虜。”

79歲的老兵多扎凱迪斯是希臘老兵協會主席,他身穿當年的軍裝,打上綁腿,腰掛水壺,身背揹包,還像50年前那麼精神,站在他身旁的夫人一臉崇敬,聲稱她的男人只有29歲。76歲的好菜塢攝影師凱博50年前是英第8集團軍的運輸班長,我問他是否還記得當年的戰事,“怎麼會忘呢?我們班8個人,一下就炸死4個。就像剛剛發生的一樣”。德卡爾·吉默曼當年才22歲,阿拉曼一戰使他成了獨眼龍,他跪在墓地上默默祈禱亡靈超生:“我懷念50年前為我犧牲的同志,也懷念當時的敵人。”他面前的墓碑上刻著:“這裡躺著一位18歲的小夥子,他是為了救自己的戰友而躺下的。”

1992年10月25日,英國首相約翰·梅傑雙手顫抖地把一朵朵海棠花大小、設計成子彈與迸射的鮮血圖案的小紅花,別到幾十位年逾古稀、在阿拉曼失去丈夫的老嫗胸前。我平端相機距梅傑不到兩碼,可他略帶哭腔的男中音卻像來自蒼茫的天穹:“50年前的事距今已經很久,可我說句真話:不列顛將牢記它500年。”蒙哥馬利的兒子小蒙哥馬利子爵已經64歲,他對父親指揮的阿拉曼戰役的惟一評價是“鑄劍為犁”。年已63歲的隆美爾之子曼弗雷德引用《羅馬書》中的話“仇恨罪惡,堅持美好,友愛兄弟,同所有的人生活在一起”來回顧他的父親。大會組織者的書面文告中稱:“對所有西部沙漠參戰者的同志情誼和勇氣、對交戰雙方在戰場上的騎士風度致敬。”

入夜,我平躺在盟軍戰士墓,仰望北非夏日深邃的晴空,一勾新月徐升,清光瀉地,照遍樹叢和數以萬計的墓碑,白石鱗峋,一望無際。海風拂過我赤裸的胸膛,彷彿時間已經凝住,風變成了固體。

不知何時,笨重的皮鞋聲將我驚醒,起身望去,月光下走來兩位比我還狼狽幾分的青年人。他們自稱是南非比勒陀利亞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他們的父輩——南非警察部隊也參加了這場空前絕後的戰爭。長髮的理查德挽著同伴赫克的手,把我引至一處普通的石碑前,這是由他祖母為他陣亡的叔叔立下的墓碑。手電光下,我看見一行端莊的碑文:“對世界,他僅是一名士兵,對母親,他是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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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節 四進巴格達

我剛會走路那年,便從我奶奶嘴裡聽說“天方”有個巴格達,巴格達有個孩子阿里巴巴,用開水燙死了藏在他家大木桶中的40個強盜。從那時起,我對我們家院子裡的幾口大荷花缸就充滿恐懼,總擔心從裡面爬出一隊明火執仗的江洋大盜,乃至天一黑就不敢到院子裡撒尿,奶奶嘴裡的巴格達除了遍地竊賊這惟一的缺點外,其他一切都像伊拉克蜜棗一樣甜美,美得我忍不住產生願為巴格達獻身的念頭。

巴格達位於兩河流域富饒的新月形土地上,早在6000年前,這裡就出現了城市,發明了車輪,修建了灌溉系統,創造了泥板上的楔形文字……巴格達作為伊拉克的首都,是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中東最重要的政治、文化與貿易中心。千百年來,不同種族的阿拉伯人、庫爾德人、波斯人、土耳其人、亞美尼亞人;不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基督徒、猶太教徒以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聚居共處,使巴格達充滿了神奇的魁力。世界古典名著《一千零一夜》中許多動人的故事都是在巴格達發生的。

海灣戰爭爆發前夕,我被新華社派往巴格達。在此後的三年裡,我四進巴格達,直到把新華社圖片傳真機裝到巴格達移動衛星發射天線上,使巴格達分社成了新華社第一個用衛星天線向外界傳發照片的分社。中國人首次用衛星天線在世界上長距離傳輸圖像。

一進巴格達(1990年12月~1991年1月)1990年8月伊拉克吞併科威特後,聯合國安理會立即予以制裁,國際封鎖使出入巴格達的唯一通道只有約旦。

為此,我得先從北京飛到伊斯但布爾,至於以後的路全憑安拉安排。

臨近煙波浩淼、黑雲壓城的波斯灣,一股慷慨別燕薊的孤獨感油然而生。海水中總浮現出我老媽隨風飛舞的灰白頭髮,出發前一天的晚上,她一直背對著我拼命地洗我換下的一大堆髒衣服。對有可能發生的意外,我有充分的精神準備。我深知,除非犧牲一切也在所不惜,否則就別去冒險。

如果人生的樂趣在於這一秒鐘不知道下一秒鐘會發生什麼,我的巴格達之行則飽嘗了這種提心吊膽的樂趣。從伊斯但布爾換乘約旦的波音--727飛至安曼,安檢更加嚴格。伊拉克航空公司別出心裁地要求所有旅客親手將自己的行李搬上飛機貨艙,以免混入“皮包炸彈”。每位旅客都領到一張白色傳單:“根據伊拉克革命指揮委員會229號命令,在你抵達巴格達5天之內,必須到指定的地點做血液檢查。”我這才發現,此時逆著外逃的人流進入巴格達,決不是件輕鬆的事。

在巴格達拍照難於上青天,剛擺脫8年兩伊戰爭又面臨多國部隊轟炸的伊國人草木皆兵。數不清的政府各部、商店、醫院、銀行、煤氣站、加油站、超級市場、重要路口、立交橋、廣場、博物館、集市、機場、車站一律嚴禁拍照,荷槍實彈端AK步槍的士兵遍地都是,不時有槍聲劃破長空,我成了兩耳直豎、四處亂蹦的兔子。

一位常駐巴格達的記者警告我:美聯的薩拉哈和路透社的馬蒙被取消了簽證;拍攝巴格達“軍事設施”的巴佐夫特被絞死;不守規矩的塔斯社記者死於車禍……聽得我後脊樑直冒冷汗。在巴格達,如果沒有伊拉克情報官員陪同,你根本就別想背相機上街。且不說軍警憲特,光是革命覺悟高漲的老百姓就招架不了。好在我生就一張典型的東方人的臉,攝影背心上的五星紅旗和中、英、阿文書寫的“人民中國新華社”又使我區別於日本人。由於日本海部內閣出兵參加海灣封鎖,在伊拉克犯了眾怒,在巴格達被誤作日本人可不是什麼光榮愉快的事。

伊拉克政府組織記者拍“萬名婦女兒童抗議美帝”。幾個剛會走路的兒童身掛“要薩達姆,不要布什”、“要和平不要戰爭”的大紙牌蹣珊而行。我和緊靠我左臂的白人記者跟著人群大喊:“打倒布什!”此舉深得伊拉克人民的敬意。

事後才知道,這位白人老兄竟是美聯社的多米尼克。

1991年1月2日,伊拉克政府命令所有1973年以前出生的男孩立即到預備役報到。看著才滿17歲的半大孩子鬥志昂揚奔向徵兵處,我的心情怎麼也明快不起來。政府已向民兵發槍,機場售貨員得意地向我炫耀他屁股上的柯爾特手槍。正在休假的列兵穆罕默德·阿里中止了他的臨時出租車業務,奉命開往科威特前線,他驚奇地問我為什麼還不離開,“巴格達和它的350萬人口將不復存在”。醫院正把藥品清點集中,裝箱隱蔽。市中心拉希德大街軍車成隊,開往前線的軍人在此盡情享用政府新增加的每月50第納爾軍餉。

與年輕人的激動相反,老年人出奇的平靜甚至悲觀,我們的房東太太哭訴自己命苦,她想逃回老家曼蘇爾,可聽說多國部隊已把那裡的核基地列為打擊目標。

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武官曹彭齡全是北大學長,對我這個膽大包天又四處搗蛋的小師弟自然格外照顧。曹武官之父乃著名翻譯家曹靖華,曾任北大俄語系主任,曹武官本人一身儒風,怎麼看也不像武官,更像個文化參贊。在曹武官宿舍的地毯上,他用茶杯、咖啡罐、腰帶擺了態勢圖,向我介紹一觸即發的戰爭。在最近的140天裡,伊拉克已在南方修了2200公里的甲級公路,在北緯31度線集中了它的全部裝甲單位,依賴真主師則進駐庫特,擺出決戰的架勢。北部三省庫爾德人居住區僅部署了一個輕裝甲師。我不禁對這種面對進攻卻分散兵力的防禦表示意外,懷疑這種依靠三條縱向公路的戰術原則。曹武官點頭同意,因為僅從圖上作業看,伊拉克將一戰即敗。

使館計劃留下鄭達庸大使為首的五個人,其餘人員分批撤出。留守的我們在中國使館樓頂用紅漆畫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紅旗,冀以免遭轟炸之虞。

二進巴格達(1991年3月~5月)我是在以色列挨“飛毛腿”襲擊時接到再進巴格達命令的。由於以色列與伊拉克早在古巴比倫漢漠拉比時代就結了仇,海灣戰爭使伊拉克把一切與以色列發生過關係的人都視為“匪諜”,我的伊拉克簽證上早就註明:“一旦該護照有以色列痕跡即告作廢。”因而這次奉旨二進巴格達大有直接晉見死神之意。我的以色列朋友聽說我要返回放“飛毛腿”的巴格達都大為驚駭,小姑娘奧麗特眼淚汪汪送我一件大白T恤衫,上書“我是海灣戰爭的倖存者”,拉著我的手求我三思而行,“千萬別聽坐辦公室的混蛋上司瞎指揮。”

我那當了40年美國佬的二伯從美國加州打電話到新華社約旦分社,讓首席記者轉告我:“研究一下該任務的可行性。”儘管我向往陸上交火的科威特,對重返巴格達頗不以為然,可還是以極不贊成的心情執行這項命令。因為在我接受的所有教育中,上司總是高瞻遠矚,神聖不可抗拒地發佈聽來正確的命令。為了自我保護,洗去我從頭到腳的猶太味,我自作主張地先從以色列飛往塞浦路斯,再轉道埃及,最後飛到約旦、再伺機進伊拉克。沿途,我扔掉一切有以色列之嫌的物品,把奧麗特小姐送的T恤衫存在了開羅。我一直以為生死乃命中註定,非人力可改變。以前我讀過一篇毛姆的小說,名字就叫《撒馬拉相會》。撒馬拉是伊拉克著名的通天之塔——撒馬利亞螺旋塔的所在地,講的就是命中註定的故事。說在巴格達有一位商人派僕人去集市買糧食,不大工夫,僕人狼狽地跑回來,面色蒼白渾身發抖他說:“主人,我剛在市場被人擠了一下,轉身一看,擠我的人竟是死神。她見是我,做了一個嚇人的手勢,現在,請您把馬借我,我要逃離巴格達,躲到撒馬拉去。”商人立即把馬借給僕人,讓他逃往撒馬拉。商人自己去市場,也碰到死神,他問死神今天早晨碰到僕人為什麼做一個嚇人的手勢。死神說:“那不是嚇人的手勢,我只是嚇了一跳。我為與他在巴格達相遇驚詫不已,因為今天晚上我和他在撒馬拉有個約會。”

1991年3月1日在開羅機場,邂逅的共同社攝影記者小原洋一郎手捧我遞上的名片竟懷疑我是個冒牌貨,“索嘎!索嘎!”地圍著我直轉圈。因為共同社眼中的唐老鴨大智大勇,絕不會傻到從以色列回伊拉克送死。直到看到中東分社給我的電令,他翻來覆去地檢查再三,才相信的確是我本人。

飛到約旦,中國駐約大使章德良一見我就大喊:“講故事的唐小鴨回來了!”當晚備了酒菜,擠到我小屋裡侃了一夜。章大使特別關照我,千萬別向外人透露去過以色列,否則小命難保。我則懇求章大使,儘快把我弄進巴格達。據章大使介紹,伊拉克最近驅逐了所有外國記者,想進巴格達得等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到來後再想辦法。憋得我整天拿章大使的德國狼狗黑貝開心。當初戰爭正酣之際,我每天都盜用使館的大蝦給她補奶,不想這美人聰敏過人知恩必報,以後我先後十次從約旦過境,她總是顛前跑後恩愛萬分。

3月5日,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自埃及駕臨約旦,這位北大老學長不僅給我補充了1萬美金,還答應把我帶進巴格達。3月15日凌晨4點,鄭大使在我們的小汽車上升起五星紅旗,踏上長達1000公里的沙漠路,駛向巴格達。

進入伊拉克境內後,高速公路上被炸燬的40噸油罐車和巨型集裝箱載重車不時可見。公路上有美國空軍標準裝備20毫米火神機炮掃射的痕跡,一枚火箭命中中央隔離帶,鋼板斷裂,扭曲一團。公路兩側的高壓輸電線像被刀砍過一樣散亂如麻,龐大的架線塔被炸翻在地。我們的汽車竭力躲閃著彈坑,可還是軋在一塊炸彈皮上,輪胎爆炸,險些栽進彈坑裡。我既擔心會撞上美國炸彈,又害怕被共和國衛隊識別出來送上絞架。因為我是第一個在以色列公開曝光的中國記者,而今又膽大包天地返回伊拉克。

昔日天方夜譚中美麗的巴格達此時已變成一堆沾滿汙泥的骯髒的水泥建築。薩達姆總統府門前的“7·16”鋼索橋被整個摧毀,與自由者橋相距800米的共和國橋被炸成四段,墜落底格里斯河中。都拉煉油廠被炸燬,汽車無油,人們紛紛以自行車代步,連曼蘇爾富人區的富豪子弟也開始騎自行車。糧食短缺不得不實行配給,拉希德大街黑市面粉每公斤7伊第,比入侵科威特前上漲了129倍。巴格達街頭烈日當空,人們手端塑料盆、水桶圍著街心自來水管排隊取水。五星級的拉希德飯店已經斷水,我在一樓廁所撒了尿,可是沒水衝。新華社只剩花園中的水龍頭細水長流,用它衝完的膠捲掛著層莫名其妙的自霜。

我在伊拉克情報官員的陪同下拍攝戰爭廢墟。此次戰爭,多國部隊激光制導的“靈巧炸彈”能精確地鑽入建築物腹內爆炸,從外部看主體結構安然無恙,而腹內被炸得面目全非。阿米利亞地下掩蔽所就鑽進了兩顆“靈巧炸彈”,傷亡人數達1500人。廢墟上高擎黑色挽幛的受難者家屬看到有我這個外國人拍照,慷慨激昂地擁上來把我圍在核心高呼打倒美帝,好像我就是喬治·布什。

伊拉克貿易部長薩利赫接受採訪時稱戰爭封鎖使伊拉克每人每月僅能得到1公斤大米,醫院中的急診手術往往得依靠燭光。哈佛大學研究所認為到1991年底至少有幾萬名兒童飢病而死。國際紅十字會迪利克醫生告訴記者,由於缺少醫療設備,醫生不得不重複使用注射器,這將使很多人有可能感染肝炎和艾滋病。這番話聽得我不寒而慄,因為我已奉命捱了許多說不上名目的防疫針。而這些針的注射器全是反覆使用的,因為伊拉克自國際封鎖以來就很難找到一次性針頭。

我還奉命與共和國衛隊同行,到南方鎮壓穆斯林什葉派暴徒,到北方平定庫爾德人叛亂,回到巴格達,伊拉克情報部薩東先生把我傳到他的辦公室,嘴角叼著一枚快要燒著小鬍子的雪茄煙蒂,開門見山地問我是否拍了一家被燒燬的錶店。我弄不懂他是什麼意思,一口咬定沒拍:“薩東先生,您知道,我向來是除非接到命令,否則根本不按快門。”老薩東一對虎目盯了我好久:“據我的情報,你並不總那麼聽話。不過別害怕,現在是我求你,我們的部長出於某種興趣,急需一張埃爾比勒那家被燒燬的鐘錶店的照片,可我手頭現在沒有。我聽人說你路過那家倒霉錶店時,手中的相機響了一下。”

三進巴鉻達(1993年1月~2月)1993年1月17日海灣戰爭爆發兩週年紀念日,美國空軍再次襲擊巴格達以南16英里的伊拉克核工廠。巴格達市中心拉希德飯店也被一枚“戰斧”導彈擊中,炸死一名婦女,傷數十人,其中一名德國記者炸了個滿臉花。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在南黎巴嫩雪山上採訪被以色列驅逐的416名巴勒斯坦難民,直到10天之後我才抽身飛到約旦,取道進入伊拉克。

自海灣戰爭以來,由於國際社會制裁,多國部隊的F--15鷹、F一18A大黃蜂、F一14雄貓控制了制空權,伊拉克固定翼飛機就沒敢升空,持續的空中封鎖使伊拉克民航集體轉業改開大巴士,專營從巴格達到安曼的長途客運,戰爭使飛禽成了走獸。早上9點,我身背採訪器材,手提安曼分社幫我準備的一大摞阿拉伯大餅,爬上由約旦首都安曼開往巴格達的“沃爾沃”長途車,踏上長達1000公里的沙漠路。

直到中午,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才駛出約旦魯維謝德,海灣戰爭期間國際紅十字和國際紅新月會協會在此修建的難民營已蕩然無存,只剩下坑坑窪窪的帳篷坑。根據我戰時模糊的記憶,約伊兩國間有70公里寬的中立地帶,可現在約旦的邊界似乎向東推進了相當一段距離。伊拉克塔布裡勒海關出現在眼前,紅、白、黑、綠的四色伊拉克國旗懶洋洋地在烈日下飄舞依舊,只是國旗上增添了一行醒目的綠色阿文:“安拉最偉大。”這是伊拉克海灣戰爭之後修改國旗的碩果。

伊拉克海關認真地在我護照的第一頁上填上我攜帶的相機、鏡頭、錄音機……這是以往兩次沒有的。我規矩地排在一名意大利商人身後等待過關,一位顯然不諳英語的伊拉克邊防警察用極奇怪的發音逐一點名,結果使所有聽眾對自己的姓名都頓感陌生。輪到我前面的意大利商人時,這位隨時準備應答自己名字的主人竟對警官高喊自己大名毫無反應,當即因裝聾作啞把警察氣得喉嚨冒火,被惡狠狠地拋出隊外。眼看著剛剛還紳士派頭十足的商人老兄頃刻斯文掃地,我不禁感慨人的命運真比蛛絲還細。好在我順利過關,犯人蒙赦般爬上冷寂的大巴士,繼續茫茫未知的旅途。

傍晚,我們的大巴士終於緩緩駛人神秘的巴格達。伊拉克情報部為加強攝影採訪管理,把我和美國《時代》週刊攝影師羅伯特·斯特朗編在一組,採訪當年被多國部隊炸成一堆爛鐵的兒童奶粉廠。據介紹,伊拉克人民自力更生,已使該廠部分恢復生產,奶粉廠還送給我們每人兩袋奶粉作為佐證。採訪完畢,我掏錢請情報部陪同瓦利德在巴格達豪華的薩哈飯店吃午飯,連點了三道主菜都說沒有。好不容易上了一道著名的巴格達“祖拜迪”烤魚,可我敢打賭,這條魚至少登陸了一個月,沒鱷魚牙、火雞胃就別想消化它。

情報官瓦利德問我這次來巴格達與前兩次有什麼不同,我說:“伊拉克人民更團結了。”他說:“當然,現在是戰爭。我警告你,一個人上街千萬別背相機。”飯後,我發現瓦利德貪婪地注視著櫥窗中的進口香菸,便主動給他買了一包,不料他一面如獲至寶地揣進襯衣口袋,一面請求我為他的同事再買一包。戰前,這類進口煙成箱地擺在貨架上,兜裡揣滿了用滾滾石油換來的美元的伊拉克人對此根本不屑一顧。

採訪完畢,瓦利德邀請我們參觀了他市郊的家,領出一對天真美麗的雙胞胎女兒,說要聘給我帶回中國做老婆。

2月7日,我和《時代》週刊的羅伯特·斯特朗同乘一車前往巴士拉,同行的還有日本、英國、法國、意大利各國記者。我們被編成一隊,連中途休息、撒尿也由情報官員統一控制,意大利NOI記者皮魯謔稱之為“InternationaIP.P.”

(該字既有國際採訪團之意,又可理解為國際撒尿)。

巴士拉是僅次於巴格達的伊拉克第二大城,位於伊拉克南部,東臨夏特·阿拉伯河,市內河渠縱橫,已有1300多年曆史。海灣戰爭期間,巴士拉城北的公路橋被多國部隊炸燬,至今未能修復,城內排水系統年久失修,汙水四溢,惡臭沖天。夏特·阿拉伯河畔塑有99座死於兩伊戰爭的烈士雕像,每座雕像下鐫刻了死者的名字、軍銜、生卒年月,其中有戰死的國防部長阿德南、第三裝甲師師長拉希德、第五機械化師師長哈雅尼。

我們採訪了巴士拉港區,港內上百條鏽跡斑斑的巨輪歪在水中,有的已被炸沉,碼頭上雜草叢生。我們獲准攀舷梯登上巨輪拍照,本應繁華喧鬧的中東名港此時竟比圓明園還寂靜、荒涼,殘磚敗瓦和炸變了形的鋼鐵遍佈甲板,船體上層建築上簡易的水泥工事被炸得支離破碎。這裡集中了世界各國的巨型貨輪,海灣戰爭使其斷絕了與外部世界的聯絡,靜悄悄泊在錨地。

巴士拉省總醫院院長阿拉艾拉丁稱他的醫院只剩三盒Humu1iur。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岡本行正指著手術檯上的藥說是日本捐贈的,說著一把搶過來仔細讀上面的字,可看了半天沒了下文。意大利記者嘲笑道:“日本人,那上面是中國字吧!”說話間隔壁傳來一陣令人心驚膽戰、毛髮倒豎的嚎叫,跑過去一看,原來是醫生正給一個腿部受傷的士兵動手術。醫生說:“麻藥不夠,這個士兵槍傷不重,身體又壯,用不著麻藥。”

我們下榻的五星級巴士拉希爾頓飯店根本沒有電,只在寫字檯上插了支火苗隨風搖曳的蠟燭。洗手間水龍頭用了吃奶的勁才擰開,先是血紅的鏽水,繼而是渾濁的暖流。

早飯只有幹大餅和煎雞蛋。《朝日新聞)岡本行正點了果汁,可送上來的卻是杯自來水。

沿途,所有記者還得分擔七八個情報部陪同的飯費。

由於缺乏配件和保養,汽車總出毛病,返回巴格達的時候竟有兩輛汽車壞在野地裡。所有情報部陪同和汽車司機都亮出家夥,圍在四周擔任警戒,由機械師搶修,儘管我們己付了租車費,可修車的費用仍由記者平攤。

沙漠黃昏的晴空藍得讓人發愁,寒風刺骨。我們幾個攝影記者圍著火堆一人一口傳遞著《時代)週刊記者羅伯特的一瓶約翰尼黑牌威士忌。皮魯就著火光掏出一大把蘇聯勳章逐一別到我們所有人胸前作為紀念,他還有克格勃證件和蘇共黨證,據說全是在莫斯科現交錢現貼照片壓鋼印辦來的。這老傢伙年紀雖已62,可上躥下跳倒像剛滿26,他拎著酒瓶子把麥克阿瑟的絕句“老兵不死,僅僅隱退”(Oldsoldiersnenerdie,Theyjustfadeaway。)篡改為“老攝影師不老,就是找不著焦點”(OldPhotographersneverold,Theyjustoutoffocus.)。

返回巴格達,剛把同車的羅伯特送回旅館,伊拉克司機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說羅伯特已付了包車錢,你老兄怎麼也不能收雙份呀。可看到車子駛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說:“我的確沒錢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國大使館或新華社巴格達分社,我保證付給你的合法所得,安拉作證!”

車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進分社,分社首席記者李義昌擔心我處理不了。我說,您還得常駐,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對付。我轉身出門告訴司機,我剛和羅伯特通了電話,他說他已付了全部車費,因此只能給他50美元小費。司機說他可以給我多開發票。我說:“中國前進了。你給我如數開確實付的錢,否則一個子兒也沒有。”

返回巴格達,剛把同車的羅伯特送回旅館,伊拉克司機就提出要我再付400美金。我說羅伯特已付了包車錢,你老兄怎麼也不能收雙份呀。可看到車子駛向茫茫黑夜,我忙改口說:“我的確沒錢了,你不妨把我送回中國大使館或新華社巴格達分社,我保證付給你的合法所得,安拉作證!”

車到分社,我先把行李搬進分社,分社首席記者李義昌擔心我處理不了。我說,您還得常駐,最好不露面,我一人能對付。我轉身出門告訴司機,我剛和羅伯特通了電話,他說他已付了全部車費,因此只能給他50美元小費。司機說他可以給我多開發票。我說:“中國前進了。你給我如數開確實付的錢,否則一個子兒也沒有。”

四進巴格達(1993年7月~8月)1993年6月29日,我和一幫西方記者拍美國航空母艦“羅斯福”號通過運河,在蘇伊士河口,《時代》週刊駐開羅記者斷腿巴利趴在我耳朵上讓我和他一起去伊拉克“買手錶”,“否則準會後悔一輩子”。我猜這小子話中有話,尤其是次日一早美聯社的納伯特也開車奔了機場,我就斷定巴格達又要出事。我向上司表示也要到巴格達去“買手錶”可直到半個月後,我才接到進入已格達的命令。

7月17日,開羅分社廚師楊子、賈三兒特意為我弄了頓“斷頭飯”,然後送我去機場。路上,我們撞了一輛菲亞特,一名埃及騎警一直尾隨追到機場才把我們抓住,我將此視為不祥之兆。

約旦分社的幾位老兄幫我弄了特許證,伊拉克政府破例同意我把“美聯”圖片傳真機背進巴格達,通過海事衛星的無線天線向外界發傳真照片。

還是那條沙漠路,還是伊拉克航空公司的大巴士,只是路況、車況更差。7月的中東沙漠酷熱無比,而伊航長途大巴年久失修的空調根本排不出一絲冷氣。我已是第四次前往巴格達,全無以往的激情,像個失去奮鬥目標的英雄,愁眉苦臉,苦不堪言。直到紅海烈日西墜,阿拉伯繁星滿天,我們這輛機件失靈的破車才穿過千里伊拉克大沙漠,搖搖晃晃進入巴格達。

一到巴格達,我就跟著聯合國核查組拍“安裝監視用攝像機”,待我沖洗完照片,把美聯圖傳機裝上移動衛星發射天線時,才發現就是叫不通北京岸站。原來這種海事衛星移動發射天線的工作氣溫不能高於60℃,而我們那尊固定在水泥地上又加了把大鎖的移動天線的表面氣溫超過80攝氏度。1993年7月26日,我們終於讓新華社巴格達分社的移動天線向外界傳發了照片“國際原子能委員會主席艾克尤斯飛抵巴格達”。連美聯社攝影記者賈西姆也跑過來伸出大毛手祝賀新華社也擁有衛星傳真裝備。現在,這座我親手安裝在巴格達的發片裝置還被鎖在伊拉克政府新聞部院內的草坪上。

三年多的戰爭封鎖,使大多數伊拉克人的購買力下降到只能購買政府憑卡供應的10公斤配給糧。巴格達“祖拜迪”烤魚已上漲到每公斤90第納爾,而伊拉克副部長級官員月工資僅為750第納爾。勤勞的伊拉克人使市中心鏽跡斑斑的馬爾基娜雕像重新噴水,她神色凝重地向油甕中澆水。可離這兒不遠是一群髒兮兮的小孩,正伸出貓爪般的小黑手乞討。

在國際新聞為美國一家壟斷的形勢下,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1995年全民公決薩達姆以得票99。96%的高分蟬聯總統。原因很簡單,因為今天絕大多數伊拉克人比在原來西方統治者執政年代的生活好得多。在持續多年的封鎖下,薩達姆政府保障農產品自給自足,首先是蔬菜水果。肉製品雖不豐富,但仍保持最低水平。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和波斯灣有的是魚,地下有的是油。伊拉克人不缺吃,也不少電。某些自己不生產的商品匿乏使居民生活受到影響,藥品奇缺使傷病員首先是兒童死亡率上升。但客觀上的自力更生與主觀上捍衛獨立的決心使伊拉克永遠不敗。面對國際封鎖,政府發給居民每人一卡,憑卡每月供應6公斤麵粉4公斤大米、0.5公斤黃油,1。5公斤糖、300克茶、1只雞、1條香菸以及肥皂、洗衣粉和汽車輪胎。這些供應品在遍佈各地的特供商店兔費供應,或僅象徵性地繳極少的錢。

伊拉克90%的居民有自己的住房,煤氣、電、水、電話費等基本公付,佔每人工資比例不至1%。伊拉克保障私有財產,允許多種經濟形式,自認為正在建設阿拉伯社會主義,因而優先發展國有經濟。伊拉克獨立前只能保住石油收入的6%,其餘的全被西方國家拿走。現在,石油收入全部歸伊拉克政府,這正是西方國家藉口人權攻擊薩達姆的根本原因。

巴格達解放廣場的舊貨市場,可以買到“任何令人瞠目結舌的東西,戰爭使伊國人對本國貨幣毫無信心,對美元卻近乎瘋狂的崇拜。一架德國產8*10蔡斯望遠鏡才20美元,而這在香港至少900美元。一位戴花格頭巾的傢伙20美元賣給我一隻“歐來茄”海王手錶,可當我戴到手腕上才發現,除了秒針哪都不走。待我返身追上這位潛入人流的老兄時,他已摘掉頭上的圍巾,露出滿臉大鬍子。他寬宏地同意。“買回”那隻表,不過只能“付”我10美元。當然,我也有賺的時候,一支派克45型鋼筆4美元,一把瑞士十字軍刀3美元。在一個相機攤上,竟發現一台帶MD一4馬達、135mmF2鏡頭的尼康F3,我屏氣凝神強壓住激動問攤主100美元能否成交,這老兄竟以120美元慨然相允。美得我扔下120美元,抄起相機就跑。跑出百米之後,我才仔細打量這台磨得露了黃銅、鏡頭上還打著“美聯社”標誌的黑市貨。可等我返回使館,使館的小於卻迎面潑來一瓢涼水:“這台相機昨天開價才80美元!”

美國駐巴格達使館也在秘密地拍賣財產,但避開新聞界,只對各國使館開放。我和小於開著中國使館的卡車到美國使館一舉買下了美國人10台嶄新的“將軍”牌空調。

波蘭外交官托馬斯作為美國利益代表現場拍賣,偌大的庫房中堆滿了冰箱、洗衣機、傢俱、吸塵器、鋁梯、炊事用品……一位女士引導我和使館的小於到使館後院交款,我跟在她身後藉機獻媚:“小姐,你真美!美國人?”

“不,伊拉克人,可我媽生在貝魯特。你是記者?”

“不!我是使館的司機兼廚師,歡迎你來中國使館吃我做的菜。”

“你真可愛!”

“你真迷人!順便問一下,那些電腦賣嗎?”

“所有電腦都已賣給了印尼使館。”

“真可惜我來晚了。親愛的,能否這麼理解:美國使館把能賣的全賣了?”

“可以這麼說!”

拍賣大廳的警衛不許我進,理由是我身上有相機,此間的拍賣是嚴禁記者採訪的。我把大花褲權卷至大腿根,紅背心撩至胸口,腆起髒汗橫流的大白肚皮,右手搭到卡車車門上:“有我這樣的記者嗎?我是使館的司機兼廚師,我只想給自己留個影!”警衛對視了一下:“看來你也幹不了用腦子的活兒。”當天,我在發出的照片底下加了一句綴語:“看來,一個把房產之外的財產全賣了的使館短期內不會改善兩國關係。”這張質量極差的傳真照片竟饞得美聯社賈西姆嘖嘖稱羨,這是1993年7月的事。

《紐約時報》駐白宮主筆邁克爾·凱利在他的《殉難日》一書中稱巴格達是世界上最廉價的賣淫場所。一名腰纏萬貫的約旦投機商稱:“這裡到處都是漂亮小妞兒,你可以廉價地‘威凱威凱’。”我和新華社巴格達首席記者老朱在底格里斯河畔就碰上一個在旅遊學院學英語的姑娘,她的前胸赫然印了一行大字:“Suckit(吮這兒)!”還以職業的溫柔死纏著和我們合影,我們不得不正言以對:“我們不是日本人!”我不由想起一句悲傷的中國古語:“卿奪佳人,奈何作賊。”

入夜,古老的巴格達笛聲悠揚、鑼鼓喧天。伊拉克政府正在市中心獵人俱樂部為來自全國各地的29對青年舉辦集體婚禮,薩達姆總統的長子烏代也在其中。由於經濟困難,伊政府號召人民擯棄傳統奢華的阿拉伯婚禮,代之以愛國主義的集體婚禮,薩達姆總統讓其長子烏代以身作則。

伊拉克政府為參加集體婚禮的新娘提供(借用)婚紗,向新郎贈送西裝,並允許每對新人的50位親戚免費出席集體婚禮,享受國際封鎖下罕見的“庫茲”(烤羊腿)。斷腿的民歌手伊斯麥坐在椅子上唱著悠揚的歌,他的雙腿是海灣戰爭中被美國飛機炸飛的。一位來看熱鬧的小姐國難不忘美容,捲了烏髮、潤了粉顏,還從容不迫地坐在民歌手身旁染指甲。

舉辦集體婚禮的獵人俱樂部百米之外就是伊拉克軍事情報總局,一群士兵仍在清理前不久慘遭轟炸的主建築。

防空武器昂首向天,一面伊拉克四色國旗在夜空招展,旗上的手寫體阿文赫然分明:“安拉最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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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節 埃及地震親歷記

護身符不翼而飛

1992年10月12日午後,我一覺醒來,中東烈日正透過百葉窗直射到我腿上,乾枯的汗毛在側逆光下金光閃閃,貼滿止疼膏的臏骨火辣辣的疼、我迷迷糊糊爬起來,突然發現脖子上的護身符不翼而飛。

我的護身符絕非價值連城的鑽石、翡翠、和氏壁,而是一枚僅伍分硬幣大小、刻有六字真言的銅觀音。可這枚祖傳的銅觀音陪我盛夏沿萬里長城步行、嚴冬在秦嶺抓大熊貓、在海拔五六千米的可可西里無人區探險、從天安門到巴格達。洪水、大火、動亂、戰爭……銅觀音保佑我走遍世界。

我將護身符的失蹤看做是某種危險將至的徵兆,就像海灣戰爭在特拉維夫挨“飛毛腿”前,尼康相機包的揹帶莫名其妙地斷了三次。

不祥的預感像只龐大的阿拉斯加灰熊,壓得我喘不上氣來,莫名的恐懼緊緊糾纏著我。尤其令我不安的是我放在沖擴店的四卷負片,競不可思議地卡在沖擴機裡。儘管店主哈利德一再以安拉的名義賭咒發誓“枯魯塔麻姆”(阿語:一切都好),可我從中午到現在連跑四趟還是沒有結果。

下午2:40,我開著大吉普第五次去沖擴店,店老闆哈利德干脆躲了出去,僅留下一個獐頭鼠目的小夥計敷衍我,氣得我直罵娘,發誓再也不來這家鬼店。

我離開沖擴店,開上大吉普回分社,看看左腕上的潛水錶已是下午3:05。我爬到吉普後座上將昨天吃剩的罐頭。

麵包塞進一隻大塑料袋,又取出汽車收音機中的盒帶,準備回房間伴著瓦格納輝煌的旋律吃我的午飯,繼續讀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

我左手提著塑料袋爬上樓,鑽進洗手間準備把憋了半天的一泡尿先解決掉。就在這時,一陣悶雷般的轟鳴由遠而近,大地上下震顫,繼而左右搖晃,我根本無法把尿撒進尿池裡。我用手撐住牆壁,抬起左腕看了一眼潛水錶:下午3:09。她震持續了一分鐘

整個震顫過程持續了一分鐘。在這漫長的一分鐘裡,先是有人大呼小叫“地震”,繼而是五音錯位的喊夫喚妻。

我根本不信真是地震,因為我腦子裡只有“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我隨著慌張的人流往外跑,迎面撞上一個臉色煞白帶著哭腔找丈夫的女人,看著她的失魂落魄,我猛然想起我還是個男人。我逆著人流返回樓上,抄起床頭的多姆克攝影包,又從冰箱中摸出五個柯達膠捲和一卷繃帶,拎著落滿灰塵的鋼盔直撲停在車庫的大吉普。此時,我就像一隻全神貫注於捕鼠的大公貓,周圍的一切似乎已不再存在。我真擔心持續的震顫會把我的大吉普砸在樓裡,由於太緊張,連打了兩次火才發動著引擎。弄不清是大地的顫抖還是六缸吉普4500毫升發動機的轟鳴,我耳畔迴盪著震耳欲聾的隆隆聲。我盡力穩定情緒將車倒到街心,大吉普咆哮著迎著驚惶失措的人流霸道地橫在街心。我搖下玻璃朝外面大喊:“誰跟我走?”我稱之為六哥的分社辦公室主任應聲上了車。我的鐵哥兒們王波揪著自己的小背心的揹帶、趿拉著拖鞋可憐巴巴地問我:“穿這個行吧!”我沒等他完全爬進來就抬開離合器,大吉普吼叫著衝開人群。王波趴在我耳旁大喊:“咱們去哪兒?”“哪兒慘去哪兒!”我回答得咬牙切齒。寬廣的阿盟大街成了抱頭鼠竄者的避難所,可我無心在此戀戰。我知道老開羅的舊房區肯定比這兒出戲,茵芭芭和舒伯拉區不砸死人才怪。可眼前一些膽小的可憐蟲棄車而逃,把道路塞得死死的,好在我的大吉普四輪驅動可以躥上爬下越野而行。“七·二六”大街一幢五層樓震塌的一角堵死了幹線,我不得不右轉彎沿著瀕尼羅河的科尼奇大道向南走。再往前是政府新聞部,我讓王波下車去新聞部打聽一下震中在哪裡、震級多少。我則找路口掉頭,將大吉普靠在馬路牙子上追拍魂不附體的人群。

六哥和王波四隻拖鞋僻啪小跑著奔回來,爭先恐後地大喊:“新聞部裡的人全躲地震去了!”一個蓬頭垢面的埃及人失魂落魄地一把拽住脖子上掛滿尼康相機的我,其神態酷似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找到八路軍的大春哥。原來新聞部後面就塌了三座小樓,他自己就是一名受害者。跟在這老兄身後亦步亦趨深一腳淺一腳地狂奔,終於來到一堆破爛不堪的廢墟前,可房主說什麼也不許拍照。

再向前就是舒伯拉區,根據多年經驗,我緊盯著一輛救護車的屁股,輕而易舉地到了現場。這裡的房屋至少已有80年曆史,自然慘象環生。緊挨著我的大吉普,一家人正顫巍巍地豎起大木梯把還困在二樓的孩子接到地面。數不清的災民在破磚爛瓦中挑揀對自己有用的東西……

誰也不知道哪兒是震中,誰也不清楚地震有幾級。一位安莎社記者告訴我震中“應該在地中海底”,我笑罵道:“應該是維蘇鹹火山!”

獨自一人鑽進新華社中東分社大樓的暗室裡,衝膠捲時我才突然感到以往從未有過的恐懼,“死”彷彿近在颶尺。

此時,我真盼望自己能有個兒子可以延續我的生命,我痛苦地感到我已經老了,以往的膽識已一掃而光,我真懷疑當初在巴格達、特拉維夫挨炸時我是否邪魔附體。為戰勝自己的懦弱,我將收錄機的音量開關扭至極限,讓貝多芬第五交響曲驅散冥冥之中的恐懼,趕走死神的黑翼。

照片很快製作完畢,待寫完文字說明才知道整個開羅與外界的電話聯絡全部中斷,任我縱有三頭六臂也迴天無力。

入夜,我開著大吉普奔赴開羅災情最重的海利波利斯區,這裡一幢有72套房間的14層巨廈被夷為平地。我看見路透社攝影記者阿萊、美聯社攝影記者納伯特、法新社攝影記者阿爾多等人嘴上纏著白繃帶,迎著刺鼻的血腥味往前衝,這是一群十足的捉老鼠的大公貓。我的老朋友、《時代》週刊攝影記者斷腿巴利也混跡其間,拖著他那條在貝魯特打斷的右腿一個趔趄栽下來,大腦袋正撞在我肚子上。

我用力挽住巴利的胳膊,同時儘量保持住自己的平衡。巴利一面喊了聲:“謝了,唐!”一面掙扎著繼續往廢墟上爬,越過他傾斜的脊背,我看見他那大眼睛的阿拉伯女人正使出吃奶的力氣,用肩膀頂著巴利的右腿。尋找震中

午夜兩點,我將大吉普藏在清真寺旁的一塊空地上,偷偷摸摸地鑽回樓裡睡覺。我絕非有意以武力試探社長不許上樓的命令的權威性,實在是我已太累,必須脫光衣服“真正地”睡一覺,因為我已打定主意,明早一定要第一個趕到那子虛烏有的震中。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禁不住重溫1989年山西地震的舊夢,那回我以一輛“大發”晝夜兼程2000公里,我的傳真照片不僅佔領了《人民日報》頭版,還被美聯、路透、法新、共同社們買去。光榮與夢想俱成歷史,這裡是開羅,地震仍在發生。緊張工作之餘,我體會著小貓曬太陽才有的溫暖,恍惚睡去。

當我被鬧鐘吵醒時已是10月13日凌晨6:00。我邀阿文記者老楊與我同行,目標是100公里外卡倫湖畔子虛烏有的那托拉尼沙山,據埃及《金字塔報》透露,那一帶可能就是震中。驅車出開羅沿著直通法尤姆的沙漠路狂奔,一種中說不出的愜意溢於心頭。

我開的這輛91年款豐田大吉普曾隨我二闖以色列,半年前以色列國防軍圍堵了我幾十公里才在加沙城北將我拿獲。法新社、路透社們把闖邊界的我描寫成“駕飛車的唐”,以色列國防軍乾脆叫我“飛人”。開快車成性的我按報上講的經緯度迅速趕到開羅西南指定的座標位置。可這裡既無加托拉尼沙山更沒有人知道這個名字,就連在這片沙漠中修路的築路隊也不知道有這麼回事。

我和老楊邊走邊問,一直圍著卡倫湖轉了大半圈,才在沙克舒克村口碰上一個自稱知道震中加托拉尼沙山的人。

這個頭裹繃帶的傢伙聲稱震中加托拉尼沙山還得再向沙漠縱深開70公里,可我的大吉普的貯油只能再堅持50公里。

看著這老哥目無定睛的神情,我開始懷疑他那纏著繃帶的下巴到底是房梁砸的,還是捱了左勾拳。

按理說小村沙克舒克是離震中最近的永久居民點,可災情並不比開羅重多少。穿黑袍蒙黑紗的阿拉伯婦女若無其事,各自在破敗不堪的屋簷下忙著家務。村旁的卡倫湖上帆影點點,捕魚如常。

離沙克舒克村繼續前進20公里,便到了北非古城法尤姆。我們的大吉普縱穿最繁華的穆罕默德大街,發現有五六處樓房受損,軍隊正在封鎖現場,組織搶險。但總體看來災情遠遠小於開羅。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已中斷對中國的出訪回國,當天就視察了救災現場。這次“埃及歷史上最強烈的地震”至少已造成500人死亡、4500人受傷。僅開羅金字塔醫院就處理了1000多名傷員,醫院門口數十名痛失親人的阿拉伯婦女哭嚎之聲震天。下場地震推遲到五點開演

開羅海利波利斯那座崩塌成一堆瓦礫的14層公寓樓已成為舉世矚目的核心。由德國紅十字會派來的尋人犬營救隊正在仔細搜尋,每隔個把鐘頭就刨出一個垂死或已被水泥預製板砸扁的居民。阿拉伯人嚴禁給死人拍照,數十位義務人員高扯白布專門阻擋電視和攝影記者的鏡頭。炎炎烈日下,口乾舌燥的德國尋人犬累得體力不支。戴眼鏡的尋人犬飼養員克勞布小姐與她的愛犬共用一個水壺喝水。

我沒見過1940年的考文垂和1941年的珍珠港,可我親歷的特拉維夫和巴格達的戰爭廢墟都沒有這麼大的腐屍味。此時開羅的最高氣溫將近40℃,儘管我已用塗了清涼油的繃帶將口鼻緊緊包住,可令人作嘔的臭氣還是燻得我淚水橫流。當一隻克盡厥職的大公貓發現老鼠後,必然全神貫注於它的獵物,將所有器官、全部精力集中到這富於創造性而魅力無窮的勞動之中,此時,它也最易受傷害。一直到今天,我也說不清到底是怎麼口事,就一下子從佈滿鋼筋的二樓摔到一樓的瓦礫堆上。鋼盔保護了我的頭,可右腿腹骨至大腿根內側卻摔出一道一尺多長、兩寸多寬的紫色瘀血來,疼得我匍匐在地,掙扎了好半天還只能蹲坐在原地幹喘。

就在我像個摔碎的泥娃娃那樣癱倒在地時,已有5000年曆史的金字塔卻結實得讓我嫉妒。與大金字塔相鄰的斯芬克斯亦安然無恙,我開著大吉普圍著它們連轉三圈,就是找不出絲毫因地震造成的損傷來。守衛金字塔的警察對我深表同情:“本來也該給它們震出點毛病來,可是很遺憾,什麼也沒發生!”

由於謠傳CNN播報了一條地震預報:下午4點將有強烈地震,致使新華社中東分社門前空地上坐滿了翹首長空等待四點鐘來臨的人們,就像在等待一場準時開演的電影。

新華社埃及僱員穆罕默德見我在樓內閒庭信步大為驚駭,我說我剛和安拉通了電話,下場地震推遲到五點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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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節 我的耶路撒冷

世界上有兩個地方總讓我魂夢繫之,一個是楓丹白露,再一個就是耶路撒冷。我喜歡楓丹白露是因為這個法文譯名文雅、亮麗、寧靜、溫暖的色調令我怕然心醉;喜歡那路撒冷則源於一種說不清的感覺,每當我啟齒念Jerusalem(那路撒冷)這個字時,舌頭在嘴唇、牙齒、上頜間輕微顫動,都會產生一種奇異的快感。耶路撒冷正是一座在人們唇齒間頻頻顫動而震驚世界、孕育出三大宗教的聖城。在我的印象裡,耶路撒冷同天國一樣遙遠,是普通人難以涉足的神奇之地,想不到我三年內四次住在耶路撒冷,雙腳踩著耶穌曾經揹負十字架走過的石階。

1991年2月,我因採訪海灣戰爭首次涉足耶路撒冷時,中國與以色列尚未建交。我落腳的大衛王飯店的花崗岩石牆古色古香,這座以猶太開國皇帝大衛的名字命名的五星級飯店在40年前還是英國駐巴勒斯坦殖民軍的司令部,當時英軍司令正在通緝一名“身高1。73米、瘦弱、膚色灰黃、黑髮、棕目、鷹鉤鼻、戴眼鏡、壞牙、平足的波蘭籍恐怖分子”,他用炸彈炸飛了大衛王飯店一角,刺殺了70多名英國人,他就是梅納赫姆·貝京。40年後,貝京成了以色列總理,由於與薩達特簽訂《戴維營協議》而獲得1978年諾貝爾和平獎。歷史就是這樣滄海桑田般變化著。

在歷盡滄桑的大衛王飯店旁邊有一個不大的花園,園中有個不起眼的石井,那是希律王的墳墓,希律王在公元前37年至公元前4年統治耶路撒冷。希律本是一位阿拉伯公主與伊杜美部落貴族的混血兒子,聰明而殘暴,被古羅馬大將龐培立為猶太王。因為先知預言上帝之子在伯利恆降生,並將成為以色列之王,希律王下令殺死伯利恆所有兩歲男嬰,以免取代自己為王。耶穌的父母在夢中得到神諭,讓他們立即逃走,才倖免於難。希律王在位期間重整那路撒冷,加寬城牆、擴大聖殿,希律王死後的2000多年裡,以色列主權淪喪,直到1948年聯合國決定重建以色列國。今天的希律王之墓不僅僅是個文物,耶路撒冷市長科利克說:“耶路撒冷老城聖墓教堂中殿地面有一個洞,古代人一直認為耶路撒冷是全世界的中心,而這個洞是中心的中心。”

由於歷史、地理、民族、文化、宗教、經濟、政治、軍事、心理等諸多不可勝數的因素,耶路撒冷成為無可爭議的同時獲得神與人青睞的聖城。而以色列事實上成了世界三大宗教聖地的保管者,由此引發的種種矛盾使這個僅有300多萬人口的彈丸小國成為國際新聞中曝光最多的國家。(一)

馬克·吐溫遊歷中東後寫的《傻子國外旅行記》中說:“當我還是個孩子時,我想象約旦河有4000英里長、35英里寬……可它的實際寬度還不如紐約的百老匯大街。那裡的加利利海、死海長寬均不超過20英里,而我在主日學校上學時想象中的這兩個海的直徑都在6萬英里以上。旅行和閱歷摧毀了最為雄偉的圖畫,奪去童年最珍愛的傳說。”

說實在的,耶穌受洗的約旦河最窄處決不比龍鬚溝寬,用一根竹竿就可撐著跳過去。

1991年2月1日夜,我乘以色列“阿爾法”式軍用運輸機穿過煙雨濛濛的地中海,降落到以色列本--古裡安機場大雨滂淪的跑道上時,就像加加林進入太空一樣激動。當我扛著溼淋淋的行李、蹣珊著走出機場,在英、阿、希伯來文路標下撞上一隊電視上每天露面的倒背加里爾步槍的以軍,才確信自己真的踏上所羅門皇帝的國土。

戰時特拉維夫上空的“愛國者”、“飛毛腿”大戰引得我跟一幫膽大妄為的西方記者爬上樓頂翹首長空,根本無暇拜謁70公里外的聖城。以色列外交部亞洲司的本---阿拔小姐從我踏上這塊是非之地起,就每天一個電話地勸我從“飛毛腿”橫飛的特拉維夫撤往“迄今還沒扔‘飛毛腿’的那路撒冷”,好像人類永遠造不出可以命中聖城的彈頭。

剛住進耶路撒冷的希爾頓飯店,就跳出一位接線員奧麗特小姐,她熱情地用漢語為我接通北京的電話,還主動邀請我約會,使一向獵奇的我驚喜之餘又滿腹狐疑:莫非碰上摩薩德的女間諜了?奧麗特很漂亮,她的兩腿可真長,彷彿直接長在肩膀上,腰又是那麼短,髖前上棘至十二肋僅容得下一根最窄的腰帶。她是希伯來大學的研究生,業餘時間到電話局打工,她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在台灣大學學過漢語,最大的夢想是爬長城。從此,奧麗特成了我在耶路撒冷的導遊。

聖城耶路撒冷位於巴勒斯坦中部猶地亞山之巔,海拔790米,面積160平方公里,居民主要有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公元前3000年,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迦南人耶布斯部落從阿拉伯半島遷來定居,在靠近泉水的易守難攻之處修築營地,將該地區命名為“耶布斯”。耶布斯國王麥基洗德在巴勒斯坦建立了第一個希伯來王國,定都耶路撒冷(希伯來語“和平之城”),修建了聖殿,而今天的阿拉伯人則稱之為“古德斯”,即聖城。

耶路撒冷分東西兩區,西區是19世紀新建的市區,古老的東區集中了許多宗教聖蹟。自始建以來,耶路撒冷老城已重建18次之多。公元前1049年,大衛王曾統治該地,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將其夷為平地,公元前532年又為波斯大流士侵佔。此後,耶路撒冷相繼附屬於馬其頓、托勒密、塞琉古和羅馬帝國。公元636年,阿拉伯帝國打敗羅馬人,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開始統治耶路撒冷。11世紀末,羅馬教皇聯合歐洲君主以“收復聖城”名義,組織了8次十字軍東征,建立耶路撒冷王國。

1187年,薩拉丁大王在北巴勒斯坦的赫澱大敗十字軍,穆斯林重新控制聖城。從151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那路撒冷一直受奧斯曼帝國統治。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將阿倫比捷足先登搶佔了奧斯曼帝國在中東的領地,耶路撒冷成為英國委任統治地。《凡爾賽條約》授權英國“託管”耶路撒冷。1947年聯合國大會181號決議決定巴勒斯坦分治,耶路撒冷由聯合國管理。

1948年5月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約旦佔領耶路撒冷東區,以色列佔領耶路撒冷西區,並於1950年宣佈那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在1967年爆發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中,以色列逐走約旦軍隊,佔領整個耶路撒冷,1980年7月,以議會將耶路撒冷定為“永恆和不可分割的首都”。1993年12月,我在開羅最後一次採訪拉賓總理時,他還在重申“那路撒冷是以色列永遠不可分割的首都”。對耶路撒冷的地位歸屬,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一直有爭議,阿拉伯國家要求以色列撤出1967年以來佔領的一切阿拉伯領土,包括東那路撒冷。

以色列人依據《聖經)和猶太法律千里迢迢地回到千年以前祖先居住過的地方,把現住戶趕走,說:“我祖先說過我後輩有權享受這塊土地,我按神的旨意回來了。”聯合國的分治決議承認其合法性,由此引發了當地居民援引《古蘭經》和阿拉伯國家支援的聖戰,一打就是幾十年。三大宗教根據各自的傳說,都將耶路撒冷奉為自己的聖地。自公元前10世紀、大衛王的兒子所羅門在耶路撒冷錫安山頂修建第一座猶太教聖殿,這裡就成了聖地。公元元年,耶穌生於耶路撒冷城南伯利恆,長大後在耶路撒冷傳播福音,猶太教徒將其扭送羅馬總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公元335年,羅馬帝國海倫娜太后巡視耶路撒冷,在耶穌受難處建造聖墓教堂,因而耶路撒冷也是基督教的聖地。公元七世紀,傳說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52歲時的一個夜晚,隨天使由麥加來到耶路撒冷,踩著一塊岩石升上七重天,接受天啟。這段“夜行登霄”記載在(古蘭經)夜行篇中,由此耶路撒冷成為伊斯蘭教聖地。

《新約》、《舊約》《古蘭經)提及的人物、事件在那路撒冷都有相應痕跡可尋。西耶路撒冷錫安山大衛王墓旁邊的“晚餐室”就是耶穌被釘死前夜與12門徒舉行“最後的晚餐”的場所。東耶路撒冷橄欖山頂的耶穌昇天教堂,還遺留著耶穌死後三夭復活並在此昇天時的腳印。(二)

奧麗特怎麼也不進著名的大馬士革門,儘管我反覆闡明我對大馬士革門神往已久,可她就是不幹。因為那裡聚居著阿拉伯人,她自幼接受的教育就是永遠別沾大馬士革門。她說,那裡的阿拉伯人肯定會朝她扔石頭,除非她挽著我的胳膊裝外國遊客。按照傳統她作為猶太人只走猶太人的加法門,我只得跟在她身後亦步亦趨。

耶路撒冷老城由4個小區組成,其中東南區最大,我也最感興趣。眼前一條條婉蜒的小路通向沙漠,遠近高低錯落的民居、教堂、清真寺、墓地在陽光下變化著顏色。這裡居住的全是阿拉伯人,狹窄的便道上是著名的阿拉伯市場,荷槍實彈的以色列軍警不時穿行於平民之間。市場上出售的甘藍、橙子、香蕉都是我平生所見最好的,兩謝克(1美元)1公斤。金光閃閃的首飾店簇擁著舉世聞名的阿克薩清真寺和聖石清真寺。

阿克薩清真寺是僅次於麥加聖寺和麥地那先知寺的伊斯蘭第三聖寺。“阿克薩”在阿拉伯語中是“極遠”的意思,這個名稱來源於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那次神奇的登霄夜遊七重天。我在東耶路撒冷的採訪全仰仗日本記者村田,因為奧麗特死也不肯陪我東進一步。村田把我領到阿克薩清真寺正東的“卡斯”水池前,做禮拜前的“小淨”。村田告訴我,伊斯蘭教徒做禮拜前須先洗手、洗臉、洗肘、洗鼻孔、用溼手抹頭、沖洗雙足……這全稱之為“小淨”。我緊跟在他身後“小淨”之後,才扒掉臭球鞋進了高大莊嚴的聖寺。

該寺始建於公元709年,後幾經翻修。主建築高88米,寬35米,內聳53根大理石圓柱和49根方柱,內有神龕、木製講台等,內部嚴禁攝影。

與阿克薩清真寺僅一箭之遙、位於聖殿山頂的是金頂清真寺,壯麗輝煌,以純黃金片貼頂,陽光下金光四射,無比莊嚴。內置聖石一塊,據說當年先知穆罕默德就是夜遊至此石,才騎馬上七重天的。

出阿克薩清真寺沿花崗岩小徑拾級而下經過昏暗狹長的花崗岩隧道,前面就是所羅門大帝第一聖殿的殘牆,回首仰望,我發現阿克薩清真寺與猶太教哭牆僅一牆之隔,建在同一塊地基上。我一直走向猶太教哭牆神殿底座,此時我的心好像承受著寒風苦雨可仍安然自得地對著遠山歌唱。

我大口吸著來自錫安山頂溼潤寒冷的空氣,微痛的喉嚨立刻感到一種說不出的快感,我莫名其妙地咧開大嘴朝所有的人傻笑。當年美國宇航員阿姆斯特朗登月歸來,也曾踏著這條小徑拾級而下,當時他問以色列考古學家本一杜夫:“當年耶穌真的在這裡走過嗎?”本一杜夫答道:“正是。”阿姆斯特朗鄭重宣佈:“我此時的心情比踏上月球時還激動百倍!”穿過阿克薩清真寺西牆旁的一條花崗岩隧道,就來到了猶太教聖地----哭牆。公元前11世紀大衛王統一猶太各部落,以六角星為以色列國象徵,定都耶路撒冷。其子所羅門,那個以鋼鋸巧斷婦女爭奪男嬰案的聰明皇帝,高築城牆抵禦外敵,聯姻埃及,用7年時間在錫安山頂建造了第一座猶太聖殿——所羅門聖殿。據《聖經》記載,所羅門聖殿長40米、寬13。3米、高2O米。巴比倫攻佔耶路撒冷時將第一聖殿付之一炬,猶太人將其重建後又被羅馬人燒燬,阿拉伯人在此基礎上修了阿克薩清真寺。今天的哭牆乃是當年所羅門聖殿僅剩的一堵殘牆,可猶太人將其視為信仰和團結的象徵。哭牆長48。77米,千百年來,世世代代的猶太人從世界各地來此號哭,寄託故國之思,頗似中國古代《詩經》所抒寫的黍離之悲。至今,每逢安息日,都有成千上萬的人到哭牆哀悼、祈禱,將寫有自己的心願的紙條塞入哭牆牆縫,以求神助。我亦將寫有自己的心願“當好記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的紙條畢恭畢敬地塞進哭牆。

“哭牆”用鐵柵欄把前來的男女一分為二,我與奧麗特小姐分別進入各自的群體,戴上拳頭大小的猶太帽加入慟哭的人群。(三)

耶路撒冷城的所有路標和商業櫥窗都以英文、阿拉伯文、希伯來文三種文字書寫,耶路撒冷城的三個禮拜天----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分別為穆斯林、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休息日。準確他說,星期五是穆斯林的休息日,叫主麻日;星期六是猶太教徒的休息日,叫安息日;星期日是基督徒的休息日,叫禮拜日。同一座城中的不同人群,分別在不同的日子休息,這一點很令初來乍到者感到不便。

星期六是猶太安息日----“沙巴”。據《出埃及記》所述,上帝訓示率眾逃出埃及的摩西,猶太人應勞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專事敬拜上帝,以此作為與上帝所立的盟約,凡褻讀聖日者,應處死刑。從安息日前一天黃昏開始,猶太街區的馬路中央都被猶太教徒設置路障,以阻止汽車往來。

此時,上至總理、部長、議員,下至平民百姓都得步行,當然,這天“EL·AL”(以色列航空公司,ELAL意為向上向上)的航班也絕對不會起降,就是大人物在安息日也不可亂說亂動。奧麗特小姐因在安息日陪我背相機上街拍照受到一群人的圍攻,而我幾次在安息日去約旦河西岸都是步行到東耶路撒冷阿拉伯區,才能找到大巴士。1976年12月,拉賓政府由於在安息日到來前的黃昏主持了一箇中隊F15戰鬥機的著陸儀式而引發信任危機,直至下台。安息日“沙巴”的耶路撒冷米希姆裡區,虔誠的教徒頂帽束袍,跟著拉比(猶太教長)在狹長的街道上邊行進邊祈禱。

在美國官拜國務卿的猶太人亨利·基辛格出訪那路撒冷時,在一個“沙巴”之夜踱進一家小啤酒館,要求喝兩杯,可店主當即以“沙巴”名義拒絕。基辛格的侍從問店主,你難道不知道你拒絕的是超級大國的國務卿嗎?店主淡然一笑:“我知道這裡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啤酒館,可這裡是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哭牆西北猶太居民區闢有一處記錄猶太人歷史的遺蹟陳列區。穿過該區便是著名的大衛王塔,大衛是以色列歷史上最著名的賢君,英勇善戰多才多藝。他定都耶路撒冷,興建那和華神廟,鑽研音律,南征北伐。《聖經·舊約)把他描繪成戰勝非利土人的英雄、編制獻神頌歌的音樂家和詩人。今天撲克牌的黑桃K上,還保留著他撫弄豎琴的形象。大衛王墓得到極好的保護,棺木上蓋著沉重的藍色天鵝絨布,上繡巨大的白色大衛星(以色列國旗上的六角星)。

初到耶路撒冷,我奇怪為什麼猶大人家家門框上全釘著小木條,連五星級的希爾頓飯店也不例外。經奧麗特介紹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古老的門柱聖卷。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攻佔耶路撒冷後將聖殿付之一炬,擄走大批猶大人,史稱“巴比倫之囚”。至今以色列人一提伊拉克就咬牙切齒,更不用說薩達姆還三天兩頭地扔“飛毛腿”。繼而羅馬帝國鐵騎結束了猶太人在耶路撒冷長達1300年的歷史,大批猶太人流亡北非,受盡埃及人的欺侮。據說,上帝為猶太人的苦難所感動,決定懲罰埃及人,降以十大災難,其中一條就是殺盡埃及人的長子。上帝告訴猶太人首領摩西,讓所有猶太人在門框上貼上門柱聖卷,以保他們的長子安然無恙,以後摩西率猶太人經西奈返回耶路撒冷。據《出埃及記)載,摩西遵上帝聖旨將羔羊之血塗於門楣之上,以便天使緝殺埃及人長子時,見有血之家即越門而過,這便是“逾越節”的由來。(四)

在基督教居民區,奧麗特帶我沿耶穌揹負十字架走向刑場的多洛羅薩路,看了耶穌見母處、耶穌墓和聖墓教堂。

聖墓教堂又稱復活教堂,為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之母海倫娜太后所建,聳立於東耶路撒冷卡爾瓦里山頂。耶穌的墳墓和墳墓入口均在此教堂內,故基督教內部不分門派和所屬教會,都把這裡奉為聖地。

1943年12月,在中東作戰的喬治·巴頓中將參拜聖墓教堂時,聖墓教堂由天主教徒、希臘東正教徒和科普特教基督徒組成的小組聯合管理,不知出於偶然原因還是共同的政治遠見,看門人竟是一個穆斯林。這種慣例直到1993年9月我第四次赴以色列採訪時仍未改變。當年巴頓將軍鑽進僅能容納四個成年人站立的墓穴內,四個與巴頓將軍同樣高大的當地秘密機構的警衛也硬跟著鑽了進去,巴頓在當晚的日記中對此揶榆一番:“在這樣一個地方行刺,肯定不會成功。”50年後,我作為官方攝影師隨錢其琛外長鑽進墓穴時,四位身材高大的以色列警衛也躬身擠了進來,擠在墓穴牆角的我根本無法擺弄相機。

聖墓教堂內的那塊停放耶穌屍體的石板也是教徒頂禮膜拜的聖物,石板上的深紅色的斑點據說是耶穌當年的血跡。

海灣戰爭結束後,我作為駐開羅的攝影記者,又數度前往耶路撒冷。但我早已失去戰時的激情,對往返開羅--那路撒冷的空中飛行也失去了耐心,駕車前往時竟無意中闖過邊界,通過電台、電視、報紙成了以色列家喻戶曉的“飛人”(F1yingMan)。由此我最能理解耶路撒冷人開車為什麼那麼急不可待。今天,5分鐘的路程也許要走5000年,這是我駕車沿摩西出埃及走的舊路渡紅海、穿西奈、過加沙直取耶路撒冷時悟出的道理。人生的樂趣就在定與不定之間。

海灣戰爭期間,我頭一次到耶路撒冷。那天,天降暴雨,漂亮的奧麗特小姐把我領進距耶穌被出賣的朱斯馬尼花園旁的一座教堂避雨,古色古香的花崗岩建築令我發出地老天荒的感慨。古老的石頭,不變的色彩,永恆的寧靜。

我與奧麗特並排坐在聖像下,默默無言。我緊閉雙目,享受緊張工作中短暫的寧靜。萬籟俱寂、天地純潔,我能聽到奧麗特小姐的心跳聲。激動之餘,我將當時的感受寫下來發往北京,文章當天就登在了《參考消息》上,作為我海灣戰爭採訪連載的一節。與此同時,我還接到上司的一紙彈劾,責問我把奧麗特小姐擺在哪兒了,怎麼會聽到她的心跳,任我怎麼解釋也不肯理解我所經歷的神聖與寧靜,因為北京不是耶路撒冷。

常年危險、緊張而情感化的工作方式常將我的精神推至懸崖邊緣,我在靜謐中默默回憶歷盡千辛萬苦出色完成各項任務的過去,心中所有不快在聖像下化作一池平靜的春水。自詡具有軍事天才而又派不上用場的我也許將來會用全部退休金去買一群羊,過上摩西那種樸素恬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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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節 我看到了神光

吉薩金字塔聲威蓋世之際,本應與其齊名的阿布森貝神廟卻遠遠躲在上埃及非洲烈日的陰影裡。在當今所有描繪古埃及燦爛文化的典籍中,有關阿布森貝的章節絲毫不比吉薩金字塔遜色,甚至偶有過之。幾千年來,“神光”準時穿過61米長的隧道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臉上這一世界奇觀,吸引著千千萬萬的人前來瞻仰。(一)

1992年2月,埃及政府邀請部分常駐開羅的外國記者南下位於埃及---蘇丹邊境的沙漠小鎮阿布森貝,採訪阿布森貝神廟2月21日出現的“神光”,當時,我和國際廣播電台小高都剛到開羅不久,自然屬“無名鼠輩”而榜上無名。

儘管我使出當年在北京跑新聞的蠻勁,軟磨硬泡了整整兩天,主管此事的官員也動了側隱之心,可最後還是得我們自己想辦法:“你們可以從開羅乘火車前往900公里外的阿斯旺,然後找汽車穿過300公里的南方沙漠,或者騎駱駝。”

偌大的開羅火車站內竟連一塊英文標誌牌都沒有,到處是令人眼花鐐亂、蚯蚓般蠕動的阿拉伯文。我們找到一位粗通英文的旅遊警察(埃及負責旅遊秩序的專門警察),才被引到遊客售票處,一打聽到阿斯旺的臥鋪要217埃鎊(約70美元),嚇得我腦袋差點縮進脖腔裡。轉出候車大廳,鑽進散發著異國氣味的地下通道,還有一個髒兮兮、亂糟糟的售票室。這裡擠滿了纏頭巾、穿阿拉伯長袍的埃及人,此處也賣去阿斯旺的火車票,不過只有二等硬座,票價僅為臥鋪的1/10,每張才22。8埃鎊(約7美元)。

埃及二等列車遠比我們想象的好,許多勤儉的西方遊客也擠在這裡,光我們這節車廂就有三個美國大瘋丫頭,兩條德國大漢和一名日本學生。

沙漠上的夜車冷得要命,我把羽絨衣拉鎖拉到頭,把臉埋在衣領裡,生怕呼出的哈氣浪費掉。緊挨我的努比亞老人不停地咳嗽,將濃痰隨口吐在我腳邊。身後的阿拉伯少年一支接一支唱著又甜又快的情歌,我只聽得懂一句“哈比比”(親愛的)。一位用黑紗從頭裹到腳的阿拉伯婦女縮在角落裡一言不發,宛若烏木根雕。

終於熬到天明,步入列車廁所,才發現馬桶堵塞,遍地“遺矢”,已無立錐之地,隨著列車的有節奏的搖晃,惡臭徐徐撲面而來。列車溯尼羅河蜿蜒而上,兩側是一望無際的甘蔗林,可車內的空氣卻汙濁之至。小高試圖打開車窗透透氣,但車窗密封著。我走到車廂的一頭,發現車門竟是開著的,兩條德國硬漢正蹲在敞開的車門邊隨手扯過一根根甘蔗,然後狼吞虎嚥地大嚼。我朝這兩位條頓騎士喊了聲“貓根”(德語,早上好!),他們就順手扔給我一根。我掰了一段遞給小高,自己捧著半根甘蔗蹲在他們旁邊試著用牙咬住斷茬剝皮。一位努比亞黑人見我啃得斯文,一把奪過去,在我的甘蔗上狠咬一口,又塞回我嘴裡,教我從他咬開的斷口處吸甜水。

每逢小站,火車並不停頓,僅僅減慢速度。旅客都像打衝鋒、搶奪制高點似的爬上跳下,陌路途人則主動幫上下車的旅客拋接各種奇形怪狀的行囊。

次日下午2點,火車終於緩緩駛入終點站阿斯旺。經過15個小時的硬座旅行,小高和我已變成涅磐的烏鴉,嘴角上掛著尼羅河甘蔗凝結的白汁,一臉痴相地爬下火車。(二)

阿斯旺(Aswan)位於開羅以南900公里的尼羅河畔,面積783平方公里。歷史上的阿斯旺幾度輝煌,以秀美平和的熱帶風光和悠久文明震驚世界,故事片《尼羅河慘案》就發生在這裡,阿斯旺縴夫凱特拉克特飯店也因“慘案”成為聞名於世的四星飯店。我坐在該飯店瀕尼羅河的露天酒吧!手端用尼羅河水釀製的斯黛拉啤酒,面對點點白帆,耳畔迴盪著《尼羅河慘案》的主題曲,彷彿置身於危機四伏的電影情節之中。

阿斯旺北鄰盧克索,南有蘇丹重鎮哈爾發,早在遠古就已成為東北非最重要的貿易城市。阿斯旺在古埃及語中稱為“蘇努”,意為市場。希臘人將其曲解為“看見”,科普特語唸作“斯旺”(Swan),阿拉伯人在其前面冠之以阿拉伯字母“A”(阿里夫),約定俗成變成了現在的阿斯旺。

按阿斯旺旅遊局長穆罕默德·阿哈米德的說法:“世界上先有阿斯旺,後有旅遊業。”尼羅河美麗的自然景觀、舒適的熱帶氣候、豐富的文物古蹟和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壩,使阿斯旺的旅遊業特別發達。阿斯旺現有旅館床位5050張,豪華遊船床位2萬張,每年吸引遊客達百萬之巨,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阿斯旺旅遊局僅有20名工作人員。

埃及領土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96%是沙漠,4%的可耕地全部集中在尼羅河沿岸。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稱:“埃及是尼羅河的饋贈。”尼羅河平均年徑流量840億立方米,但年際變化極大。1878年徑流高達1510億立方米,可1913年僅有420億立方米。尼羅河的漲落不僅締造了精確的歷法、數學、天文學、建築學,也讓沿岸人民飽嘗水旱磨難。自古以來,每年6月17日~18日,尼羅河水變綠,繼而暴漲,名曰“落淚”。到8月28日,當地人將盛裝的美女載至河心,拋入激流為河神娶婦,名曰“忠誠節”。這種習俗一直沿襲了幾千年,現在,每年8月28日尼羅河沿岸仍舉行“忠誠節”紀念活動,只不過石膏人和鮮花取代了祭祀河神的少女。

我們的出租車司機老穆罕默德開著輛連方向燈儀表板全沒有的“標緻504”,他雖然僅僅勉強小學畢業,可娶了個開羅農學院畢業的太太,為此特別得意,不停地炫耀太太的種種賢德。再有一件令他誇耀的事是1961年周恩來訪問埃及,他給周恩來開過車。他自稱家中珍藏著一張周恩來的“書法”。

汽車駛過1932年埃及革命前法魯克國王修建的防洪壩,進入舉世聞名的阿斯旺高壩管理局大門。高壩管理局局長哈馬迪·M·賈哈爾詳細介紹了這座歷時10年(1960一1970年)、耗資9億美元的世界第一巨壩的建築過程。位於中東動盪地區的阿斯旺高壩利用山勢,建在沙礫結構的尼羅河沖積層上,採用黏土心牆堆石施工法,堅固萬分。當我問及阿斯旺高壩是否經受得住戰略導彈諸如“飛毛腿”之類的襲擊時,賈哈爾局長稱:“原子彈也炸不塌,更何況埃及擁有一流的防空力量。”

驅車於111米高的阿斯旺水壩之上,腳下波濤翻滾的世界第一長河尼羅河被攔腰截斷,放眼南望是寬15公里。

長500多公里的納賽爾湖,這座世界第二大人工湖吞下尼羅河的全年徑流,實現河水多年調節,使1964年的洪水、1972年的乾旱、1975年的特大洪峰和1982年以來的持續低水位都化險為夷。高壩西端是75米高的埃蘇友誼塔,塔身並排鑲嵌著直徑2米的蘇聯和埃及國徽及納賽爾、薩達特的畫像。一大幫中學生正擠在紀念塔下拍照,天真的臉上洋溢著人類與生俱來的希望之光。(三)

阿斯旺南行300公里才是阿布森貝,由於沙漠中沒有鐵路,只能乘飛機或搭長途汽車。飯店門口的出租司機開價240埃鎊(80美元)才肯上路。我們轉到長途車站,一位頭纏白包頭的努比亞黑人司機攔住我們。他用流利的英語自我介紹名叫漢姆薩,家住阿布森貝,正準備湊夠一車人趕回家,如果我們願意,每人只繳20埃鎊(7美元)就行。

漢姆薩的這輛“標緻504”最多只有五成新,車上三排座位滿滿塞了9個人。我和小高因為是外國人被優待坐在第一排,我緊挨在司機右側,懷抱攝影包絲毫動彈不得。漢姆薩車開得極野,還沒出阿斯旺城時速就超過150公里。

他左手扶方向盤,身子倒向右側,用右拳狠砸汽車收錄機,被車隨著他右拳的起落一躥一躥地向前衝。至少敲了10分鐘,收錄機才好歹轉了起來,原來是一盤伊斯蘭祈禱詞,漢姆薩和全體乘客一齊跟著收錄機唱起“安拉”來。

小破車以160公里的時速狂奔,小高還不斷地鼓勵司機“果義斯”(阿語,好)。就在他再次叫好的同時,只聽左後輪胎一聲巨響,繼而是鋼圈與路面磨擦發出的刺耳尖叫。

破車在沙漠路上左右搖擺著衝向前方,一頭扎進右側的沙堆,旋即又反彈回來,在公路上作360度的原地轉向,斜歪在公路左側的沙地裡。小高驚叫著撞開車門,以為車子馬上就要起火爆炸。司機拎出一隻塑料桶鑽出車外,我猜他要滅火,可他竟坦然地立在沙地上撒起尿來。之後又從容地用塑料桶裡的水認真地洗下身,彷彿什麼事也沒有發生。

最後,他才在沙地上支起千斤頂,若無其事地換上備用輪胎。

中午時分,我們終於趕到阿布森貝。這裡彷彿是美國西部片中的情景,一條沙漠公路婉蜒穿過鎮中心,四周是鋪天蓋地的黃沙,鎮政府警察局小巧玲戲,擠在惟一的一條街道上。這裡僅有的兩家旅店已經爆滿,納費爾塔麗旅館甚至拒絕我們在大堂逗留;另一家名叫拉姆西斯旅店的老闆是位努比亞黑人,聽說我們是中國記者,大為熱情:“先住在貯藏室,一會兒再想辦法。我不在乎記者,可我在乎北京。”

說罷從冰箱中端出兩杯玫瑰紅色的冰鎮“卡拉卡狄”(一種粉紅色花衝的水,是努比亞人常喝的一種飲料。)請我們喝。

一位站在太陽陰影裡喝啤酒的美國人也熱情地邀請我們分享他的套間。

據說約有數萬人湧來此地,只為一睹2月21日凌晨太陽照到拉姆西斯二世臉上的壯麗景觀。很明顯,日本遊客佔很大比重,小高和我也總被誤做日本人,弄得我們不得不勞神去解釋亞洲只有中國才盛產一米八幾的大高個。黃昏時分,小高和我在納賽爾湖畔的落日餘輝裡認識了兩位日本姑娘,她們都是東京大學經濟系二年級學生。談笑間,其中一位將我相機頂蓋上的黑膠布一點點兒揭下,露出白花花的“Nikon”(尼康),我不禁勃然大怒。見我忿然,她忙用纖纖玉指將膠布復位,貼好按平,強作天真地追問我為什麼把相機、鏡頭、閃光燈上的日本牌號全貼起來。我面對尼羅河沒有回答,只對天發狠,有朝一日我要造最好的相機。(四)2月22日凌晨4點,我和小高匆匆起床,跑步直奔阿布森貝神廟。尼羅河畔的空場上已聚集了數不清的旅遊者,由於遊客甚眾,當地出動了軍隊協助警察維持秩序。

阿布森貝神廟是古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姆西斯二世為崇拜太陽神於公元前1257年建造的。他是古埃及統治時間最長的君主,在位67年之久,還是位富於革新精神的外交家、建築家和軍事家。公元前1280年,拉姆西斯二世在卡迪什大敗敘利亞國王海蒂特後,簽訂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和平條約,並強娶敘利亞公主為妾。他把這件事和其他所有值得誇耀的業績一起刻在盧克索卡納克神廟的石壁上。

拉姆西斯二世在阿布森貝修了兩座神廟,大的為他自己,小的是為他的努比亞寵妃納費爾塔麗。他自己的神廟雕鑿在尼羅河西岸166米高的峭崖上,高31米、寬38米。

深60多米。神廟外矗立著四尊巨大的自身石雕,每座石雕像僅嘴唇就長達1米,其巨大可想而知。與其毗鄰的小神廟則小巧精緻,拉姆西斯二世與寵妃納費爾塔麗的二人雕像並肩而立,這是埃及歷史上僅有的國王與王后舉案齊眉。

身材等高的雕像。在古埃及眾多的國王和王后雕像中,王后身高一般不足國王身高的一半。因此,拉姆西斯二世還被公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早主張男女平等的領袖。

舉世聞名的拉姆西斯二世神廟具有極高的數學、天文學價值。幾千年來,每年只有2月21日(拉姆西斯二世生日)和10月21日(拉姆西斯二世登基日)清晨,太陽光準時直射神廟大門,水平穿過61米深的柱廊直抵隧道洞底,不偏不倚地照在端坐神廟盡頭的拉姆西斯二世石像上。人們稱這兩天為“太陽節”,2月太陽節是麥收的開始;10月太陽節是尼羅河漲水的結束。由此可見古埃及數學、天文學、建築學的文明程度。

60年代初,埃及修建阿斯旺高壩,庫區500萬人口被迫遷徙。為保護神廟不被水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動50多個國家捐資4000多萬美元,組織3000多位當代一流的科學家,採用瑞士人的方案將神廟切割成9一30噸的巨石1036塊,上移60米後重新組裝,搬遷耗時達5年之久。科學家們採用最新科技手段挽救了神廟,可終究留下了一個永世的遺憾:由於不可思議的誤差,從此太陽光照在拉姆西斯二世身上的時間由21日後移至22日,現代科學在數千年前的拉姆西斯二世的神威下黯然失色。

自從1900年尼羅河修建第一座水壩以來,水位的提高已迫使當地努比亞人四次大遷徙,但阿布森貝神廟始終是努比亞文明的集中體現。早在公元前600年,阿布森貝就取代衰落的古埃及成為埃及、非洲、努比亞三種文化混合繁榮的核心。努比亞人世代居住在用陽光烤制的土坯房中,房頂用泥上和草稈製成。從外觀看,所有房子都各不相同,牆壁上畫滿樹木、旗幟、雞和各種神像。在努比亞小屋的層層包圍中,最宏偉的建築是阿布森貝神廟外的拉姆西斯二世神像。從遠古延續至今每年兩度的“太陽節”不僅是對拉姆西斯二世的膜拜,還兼有捍衛努比亞黑人文化的色彩。(五)

據協助警察維持秩序的軍官講,今天的觀光客應在2萬之眾,全為瞻仰神光。軍警奉命解下武裝帶,拉起兩道人牆,用警棍建立起法制的尊嚴。所有遊人全被攔在廟外,只有極個別身份顯赫的貴賓獲准進入。我猛然發現緩緩前進的貴賓中有一位白髮老者端坐輪椅之上,一位纖弱女人在沙地上吃力地推著輪椅。我靈機一動,主動衝上前,從她手中接過輪椅,推著輪椅昂首挺胸地進了廟。我回頭朝小高一瞥,他正站在門外羨慕地朝我揮手。

我手推輪椅隨人流緩緩前行,發現神廟乃是鑿在巖壁上的一巨形石窟。廟由60餘米的狹長柱廊和三重大廳組成,廟內50塊壁畫刻有拉姆西斯二世一生的軍事榮耀、拉姆西斯二世與眾神在一起及各種祭祀活動。柱廊盡頭自左至右四座石雕依次是地獄與黑暗之神(孟菲斯之神)普塔、拉姆西斯二世、太陽神阿芒(盧克索主神)、太陽昇起之神哈拉克蒂。我一直擠到第一排,支起三腳架。一位埃及記者在我身後拼命亂擠,朝我大喊:“晦!老兄!讓開點,我在給政府幹活兒。”我用後背擋住他:“對不起,我也在給政府幹活兒。”

5點30分,我身後的神廟洞口出現橙紅色的霞光,所有人都心臟狂跳,斂氣凝神,生怕因自己不慎嚇跑了即將露面的太陽。5點50分,一線陽光準時從狹窄的正門緩緩射進神廟,水平穿過三道大門和61米長的狹長隧道,排開洞內汙濁的空氣,一直射到拉姆西斯二世臉上、身上。陽光由弱變強,拉姆西斯沐浴在萬道霞光之中,猶如金鑄的金剛。

陽光下,拉姆西斯二世面部立即有了生氣:隆準上翹、嘴角下撇,紫色的眼角眯成一線,彷彿微笑著傲視芸芸眾生。洞內頓時快門聲響成一片,繼而是“別用閃光燈”、“住嘴”等斷喝。陽光緩慢右移,3分鐘後照到太陽神阿芒臉上,接著是哈拉克蒂,但在他們臉上,怎麼也看不到剛才拉姆西斯二世面部獨有的神威。陽光從拉姆西斯臉上掃過,直到從哈拉克蒂臉上移走,全過程為20分鐘,而坐在拉姆西斯二世右手的地獄與黑暗之神普塔一直待在黑暗裡,享受不到一絲陽光。這一情況幾千年來從未改變過。儘管拉姆西斯二世已經死了3200多年,但他的神靈依然每年出現。

我大汗淋漓,幾乎虛脫,用盡吃奶的力氣才擠出洞外。

蹲在洞口大口呼吸,迎著撲面而來的尼羅河風喘息不止。

阿布森貝神廟前至少聚集了2一3萬人,正翹首凝神,貪饞地望著我剛剛逃出的洞口。我不禁得意地朝尼羅河大喊:“我離拉姆西斯二世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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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節 我愛我妻

“買輛吉普”的念頭像魔鬼一樣一直折磨著我好多年前,殘雪初晴的一個下午,在秦嶺南坡一段泥濘難行的盤山路上,我與一位正在北大念博士的女孩跋涉而行。望著彤雲散去彩雲滿天的山頂,這丫頭突發奇想地問我:“有朝一日發洋財,你打算買什麼?”舉頭仰望雲端裡的山頂,我不假思索地從泥沼中拔出右腳:“買輛吉普!”從那天起,擁有一輛吉普的夢想就一直殘酷地折磨著我。

即使到現在,我還在頑固地堅持,只有吉普才是真正的汽車。勞斯萊斯的尊貴、凱迪拉克的氣派、梅塞德斯的矜持、法拉利的奢華……已經把汽車糟蹋得不成樣子。唯有吉普,堅固得像塊高碳鋼、簡單得像枚鵝卵石,而其無所不能的綜合效用卻猶如一團烈火足以讓任何汽車黯然失色。

幾年來,我曾駕駛改裝的北京“212J”在海拔5000米至6860米的可可西里無人區探險,駕梅塞德斯--奔馳260E以210公里的時速在利比亞邊境上飛馳去晉見卡扎菲,駕尼桑桑尼卡車倘佯於黑雲壓城的伊拉克街頭,駕豐田陸地巡洋艦闖過以軍封鎖進入戒嚴的加沙,單人獨騎從開羅到那路撤冷,海灣戰爭中駕道奇羚羊大面包晨辭巴格達夜抵安曼,駕梅塞德斯200反覆穿行於約旦河谷地,駕本田阿科德嚴冬翻越貝魯特南黎巴嫩雪山,駕馬自達929追隨穆巴拉克橫穿西奈,駕三菱大山貓參加法老沙漠拉力賽並以倒數第二衝過終點,隨555富士車隊在蘇門答臘熱帶雨林拉力,參加“555”港京拉力賽用7天時間從香港跑到北京,獨自一人駕豐田科羅納環繞美國……我還玩過外國朋友的寶馬、別克、奧迪以及阿爾法·羅米歐、蘭西亞、雪佛萊、波爾舍、沃爾沃、福特野馬、蘭德羅罕、歐茨謀彪、美洲虎、本特利……蹭過伊拉克共和國衛隊的嘎斯、以色列國防軍的美式吉普、聯合國軍的漢馬……隨著閱歷漸長,曾經滄海的我對吉普仍是情有獨鍾。我一直認為,一個人的教養表現為可以享受最好的、承受最差的。吉普,就是具有這種貴族氣質的生命。

堅固、靈活、多功能的小型越野卡車,這就是吉普。

1896年,德國人哥特萊伯·戴姆勒製造了世界上第一輛汽車,它裝有一台4馬力內燃機和一個三速變速箱。兩年後,美國溫斯頓公司將一台單缸6馬力汽油機裝在貨車上,這就是最早的卡車。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法部隊勢均力敵在前方對峙,為扭轉戰局,法國“瑪恩河出租汽車隊”將法軍奇蹟般運至前線扭轉戰局,成了歷史上第一支摩托化部隊。卡車從此逐步取代騾馬,成了軍中不可或缺的裝備。“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今天,沒有卡車的部隊簡直不可想象。

卡車的作用千真萬確,可其龐大的車身在前線極易遭到炮火攻擊。摩托車體小靈活,但噪音大、載重量小、安全係數低。迫在眉睫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迫使軍方尋找一種更堅固、靈活、多功能的小型越野卡車。1938年,五角大樓擬定一份研製“低車身偵察車”計劃,標新立異的美國人幻想製造一種重量不足半噸、載重1。25噸、短軸距、四輪驅動的輕型卡車。這種輕型卡車僅高1米,前風擋可以放倒,以便架設武器,向前方射擊,宛若童話中的玩具。可當時連最具幻想的美國135家汽車製造商中,也只有兩家對研製這種異想天開的醜八怪略感興趣。

1940年9月23日,在超級設計大師卡爾領導下,賓夕法尼亞的班特姆公司(Bantam,一家小廠)試製出第一輛樣車。設計師以40公里的時速一氣開了400公里,將其送到熱帶沙漠和沼澤地接受越野測驗,又從一米多高的平台上飛馳而下……5500公里的破壞性駕駛使車底盤出現裂縫,可歷史上還未有過如此禁折騰的汽車。美國軍方對班特姆公司製造的這輛名為“布利茲帕奇”的小車的簡潔、堅固、靈敏、耐久性大為稱奇,當即將這輛標新立異的樣車公佈於世。毫無疑問“布利茲帕奇”對當時美國汽車製造業起了當頭棒喝的作用。

兩個月後,威利斯--奧蘭多公司造出兩輛名為“誇德”(QuaD)的可選擇兩輪驅動或四輪驅動的車型,緊隨其後福特也推出了類似車種。軍方將班特姆、威利斯、福特三家公司的優勢集中起來,開始批量製造。

定型的四輪驅動輕型越野車——“吉普車”裝有一台4缸汽油發動機,載重1。25噸,結構簡單堅固,性能齊全。由於裝有分動器,可以四輪驅動越野行駛,爬60度陡坡,涉越小河,其公路最大時速可達105公里。

在軍事上,吉普很快被當做多用途效用裝備使用。它的英文名字G.P.(吉普)就來源於英文多種用途GenedLPURPOSE一詞的縮寫。吉普除運送人員和武器彈藥外,放倒前風擋便可裝上重機槍或無後座力炮;裝上電台等通訊裝置就成了火線指揮車;稍加偽裝可充當偵察車或當做輕型戰鬥車輛直接投入戰鬥;安裝擔架用於戰場救護;裝上裝甲充當輕型裝甲車伴隨坦克部隊作戰;裝上螺旋槳推進和防水外殼作為兩棲登陸車使用。其超過額定要求的大馬力發動機還保障它擁有拖拉機才擁有的牽引力。

我在埃及聽說過一個故事,說西奈一位放駱駝的貝都因人在沙漠堆中挖出一輛當年美軍廢棄的吉普。這位老兄用駱駝把破車拖到了阿里什,經過簡單清洗再加滿一箱汽油後,竟能開起就走。其神奇的堅固性可想而知。

馬歇爾上將說:吉普是美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戰地記者把吉普車說得無所不能:“它像狗一樣忠誠、像騾子一樣強壯、像羚羊一樣機敏。”

五星上將馬歇爾把吉普說成是“美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大貢獻”。盟軍司令艾森豪威爾把吉普列為“贏得戰爭的三大武器”之首。麥克阿瑟把吉普開到登陸部隊的最前沿。

最富傳奇色彩的第三集團軍司令喬治·巴頓把紅色皮椅擰在吉普上,在車身上漆上自己的將星、裝上高音喇叭和警儀器,從北非一直開到歐洲,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因吉普車禍撞死在德國境內。

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卡薩布蘭卡會議期間撇開勞斯萊斯改坐吉普,饞得利比亞總統巴克利羨慕不己。利比亞為此還專門發行了一套兩位總統坐吉普的紀念郵票。

1942年,阿拉曼戰役前夕,北非的英第七集團軍組織了一支吉普突擊隊,以90公里的時速在沙漠中晝伏夜出,專門襲擊隆美爾的補給線,屢屢得手。同年“醋喬”史迪威藉助吉普車穿過雨林,把中國遠征軍的幾個師和一幫七長八短的戰爭難民傳奇般從緬甸撤至印度。1943年,“哈斯基”作戰行動中,巴頓的美7軍攻入西西里,在靠近墨西拿海峽的一個小山村,貧困的山民正為榨油機發生故障斷了生計而走投無路。美軍當即撥出一輛吉普,一位機靈的學生兵將吉普引擎的發動裝置聯在榨油機上,五天榨出44噸橄欖油。美國兵還將吉普車的前輪抬起,用帆布帶將前輪聯結一台輪式鋸,用吉普做動力帶動輪式鋸鋸木頭,西西里山民把美國兵當成一幫用吉普車變戲法的流浪漢。

在北非,吉普車成為美軍的身份卡,“G.I。”(美國兵)。

“G.P.”(吉普車)密不可分。突尼斯人一直以為美國兵在領取身份識別牌和軍裝的同時也配發了吉普。一天深夜,值勤的法國哨兵突然向一幫步行的美國兵開火,儘管對方一再聲稱是美國人,可法國哨兵就是不信:“如果是美國兵,他們為什麼不開吉普?”

戰地記者們發現,一線士兵對吉普的感情遠超過豔星蓮納端娜。因為當豔星玉照趴在牆上飛媚眼時,吉普車正忠誠地與士兵浴血奮戰,大兵把吉普車看成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活人,麥克阿瑟手下一輛在太平洋戰爭中戰功卓著的吉普車因為負傷而榮獲紫心勳章。

無論進攻還是撤退,吉普開到哪裡,勝利便接踵而至。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已把60萬輛吉普裝入板條箱運往世界各地,吉普被列為《租借法案》發往反法西斯盟國的頭號戰略物資。為了顯示吉普神威,參議員米德干脆親自駕駛吉普在國會山的花崗岩上表演爬台階。進入70年代未,美軍選用M151MaT取代威利斯洋洋自得了半個世紀的吉普,但畢竟由於吉普在輕型越野性能方面的獨特品質,而至今在汽車史上佔一席之地。

早在1950年6月13日美國威利斯公司將“JeeP”作為註冊商標之前,“吉普”兩字中文字已成為中國人對四輪驅動輕型越野車輛的簡稱,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期間,吉普成了從滇緬中國遠征軍宋希鐮到故事片《紅日》張靈甫、《南征北戰》張軍長、李軍長的必備之物。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都是乘坐吉普從延安打進北京城的。

1958年,長安機器廠模仿美國CJ一5生產長江吉普。1964

年,北京開始研製“北京212”。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多次乘團BJ一212檢閱紅衛兵。此後,“BJ----212”

一度是中國大陸縣團級幹部的身份標誌。

1984年1月15日,由北汽摩分化出的合資公司——北京吉普汽車有限公司成立,次年9月22日輕型吉普2021系列切諾基下線,與此同時,BJ2020s系列面市。

BJ2020s系列發動機設計原理較舊,比化油器水平低,油耗大,軸距過短,操作穩定性和制動性差,密封不好,懸掛較硬,但價廉而維修方便。2021切諾基系列基於1974年設計產品,發動機壓縮比偏高,對燃油要求高,化油器水平低,一般評價認為其性能落後於日本同時代產品。

野牛屍骸在身邊,禿鷲在頭上盤旋,我把乾裂的臉頰貼在冰冷的吉普車窗上,遐想著從“乞力馬紮羅的雪”到“走出非洲”。

自從那年冬天在秦嶺領略吉普爬山的英姿之後,美妙的記憶總是揮灑不去,在警察學院學駕駛時,我一再要求學吉普,可最終學了卡車,因為駕校沒有吉普,而卡車性能接近吉普。1989年山西地震,我以一輛大發星夜從北京趕赴震中,沿途每遇坡崖溝壑,都為沒有吉普而痛心疾首。儘管如此,我仍是第一個抵達震中的記者,我的圖片和現場報道不僅佔據了以《人民日報》為首的國內報刊頭版,還被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同時刊用。

1990年,我加入由幾十輛越野車組成的可可西里探險隊,從西寧沿青藏公路經格爾木、西大灘、納赤台、崑崙山口、五道梁,在沱沱河兵站拐下公路直取長江源、北京吉普咆哮著衝上通天河,堅冰在車輪下隆隆作響。雖已是6月,可在海拔5000多米的可可西里無人區仍是大雪紛飛。高海拔、嚴寒、缺氧、乾旱、輻射、風沙,複雜多變的氣候造成舉世罕見的高寒荒漠景觀,哥拉丹冬雪峰傲然聳立,鉛灰色的冰峰閃著沉重的寒光。循著倒斃的野牛屍骸婉蜒而行,烏鴉在紫色的天空滑翔,禿鷲趴在巨大的野牛頭骨上虎視著我們的吉普車隊。由於缺氧,我們全患了右心室肥大和紅細胞增多症,原來75馬力的北京吉普此時輸出功率不足40馬力。熾熱的陽光穿過吉普風擋,強烈的紫外線將我的臉曬脫一層皮,用手一抓便紛紛揚揚。我的嘴唇裂開一道道血口,高高腫起,為止痛我不時把臉緊貼在冷冷的車窗上,吉普的冷鋼激起我的無限遐想:從“乞力馬紮羅的雪”到“走出非洲”。

我把自己使用的吉普稱為“長腿沙漠跳鼠”,頭一個月我就開了1。3萬公里,在我的左衝右突中,我和我的“愛妻”成了許多新聞社的頭條新聞。

海灣戰爭期間,我輾轉中東各國五個半月,在烽火連天、沙漠萬頃的中東,吉普是我出入戰區的惟一工具,沙特王室似乎對三菱山貓情有獨鍾,伊拉克陸軍更傾心於尼桑巡邏兵,約旦哈希姆王朝仍堅持用英國的蘭德羅罕,埃及總統衛隊則是清一色的豐田陸地巡洋艦,以色列國防軍大量使用美式雪佛萊大吉普,而美軍卻使用8缸6。2升柴油風冷引擎載重3噸的漢馬。

隨著日本汽車工業的崛起,歐洲梅塞德斯、蘭德羅孚、蘭奇羅革、美式吉普正讓位於亞洲吉普。亞洲的新型豐田、尼桑、三菱、現代、啟亞等品牌線型排列6缸、V型排列6缸和水平對置排列式發動機成批製造著更優質的吉普。

亞洲輕型越野吉普車的品牌已不勝枚舉。韓國的啟亞(KIA)、現代(Hyundai)、雙龍製造了大批性能價格比極優的吉普。其中啟亞Sportage已被世界拉力賽列為“0”、“00”

賽車,承擔為雪鐵龍ZX、豐田Celica、三菱Ca1antVR4、三菱LancerEvolution、富士Impreza等著名四驅車開道的先導車。此外,日本微型的鈴木(SuZuki)的VITARAV6、五十鈴(1SUZU)的Trooper,亦以物優價廉聞名。但綜合性能執牛耳者,仍首推豐田陸地巡洋艦(TOYOTALANDCRUlSER),尼桑巡邏兵(NlsSANPATROL)和三菱大山貓(MITSUBlsHIPAIERO)。豐田陸地巡洋艦4500採用線型直列六缸4汽門發動機,排量高達4。5升,被選為中東聯合國軍停戰監督委員會UNTsO制式裝備5尼桑巡邏兵採用同樣原理髮動機,排量為4。2升,而三菱大山貓(歐洲出口型為MONTEO,意為將軍),則採用V型排列6缸3升發動機,該型已屢屢在巴黎---達喀爾汽車拉力賽中奪冠。

與此同時,美國印第安納AMGeneral生產的M998漢馬,則為當今越野車又一革命典範。該車長4。58米,寬2。16米,高1。83米,整備重量3498公斤,採用排量6。2升8缸風冷柴油發動機,低盤高0.41,輪距3。29米,最高時速105公里。可爬60度陡坡,涉水深度0。76米,該車採用中置式發動機,儘量提高底盤與地面間距離,裝有車胎充氣中央控制系統等令人咋舌的裝備。它的軍用型在海灣戰爭中大顯神威;其民用型僅硬漢影星施瓦辛格一人就買了5輛。海灣戰爭結束後,我調任新華社中東地區攝影記者。

在我轄區廣袤無垠的沙漠上,以色列的達揚、拉賓、沙隆們運用吉普在五次中東戰爭中所向披靡。上任伊始,在戰爭中領略了吉普忠勇的我,發誓讓新華社中東分社奔馳轎車群中出現一輛屬於我自己的吉普。1。9萬美元買來的一輛三菱山貓使我美夢成真,雖說4缸2。4升的排氣量對我來說小了點,但畢竟是車庫中十餘輛轎車中惟一雄性化的動物。半年後,我說服新華社領導將其換成了一輛6缸4。5

升排氣量的豐田陸地巡洋艦。不想這種車一運回中國就被稱為“沙漠王”,這讓我平添幾分厭惡,因為我這人素來對王候將相權威傾國者敬而遠之。以後發現尼桑賽德里克(Cedric)在中國叫“公爵王”,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後還是日本共同社的一位朋友告我,塞德里克是古希臘一位美男子,位及公爵,國人好色之餘更看重爵位,乾脆百尺竿頭再“封”其為“公爵王”。這也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特色吧!多年來我一直堅信,大吉普的排氣量就像老祖母的年齡,越大越安全、越慈祥、越可靠。

每說到我的大吉普我都忍不注淚珠潛然,她是我在中東唯一同床共枕、歷經生死的伴侶,我叫她長腿沙漠跳鼠。

也與我的尼康相機被列為我的“一妻一妾”。買她的頭一個月,我就開了1。3萬公里,從開羅跨過蘇伊士運河、橫穿西奈、穿越加沙地帶一直開到耶路撒冷。直到以色列南方軍區動用M113裝甲車和AH一60“黑鷹”直升機才在阿什克隆終止我和我“愛妻”的蜜月旅行,我和我的長腿跳鼠的蜜月之旅由此上了法新社、路透社、埃及華關脫報、約旦時報、以色列消息報1992年6月22日的頭條。追蹤突發事件之餘,我的大吉普是當地最出色的導遊。在我任職期間所有訪問開羅的大人物都慕名乘我的大吉普進沙漠兜風,一睹胡夫金字塔風姿。政協副主席吳學謙、《人民日報》社長邵華澤、國家科委副主任鄧楠、北京市副市長張百發、北大校長羅豪才…都曾是我的車上客。張百發對中國駐埃及使館文化參贊鄭重宣佈:“全埃及的活動,只有唐老鴨和大吉普最有意思!”

我的大吉普一旦摺疊起後座就成了新華社中東分社載重量最大的輕型卡車,為此我成了中國使館常抓的卡車車伕。連中國駐伊拉克武官曹彭齡調任埃及,也是我駕大吉普跨過蘇伊士運河、橫穿西奈半島,到約旦、沙特邊境接來的。

我的長腿跳鼠從未背叛過我,可我對她的愛意已變態到疑神疑鬼的地步。每當出差短暫分別,我都將她開到車庫儘裡邊的死角里,再拆掉她的電瓶連線、電路保險,以免他人染指。別人開我的車比開我更令我難受萬分。在我的長腿跳鼠前後風擋上,分別是我手繪的手持相機狂奔的唐老鴨和拳頭大小的英文:“xinhuaNew:ph0hO”(新華社新聞攝影),還有我宿舍的電話號碼,我以此控制以開羅為圓心、2000公里為半徑的突發事件。在我的長腿跳鼠的遮陽板上,我寫了一段硬漢海明威的狂言:“勇敢者出不了事。如果你是好樣的,出了倒霉事全怪你自己。”我已經無法回憶多少次我和我的大吉普陷在沙漠中,被恐怖分子圍追堵截、被士兵扣留、被難民包圍……為了自我保護,我的前風擋上貼了我與卡扎菲、阿拉法特、拉賓、曼德拉、加利的合影,我說的最熟練的一句阿語是:“安拉最偉大。”

職業冒險之餘,我喜歡駕大吉普探尋無人涉足的沙漠小徑,體會妙不可言的冒險樂趣,在乾涸的河床上露宿,讓滾燙的浮沙埋過我赤裸的軀體,洗去長途駕駛的疲憊,體會母親懷抱的溫馨。

在開羅,幾乎所有攝影記者開的都是吉普,美聯社的“莽漢”納伯特、《時代》週刊“斷腿”巴利、法新社克里斯蒂安、路透社阿萊……我們還組織了英雄美酒俱樂部。

回至北京,我天天只能蹬著我的那輛破舊自行車,但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我的“長腿跳鼠”。

直到現在,每逢金烏西墜,我都會變得魂不守舍,彷彿又變成一隻沙狐,又回到金字塔西側那片大沙漠,眼前總是一片金黃,一切全都凝固,沒有聲音也沒有風,我坐在大吉普的引擎蓋上,從汽車冰箱中摸出冰鎮啤酒,遙望遠方成群的撒哈拉沙鴿在晚霞中追趕沙漠落日享受追趕新聞間的短暫寧靜,默默體驗天涯客的孤獨,想象母親花白的頭髮在炊煙中飛舞。我爬下大吉普,在側逆光的陰影裡左右端詳與我朝夕相處的“長腿跳鼠”。落日餘輝裡我的“長腿美人”不斷變化著色彩,籠罩在神秘的紅光紫霧之中,撒哈拉沙漠上拖著她長長的倩影,像瑪麗蓮·夢露在阿拉斯加封凍的育空河畔舒展玉腿……戰鬥、掙扎、死亡,反反覆覆永不休止。醉眠中我看到漢尼拔的縱隊、馬木留克的騎兵、拿破崙的方陣、隆美爾的坦克隨著我的大吉普滾滾而去。我平端著尼康相機,在300MM鏡頭中看到我自己:在駕駛學校鑽研吉普,在秦嶺林海追熊貓坐吉普,在青藏高原探險開吉普,在海灣戰爭中往返巴格達一安曼還是吉普……

離職回國的那天凌晨,我和駐埃及武官曹彭齡將軍最後一次將大吉普開上金字塔西側的沙丘之頂。曹不僅是我北大的校友,還是海灣戰爭在巴格達結成的刎頸之交,也是開羅惟一理解我心志的中國人。與大吉普耳鬢廝磨之後,我最後親吻了我的“長腿美人”,在她的右風擋遮陽板上,我用黑色記號筆留下最後的愛意:“老兄,好好愛這無言的戰友,她到過海灣,還捱過恐怖分子的石頭……她有生命,勇敢忠誠,從不妨主。”

(此車1994年1月奉調回國,現歸新華社青海分社所有。作者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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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節 “長城一金字塔”在召喚

近幾年來,我除奉命在神農架原始森林追拍野人一年多之外,基本賦閒。外語沒地方用,車技也荒廢了許多,老朽垂死,陷入沉寂無聲的絕望之中。男人一旦失去拼命的勇氣,誰也沒辦法給他補充。

經驗告訴我,在地球上努力保持自我雖然痛苦,但未必是壞事,儘管造物主希望世界上的人類形形色色花樣越多越好,可人類自己在瘋狂殺戮各種動植物的同時,也拼命消滅自己同類中的各色者。辦公室像架龐大的水泥攪拌機,每天把水泥、石子、沙土、石灰……攪拌在一起,鑄成一團什麼也不是、可堅硬無比的廢物。把一切有生命的有機物,變成無生命的無機物。分不清誰是水、誰是泥。鄰居窗戶飄出的舒曼曲子總讓我魂不守舍,探首窗外,只有大自然才是人類生命、心智、情感的惟一源泉。生命在於運動,我渴望大自然。

中東是世界上最神奇的一方土地,具有創造三大宗教的超自然神力。如果有人現在對我說昨晚外星人把胡夫金字塔從開羅搬到了耶路撒冷,我也會深信不疑,因為這是中東。

海灣戰爭之初,我輾轉千里從巴格達趕到耶路撒冷,夾在虔誠的猶太人中間把寫有自己宏願的紙條塞進哭牆:“當好記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從此開始了我的中東攝影記者征程。也許是冥冥之中眾多神靈的庇佑,種種不可思議的機遇使我有幸親臨一些聳人聽聞的地點,接近一些世人皆知的人物。

1993年,我結束新華社中東分社攝影記者工作時,突然萌生駕我那輛歷經戰火的大吉普自金字塔出發,經開羅、塞得港,跨過蘇伊士運河,經西奈、加沙、貝魯特、大馬士革、耶路撒冷、傑拉石、貝特拉、安曼、巴格達、巴比倫……返回萬里長城下的北京的夢想。中國駐埃及公使程遠行、中國駐伊拉克武官曹彭齡對我的狂想大加讚賞。一向沉穩的新華社以色列分社社長也在我的計劃書上簽名,表示堅決參加。因為他、我和我的大吉普都將在1993年12月底期滿回國。我向上司解釋說,這樣不僅可以省了兩張飛機票和一輛大吉普的託運費,還能採訪到許多一流的“重大新聞”。

可我的上司不支持堂吉訶德式的遠征。

回國後,我出版了蕭乾先生作序的《我從戰場上歸來》,還一口氣在《世界博覽》上發表了十幾篇中東見聞,承蒙讀者不棄,許多文章還被一些大報大刊轉載。許多忠厚的好心人寫信給我,告我千萬不可住筆,由此再次激發了我“從萬里長城到金字塔”的宏願。

坐回到北大圖書館,我仔細研究了這一宏願的可行性。

首先,中國與中東有悠久的文化歷史。金字塔尼羅河、耶路撒冷約旦河、巴比倫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泰姬陵恆河印度河、長城長江黃河……其次,中國與中東各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第三,中國和中東有深厚的傳統友誼,河南開封自宋朝就有猶太人,中國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惟一無條件接受猶太難民的國度。中東各國曆來對中國友好,埃及是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非洲國家,也是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阿拉伯國家。第四,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中惟有中國人最具備橫穿中東的政治條件。我在中東時的一些白人記者朋友把我屢屢出入的一些國家視為禁地,而我黑髮黃臉卻從未碰到過真正的危險。

我除坐享上述“我是中國人”的優勢外,還有自己的特點:百先是身強力壯光棍一條,曾在盛夏沿萬里長城步行,嚴冬在秦嶺雪山抓過大熊貓。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探險,在海拔406米的死海游泳。第二,北大國際政治系、北京警察學院駕校、湯姆森國際新聞培訓中心使我具備了一定的知識技能。第三,從“飛毛腿”橫飛的海灣戰爭到中東締造和平的三年裡,我有幸經歷了全過程。此外,我是惟一單人獨騎橫穿埃及、約旦、以色列、黎巴嫩、伊拉克等中東國家並順利完成各種採訪的中國人。我曾與加利並肩在科普特大教堂做聖誕彌撒、在卡扎菲帳篷中做客、和阿拉法特勾肩搭背、吃了拉賓的石斑魚、與伊拉克總參謀長兼共和國衛隊司令拉維同桌共飲、被以色列總參謀長巴拉克稱為“最喜歡的人”,當了兩年穆巴拉克總統府攝影師,獨家獲得伊朗政府新聞採訪簽證……第四,先後在《世界博覽》等著名報刊上發表了幾百幅照片、幾十萬字文章,承蒙中外讀者抬舉,經美國的電腦網絡輸入後更加謬種流傳,在伊拉克、以色列、埃及、約旦、巴勒斯坦、利比亞受到歡迎。第五,我在中東結交的一大幫朋友會給我的夢想開綠燈。

接下來的情況令人感動,先是《世界博覽》的一位拉美華僑讀者自願解囊相助,繼而山東7位中學生將半年早餐錢省下166元寄到《世界博覽》編輯部轉我……對於這些好心人的好意我惟有堅辭退回原處、更奮力筆耕而已。接著,中國銀行海外部總經理朱華先生約我到香格里拉,詳談資助,據他說三菱銀行是中國銀行的重要客戶,三菱吉普可以出車供我遠征。只可惜主管我的上司非要中國銀行先把300萬打到新華社新中國圖片公司賬上,由此弄得泥牛人海,讓挺高尚的出使西域以銅臭沖天而夭折。使我平添嶽武穆奉詔一別朱仙鎮,“驚回千里夢,起來獨自繞階行。知音少,絃斷有誰聽”的感慨。

中央電視台“正大綜藝”辦埃及節目時,同在金字塔下喝過酒的辛少英導演讓我幫忙準備一下。我推薦了我在埃及的一幫朋友:駐埃及公使程遠行、駐埃及文化參贊王貴發、國際台記者馬為公、我開羅的新華社同事水均益。舊友重逢,重又勾起我夢繫魂牽的中東情結,現為國際台新聞部主任的馬為公仍像老大哥那樣提醒我要對自己的計劃嚴加保密,否則會引來不必要的麻煩。因為我酷似以色列名將阿里爾·沙隆,“熟知如何同阿拉伯人作戰,卻不知如何同猶太人相處”。我說我不怕,我絕無僅有的經歷是無法剽竊的。小水說他能幫我拉贊助,我感激涕零地感慨道:“水性的女人心最難測,水姓的兄弟情最堅貞。”當年,我從炮火紛飛的以色列撤下來,假道埃及回伊拉克前線,在開羅滯留了兩夜一天。當時我衣衫襤樓精神瀕於分裂,像只被火山吞食家園的大猩猩。素昧平生、僅在電腦前編輯過我寫的“飛毛腿”稿子的小水和我一見如故,喝了兩夜啤酒。他還弄來一輛藍奔馳,把我帶到尼羅河西岸的露天酒吧飽覽夜色,樽前共敘弟兄情,拿尼羅河當易水,風蕭蕭兮為我送行,使我緊張的神經在斯代拉酒精麻醉下短暫鬆弛。他當時好像不很開心,酒後大有乘風西去之意,果然日後鳳棲梧桐去了中央電視台。

報刊讀者數以萬計,可電視觀眾是以億計算的。戰爭期間,我的頭像登在《人民日報》們上,成了紙上的英雄而有脫離群眾之嫌。現在又被電視們一訪,把頭伸進人家窗戶大談各種冒險。於是各路朋友接踵而至,先是日本本田汽車公司中國代理戴天鳴老闆對我的“長城---金字塔”大感興趣,只可惜本田只出轎車而從不造大吉普。接著有人送我一輛舊吉普,解放軍裝甲兵學院免費幫我把這輛吉普整修一新,旨在勉勵我為中國人爭光,早日踏上西去之路。北京切諾基的幾位朋友也有意參加,可這些汽車都無法達到初駛里程一萬公里無故障的標準。

使我美夢從空想到科學的是原北京電視台台長,現任北京有線電視台總編輯的裴有權。這老兄年輕時也是個不要命的攝影記者,既屬同行,又是前輩。聽說我在不斷的夢想中生活自然喜出望外,大有提攜後進之意。幾經點撥,我茅塞頓開,恍然大悟從“萬里長城到金字塔”的文化意義。

裴老總稱,“從長城到金字塔”的費用不必我管,我惟一要做的是撰寫一個每集20分鐘、共20集的電視劇本。無奈我生來一個尖屁股,對橫衝直撞地衝鋒陷陣毫無懼色,就怕坐在屋裡“策劃”,能力不足之外,還總覺得“策劃”一詞離陰謀不遠,都是我被別人陰謀策劃怕了。北京有線電視台影視部年輕有為的主任周林,自己掏腰包請我喝了三頓酒,旨在我酒後意氣風發將腳本一揮而就。可我每飲必醉,醉而不醒,所以腳本至今還沒寫出來。因而我的經費也始終沒有到位,不知是否有人願意資助而不必經過令我頭疼的繁文褥節。

有人勸我不要去冒險,可哪知對我而言,沒有危險的生活不會有生氣,危險和恐懼本身就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人生經歷遠比所有書本上的道理偉大、重要得多。我們不必盲目忠於那些我們本來並不瞭解的人和事,像只綿羊亦步亦趨。持續的和平生活讓我閒肌難耐,任何人為的善意阻攔都動搖不了我心中的“長城--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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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節 我在北大的陽光裡



2月28日北大南門,風入松書店《北大往事》發行式上,我正神氣活現上躥下跳圍著季羨林先生拍照,突然腦後飛來一掌,原來是宣傳部趙老師,命我十天之內作文一篇,獻給母校百年華誕。誰都知道我這人既無文采,更無寸箭之長可獻,上學時異想天開四處叫囂世界大戰,只給國政系丟人現眼。環顧左右學長師兄,眾目睽睽已無法遁形,只好領命。可回家思前想後搜腸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筆。

一直到現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餓,那時候每天晚飯吃五個饅頭還頂不到晚上十點,跑回宿舍發現掛在床頭毛巾口袋中的饅頭被同屋的餓狼吃了,僅剩下搪瓷飯盆空空如也。於是我自己也像覓食的猛虎悄然潛行,見別人桌上有什麼吃什麼,連大茶缸裡的涼水也不放過。

現在的大講堂當時是大飯廳,名曰飯廳可整個飯廳連一張桌子都沒有。三千多人都蹲在地上雞啄米般地進食,場面十分壯觀,遇有人行走飛沙走石拖泥帶水也沒人叫喚不衛生。大飯廳西北角承受圓拱形大梁的柱子下磚頭掉了,露出一尺見方的窟窿,是我藏飯盆的地方。那時大飯廳連存飯盆的地方都沒有,所有學生不知為什麼都用毛巾縫個口袋,裝上吃飯的傢伙,裝在書包裡或提在手中叮叮噹噹地四處亂走。據說這源於大革命中的串聯,屬於我軍光榮傳統。當時79級以上的學兄學姐大多上山下鄉經歷過大革命,令我們這些剛出校門的萬分景仰。偏偏我們37樓432與434一脈相通是個大套問,烏壓壓12條漢子幾乎都剛離開高中不久,嘯聚山林與兄姐們分庭抗禮,自稱“西部財團”。為安定團結,系裡調了一位二十五六歲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鋪,加強黨的領導。

這老兄名叫王青松,來自河南信陽,原是地委機要幹部,現為我班團書記。舉手投足透著重權在握的穩重,自然更讓我們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覺翻身都輕手輕腳心懷敬畏。

他也時不時地與民同樂,甚至和我們比賽俯臥撐,可總是不得要領有些隔閡。尤其是他十分用功,每天后半夜方肯歸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臉燙腳悠然而睡,天長日久犯了眾怒。先是有人在門框上放皮鞋、笤帚砸他,以後加碼到一盆涼水。人多勢眾爭強鬥狠,最終將學校發給每人一個的12個方凳同時翻過袈48條腿一齊朝上碼在地上,我身居上鋪負責拆去管燈憋火,黑燈瞎火摔他個鼻青臉腫,他也不急。

當時沈仁道老師還未調到北京市當政協主席,仍在國政系講《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他講到選舉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權利。偏巧這時團支部改選,各位同學半開玩笑地行使了一把民主,不想真把他選下去了。事後我們都挺後悔,覺得玩笑有些過火。

幾年後,我分到政法大學教書,學校請來一位門徒200萬的石松大師傳授氣功,大師一口氣下去從書記到校長上千人滿地亂爬。我聞訊忙背上相機趕去拍照,不料大師竟是王青松。他站在台上高聲斷喝:“眾徒兒散開,來人是我同學。”還是那口信陽鄉音。言罷把我拉上台握手擁抱,讓信徒們萬分羨慕,感動得我真想也趴在地上。二

1979年,我是稀裡糊塗進北大的,“師曾參之孝”全為我那九十多歲的爺爺。我爺爺兄弟倆全是戊戌變法由秀才舉人搖身一變進京師大學堂的,爺爺的哥哥畢業於仕學館,爺爺畢業於文科中國文學門。他教導我說凡是上過這所學校的人都勇敢誠實、科學民主、濟世救民……就是失業找工作也比別的學校畢業生容易。在爺爺高瞻遠矚的監督下,在填寫志願時我寫上一句“服從北大分配”。其實當時我更想報考石家莊高級步兵學校,像所有多夢的中學男生一樣,幻想當個巴頓、古德里安式的坦克師長。為能和爺爺歷數的蔡元培、胡適、李大劊、陳獨秀、毛澤東、魯迅兄弟攀上校友,我咬著牙進了北大。

開學頭一個星期天,我們宿舍全體到校園裡拍紀念照。

北大素有拍照傳統,六十多年前劉半農就在此創建中國第一個攝影團體——“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廟前,我們與長眠於此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合影。斯諾早年在這裡教過新聞、用相機記錄過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歐戰成名的名記者蕭乾就是他的門生。在北大37樓432宿舍的棉被裡,我用飯盆沖洗了平生第一個黑自膠捲。

在國際政治系,我始終算不上專心致志的學生,各種火炮的口徑、射速和發射方式遠比種種拗口橘詐的政治詞彙更令我神往。歷史系羅榮渠、國政系王炳元的戰爭史我最感興趣,偶爾還跑到紅山口的軍事學院去偷聽。好在北大民主科學、自由容忍,於什麼都沒人管,各班沒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這樣不務正業的流寇四處亂走,邊走邊聽。

1992年在班加西,我與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為我在北大讀過他的《綠皮書》。天長日久校園內漸有虛名,物理系79級一位姓黃的學兄慕名而來和我探討航空母艦的前甲板,力學系去38軍坦克6師考察,也捎上我。儘管我也亦步亦趨跟在同學屁股後面鑽圖書館,可“其東走者同,所以東走者異也”。拋開老師開的必讀書目,英國《簡氏武器系統》、《簡氏艦船年鑑》等成了我的寵物,一套“時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尤令我終生難忘。我被歷史照片無與倫比的說服力所震撼,由此對課本中種種費解的闡述產生懷疑。

在北大圖書館,一個叫羅伯特·卡帕(RObertcap)的戰地記者闖進我的生活。這位18歲考人柏林大學政治系的小夥子一畢業就趕上納粹上台鎮壓學生,他身背相機逃往西歐,與海明威並肩參加了西班牙內戰。二戰中卡帕拍攝了包括諾曼底登陸在內的所有重大戰事,他的朋友從乞丐到美國總統,從英格麗·褒曼到巴頓將軍……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響地雷,還不忘最後一次按下快門,含笑死去。

我把卡帕的好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翰·斯坦伯格為他寫的悼詞抄在日記本上:“他不僅留下一部戰爭編年史,更留下一種精神。”

兩杯黃湯落肚,我總是產生我是卡帕轉世的錯覺,彷彿我真的經歷過卡帕經歷的一切,連身上的臭汗也帶著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點千真萬確,我們倆都在18歲進了名牌大學政治系,同樣狹隘自負,堅信只有相機才能記錄歷史。三

1983年北大畢業,家住美國加州的二伯問我需要什麼幫助,我毫不猶豫他說:“給我買台好相機!”以後,我揹著這台相機在中國政法大學教了四年學生。校長江平、黨委書記解戰原看在校友面上對我照顧良多,而在校刊上不斷刊登我照片的編輯正是同年從北大分來的校友查海生,以後才知道他就是著名詩人海子,1989年在山海關臥軌殉詩。

扭轉我教書生涯的是我和海子的同學,也是同一年從北大分到政法大學教書的沈紅,她對我“痴迷的攝影癖”大加讚賞,建議我去投考新華社攝影部。與此同時,我考中了《中國青年報)國際部。當時該報正籌辦《青年參考》,負責這件事的段若石正是比我高兩級的師兄,同一個系的學生主考,我自然在應試者中穩拔頭籌。但我最終放棄了《中國青年報》,因為我更想當“橫行世界”的攝影記者。我的同學穆曉楓當校學生會秘書長時,我給他當過記者,由於痴迷攝影居然還當選為校學生會優秀幹部。他與我同學四年,堅信我有從事新聞事業的勇敢誠實,而且生來一張直腸子驢才有的大嘴,最適合去新華社。

新華社攝影部一大幫正副主任中至少有三位北大畢業生,先民主後科學,最終面試猶如王八瞅綠豆。一位姓謝的副主任還隨手送我一隻三條腿的泥蛤蟆,意在勉勵。主任徐佑珠則一再把我投放到災難、探險、暴亂乃至戰火之中。

我以行動敏捷不畏刀劍日夜工作獨家新聞而屢受社長褒獎。後來才發現社長郭超人竟是《精神的魅力》中“順”走北大一把鑰匙的北大學長。此後徒步長城、可可西里探險、秦嶺追熊貓、神農架找野人處處離不開北大前輩。

1990年12月,海灣戰爭一觸即發之際,我單槍匹馬經伊斯坦布爾、安曼闖入巴格達。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鄭達庸神態凝重,正在屋頂上畫五星紅旗以防挨炸,對我的貿然前來並不歡迎。我能理解這位北大東語系高材生的心情,他必須為在伊拉克的每個中國人的生命負責。海灣危機以來,鄭大使已組織上萬人馬經約旦回國,而我卻逆人流而入給大使添亂。我現在仍保存著一張攝自巴格達西北魯特巴的照片,一個直徑十多米的大彈坑旁,站著大使鄭達庸、武官曹彭齡(東語系畢業)、武官助理李天天(法律系畢業)。

曹彭齡將軍不僅北大畢業,還是北大世家,其父曹靖華當過北大俄語系主任。將軍雖為武人,可著作頗豐,這也許是家學淵源所致吧!戰爭中曹武官對我處處照顧,源於北大民主科學教育傳統,我們關於戰爭態勢的分析也較為一致,忘年的管鮑之交至今令我心醉。

戰時跨國界流動採訪,除人地生疏語言障礙外,戰時法規、新聞審查、散兵流彈都會使孤身一人的記者陷入災難。

在挨炸的巴格達拉希德飯店,我與另一位北大校友、日本記者河野徹不期而遇。河野是日本共同社國際部記者,早稻田政治系畢業後在北大進修中文,1989年在北京與我一起工作過。從此,整個戰爭期間我們生死與共,同行同止,分享新聞線索,直到他奉調去科威特。那天在約旦一家小酒館,河野含淚把一大包止血繃帶和美軍戰場急救用品塞給我,酒氣沖天珠淚滿面:“剩下你一個人千萬別太猛。要多想!鋼盔、防彈衣、防毒面具要隨身帶。要活著!活著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見面呀!”四

和平中的生命有時比在戰爭中更脆弱,許多比我年輕為學弟學妹不幸先我而去。我採訪過的生物系81級曾周是在秦嶺研究大熊貓時摔死的,是他家的獨子,佛坪饅頭山下有他的碑。十年前地理系柴慶豐勇鬥歹徒,被流氓一粒氣槍子彈擊中大腦暴亡,我和北京市公安局代局長劉鎮山、刑偵處長張良基率一幫警察追到天津,才把歹徒緝拿歸案。

以後道聽途說知道舒春死在新加坡、遊進死在四川、戈麥自沉萬泉河、駱一禾在行進中倒斃……這還不算因癌症病逝的溫傑,他是我北京十三中的同學,後進北大,是中文系81級的學生。與我同年分到中國政法大學教書的名詩人海子在山海關臥軌殉詩。國政系80級比我晚一年分到政法大學國際政治教研室的學弟樸京一,徑直地爬上教學樓頂,跳了下去……一位學兄稱北大那片園子裡出來的人智慧而脆弱,一點呼喚可以使他飛揚,一點漠視便會瓦解他的生命。

1990年我在海拔5000米~6860米的可可西里無人區探險,開吉普住帳篷,持續半年的高寒、缺氧、強輻射使我患了右心室肥大紅細胞增多症。長期沒有新鮮蔬菜,嘴唇裂開一道道血口,高高腫起,腦袋由於缺氧幾乎炸裂,幾次想一頭撞死。

在我覓死不成的昏睡中,始終照顧我並和我同宿一頂簡易帳篷達半年之久的《民族畫報》攝影記者凌風,就是位短小精悍的北大師兄。他畢業於中文系77級,卻有一手修手錶修相機的絕技,探險隊許多精密儀器都被他妙手回春。

在野外這可是頭等求生技能。這位學兄不僅修機器而且修人,正是他鼓勵我為他太太、北大師姐任幼強主編的《世界博覽》寫些親歷,由此我的北大圈子越滾越大,由中東而北美,到現在都未能住手。

15年前我離開北大時眉清目秀侃侃而談滿臉燦爛,現在是委靡不振滿嘴粗話,一聽見警報聲就想臥倒。開羅和平醫院說我患了戰爭持續緊張壓力綜合症,也許等上十年八年,也許終生恢復不了。儘管我右腿肌肉萎縮,可無礙我馬奔雀躍地四處亂跑,去年還一人開車環繞美國。技物系學長鄧樸方送我個獎盃,上寫:“師曾校友,老弟可畏。”我猜想當時自己一定猙獰可怕,窮兇極惡。人過七十古來稀,即使以活70年計,也不過25550天,少得讓人害怕。人生總有一死,無法控制生命的長度,可讀書走路可以體驗人生的深度和厚度。為此我探險同時珍愛生命,打針吃藥頑強地活著。

1994年“一二·九”,北大團委書記王登峰把我弄到辦公樓給學弟們講述我的故事。站在司徒雷登訓過話的地方指手畫腳,我一派胡言不敢正坐。北大獨有的教育體制幫我辨認出自己潛在的個性並得以發展,科學讓我受益,民主給我希望。每當遭受挫折心情不佳,我都會哭喪著驢臉躲回北大,狂奔一番、大哭一場,看看和我一樣的北大同類。

民主、科學、自由、容忍,再勇敢誠實地面對人生。

【全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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